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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二十二

又逢知音

刚到城规院不久,院里就派父亲与兰州市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任震英先生去上海、杭州、肇庆、桂林、昆明等地,对当地的规划工作进行调研和考察。父亲与任震英先生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为自己在晚年能结识任震英这样的知音而喜不自禁。

任震英先生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他的表情好像永远只会笑,不知道什么是哭泣和忧愁,一副欢喜佛的模样。听父亲讲他的故事,我常觉得难以置信。他一生几乎都在风刀霜剑中穿行,他的机智敏捷,他的侠骨柔肠、刚毅顽强,都让我无法与他那笑眯眯的眼睛连在一起。

“他的一生,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是人生难逢的高士奇才!”父亲用最富情感色彩的语言形容任震英先生。当我知道著名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主人公是以任震英夫妇为生活原型时,更增加了我对走入父亲晚年生活的这位长者的好奇与崇敬。

任震英比父亲年长三岁,生于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1933年在大学加入共产党,和1935年入党的未婚妻侯竹友为抗日救亡出生入死。他们为哈东游击区秘密运送药品。他们出版地下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他不顾安危,去狱中探望战友、后被日寇杀害的烈士赵一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扮作富商贵妇,从火车站接回来哈尔滨治病的游击队员“小孟”同志,病愈后又帮他安全撤离。解放后他们与“小孟”重逢,才知他就是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的韩光同志。因任震英、侯竹友的名字已上了日寇的通缉令,他们奉组织命令离开哈尔滨,在北平“大洛春饭店”举行结婚典礼,并以基督教仪式为掩护,把婚礼变成东北中共地下党人的大聚会。为掩护遭日寇追捕的战友,任震英自己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不动声色地以基督徒身份为掩护,将《圣经》倒背如流,虽被汉奸监视亦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出狱后,奉中共地下党命令,夫妇二人离开北平,拟取道西安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命令任震英夫妇火速赴兰州互助巷2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伍修权及谢觉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任震英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的重要任务是与驻兰州的苏军代表处紧密配合,完成中苏两党间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合作。

兰州解放前夕,黄河大铁桥被战火损毁,严重影响大军西进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将军忧心如焚,找到中共地下党员任震英。任震英带领二百多名工人及技术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在燃烧的铁桥上抢修了八天八夜,保证了大军顺利挺进青海西宁。

兰州解放后,任震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工作。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放下枪戟就成了一名能在图纸上纵横捭阖的出色建筑师、规划师。他先后担任兰州建委秘书长、兰州建设局局长、兰州规划管理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解放后三年里,他领导了全市性的大地测绘以及有关兰州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的调查分析研究工作。同时,他开始编制兰州市1954—1974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份被国家批准实施的城市规划蓝图。这份蓝图在1958年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城市规划展评会”,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

就在他随周荣鑫同志率领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载誉归来时,迎接他的竟是一顶将他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的“右派”帽子。“右冠”来自何方?任震英何罪之有?一律不明所以。1935年入党的妻子侯竹友义愤填膺,痛心疾首,要越级去上诉。

任震英制止她说:“我们参加党时就跟党同心同德,出生入死都不叛党,和平年代怎么会反党呢!”他安慰妻子,“你要相信党,相信我本人。戴着帽子,就是我不翻案,将来会有人给我翻的。”

新上任的兰州市党委书记王观潮找到他说:“希望你别倒下去,继续为党工作。”并指着白塔山问他,“如今这山头还是秃的,你能不能让白塔山变公园呢?”

“我能。”任震英说,“我可以立军令状。”

白塔山高一千七百米,荒山秃岭上只有一株树。山下的金城关曾是古要塞,丝绸之路穿行其间。“有山不长草,干山和尚头,夏天一场雨,黄水如野牛。”他集指挥、设计、放样、施工于一身,十三个月里与工人、技术人同甘共苦,将荒凉的白塔山建成了有三组建筑群构成的古典民族建筑园林,如今已成为著名的兰州白塔山旅游景观。

父亲来到兰州,站在白塔山上极目远眺,对任震英说:“兰州是你的代表作,白塔山则是你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笔!”

任震英有着和父亲相同的遭遇,但他经历的苦难,遭受的不公,要远远甚于父亲。且不说他不明不白地当了“右派”,在“文革”中双脚被插进酒糟车里游街,被反绑在大街的电线杆上示众。1966—1974年之间,整整七年零三个月,他被送进红古“五七干校”劳改,没有自由,不能回家。他受的奇耻大辱,令人悚然。他却在逆境中以诗言志:夜深常不寐,思路入迷津。身为牛棚客,永志马列人。冬云暂蔽日,长安梅又春。

父亲和任震英先生于1979年一路南下,谈起对当地规划的意见,经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是任先生的意见尖锐中肯、鞭辟入里,但字字出自肺腑,事后又绝无呶呶哓哓的纠缠不休。父亲说,任震英的轩敞豁达,磊落光明,让他如沐春风。

初夏时节,父亲和任震英一行到达杭州,参加杭州总体规划的讨论。杭州的老人们说,过去的西湖水可流入浣纱河,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柳垂金。可如今,这条河被填死,成了防空洞,又完全不起人防作用,成了蚊子孳生地。浓烟滚滚的水泥厂、炼油厂把大运河变成一条黑河臭河,河面的浮油足可点火。被单位、疗养院、工厂占用的西湖风景区形成“封建割据”局面,致使诸多景点无法对游客开放。

任震英提出,被填死的河道应当恢复。“东方威尼斯”的河道水系本应是杭州一大特色,搞规划就是要搞有本地特色的东西。沿河道可建绿化带,水边公园。炼油厂、水泥厂等污染厂家务必迁出,以净化运河水质。西湖边拟建的十六层宾馆应当改为六层,风格要与西湖的建筑风格协调。“如果搞一堆洋式建筑,人家国外旅游者来这儿干什么?人家是要看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你们到美国纽约去旅游,不会是为了去那儿看紫禁城吧?”

父亲为他擂鼓助威,壮风鼓浪。父亲也说:“各单位占用西湖风景区的‘封建割据时代’应该结束了,还景于民,义不容辞。杭州不仅是杭州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她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杭州的规划不是要建杭州城里的风景区,而是要建风景区里的杭州城;应该有大格局,大眼界,应把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考虑。建议东起宁波,西至千岛湖,再到黄山脚下,沿着钱塘江、富春江开发旅游业,形成一个丰富多彩,风景如画的旅游系统。”

在《梁陈方案》中,父亲与梁先生一再坚持要保留北京的特色和个性。几十年来父亲憋在心里的话,任震英不仅大声地说出来,还大张旗鼓地写出文章,做讲演,抨击城市建设中破坏生态、践踏历史文化的劣迹恶行,他说:

“1967年到1972年间,桂林就有1935亩风景园林用地被38个单位占用,由于漓江水被污染,水上的鹭鸶也不知去向了。杭州西湖风景区被22个工厂、16个医院、休养院和3000多户市民占用,50多个风景区只能看到二十几个,著名的“柳浪闻莺”已变成“黄莺不知何处去,柳浪依旧笑春风”。苏州的大小园林庭院,建国初尚有188座,现在只剩下15座可以开放。昆明滇池是西南高原上一颗明珠,如今有1.1万亩水面被围湖造田,产量不高而且荒芜。很多风景区内盖起了工厂企业、庞大的宾馆等高层建筑,不仅破坏了风景,而且降低了它们的游览价值,致使城市特色被完全淹没,好端端的城市成了高楼大厦的堆积场。无数城市都是一条大马路,两旁两排列着车厢式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密不透风,千城一面,毫无个性,毫无特色。”

“那种忽视、糟蹋、以至摒弃传统特色的蠢事不能再干了!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自然.建筑.城市’的关系,使城市环境从局部到整体,从内容到形式达到有机的统一。济南大明湖郑板桥的一幅‘竹’画上有十八个字的题词:‘一节一节一节,一叶一叶一叶,浑然一体玲珑。’我们在市区和风景区内搞建设,就应当使‘一楼一堂一阁,一亭一台一榭,浑然一体玲珑’。不要一提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高速干道、多层立交、多层地铁,以至地下城市、水下城市、海上城市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才是环境质量的最高层次,也是现代化城市的最高标志,不然就是地地道道的暴发户。”

这些话出自一个老共产党员之口,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父亲为之激情澎湃,击掌叫绝。父亲说,“在民族危亡抗日战争年代,任震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抢修黄河大桥,任震英是大智大勇的英雄。解放初在贫瘠的不毛之地建起兰州新城,任震英是才情纵横的建筑规划大师。‘反右’后在蒙受不白之冤中,无怨无悔地建成白塔山公园,任震英是忠肝义胆的赤子。能与这样的豪杰壮士为友为伍,是上苍之馈赠,人生之大幸。”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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