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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二十

离散西直门

1968年夏天,在北京女八中读初一的妹妹弥尔突然来到北大。

“设计院造反派把家占了。”妹妹把我从女生宿舍叫出来,惊恐无助地对我说,“赶快回去看看吧,姐。”

“把咱们家弄哪儿去了?”我问。

“西直门内大街,一个大杂院儿。”

我一声不响地跟妹妹骑上车,径直奔向我们的“新家”,西直门内大街120号,一座临街的大院子。出门口就是十一路无轨电车站,向东走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新街口。

跨进早已不成章法的院子,里面被各种违章建筑切割成“地道战”里迷魂阵般的巷道。在一条仅能通过两个人的窄长巷道边,我找到了未来的“家”。两间一样大小的东、西向房间,每间面积约十六平米。朝西的墙上,高处有两扇跷起脚都够不着的小窗,朝东的方向虽有门窗,却被前面人家房子的后墙挡得严严实实。这是两间几乎不见天日,连白天也得开灯的房间。家具,被褥,锅碗瓢盆……屋里完全没有插脚的地方。

“厕所在哪儿?”我问妹妹。

弥尔指指门外,“厕所在院子里,水龙头也在院子里,都是公共的。”

“妈妈呢?”我问。

弥尔摇摇头,“不知道。我去北大的时候,妈还在家来着。”

母亲和弟弟回来了,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母亲的脸上没有泪痕。平时,她容易为一点小事落泪,也处处谨慎小心。但每当家里天塌地陷时,她总是一滴泪也没有,仿佛她能把一家人护在身后,仿佛她的肩膀能担得起大山,胸襟能容得下江河。

“来,你们两个男子汉!”母亲指着大弟和小弟,“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房间正中,上面盖好报纸。”又拍拍我的肩膀,“你跟我去调灰浆颜色,我们两个刷墙。你——”她对弥尔扬扬下颏,“你给妈妈和姐姐打下手,方方和小弟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帮忙。”

大弟陈方朝妹妹做了个鬼脸,“别干站着啊,小催把儿!”

母亲先打开一大包“六六粉”,沿墙角撒了一圈,“谁知道这房子什么人住过,先消消毒。”她边撒药粉,边对我说,“如果看见墙角有缝隙或洞,就加点水和石灰把它抹死,免得生虫子。那包是石灰,刚买的。”接下来,母亲带我去院子里的水龙下接水,在一大桶调成稀面糊状的白色灰浆里加了一点点孔雀蓝色的颜料,“这儿的光线太差了,全是白色又显得太单调,加一点点蓝,显得清爽。”母亲说。我跟着母亲一上一下地拉着手掌宽窄的毛刷,母亲刷第一遍,我刷第二遍,妹妹端着一小盆灰浆跟我们移动着脚步。因为面积不大,一会儿就把一间脏兮兮的房间刷得耀眼明亮。母亲说:“不管什么样的房子,都要靠人住。有的人,再好的房子也住不出味道。就是把咱家赶到地狱,也要在地狱里住出个人样儿!”

很快,两间房都刷好了,家具也就绪了。

母亲在一面只有一扇小西窗的墙下放了两张单人弹簧床,中间的床头柜上立着一盏青花瓷瓶灯座的台灯。床尾是一大两小对面放的沙发。沙发边上立了一面书柜,东窗下是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另一间屋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有小西窗的墙下放了一排叠得与墙一样高的樟木箱。为了遮丑,箱子前挂了一面墙的布帘子。帘下是双人床。东窗下那只黄花梨长餐桌占了很大一部分面积,东窗的另一面是液化罐煤气灶和一只放锅碗瓢盆的橱柜。整整十年,卧室和厨房同处一室。即使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东北农村,再贫苦农民家的灶间也从不和卧室共处于同一空间之中。母亲仍是积习难改,非要每周浆洗床单枕套。整整十年,无论冬夏,都要到户外的公共水龙去浣洗衣物,直到父亲1979年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父母才迁出了那个大杂院。

就在那里,五个孩子先后离开了家。

大哥随建工部去“五七干校”时,带走了妹妹弥尔和小弟宪庆。

大哥说:“现在环境太乱,万一弟妹走邪道儿,我当大哥的要负疚一辈子。爸妈已经自顾不暇,我把他们带在身边,心里踏实点。”他带走了弟弟妹妹,背负起了一份兄长的情义和责任。无论对工作和事业、对父母或手足,也无论是对妻子和儿子,大哥都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男人,也是一个从不苟且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就在大哥即将带弟妹去河南干校前夕,原东光路邻居家一位端庄贤淑的姑娘走进了大哥的生活。那是我家生活中最黑暗的日子,但那个姑娘无怨无悔地成了我们的嫂嫂。嫂嫂的名字叫唐立苏,她母亲的外祖父是清朝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先生。嫂嫂的外祖母把家中的宝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给了政府,得到的报偿是东光路的两套房子。于是,我们和唐家成了邻居,最后成了亲家。在大哥去干校前,嫂嫂和大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哥在河南干校的日子里,嫂嫂默默地担起了照顾父母的责任。嫂嫂不娴于辞令,但心地善良,浪漫而又充满艺术气息。无论生活怎样艰难拮据,她都会让简朴的生活充满情趣。即使下午在一起喝一杯清茶,她也会在餐桌上铺一块整洁的台布,拿出一套洁净的茶具,在淡淡的茶香中,她缓缓坐到琴边,无言地为你弹奏一曲《少女的祈祷》或《献给爱丽丝》。于是一杯淡淡的清茶就变成了玉液琼浆。

大弟陈方去了内蒙插队,我则于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北清源县一个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小山村,当了五年山村中学的教师。那五年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为我的人生掀开了绚丽厚重的一页。

孩子们离家后,大弟陈方最先穿着老羊皮袄回到那个没有阳光,但生活着年逾花甲的父母家。没有钱买火车票,他跟几个知青弟兄扒火车东躲西藏地蹭回了北京。一场大病险些让他死在风沙遍地的内蒙,是知青弟兄们的日夜守护,让他捡回了一条性命。母亲说:“他扛回了一袋自己种的小黄米,用一条剪下来的裤腿当米袋,因为常跪在地里干活,另一条裤腿已经破得无法缝补了。”而吴然的妹妹珊珊,也捧着一只旧蓝花布罩衫袖筒缝制的米袋,走进了曾给过她亲情和温暖的“蓓蓓妈妈家”。她不无得意地告诉“蓓蓓妈妈”:“小米是自己种的,自己收的,自己碾的,米袋子也是自己缝的!”

小弟和弥尔从河南干校调到西安附近的兴平建筑机械厂当了工人。春节前夕,小弟宪庆回家探望父母,任父母亲怎样挽留,他执意不肯留在家里过除夕。

“兴平供应多困难,工厂的弟兄们就巴望着我这点年货吃团圆饭呢!”他指着堆满一地的六大只旅行袋说,“各家各户要的猪肉、白糖全在里头了。我不回去,人家除夕就吃不上肉馅饺子,还有好多家是广东人,过年非吃糖年糕不可。”

父母再没多说一句话——最小的儿子长大了。

除夕前一天,父亲母亲把十六岁的宪庆送到北京火车站。虽已是一米八的个子,但细得像根豆芽菜。他左右两肩各挂了四只石头礅子似的旅行袋,双手还提着两只大包,里面也是塞满了猪肉和白糖。看着小儿子艰难蹒跚往前走的背影,母亲又落泪了。

我是在放暑假时回家的。临走前,山村中学一个学生送我一只自己编的荆条筐。它有一道结实的提梁,可以挎在臂弯上。我的篮子里有几个煮熟的咸鹅蛋、咸鸭蛋、咸鸡蛋,还有几只新出土的马铃薯和刚摘下的灯笼椒。一小包榛蘑和松蘑。离开山村的前一天,我走进开满野百合的沼泽地,采了一大束含苞欲放的野百合花。搭“零担车”(专为山村供销社运货的卡车)上清源县城火车站之前,我用一条湿毛巾裹住花茎根部,外面还套了一只塑料袋。一件白衬衫,一条蓝布裤,肩上斜背一只黄帆布书包,臂上挎一只开满鲜花的荆条篮,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见不到太阳,但见得到亲人的家。我就是想让父亲母亲看看,我在信里告诉他们的事情。我住的小山村在长白山余脉间一片开阔的山谷。走进阳光在树影间跳跃的原始森林,穿行于山多高水多长的密林里,我跟学生们一起采榛子、采蘑菇、采木耳……两小包蘑菇就是我亲手采摘、亲手晾干的。东北的黑土地多肥沃呀!你看,马铃薯是不是比北京的大两倍?鹅蛋鸭蛋鸡蛋是不是特敦实?灯笼椒像不像男人的大拳头?还有那些野百合,无边无际的沼泽地里(当地人叫草甸子)盛开着流光溢彩的华丽的野百合。她们是一群妖冶美艳的精灵。她们对大山深情凝眸,向天空放肆欢歌,挽起风的臂膀起舞,在幽静的山谷里日夜狂欢。

我跟父母在阴暗但温馨的家里,絮叨着说不完的故事。我把清源描绘得像天堂,自己仿佛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其实,我们那里连电都没有。晚上,我在灯火如豆的油灯下读书写信,秫秸搭成的顶棚上老鼠们夜夜都像在开运动会。到粮库买回的商品粮是一袋苞谷粒,我到老乡家去借用石碾,自己推着碾子把苞谷碾成碎粉。我学会了用柳条编成的簸箕“簸”碎苞谷,按颗粒的粗细把它们分成大碴子、小碴子和苞谷粉。在柴锅里煮一锅苞米粉糊糊,灌进三只竹皮外壳的暖瓶,就着咸菜吃好几天。我跟学生们穿上里面垫了苞谷叶的“乌拉靴”,走进被积雪覆盖的深山,用爬犁把自己砍的柴火拽回我的茅草房。还有数不清的艰难而快乐的日子,我只能把快乐告诉父母。

母亲说:“那么好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养老吧?在山脚下盖几间茅屋,养一群鸡鸭,种一片菜地。跟你一起去采榛子、采野百合,到小溪边洗衣服。”

我连忙点头。心里想,等那时候,我们的小山村可能真的会像我说的那么好了。

两张单人床上铺着浆洗熨烫得一尘不染的天蓝色床单。那还是刷完房子的第三天,北大要求每个学生都去献血。大家开开心心地去了,每人抽了二百毫升血,发了两个煮鸡蛋,一碗红糖水,最后还给了二十元钱。我瞒着母亲直奔新街口商场,一眼看中两条淡蓝色、四周有着两条深蓝色镶边的床单。床单的质地很厚实,颜色和淡蓝色的墙壁正好协调辉映。

我和母亲一起把花朵硕大的野百合插进花瓶,屋里顿时像多了一双双美丽灵动的眼睛。

“北京饭店也见不到这么好的花。”父亲高兴地称赞道。父亲告诉我,他已经被“解放”了,但李正冠还没有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由于派性作怪,对李正冠进入领导班子,有一派群众组织一直坚决反对。

“怎么对你法外开恩呢?”我问。

“因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了一些重大设计工程,他们需要我通过各国的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给院里的设计人员使用。”父亲回答说。

那几年紫竹院旁的首都体育馆工程正在快马加鞭地赶进度。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包括冰面划线),甚至连打扫冰面的车子……一切先进技术资料,都是父亲从国外的专利报告中找到的。父亲第一次去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时,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中国建筑师中,第一个到这儿来查专利的人。”

父亲告诉我,看到中国有收藏如此丰富的专利馆,他既吃惊又兴奋。当时,其他专业的人员也很少有人来这里查专利。因为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大。在浩瀚的资料库中,寻找专业对口的资料如大海捞针。这些带有法律特征的技术性文字,既要把技术措施交代清楚,又要在法律上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含糊。因此,它的文字句式都极其特殊,有时一句话长达数百字,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即使译成中文都颇费解。专利诉讼是以专利报告为依据的,这种专利方面的技术英语难度极大,所以鲜少有人问津。但父亲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找到了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有些文字在班上做不完,就带回家,在那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加班加点。

我托起父亲的手,在灯下细细看着。父亲右手中指上有一粒扣子大小的硬茧,硬得如河滩地的石头,那是多年来每日不停挥笔疾书留下的纪念。

父亲说,其实他很感激李正冠为他安排的这项工作。这些年,他潜心静坐在书桌前,每天与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建筑规划大师默默交谈,了解国际建筑界最新的思潮动向,了解大师们在新世界中的新发现、新思索,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苦闷,父亲时时感觉自己在他们身边,伴他们同行,他为此庆幸。父亲1979年调到国家建设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时,他整整在设计院技术情报室的书桌前译书十七年。十七年的学习苦读一点不枉费,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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