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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二十一

与梁思成先生的永别

我考上北大那年,父亲对我说:“去清华看看梁伯伯吧,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小时候,梁伯伯没少为你操心。知道你考上北大,他一定会高兴的。”

北大开学不久,在清华十二公寓的梁家客厅里,我见到了久别十多年的梁伯伯和林徽因的母亲林外婆,却没见到其他人。得知我已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梁伯伯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然后笑着说:“今天不会给我梳辫子了吧?”他指指自己的头说:“看看,梁伯伯现在不仅无发,而且无耻(齿)!”

我当时转不过向,怎么说自己“无耻”?是不是我听错了?忽然想起“耻”与“齿”谐音,才忍不住大笑起来,进门时的拘谨与忐忑一扫而空,仿佛我从没有离开过梁伯伯,仿佛又回到了牵着父亲和梁伯伯的手,下午茶之后在清华园一同漫步的日子。梁伯伯取出一只饼干桶,又拿出一只小碟子,从铁桶里取出一块月饼,别转头问我说:“还只爱吃计司条吗?连你爸都能吃细八件,你怎么就不喜欢吃中式点心?改造得不好啊,小丫头!”

“梁伯伯记性这么好!”我说,“别说中式点心,我现在连吃糠咽菜都不眨眼!”

我的话好像突然点到了某个穴位上,梁伯伯手里切月饼的刀停住了。少顷,他把一块切成四瓣的月饼端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记得你叫 ‘小酱油精’吧?你这小东西真奇怪,怎么从小爱吃咸的。我特地给你挑了块火腿月饼,不太甜,尝尝吧。”

我和梁伯伯一起吃着月饼,聊着天。他问我班上有多少工农出身的同学?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占多少比例?我说自己是全年级唯一“右派”子女时,他又沉默了。临走时,他千叮万嘱我要向工农同学学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可以有骄娇二气,“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运气,好好努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还有——”他拍着我的肩头说,“向爸爸问好,还有你的全家。”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伯伯。

1971年年底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父亲来到北京医院。从十几年前“反右派”的批判大会至今,父亲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了。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

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文革’后梁思成健康恶化,周总理指示送梁住北京医院治疗。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十四年啊!十四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

父亲在他《忆梁思成教授》的文章里则说:“在以后‘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林洙先生为关照和爱护梁先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1971年末,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我想,父亲把梁先生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把无数句梁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是梁先生心中的一个结,系在他自己的心里,也系在他和朋友之间。就像中国写意画中的留白。

重启规划

1976年,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浩劫之后新时期的春天。这是比中国人经历的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十年。所不同的是,无数逝去的生命,并不是倒在异族侵略者的炮火枪口之下。

李正冠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可能是开玩笑,他曾对父亲说:“你到北师大英语系来当教授吧?”

父亲笑道:“那要让英语系学生先学会宁波话了!”

1979年,父亲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授等职。

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二十二年之后,父亲才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规划专业岗位。在建筑设计院情报室,面壁十七年;十七年磨一剑,该是扬眉剑出鞘的时候,可父亲已是六十三岁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父亲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授人予鱼,不如授之予渔。”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马丘比丘宪章》,他是第一个把《马丘比丘宪章》翻译成中文的建筑师。就如他含冤九泉的挚友程应铨一样,程应铨也是把《雅典宪章》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位建筑师。署名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翻译的那篇《雅典宪章》,由于程应铨的“右派”帽子,他连署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是全世界从事建筑与规划事业人们的共同宗旨与纲领。父亲把这两篇译文同时发表在1980年第4期的《建筑师》杂志上,是父亲对程应铨的纪念,也是父亲与程应铨的缘分。为此,父亲亲自写下了《〈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评述》。

对于全民在建筑规划学方面的盲目与无知,程应铨付出了身家性命,父亲付出了自己二十七年的“右派”生涯,占他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不该再有前仆后继的牺牲者了。对规划科学的重视和理解,也是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今天都说城市是一个地域的名片,这张名片的优劣,关乎该地区的生产、居住、科技、文化等综合素质的水平。

李正冠多次与父亲讨论过建筑理论的研究与“扫盲”。“规划规划,空话空话。”“三年订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

1960年,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2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改为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强调只搞研究工作。

1964年,经委取消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并入规划局,编制由四百人压缩为一百人。1965年进一步压缩为三十人。并硬性规定,只限于搞规划研究,不领导规划业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规划完全被取缔。直至1973年9月,在合肥召开的部分省市座谈会上,讨论了《加强城市规划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的暂行规定》、《城市规划居住区域用地规划指示》三个议题之后,自1960年以来整整停滞了十三年的规划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可以十三年完全没有城市规划方面的领导机构,完全视规划为无物,岂能不让世界为之愕然!

多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所谓规划就只是管规划的人,手里掌着批地皮的大印,譬如卖肉的手里抡着切肉的刀,根据关系亲疏远近、利益厚薄多寡,在肉案上看准部位下刀。这也使规划部门成为最有油水的肥缺。至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鲜少有人问津。

我1974年底调离辽北的山村中学后,曾在大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数年,接触过不少市、地建委负责规划的大小领导。谈及规划,就是见缝插针批地皮、盖房子罢了。父亲认为,首先应该让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了解,规划是一种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规划在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中国作为世界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什么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要遵循的共同准则,每一个国家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1928年,“现代国际建筑会议”(Congre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Modern ),简称“CIAM”,在瑞士正式成立。该组织成为国际建筑师中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组织。1933年,来自各国的CIAM成员,即建筑师、规划师、教授及著名艺术家、文学家们,在一条往返于巴黎与马赛的游轮上举行了会议。他们在帕提农神庙下一座大学里讨论了被命名为《雅典宪章》的著名纲领。这个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

1977年12月,来自CIAM的世界各国建筑规划界精英们荟萃于秘鲁的利马(Lima),围绕《雅典宪章》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讨论,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新历史时期的《马丘比丘宪章》。

12月12日,与会代表在秘鲁大学建筑规划系师生及其他见证人的陪同下,来到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表达了他们在今后的建筑与规划方面将要倡导并遵循的新理念,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与措施,推进并加速新理念的实施。

《马丘比丘宪章》指出:“马丘比丘诗人帕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曾以他卓越的诗句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绘成‘最高大的熔炉,它长久地熔炼着我们的沉默’。我们这些聚集一堂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肩负着冲破沉默的重任。本文件是我们共同心血的结晶……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形势,要求对《雅典宪章》进行一次修订。我们的成果应当成为各学科之间进行国际交流的课题,希望一切国家的知识界、专业人员、研究院和大学都加入研讨……

“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意义非比寻常。雅典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马丘比丘是世界另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是世界上启蒙主义思想及简单逻辑所不能囊括的一切。”

《马丘比丘宪章》就城市增长、住房问题、交通运输、土地使用、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文物与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工业技术、设计与实施、城市与建筑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科学精辟的分析,也提出了各国政府、建筑师规划师应当共同遵守的规则。《马丘比丘宪章》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

“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礼赞,由于它的恢宏,也由于它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它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丰碑。本宪章就是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虔敬谨慎地提出的。”

《马丘比丘宪章》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的视野与襟怀,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关注该宪章对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等方面的呼吁。虽然这仅仅是起点,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起点。

为了首先对领导干部进行城市规划方面的教育,父亲所在的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举办了全国市长学习班,旨在指导与推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父亲对此称赞不已。他多次说:“一座完美的城市就是一部壮丽恢宏的交响乐,而城市规划是乐队指挥和演奏者谱架上的总谱。没有它,指挥和乐队就会一团糟。无论是提琴手还是黑管或长笛的演奏者,你个人的技巧再高,你的演奏再美轮美奂,如果你不听指挥,不照总谱去演奏,你就破坏了整个乐队的完整,你就应该出局,因为你不配加入一个完美的交响曲。”

搞城市建设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科学规划的城市,各建筑物割据一方,以标新立异、彰显自己为宗旨,全然不顾总体的和谐统一,完全不顾及他人,只能是恶形恶状的极端个人主义,野蛮而粗鄙。父亲称之为“不懂礼貌的建筑和不懂礼貌的建筑师”。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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