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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九

相聚东光路

在东光路23号楼的一个崭新的单元宿舍里,我们一家开始了流星般转瞬即逝的安定日子。大哥和他的女朋友紫玉正在热恋。“文化大革命”前夕,紫玉的姐姐蓝玉是大哥在建工部工作的同事,她相中了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陈衍庆,把自己毕业于大连医学院的妹妹介绍给了衍庆。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位美丽善良的紫玉姐姐。记得大哥和紫玉背着冰鞋,双双从什刹海溜冰归来,大哥一边摘下紫玉肩头的冰鞋,一边帮她脱下外套。笑容若朝霞般灿烂的紫玉姐姐冻得满脸通红,把举在手里的冰糖葫芦分给我和弟弟妹妹。我上去捧着她的脸焐着,大叫:“怎么像冻柿子似的!”紫玉姐姐的笑声如水晶风铃般荡漾开来。屋里的暖气热乎乎的,母亲在厨房里张罗饭菜,兴致勃勃的大哥说他也要亲自掌勺亮一手。

“你就把泡在盆里的猪肚做了吧。”母亲指指厨房的白陶水槽,“可一定得洗干净,那是高压锅。清炖、红烧随你便。”

一家人围坐在桌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笑着。父亲确实是建筑设计院的“死老虎”,没人提没人理,难得在家躲清静。

大哥的清炖猪肚端上来了。我们争着去尝大哥的“绝技”,每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这只猪,一定是爱国卫生模范,连肚子里都是香皂味儿。”父亲用筷子点着清炖猪肚大笑。

“用什么东西洗猪肚来着?”母亲问大哥。

大哥一脸的无辜,“白猫洗碗精呀,我里里外外洗了好多遍!”

“怪不得!”父亲大笑,我们大家也都笑得前仰后合。点点滴滴的琐碎往事,编织着每一个家庭的梦境。多少梦,都在惊雷动地的时代巨轮下碾为齑粉。伴随着梦同归于尽的,还有曾经善良美好的心魂。

我们的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亲友们的北京接待站。上海二叔家的二婶和孩子们来串连了,广州美术学院教油画的小姑姑一家来了。母亲上海“沐恩堂”同学的儿子来了,上海二叔家邻居们的孩子也来了……我家多少年都没那么热闹过。母亲毫无怨言,反而显得很开心,终日送往迎来,好像这说明人家看得起自己。家里的厨房成了大食堂,做不完的饭菜,洗不尽的被单枕套。想不到,和我家隔着一座楼的21号楼里,住着当年陈干外甥女陈卞知的男朋友吴然一家。

我和卞知是西单横二条大院里的“发小”。父亲1957年遭难时,卞知已经回到上海父母的身边。1962年,她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65年,我考进北大不久,即在校园中与她相遇。迎面走来时,那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让我眼前一亮,只觉得似曾相识,却不知在哪里见过。女大十八变,上小学时那个甩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儿、喜欢嘻嘻哈哈大声欢笑的小姑娘,模模糊糊地在我眼前旋转翻飞,终于越来越清晰地定格为眼前颀长端庄的西语系女大学生。

“是你吗?卞知!”

“贝蒂——”

我们像儿时那样高兴得跳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西单横二条,一起跳皮筋儿、跳房子,一起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下打枣儿,弯腰拾起一粒粒又脆又甜的大枣,塞进嘴里,又把花裙子在身前拽起来当布袋,把捡到的枣兜起来。母亲老远看见就皱起眉,“裙子撩那么高,像个小姑娘吗?还不快放下!”我慌忙松开拽着裙角的双手,“哗啦啦”,枣子滚落了一地。吃饭不许出声音,喝汤喝茶不许呼呼响。说话不许高声大气,不许打断他人讲话,要双眸凝望对方眼睛专注聆听,不可左顾右盼,心不在焉。要端庄大方,不许搔首弄姿……母亲的诸多规矩,足够出一本“家规大全”。它们让我从小受够了母亲的训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卞知的男朋友——她班上的同班同学、团支部书记吴然居然也成了“反动派爪牙”被拉出来批斗,还被送进一片被铁丝网围住的地里“劳动改造”。

卞知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把一张小纸条转送给吴然?铁丝网里的西语系监管认识卞知,并不认识中文系的我,不会引起注意。

“我让他放心,纸条里只有四个字:一如既往。”卞知对我说。

我对这个惊险而浪漫的任务,充满好奇,跃跃欲试。

我在铁丝网外面转悠,像中共地下党的女交通员那么兴奋。我把纸条揉成紧紧的一团,吴然走过时不失时机地扔了过去。吴然,你还记得自己接到卞知“一如既往”四个字时的心情吗?我是为她耸眉动容的。“上善若水”,洁净的女人如清澄的山泉,污浊的女人少于污浊的男人。我至今这么认为。

吴然的父亲吴子牧,“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即将赴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母亲江枫是前北京市戏曲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父妻二人20世纪30年代均在法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子牧与江枫同时登上回国的轮船。一对热血青年在归国途中相恋,结为连理。夫妻一同立下共赴国难、收复河山之志,烽火硝烟中跃马扬鞭,转战南北。为了抗日,他们无暇生儿育女,却收养了烈士的遗孤吴然。在辽沈战役中,又收养了在山海关拾到的一个美丽女婴,取名珊珊。多年以后,珊珊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68年,周总理决定将全国面临毕业分配的外语专业大学生储备起来。九月三日,小理(吴然小名)哥告诉我,他和卞知被分配到唐山某驻军农场,限定三天内集体报到。也就是说,在九月六日,即他二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必须启程。于是,他们在九月五日匆匆结婚。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吴子牧)被临时放出来一天。为了给新人祝福,他带着我到菜场亲自选料。当晚,全家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上了爸爸的家乡菜‘全家福’。即便如次匆忙,哥哥嫂嫂仍没忘了在临行前把我这个十七岁的小妹妹托付给他们最信赖的人家照顾。于是,小理哥和卞知嫂一同带我来到蓓蓓(贝蒂的中文乳名)家认门。原来,我家与蓓蓓家离得很近,我家是东光路(现已改名为东大桥路)21楼,她家是23楼,仅一幢之隔。可在嫂子搭线前,却是彼此不相识。”

吴然、卞知不久又匆匆赶回北京,因为吴子牧被确诊为肺癌,虽从牛棚中放出来,却又送进了离东光路不远的“肿瘤医院”。卞知夫妇的假期有限,叮咛我们关照躺在医院奄奄一息的父亲。吴然和珊珊的母亲江枫,生性自尊刚烈,在无数次的批斗大会之后,因她最心爱的学生上台信口雌黄,还当众打了她一个耳光以表述自己与前“黑帮校长”划清界限的决心。这个在抗日烽火中从欧洲赶回祖国、在枪林弹雨里赴汤蹈火不辞难的女战士,因不堪受辱而当晚于家中自尽。生命垂危的吴子牧伯伯,在我去医院看望他时,时断时续地向我讲起自己的桩桩往事。与其说是讲给我听,不如说是已经站在地狱之门前面的他,正怀着无限眷恋,回眸自己的斑斓人生。

“在东北搞土改,江枫一次次举起枪,代表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向地主讨还血债,执行枪决。”吴伯伯向我喃喃地说,“我相信,很多地主恶霸是罪有应得。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经常夜不能寐,几十年前的土改场面一幕幕地近在眼前。我在想,我们当时枪毙的地主中,是不是也会有今天一样的冤案?我们的枪口下,是不是也有江枫一样死不瞑目的冤魂……”

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睡去了。每当此时,我就担心他永远不会再醒来。护士一定错以为我是他的家人,悄悄对我说,“病人挺不了几天了,想吃什么,就给他弄点吧。”

吴伯伯告诉我,很想吃沙锅炖鸡,炖时放一点香菇和火腿……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告诉了父母。

父亲恰巧从牛棚回来,闻讯立刻和母亲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朝阳菜市场”,买了一只母鸡,还有火腿和香菇。

父亲从不曾提卞知是陈干的外甥女,更不曾提过陈干对《梁陈方案》疾言厉色的批判。倒是有一次在家里,提到刘少奇正经受的种种奇耻大辱时,父亲说了一席话,让我难忘。“经过这么一场运动,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对自己历史上的行为做出反省。人只要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不难对历史做出公正的评价。个人犯错误,常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社会渊源。有几个人能跳出时代的局限?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依附于权力的。学而优则仕,做皮上之毛。”

母亲不假思索接茬儿道:“不当皮上毛,就当右派。滋味可不一样。”

父亲说,“当皮上之毛也好受不到哪儿去。”

母亲说:“没心没肝了,也就没什么好受不好受的。”

父亲笑道:“那我还是做个有心有肝的右派算了。”

砂锅端坐在蔚蓝的火苗上,一阵阵香气从厨房溢出来,直到满满的一锅清汤炖成了半锅浓浓的汤,母亲才熄了灶火,先在砂锅外包了几层报纸,又用一条大浴巾,从外面包得严严实实。

“这样,汤一定不会凉了。”母亲把包好的砂锅左看右看,一遍遍地嘱咐我,“慢慢走,千万别摔了。”

父亲说:“我是接受隔离审查的戴罪之身,不好去看他,免得节外生枝。他既是卞知的公公,就是和我们有缘。代我们向他问好,眼下,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我迎着寒风,在北京冬季灰蒙蒙的街道穿行。虽然医院离家不算太远,但抱着那只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砂锅,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小心翼翼。

不久,吴子牧伯伯辞世了。吴然的生父生母战死疆场,死而无憾。养父养母一门忠烈,却含冤受辱,死难瞑目。吴子牧,一个为新中国诞生付出过一生的战士,他离开人世时的愿望,竟是普普通通的一碗热汤!

就在父亲为李正冠送牢饭进牛棚没多久,紫玉姐姐跟大哥分手了。蓝玉把妹妹介绍给大哥时,父亲已经摘帽,工资基本恢复。大哥在建工部,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群众关系,都有口皆碑。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哥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有前途有潜力的年轻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父亲似乎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样子。同时,大哥的肺病复发了。此时,一位根红苗正的远洋轮二副走进了大姐蓝玉的视野。大姐与二副齐心协力,里应外合,终于令二副如愿以偿。长姊如母,从小由姐姐带大的紫玉,连念完大学都靠姐姐出资出力,对姐姐的话一向言听计从。虽是五里一徘徊,还是孔雀东南飞了。那年大哥正三十岁。

大哥从此拒绝交女朋友,对热心人的牵线搭桥,一律婉言谢绝。“人的感情是能量守恒的,哪能像自来水龙头似的,说拧开就拧开,说关上就关上。”母亲只要一劝大哥去相亲,大哥就用这句话回敬母亲。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给大哥介绍一位姑娘,是个学美术的女孩儿,父母也都是画家。碍于朋友的面子,大哥答应在我家见一面,我看得出那也是为了应付母亲。母亲老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三十岁了,三十岁了!”

那位学美术的姑娘来了。虽然相貌平平,倒也落落大方。我和弟妹一会儿进去送碟苹果,一会儿进去端盘点心,就是想多看几眼自己大胆上门来相亲的姑娘。

走廊顶端的入户门响起叩门声,我连忙跑过去。那叩门声怯怯的、轻轻的,仿佛是一颗忐忑跳动的心。

“谁呀?”我也不由得轻轻地问,轻轻地拉开门。一阵淡淡的茉莉花香扑面而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很久不见的紫玉姐姐!我眼前顷刻出现那一晚,面如桃花的她和大哥背着冰鞋,也出现在这扇门口。她的笑声,如芬芳的花朵,令家中满室馨香。才几天啊?只消踏出一步,人生的轨迹就从此改变。原本琴瑟相和的一对璧人,扑喇喇劳燕分飞。我拉她进门,在大门静静闭上的一瞬,她突然拥住我,泣不成声。

“进屋吧。”母亲把我们从走廊拉进房间里,为紫玉冲了一杯绿茶。

“我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看。”她不时转脸往走廊里瞥一眼,我知道她想问大哥在不在家?大哥就在隔壁,他对面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位姑娘。可我们都不愿让她知道这一切。虽然她已经有了远洋轮上的二副,我们还是不忍心让她知道大哥正在隔壁相亲,这种场景太摧肝裂胆。

“伯母,这是两磅法国毛线,给妹妹织件毛衣吧。”她从手袋里掏出毛线时,泪水又如雨纷纷落下。

“不,无论如何不行。”母亲把毛线推回去。

她拭着泪水说:“我想你们,我喜欢这个家,可是,请你们原谅我……我跟衍庆今生有情无缘,等来世有缘再牵手吧!”她呜咽着,说不下去,站起身,猛地朝走廊跑去。我和妹妹抱起毛线追出去,大门已砰的一声摔上了。此时大哥正和那个女孩儿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热情而不失礼貌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送你下楼吧。”大哥说。

母亲却再三挽留她,“再坐一会儿,多聊聊吧。要不,再吃点水果?”

我知道,母亲是在拖延时间,他担心大哥此时下去,若走得快一些,会和紫玉姐姐撞上,那会是多么伤心尴尬的景象!把女孩儿送走后,母亲关切地问大哥:“谈得怎么样?”

大哥淡淡地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从那以后,大哥和紫玉天各一方,开始了自己的别样人生。那场席卷天地的风暴,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是这场大风暴制造者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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