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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七

乘鹤远去程应铨
   
父亲第一次与程应铨先生相识于清华新林院的梁家客厅。每到下午茶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梁先生把程应铨介绍给父亲时说:“这是我们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跟你同行,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程应铨。”
   
父亲说,他左手端着茶杯,伸出右手去跟程先生握手。程应铨却放下茶杯,站起身,微躬下腰,用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久闻大名,陈先生。”他只比父亲小几岁,这样毕恭毕敬,让父亲很不好意思。
   
“都是同辈,这样折煞我也!”父亲连忙放下茶杯,把左手也伸了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常听梁公说,你是中大的高材生。”
   
程应铨说:“哪里,你是中大教授(指前南京中央大学),我不过毕业于中大建筑系而已。”他又指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等人说,“在座的都是我的先生,前辈。”
   
父亲事后和梁先生说:“程应铨很谦和呀。”梁先生大笑说:“那是他很Gentleman(绅士)。应铨是很有个性的人,一身才气,也一身傲骨。他看得上的人,能肝胆相照。不入眼的,多一句话也不说。”
   
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也是吴良镛教授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毕业时二战尚未结束,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便在缅甸当了盟军的英文翻译官。1948年,经沈从文先生向林徽因推荐,来清华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夫妇认为,规划专业虽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清华建筑系必须有兵精将勇的规划团队,才能适应未来中国的建设形势。梁思成亲自把系里的青年教师吴良镛送去美国的匡溪学院(Cran Brook)深造,师从芬兰籍的规划专家沙里宁,以期回国后能担起建筑系规划专业的重任。系里成立了规划教研组,程应铨是组长,率一批青年教师专攻城市规划。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梁先生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程应铨大多随行,这样也就和父亲接触得多了起来。程应铨只比父亲小几岁,父亲称他应铨,他却从来不对父亲直呼其名,永远恭恭敬敬地称呼“陈先生”,称母亲为嫂夫人。可能是和父亲谈得来,尤其是学术观点一拍即合,程应铨成了我们西单横二条家里很受父亲欢迎的客人。他一来,父亲的烟灰缸里准会堆满烟头,两人在烟雾中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但不知为什么,他都是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来西单横二条,妻子和儿女从不曾来过我家。他离开后,父亲还会余兴未尽地向母亲称赞程应铨的种种过人之处,“聪明人刻苦的不多,可应铨禀赋高卓又刻苦,人才难得。”
   
父亲说,他在缅甸做过盟军的英文翻译,能翻译出《都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已属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学了俄语,一连翻译出《城市规划》上、下卷、《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献。人家到莫斯科访问,都急着去购物、逛街、参观名胜,他却拦住街头的俄国人、旅馆的服务员纠正自己的俄语发音。由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译笔娴雅流畅、灵动飞扬。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才情折服。
   
有一位学生听他讲的规划课之后,意欲改弦更张学规划专业,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还有一位弟子,自以为英文底子不错,私下暗暗把《雅典宪章》翻译了一遍,欲与前辈一较高下。待把自己的译文与程应铨的一对照,自惭形秽得无地自容,从此对老师心悦诚服。翻译有时是一种再创作。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文笔之灵动传神、清朗俊逸,无人可望其项背。这与译者的文化、气质、功力息息相关。
   
1956年,程应铨随梁思成、周荣鑫等出访东欧。归来后,他到西单横二条来看望父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刚刚理过发,吹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发蜡锃亮,母亲开玩笑说:“应铨老弟,今天怎么像个新郎官似的?”
   
“刚在四联理了发。”他拍拍脑袋说,“才理过的头最生涩,看着是不是很刺眼?”
   
母亲细细端详着他的头发说:“理得不错。只是,理个发跑这么多路,太冤枉了。清华没有理发店吗?”
   
“哈,那儿的理发店水平很高,剪完头发,头顶像扣了只马桶盖。”他用手比划着,“反正我也要进城,顺便就去四联,一举两得。”他为我家带来了从东欧买回的小礼物。一条灰色亚麻的茶几台布,四周缀着红黑双色相间的十字绣花边。一支羊皮的书签,上面烙着精致凹凸的图案。那是一个右手高举宝剑,左手紧持盾牌的美人鱼。
   
“知道这是谁吗?”程应铨叔叔问我。
   
我看见了她的鱼尾,便答道:“美人鱼。”
   
“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吗?”他向我狡黠地笑着追问。
   
我摇摇头。
   
“为什么?”程叔叔对我刨根问底。
   
“因为安徒生的美人鱼不拿宝剑和盾牌,她只安安静静地坐在海边岩石上。”我很好奇,“这个美人鱼是哪儿来的?怎么像个将军样子?”轮到我向程叔叔刨根问底了。于是,程应铨很耐心地为我和弟弟讲了成为华沙城城徽的美人鱼故事。

我们从此很喜欢这位程叔叔,不仅因为他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还因为他带给我和弟弟一小罐巧克力豆。那其实称不上是罐子,说管子更确切些。如一枝自来水钢笔那样长短,顶多有一个乒乓球直径那么粗细,是很轻的金属压制成的,像父亲偶尔抽的哈瓦那雪茄。拧开盖子,里面是一枚枚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扣子”,它们让我和弟弟的眼睛都不够用了,那就是今天孩子们吃腻了的“M&M”巧克力豆。但半个世纪前,这一小管巧克力豆,使我一下就记住了父亲诸多朋友中的程应铨叔叔。

我发现程叔叔很有趣。他和父亲永远都是谈规划、谈建筑、谈音乐美术或文学。从东欧归来,感触良多。大谈波兰规划思想大胆,有创意;还跟父亲说,他想马上自学波兰文,翻译一些波兰的城市规划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同行。但他同样会跟母亲谈得笑逐颜开,说些家长里短。有一次,他给我家带来一束粉、白两色的芍药花。母亲连连道谢,找出一只陶质花瓶准备插花,程叔叔就要了把剪子,一面帮母亲修剪花枝,一面告诉母亲说:“这花很便宜,这么一大束才四毛钱。可是卖花的老太太告诉我,如果你每星期订一束花,售价就只有三毛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这家店在哪儿?”母亲接过程叔叔修剪好的花,边插花边问道。

“离你家不远,就在西单菜市场附近。不是花店,只是个不大的花摊,听说很多人家都向她家订花的。”

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实在,很家常。不像你的有些朋友,从一进门就城市规划,到告辞之前还是城市规划,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母亲真的找到了那个小花摊。从此每个周末,一位眼睛里漾着盈盈笑意的姑娘就会挎着只藤篮出现在我家台阶上,风雨无阻地送来各种时令鲜花。有时是月季,有时是西番莲,有时是雏菊或菖兰。我喜欢那个和鲜花一样美丽清纯的女孩儿,她是老太太的女儿。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会忙不迭地跑出去接过她手里的鲜花,“大姐姐好”、“谢谢你”地没完没了。还拿出一个“玻璃丝”编成小鹿形状的胸针送给她。第二个星期来送花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一枚小小的果实塞到我手里,它像一只小小的芒果,色泽金黄闪亮,但上面长了许多如苦瓜似的凸凹不平的颗粒。母亲用刀切开,里面有艳红鲜亮的瓤和籽。我问卖花姑娘:“它叫什么名字?可以吃吗?”不料女孩儿脸红了,慌乱地说:“还不知道呢,别人刚送了我两个。”言罢羞赧地跳下台阶跑远了。

1957年,父亲成为“右派”,程应铨也成了难兄难弟。程应铨是因支持《梁陈方案》,为此抱打不平而成为“右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说他在课堂上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理论,即伦敦哈罗新城的“邻里单位”观念。父亲说:“1929年,美国建筑师帕里(A.Perry)率先提出了这一创意,美国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邻里单位’的居民居住区,按照人口的多寡,规划出公共绿地,小型服务机构、商业设施、学校、幼儿园……居住于同一地区的邻里们足不出居住区,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大家在同一地区生活,邻居们相互稔熟,可以彼此守望照应,建立起一种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不必为购物和接送子女上、下学而耗费时间及能源。”苏联人对这一理论大加讨伐,批判者扬言此系阶级调和论。人群以阶级划分,焉可因合居同一地域而共生和谐?一棒将“邻里单位”打入冷宫。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邻里单位”理论的大批判一风吹,建设住宅时完全按照“邻里单位”依葫芦画瓢,只不过把“邻里单位”改了个名字叫“小区”。美国遍地林立的“邻里单位”则被译为“社区”(Community)。紧跟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建筑界,连忙做出反响,为“邻里单位”罪名平反,程应铨也出席了清华建筑系为该理论昭雪的学术讨论会。

记得好像是1963年,我家已经搬进了复兴门外的宿舍大院。父亲刚刚摘了“右派”帽子,从砂岭绿化基地调回了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我周末从女附中回家,全家人正摆上餐桌准备进晚餐。听到敲门声,父亲起身去开门,看到门前那铁塔似的男人,我们都从餐桌旁站了起来,“久违了,程叔叔。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到你了!”父亲和程应铨什么也没说,只是猛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两个饱经风雨的男人却已是无语凝噎泪满襟。父亲把他按在餐桌边,母亲忙去添碗加筷。从那天起,程叔叔仿佛成了我家的另一个成员,若有几个周末不见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会问:“程叔叔哪儿去了?”

自从成为“右派分子”后,父亲几乎息交绝游,跟任何人都鲜少往来,怕的是给亲朋们添麻烦。虽不再与程应铨联络,但父亲总对他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

“应铨是为我和梁先生陪绑的,很多话他本可以不说。多少人不说,或违心地说,就躲过去了,要么爬上去了。他是宁折不弯的人,结果妻离子散。”我常听父亲在家里为程先生叹惋感慨。

程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那时程先生正值盛年,身高一米八,威猛健硕,因长年骑车,皮肤被阳光染成古铜色。额前几道皱纹,更增添了男子汉的沧桑与刚毅。虽妻子已携一双儿女弃他而去,但丝毫看不出他的沮丧与哀戚。特别是此前不久,他的前妻与梁思成先生喜结连理。

二战结束,程应铨从缅甸回来时,曾去昆明探望兄长程应缪。程家早年是江西的官宦人家,先人还曾有一位负责颐和园的监造,程应铨也许正是继承了先祖这方面的基因,对建筑和规划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兄长程应缪先生毕业于燕京历史系,解放后为上海华师大历史系教授,与沈从文先生都是相识相知的故交。程应铨的嫂嫂,亦是作家巴金妻子萧珊的同窗好友。而沈从文又与林徽因相互激赏,林徽因亲切地称沈从文为“二哥”。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时代,程应缪前往昆明,在昆明“天祥中学”执教。程应铨的前妻林洙在“天祥中学”读书,是程应缪的学生。抗战胜利后,林洙一家返回上海,程应缪嘱当时也要返沪的程应铨关照林洙一家。林洙父亲对一表人才、天资出众的程应铨赞赏有加,竭力促成女儿与程应铨的婚事。沈从文举荐程应铨去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夫妇也为建筑系多了一位青年才俊而欢欣鼓舞。当年,是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梁先生的这桩黄昏恋,在建筑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梁先生的多年好友张奚若闻讯后警告说,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林婚后,程应缪的妻弟、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画的一幅林徽因画像从梁家客厅“下堂”,梁先生的女儿搧了继母一巴掌,扬长而去。

母亲劝程叔叔说:“红尘万丈,人海茫茫。夫妻相聚是缘,离散就是缘尽了。缘未尽,拆也拆不散;缘尽了,留也留不住。想开点,随遇而安吧。”

程叔叔说:“他们结婚时,系里征求过我的意见,问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你怎么说?”

“两个字:没有。”程叔叔淡淡地说:“我又不是武瞾的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母亲闻之,没再说什么,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程应铨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但因为他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所以一直还在系里授业解惑,不曾被剥夺授课权利,工资也维持原样。

可能是为了排解孤寂,独身一人的程应铨迷上了摄影。凭他的智商,想做什么就能把什么做到最好。那几年,他的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摄影上。我们也成了他的摄影模特儿。我一生中几张拍得最好的照片,都出自程叔叔之手。他每周六晚上独自在宿舍的“暗房”里洗照片,周日一早便骑车进城,买各种相纸、胶卷、冲印药粉;然后去各家各户送他洗出的杰作。总是最后来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程叔叔向我们展示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不相识的人,他对着照片给我们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清华水利系著名的教授黄万里,看到过他孤身为中国水利事业坚韧跋涉、饱受磨难的沧桑面影。黄万里教授传记《长河孤旅》所用的照片,正是程叔叔拍摄的。沈从文先生和侄女的合影最精彩。沈先生弟弟那来自湘西凤凰的女儿,一副出水芙蓉、冷花淡蕊的清雅,让我过目不忘。程叔叔说:“她没读过多少书,但音乐、绘画、舞蹈、女红均无师自通,联想沈先生的外甥画家黄永玉,真觉得凤凰是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多少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据说,《沈从文全集》中的照片,也出自程应铨之手。而《城记》,《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书中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照片,亦是程叔叔的作品。

在程叔叔自己保留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大哥衍庆清华建筑系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暑假里大哥接我和弟弟去清华小住时,见过这个窈窕婀娜、笑容若桃花映水的上海姑娘。

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姑娘,看了程叔叔一眼,笑道:“进展顺利吗?”

程叔叔丝毫不否认,大大方方地说:“我们常约会。照照相、逛逛街、吃吃饭,也很亲密。至于结果如何,像你说的,随缘吧。”

母亲说:“怪不得衣冠楚楚,老像要去赴酒席,原来情网缠着呢。喏,让我来指教指教你。”母亲指着他笔挺的华达呢中山装说,“是自己熨的吧?”

“是呀,嫂夫人有何见教?”程叔叔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问。

“你看,衣服熨得闪闪发光,像钢盔铁甲一样。”

程叔叔笑道:“苦命王老五,衣皱无人熨,裤破无人补。”

母亲说:“那就把衣服脱下来,我教你怎么办。”

母亲用小锅热了一点白醋,用湿毛巾沾了些醋在中山装发亮的地方擦拭着,一边擦一边说:“以后要熨衣服就带过来,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放,我顺手就帮你熨了。知道吗?熨这种毛料衣服,熨斗下面一定要垫一块湿的白毛巾,这样熨出来的衣服不会发亮,而白毛巾不会褪色污染衣服。”

程叔叔双手抱拳,连说:“谢嫂夫人!”

程叔叔走后,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可能是想赌一口气,非要找一个年轻漂亮、比前妻强的女人。但我看,这个姑娘不像是能伴他共患难的人。”

父亲皱皱眉说:“尊重隐私就是尊重朋友。这种个人的事情,最好少问少谈。梁先生和林洙的事,我一直讳莫如深,从不在应铨面前提起,也闭口不谈他的婚姻。那是人家的伤口,万万碰不得的。再说,林洙离婚了,梁先生鳏居多年,人家两情相悦,不管是非曲直,别人都没有资格说短道长。”

据说,程先生和那女孩子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最后还是一拍两散,无疾而终。

1963年,我从女附中毕业进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这是邓小平、林枫、浦安修等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教改试点单位。为检验教学成果,上级决定我们全班在高中二年级时跳级参加高考。我幸运地考入北大中文系。

得知这个消息,程应铨叔叔像自己的女儿考进大学一样高兴。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把一个纸盒子放到餐桌上(那个年代的礼物从没有精美的包装),“小妹,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件什么礼物!”

我怔住了,他从来和父亲一样叫我贝蒂,今天怎么改口为小妹了?

“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啦,程叔叔?”我刚要伸手拿桌上的盒子,忽然被烫着似的缩回了手。因为我看到程叔叔异样的目光,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蓦然疾驰过翻滚的云影。他神情萧瑟,木然无语。

“你怎么了,程叔叔?”我有些怯怯地问。

“哦……”他恍若刚刚走出梦境,“对不起,口误,我叫错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女儿叫小妹。”顿了顿,又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缓缓地说,“儿子……叫小老虎。”

母亲连忙端来一杯热茶,又递过一条刚拧干的白毛巾,“骑了一路车,擦擦汗,喝口茶歇歇。”

为了祝贺我考上北大,程叔叔送我一只德国蔡斯公司出品的袖珍望远镜。望远镜很小,比四根手指宽不了多少,但做工极精致,金属边与镜筒那些天衣无缝的镶嵌,让人联想到日尔曼民族一丝不苟的性格。“陈先生说你最喜欢看戏剧,有了这个,坐在最后一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右派的女儿能进北大中文系,我这个右派叔叔脸上都有光彩呢。平时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天道酬勤。”程叔叔说。

我告诉程叔叔,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付出太多,耍小聪明,运气好而已。

“谦虚是美德。汗水积少成多,就浇灌了运气。”程叔叔说。

我老老实实说,“真的不是。”

作文高考前一天,我在梦里写了一夜《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自己都被自己的信感动了。第二天一早起床,我把梦中作文的题目说给同宿舍的女生们听,女生们抚掌大笑说:“哪来这么邪门的作文题!”走进考场,卷子发下来时,看到试卷顶上那个《给越南人民一封信》的作文题,我傻在那里,以为自己仍在做梦。几个同宿舍的女生忽然一起回头对我笑,我更懵了,甚至真的掐了掐自己的手,想知道这是梦还是真的?那篇作文,写得鬼使神差、游龙走凤,不到四十五分钟就一气呵成。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天助神佑,而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这是千真万确的。

去北大报到那天,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特地跑来报到处,非要看看谁是陈愉庆。看见我是个女孩儿,表情像是看见了外星人,“怎么会是女生呢?已经把你分配在男生宿舍了,连学号都是跟男生排在一起的。名字像男的,毕业照也像男孩儿。我还说呢,这小男孩眉眼挺清秀的。唉,你头发干吗剪那么短?”那老师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仿佛仍不相信我是女孩儿。

“装男生呗!”我笑得很开心,“花木兰要不是女扮男装,还从不得军呢!”

经过一番折腾,我才回归女生队伍。

程叔叔半信半疑,久久没有讲话,最后终于很认真地说:“你的脑电波一定比较特殊,能接受高考出题人脑电波发出的信息。其他时候也如此吗?”
我说:“反正,不管考什么,我猜的考题都八九不离十。包括那年高考的历史题,政治题,我猜中了百分之七八十。所以,我复习的时候重点很明确,从来不做无用功。”

“原来是个小女巫嘛!”他戳戳我的鼻子说,“不过,这样学法,基本功可能不很扎实噢。”

“没错儿。”我立即表示赞同,“老师要我们实验班的学生背诵《古文观止》,学一篇背一篇,我往往不到十分钟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要不了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

“那说明你的理解记忆很强,机械记忆较差。但你们这个年纪,扎扎实实的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它让你一辈子受益无穷。”程叔叔摸摸我的头,“天才加勤奋等于成功,祝你好运。”

但我自知既非天才也不勤奋,考上北大全靠“仙人托梦”和善于猜题。

后来我才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距我高考四十年后,高中班主任梁梅芳老师到美国探亲,来我家做客,我才知道自己考入北京大学的全过程。

梁老师说:“你的作文,当时是北京市高考的最高分,作为范文发给阅卷教师,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你的平均分远远高出北大的分数线,可招生办公室在看了你的档案后,一直犹豫不决。收一个“摘帽右派”的女儿,有违阶级路线;不收又于心不忍。北大招生办特地派来一位老师,详细调查你的情况。我们介绍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可人家问,那怎么不是团员?记得吗?那个暑假,团支部突击讨论你入团?”

望着已是两鬓染霜的梁老师,我惊诧得说不出话。谁能想到,居然在近四十年之后,我和中学班主任坐在与北京隔着太平洋的客厅里,聆听着关于四十年前高考的秘密。

“可是,“文革”中,这也成了校党总支书记姜培良的罪证之一,让摘帽右派的女儿入团,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梁老师说。

我早就知道这位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干部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却不知我走进北大,也为他的脊梁上添了一道鞭痕。我一生前行的道路上,得到过多少善良人的佑助啊!我活着,不能不尽力做一个好人,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为我付出过大爱的人们。

从父亲摘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父亲的工资比戴帽时增加了一倍,母亲不必再典当她的首饰补贴家用。大哥毕业了,分配在建工部工作,终于可以回家了。大浪淘沙,身边往来的都是劫后余生、相知相惜的亲朋。我们和干爸干妈家如亲人般走动,程叔叔也是家中的常客。假日里我们一家和他一起去中山公园赏花、看金鱼、到“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到北海“仿膳”吃肉末烧饼、栗子面小窝头和豌豆黄。夏天,程叔叔和父亲带我们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我第一次知道他和父亲游得那么好,两人从十七孔桥附近游到佛香阁,往返几个来回,有时躺在水面上仰泳,边游边聊,还不时仰天大笑。每当眼前浮现此情此景,我就常想,假如程叔叔还活着,他一定可以跟长大了的“小老虎”和“小妹”一起,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他亦年近花甲,凭他的才干,可以叱咤风云,大展其才。但那样一个鲜活强健的生命,转瞬就消逝了。

“文革”中,我从外地大串连回来。窝在清华足不出户的程应铨来到我家,对我一路串连的经历充满关切。我告诉他,在串连的列车上,带联动袖标的红卫兵把一个个非红五类出身的串连学生拖出来,用带着铜环的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

“你也挨打了吗?”程叔叔问。

“差一点。”我告诉他,“我们北大的同学不至于像中学生那么无知,带我串连的北大几位同学是部队的高干子弟,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才死里逃生。”

我对程叔叔说:“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联动的家伙把我拖出去毒打,那我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宁可葬身火车轮下,也决不当众受羞辱。”

“头脚倒立的时代。”程叔叔自言自语,“永远闭上眼,才能逃开疯狂。”
运动越来越离谱,大串连发展到山头林立,打派仗、武斗……但程应铨倒更加逍遥自由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右派,是只小小的“死老虎”、“万马战犹酣”的清华两派谁也没精神顾上他这个“摘帽右派”。他有更多的机会进城,不时到我家来,和我交换北大清华“文革”的一些消息,还会给我弄来一些当时热门的书籍,如《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等等。可我对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更喜欢读文学名著。武斗中,女生无用武之地,便回家读书,能弄到的书就不分昼夜地看,看得天昏地暗。

程叔叔给我带来一本《贝姨》,一本《高老头》,“可以读读巴尔扎克。”他说。

“这两本上中学就读过了,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为什么?”

“他笔下的那些人,一个比一个坏,坏得让人直想吐,黑得让人眼都睁不开。我喜欢雨果。狄更斯也比巴尔扎克强。”我说。

“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正说明他了不起。把丑恶和黑暗描写的那么入骨,五脏六腑都解剖得透彻,让人战栗,这本身也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对美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

在程叔叔成为“逍遥派”的日子里,我对他看得更近切了。他对音乐绘画、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知。他说,我喜欢和你爸聊天,他那些年翻译的资料都是国外最前卫的建筑思想,身在书桌前,纵横天下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所见者远。”他的工作位置,就是“所见者远”。“我们教书的,就怕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唉,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什么时候才可能重新开课?遥遥无期啊!一代人断了线,几代人都接不上,这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他摇摇头,神色凄惶。

1968年,工宣队进驻高校,武斗终于结束了,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教师们教授们被轮流找去接受工宣队的训话。一些教师纷纷被当做“黑手”、“黑爪牙”揪出来,一些学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出来示众,校园中大小批斗会此起彼伏,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上海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北大的傅鹰自杀了,翦伯赞夫妇也双双命赴黄泉。父亲再一次被抓进“牛棚”隔离审查。很久不见程应铨的身影,一家人都很惦念。那时普通人家没有私家电话,相互联络全凭书信或见面。母亲说:“应铨一定也凶多吉少,怕是被隔离审查了。”想不到母亲话音刚落,程应铨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里。

他灰头土脸,神色不安,就像身后随时会出现捕快似的。程应铨是怎样落魄也不显出一丝狼狈的人,从来衣冠整洁,潇洒淡定。右冠当头,举手投足中总是掩不住内里的轩敞不羁、傲骨铮铮。这也是父亲最欣赏他之处。

母亲拿出一条干毛巾,帮他拍打着浑身的灰尘,又倒了盆热水说:“刚从堑壕里爬出来似的,还不快洗洗。这么多天没见你,还以为你也进去了呢。”
他苦笑着说:“快了。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根本就没回家。”

“那你去哪儿了?”

他往脸上涂着肥皂,揉搓着,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是没敢回家,他们随时会来把我抓走。”

“抓走?你怎么知道?不就当过右派,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工宣队找我谈过话了,说我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

“让他们说去。这年头,往人堆里抽一鞭子打倒一片,保证十有八九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我说。

母亲朝我挥挥手,“别打岔,说正经的。那你睡在哪里?清华同事家?”母亲问。

“这种时候,往谁家躲都是添祸。我晚上睡在外面。”

“外面?火车站还是汽车站?寒冬腊月的,不要命了!”母亲惊呼。

“没有。我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已经好几天了。”他轻声说,“我知道抓进去是什么下场,可我也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逃不掉的。”他已经擦干了脸,衣服也显得比刚才干净了许多。但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我知道程叔叔是个自尊心多强的人,我正视他的脸,就等于正视他的伤口。我转过身背对着他,却忍不住用手抹了抹眼睛。

“要不,来我家避几天吧?”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这儿离清华远,他们想不到我们这儿的。”

“对对。”我和妹妹异口同声,“就在我家挤挤,也比在干河沟里强。”

“谢谢,谢谢这么多年你们一家对我的情义。”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口袋,“礼遇之恩,来世还报吧。”

“呸呸,乌鸦嘴。”母亲把一盆脏水端出去,“我今年整五十了,还没说过这种丧气话,你才四十几岁,以后日子长着呢。”

程应铨叔叔把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说:“这里面都是你们的照片,万一抄家,顺藤摸瓜找上来,会给你们惹麻烦。所以,我把手边的照片给朋友们送去。嫂嫂,小妹,你们多多保重,陈先生在里面,别忘了去看看,送些烟进去,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

他一直称父亲陈先生,称母亲“嫂夫人”,还是第一次改口叫“大哥”和“嫂嫂”,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母亲哽咽了,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小妹”。也许,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妹,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在1968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谁想得到,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

从那以后,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从清华一位大哥同学的口中,得知程应铨于1968年12月13日,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的噩耗。一个水性那么好的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临死前,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崭新西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也让自己衣冠整洁,保留一份最后的自尊。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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