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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六

风云变幻的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时,那天上午我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演讲开始后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我的讲话被特大新闻打断,我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来到格罗凡纳广场上,加入欢庆的人群,一同庆祝胜利。”这是父亲自传中的一段话。

从1939年9月1日,德寇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5月3日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卷入世界大战的有六十一国,二十亿人口,参战军队达一亿一千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但任何时候,人性的光辉都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星辰。

1945年11月10日,战争废墟上的硝烟尘埃尚未落定,“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中、苏、美、英、法等六十四国的青年代表,将在伦敦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大会旨在号召全世界青年以自由、民主、团结的精神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号召全世界青年为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为强调这是一次全世界青年大团结的会议,大会筹委会要求中国派国统区与解放区两地的青年代表共同赴会。由于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经费紧缺,指示国民政府驻英使馆从本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选送代表出席大会。干爸贺其治在回忆父亲的文章《深切怀念老友陈占祥》的文章中说:“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陈尧圣就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征求我的意见,我极力推荐陈占祥为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还推荐了利物浦大学的袁随善、成芸犀(女),剑桥大学的罗孝燮等人为代表。”

听说中国代表团中有来自解放区的青年,父亲和这些留学生们兴奋而激动。英国的旅馆不供应可饮用的开水,可大多数中国人有喝热茶的习惯,父亲特地带来了自己的电热水壶,罗孝燮送来了自己珍藏的“西湖龙井”,都放进了解放区代表的房间。战争期间,邮路中断,来自中国的龙井茶,和金子一样珍贵。

也正是这次大会,罗孝燮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罗孝燮在剑桥学文学,妻子是英国人。学文学的中国人在英国谋生,其间的艰辛坎坷不言而喻。后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中餐馆,凭着他剑桥文学博士的文化底蕴,这家餐馆成为伦敦最有特色、最昂贵的中餐馆。英国王室的皇亲国戚,社会名流都是这家餐馆的座上客。妹妹一家去伦敦旅游时,罗孝燮把他们请到自己的餐馆当上宾款待。妹妹弥尔说:“那时我们刚到英国,如果自费去吃中餐,无论如何也不敢进那种天价餐馆。”更有意思的是,大哥衍庆结婚,新娘唐立苏成了我们的嫂嫂。很多年后,偶尔谈起,才知道父亲的好朋友罗孝燮竟是嫂嫂的表舅。而她的亲舅舅,原香港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陈鸿,刚抵伦敦留学时,还曾借过父亲的房间小住。罗孝燮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探亲访友,特意拜会嫂嫂的另一位堂舅,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荪。陈岱荪先生曾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家的常客,父亲在清华梁家下午茶的客厅里与之相谈甚欢。亲舅、堂舅、表舅,三位舅舅都是父亲的故交。恰同学少年时,游学海外,怎样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外甥女唐立苏,将来成为陈占祥的长媳,这实在是奇妙的缘分,天下真小啊!

解放区代表终于来了,他们是陈家康和刘宁一。陈家康当时正随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之后又参加伦敦的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生存空间,希望通过一切外交场合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因此,由留英学生组成的国统区代表们,明显感觉到刘宁一、陈家康二人的警觉与戒备。但很快这种戒备就打消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政治斗争意识的年轻留学生。他们对解放区代表发出由衷的欢迎和崇敬。差不多能背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父亲,更是像孩子似的跟在他们身后,问东问西,问短问长。他在英国的五百多场讲演中,无数次地描述过那一片神奇的土地,面前的他们就是驰骋抗日疆场的英雄。随着大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和陈家康、刘宁一的友情也日益加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场面。

大会将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及常设机构,准备从各国代表中产生执行委员会的常委,只分给中国代表团一个名额。其他国家常委人选通过得很顺利,轮到中国代表团时,会场上忽然一片骚动。不知为什么,各国的青年代表们为了中国代表的人选吵得不可开交。许多代表提名查理.陈,还有一些代表提名陈家康。双方摆开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陈明缘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甚至上台抢起了话筒。

而国、共双方的青年代表反而坐在席上,风雨不动安如山。父亲坐不住了,他快步冲上讲台,夺过话筒。台上台下蓦地安静了,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会场上已经响起查理.陈激昂的英文演说:

“很遗憾,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吵来吵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了今天的胜利,整整在血火中煎熬了八年。南京城下有几十万死不瞑目的冤魂,多少母亲听到长子阵亡的噩耗,又把最小的儿子送上了战场。多少妻子再也没有见到奔赴前线的丈夫,又有多少孩子永远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中国人血流成河,才托起了今天的太阳。我们这些幸存者能在这里庆祝反法西战争的胜利,该怀着怎样的感恩之情!可我们在做什么?为了一个区区的什么常委,争得烽烟滚滚。面对长眠于九泉的英灵,我们不抱愧吗?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凭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我们自己还没争呢,你们乱吵什么?我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为抗战付出的英勇牺牲,我愿意把唯一的名额让给陈家康,我宣布放弃!”

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走下台时,很多代表拥抱了他。他觉得自己为中国青年挣足了面子,心中激情澎湃。他对好朋友贺其治说:“谁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谁说中国人只会窝里斗?我就不信。我就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血脉相连,义重如山,情深似海!”

第二天是世界青联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完告别酒会,会议就结束了,父亲马上就要回到阿伯科隆贝的身边,开始战后南部三个城市的规划工作。回到旅馆,父亲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钻进干爽洁净的被窝,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和轻松。

半夜,父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两个没有表情的中国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架到了门外,“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人声音很低,却是不容置辩地强硬。

“你们是谁?”父亲问。

“你马上就知道了。”

“我还穿着睡衣哪!”父亲抗议。

“什么不穿都无所谓。”他们仍是没有表情地瞟了他一眼。

电梯缓缓升上去,两个人把父亲带进一间客房,端坐在沙发上的人叫康泽,不动声色地请父亲坐下。

“年轻人,你今天下午的表现,真是很精彩。如果不是重任在身,连我也该为你喝彩。”康泽说。

“什么意思?”父亲真的弄不清楚。

“你放弃的时候,请示过吗?又得到过批准吗?”康泽问。

“请示?”父亲愈发不懂了,“被选举的是我,我有权利放弃或者不放弃。没有请示的前提,也就谈不上得到什么批准吧?”

“是谁派你参加这次大会的?总不会是共产党吧?”康泽用手点着他的鼻子问。

“我没那份荣幸,很遗憾。”父亲扬起眉毛,“对不起,我不习惯别人和我谈话时,使用肢体语言。”

康泽向前探了探身体,凑近父亲,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知道吗?你今天下午的表演,就像一个头脑发昏的足球前锋,起脚迅猛,准确无误,只是,你把球射进了自家的球门!”

“自家球门?那对方是谁?难道我们在同解放区代表打对抗赛吗?”父亲有些激动了,“八年抗战还没打够?中国人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你太一厢情愿了,毛头娃娃!你以为那些上台为你拉票和为他们拉票的人都是白上去的?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们也是下了大本钱的!我们做了多少套应急方案,可就偏偏没想到你会蹿出来,临门一脚,迅雷不及掩耳呀!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你替他们干得漂漂亮亮。我们国军将士抗战八年,张治中、赵登禹、张灵甫、佟麟阁……哪个不是顶天立地的抗日硬汉?血战台儿庄、闸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哪一战不打得气壮山河,义薄云天!难道我们就不该坐这把交椅?我们坐得理直气壮。可你呢?看了一本斯诺的什么书,就信以为真,太幼稚了!那种美国记者,为了出名,为了标新立异,为了赚钱,耸人听闻,把文学当新闻,也只有你们这种洋面包吃多了的孩子才会相信。”康泽说得不温不火。

父亲的情绪也平静了一些,“既然大家都是抗日的,就是手足兄弟,一个青年联合会的虚职,有什么值得抢?只要是中国人当了,就够了嘛。”

“小兄弟,你说这话叫得便宜卖乖。”康泽的脸色沉了下来,“战争刚结束,家里那边已经暗波汹涌。我们的经费多吃紧,之所以派留学生参加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省下银子用在刀刃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梦也想不到叫你一拍脑袋送了礼,你这个礼送得连个人情都没有!你让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回南京嘛?”

“你让我怎么办?事已至此,覆水难收。我只能说很抱歉。”父亲说。

“一句抱歉就了结了?你想得太简单了。”

“那还能怎么样?”父亲问。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把你的位置要回来。”

“怎么可能?!”父亲急了,“我死也做不到了。”

“死了也许可能做到。”康泽动了动嘴角,掠过一丝冷冷的笑意,“那就是共产党为了抢权而一手制造的血案喽。头条新闻啊!”

父亲忽然全身发冷。他从不曾染指政治,也不觉得自己的五百多场讲演,与海员的友情中有什么政治。他的目标很单一,只是在国难当头时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别的他都不知道。现在,他一脚滑进了肮脏的泥沼,想把腿抽出来,已经是力不能及了。

“听天由命吧,康泽先生。我只是一介书生,在你们的政治游戏中,蝼蚁草芥而已。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位置讨回来,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做这种出尔反尔的下作事,会丢尽中国人的脸,下半辈子臭名昭彰,生不如死。”父亲站起来,转身走向门口,“不必说再见了吧?我也许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康泽大笑着站起来,“不必如此悲壮。我观察好几天了,你给大会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也许恰恰是你的长处。戏还没演完,我们还有耐心看下去。祝你好运,年轻人!”

父亲一夜未眠,不知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

第二天的闭幕酒会开始了。那是一个大型派对,青年代表们手执酒杯,谈笑风生,相互留言、合影、记通讯地址。一向乐观幽默的父亲眼圈发黑、面色青灰、神思恍惚,与昨天判若两人。大会主席团主席是苏联人,没有记错的话,他应是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该人的姓名职务无法核实)。他非常赞赏父亲昨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但富有政治经验的米哈伊洛夫似乎预感事情不会如此圆满。看到郁郁寡欢的父亲木然站在一旁,他端着酒杯走到父亲身边问道:“你有心事吗,查理.陈?”

“哦,没什么。”父亲强打起精神,他太要面子了。

“不,你的气色很差。昨天你刚一走下台,我就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父亲一惊。

“你和有些人不同。你用另一双眼睛看世界,所以,你应该很快活,因为很多东西你永远想不到,也就看不到。”他歪着头,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比划着,“就像一只刚刚出壳的小雏鸭子。”

父亲苦笑道:“长出另一双眼睛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交学费,可能很昂贵。”

米哈伊洛夫把父亲拉到一边,关切地问:“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也许我能帮助你。”

在他的再三盘问下,父亲讲出了昨夜的经历。

“这是我早就猜到的。”米哈伊洛夫说,“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去找他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向父亲挥挥手,身影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米哈伊洛夫没有马上回到父亲身边。但是不一会儿,他出现在酒会大厅正中间,“朋友们,请静一静,静一静!”他拍着手,声音洪亮得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我们要对昨天的大会选举做一点补充说明。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共两方的青年都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伟大贡献,为了彰显大会和平团结的宗旨,我们决定给中国青年代表团两个名额,特增补国统区青年代表查理.陈为世界青联执行主席团副主席。”

酒会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还有许多国家代表用勺子、叉子敲起了玻璃酒杯,声浪如海潮向父亲涌来,代表们纷纷走到父亲身边,向他敬酒祝贺。豪爽而善解人意的米哈伊洛夫回到父亲身边,久久地拥抱了他,贴在他耳边说:“祝你好运,查理!好人一生平安。

“是我有幸遇到好人。中国人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父亲热泪盈眶。

一切恍如梦中,即使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结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早有安排。父亲完全不懂也不愿参与政治,政治偏偏如影相随,像沾在毛衣上的灰尘,掸也掸不掉。

我从心底感激这位我永远无法向他道谢的、至今真名实姓尚不确认的俄国人。感激他对世间的美好善良存一份人性的关照与呵护。假如他有权力却心如木石,他可以对政治上不谙世事的查理.陈不闻不问,漠然置之。那样,一切又都会与今天不同。为了避祸,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国,或成为一场政治阴谋的刀下鬼。那样就没有这个家,也没有了我们兄弟姐妹,更没有什么《梁陈方案》。领导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命运。

陈家康当上了世界青联执委常委,陈占祥做了执委副主席,双双功德圆满,皆大欢喜。1957年,据说专案组为此专程去战犯监狱向康泽外调父亲在世界青年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调查他怎样为国民党下山摘桃、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康泽居然对父亲的人品和才华大加赞赏,而对父亲成为“右派”丝毫不觉得奇怪:“陈占祥这样的人,即使到了台湾也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那一套他照样吃不消。”康泽如是说。这是后来有人传给父亲的。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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