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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五

利物浦码头的琴声

2006年1月23日,中国海员纪念碑在利物浦港码头落成。纪念碑上镌刻的碑文如下:

献给那些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们!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被迫要求离开的人们!他们不得不离去,在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丈夫下落的妻子们,还有那些再也见不到父亲的孩子们。我们记住曾发生过的这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
和平!

这是一段让人心潮激荡的历史,充满屈辱与不公,父亲和那些曾在利物浦经历二战岁月的中国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父亲甚至是参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物浦作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成为大西洋西方战略的总部。庞大的战时船队犹如人体的动脉,向英国和其他盟国输送着战时的军备及民用物资,是二战中抗击法西斯战争的生命线。双方深知这条海上航线是战争胜负的命脉,德军派出大量潜艇、鱼雷艇拦截或袭击船队。尽管有英国舰队护航,被击沉击伤的运输船还是不计其数,大批海员葬身大西洋,运输船队海员奇缺。负责战时运输任务的英国太古海运公司、亚细亚海运公司等不得不到中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招募海员。于是,利物浦成了数万名中国海员的聚集地。在利物浦码头,每天有数百名来自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的中国海员等待上船或下船,在利物浦的贫民窟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则游荡着下船后无所事事、醉生梦死的中国海员。他们把在海上出生入死赚来的一点卖命钱,全挥霍在赌博、嫖妓或酗酒上,并不时打群架滋事。中国海员几乎成为英国人心目中声名狼藉的过街老鼠。

一天,父亲和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同窗Teh一同路经壁铁街,正碰上两拨中国海员打过群架散去,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广东籍海员用袖口抹着脸上的血污,向地上啐着痰,口中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脏话。街上走过的路人无不侧目而视。

“Chinese pig(中国猪猡)!”

“Poor Chinese (可怜的中国人)!”

“So cheap (太贱了)!”

从齿缝里喷出来的鄙夷,从蓝色棕色眸子中射出来的歧视,让两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年轻人怒火冲顶,热血汹涌。忍无可忍的Teh伸出手臂,指着一个路人的背影刚要张口还击,被父亲按下了。他拽着Teh走向怒气未消的广东海员。两个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和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国海员,在远离故乡的壁铁街路边已被炮弹炸得坑洼不平、豁齿缺牙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促膝长谈。没有过漂流异邦的经历,很难体会那种他乡遇同胞的亲情。

“若是在中国,我在上海,他在马来,你们在广东,我们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相识。”父亲说,“可在离家万里迢迢的利物浦,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

“对对,缘分。”海员们纷纷应和。

父亲问:“你们听见刚才那些英国人说什么吗?”

海员们七嘴八舌说:

“听到了,有什么新鲜!”

“天天听,他们在船上就这么骂我们,耳朵要生茧咯。”

“啥了不起!我笑着用广东话回骂他‘丢累老猫黑呀’,他听不懂,还傻笑,以为我赞他哩!”

一阵粗犷的哄笑声响起。刚才还骂骂咧咧的海员们,此时怒气早已抛诸九霄云外。

那一次,父亲和Teh跟他们聊了很久,知道了许多海员的生活状况。英国海运公司在中国招聘海员时,写明这些海员享受参战国战时服役人员待遇。但上了船之后,一切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中国海员承担,大部分海员在闷热的底舱为锅炉加煤烧火,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工资却只有英籍或其他白人海员的三分之一,并经常受到任意的斥骂侮辱。一些英国海员与利物浦港口的酒吧、妓院、赌场勾结,引诱中国海员去酗酒嫖赌,挥霍尽自己的血汗钱,而个别英籍海员趁机从那里赚回扣,中饱私囊。

“辱骂和歧视中国海员是违法的。你们的工资少于同工种的白人,也是违法的,可以起诉他们。”父亲说。

“我们话都听不懂说不清,怎么起诉?”

“那不是砸自己饭碗吗?”

海员们对此闻所未闻。

“恰恰相反!”Teh巴掌一挥,“你们是在海上为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的服役人员,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应该砸他们的饭碗!”

“下次去你们那儿,仔细看看你们的合同。”父亲说,“不过,我弄不懂,你们明明知道人家在设圈套,要掏光你们口袋里的钱,为什么还往圈套里钻呢?”

海员们面面相觑,半晌才说:“我们不这样又做什么呢?今天登船,就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死莫若歹活着,混一天是一天吧。反正人家也不把我们当人待。”

“自己先把自己当人待,别人才能把你当人待。”父亲说,“不管大家在中国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只要一踏出国门,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上就写着‘中国人’三个字。‘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何况我们同是炎黄后人。黄河长江、珠江闽江,那里的母亲河养育过我们,我们的血脉来自那里的山川大地,我们同祖同宗,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中国因我们蒙羞。”父亲即席对海员们发表演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勇敢、刻苦坚韧、自尊而不骄狂、善良而不懦弱、宽容而不纵容、谦和而不卑怯、百折不挠而不冥顽偏执……美德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文明,一种高贵,一种最强大无形的力量。拥有这种美德的民族,就有令世界尊重的魅力。中国海员受到白人的歧视欺辱,那是歧视者的文明水平有限,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自省,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中国海员们的境遇和现状,让父亲和Teh彻夜难眠。二战中,牺牲在这条航线上的中国海员数十万计;这些平凡的海员,他们本该是二战中不平凡的英雄,可他们仿佛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的牺牲犹如风吹掉了一片树叶,不仅无人关注、无人记得,还饱受鄙夷。

“在异国他乡,每个中国人都代表中国。我们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父亲和Teh商量好,到壁铁街一带的中国海员中去,了解第一手的情况。

他们多次在海员聚居的壁铁街走访,知道的情况越多,心里就越不安,越觉得帮助海员同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带着这些了解到的资料和海员们与船东的合同,父亲与Teh找到了“英国太古海运公司”和“英国亚细亚海运公司”,同时还找到了英国战时海运部等机构。父亲和Teh分工合作,Teh负责与海员方面的联络,父亲代表海员与英方洽谈。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中,父亲要求英方重视中国海员权益,关注中国海员福利,必须与白人同工同酬,再三强调,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功臣。凭借他流利的英语、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及电台著名讲演人的身份,英方在谈判中一直对他彬彬有礼,不敢怠慢;但他们始终觉得,父亲与海员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疑团。他是海员的亲属吗?不然,是海员雇不起律师,聘他做廉价的代言人?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海员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他凭什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为他们争取权益?

“你的雇主们很有眼力,你虽然没有律师执照,但比律师还称职敬业。”下午茶时,一位叫斯蒂夫的英国人对父亲说。

“对不起,斯蒂夫先生。”父亲说,“我没有雇主,海员们从来没有雇佣过我。”

“怎么讲?难道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斯蒂夫不以为然地耸耸双肩。

“我跟中国海员从来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说实话,连车钱都是从我自己裤袋里掏出来的。”

“真的?”斯蒂夫的眼镜几乎从鼻梁上跌下来,“那你是为什么?”

“只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父亲回答得很淡然,但斯蒂夫却呆立在那里。忽然,他放下茶杯,紧紧拥抱了父亲。围过来的人们得知父亲与海员只是偶然相识的路人时,这些公司和机构的高管们纷纷过来与父亲握手,后来竟陆续成了父亲的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方答应父亲代表海员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委托父亲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旨在提高中国海员的文化素质。父亲对他们说:“中国海员是贵公司麾下的员工,也是战时的服役人员,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是法律给予的权利,也是公司的义务,结果是公司与员工双方受益的事。”

1942年,中国海员俱乐部成立,由海员在自己的成员中公推俱乐部经理,父亲被选任俱乐部秘书长,负责与英方接洽各项事宜,并负责组织各项文娱体育活动。父亲和Teh及海员们一起商议如何开展海员俱乐部的工作,加入俱乐部的海员要遵守会员守则。希望海员们摒弃酗酒、赌博、嫖妓的恶习,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人。俱乐部办起了海员学校,父亲与Teh亲自担任海员学校的教师,每周利用课余时间为海员上英文课、文化课。并发动了利物浦大学的中国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为海员上课。不是讲什么数理化,而是举办各种讲座,譬如简单的中国历史、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东、西方礼仪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启蒙式的——不可随地吐痰和丢弃垃圾,在任何场合不要高声喧哗或高声交谈,事事要妇女儿童优先,什么是男士待人接物的绅士作风……父亲和中国留学生为海员们组织电影晚会、舞会、足球赛、音乐会、旅游等等。每次音乐会之前,先让海员们“做功课”,向他们介绍音乐家的情况,作品的创作背景,每个乐章的内容等。

有一次,英国船队遭袭击沉没,一位中国海员侥幸死里逃生,他划着一条救生艇在大西洋漂流了几十天。海上白天阳光暴晒,夜间寒风砭骨。没有食物,他用救生艇上的一点罐头肉做鱼饵,钓鱼生食充饥。有了鱼,他又以鱼内脏为鱼饵,钓更多的鱼。有时钓上来的鱼很多,他就用海水将鱼剖开洗净,利用海上的烈日将鱼制成鱼干,储备在救生艇里,以备不时之需。没有淡水,他把救生艇中两只大马口铁空罐头置于船上。一只盛上海水,上面盖一块马口铁片,白天太阳暴晒时,铁片上的冷凝水就是淡水,他把这宝贵的淡水收集在另一只罐头盒里,于是得到了维持生命的水分。所幸的是几十天里他没有遇到海上风暴,最后,他被一艘货船发现解救上来。他被送回英国时,中国海员求生的智慧,在灾难中表现的顽强意志,成为英国民众和大、小媒体的热门话题。他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英王乔治六世亲自为他颁发了乔治十字勋章。

“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表现了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在与大自然和生存极限的抗争中,中国海员同样永不放弃、永不言败,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是生命尊严的象征。这种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父亲对壁铁街的中国海员们说,“让我们从此告别酗酒、嫖妓和赌博,我们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磊磊落落地做人,就能让我们中国在世界面前挺直脊梁!”

为了庆祝中国海员的胜利凯旋,中国海员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音乐晚会。

“要邀请世界顶级音乐家参加我们的晚会,要让英国人、利物浦人都知道,中国海员不再是昔日的街头混混。”父亲曾这样向贺其治夫妇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接着,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他把目光指向了当时正在英国访问演出的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

干爸贺其治告诉我们,父亲与梅纽因曾在导师贺尔福的沙龙里有一面之交。利物浦交响乐团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Sargent)是导师沙龙中的常客,跟父亲很熟,而沙詹特爵士是梅纽因的好朋友。

梅纽因跟父亲同龄,生于1916年。这位父母系俄国移民、生于纽约的犹太血统音乐神童,七岁时即以小提琴独奏者身份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乐坛为之一亮。1929年,纽约慈善家亨利.戈德曼在卡内基音乐厅聆听了十三岁的梅纽因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为音乐神童的才华倾倒,以天文数字买下了一把“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送给他。同年,在德国柏林与柏林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中,他担纲独奏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激动地上台拥抱了少年梅纽因——“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爱因斯坦对梅纽因的盛赞,在音乐界成为不胫而走的经典评论。当卡拉扬由于抵御不住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金色桂冠而加入纳粹时,梅纽因却昂起高傲的头颅对纳粹说“不”!他迎着希特勒的炮火,带着心爱的“斯特拉迪瓦利”,走向了各国抗击纳粹的战壕,为前沿阵地上的反法西斯战士们做巡回演出。

经过一番周折,父亲见到了梅纽因。他向梅纽因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中国海员的生命奇迹,讲述了在大西洋上中国海员的赴汤蹈火,讲述了他和中国留学生怎样邂逅打群架的海员,之后建立了中国海员俱乐部,也讲了中国人民在抗日前线的浴血奋战,自己在英国所做的数百场讲演。听到这里,梅纽因拍拍父亲的肩头,郑重地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是一个阵地上的兄弟。我一定去为中国海员们演出,我答应了!”

父亲涌出了热泪,“我代表中国海员们谢谢你!”

“是我应该谢谢他们,他们是随时准备为保卫人类自由献身的英雄。”梅纽因对父亲摆摆手说。

得知梅纽因要为中国的海员俱乐部演出,“太古”和“亚细亚”海运公司惊讶不已,他们做梦都无法把自己眼中粗俗少教的中国海员与音乐大师梅纽因联系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海员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说赴音乐会需正式着装,海员们纷纷为自己买了黑色的礼服、领结,新衬衫、新皮鞋。父亲说:“穿普通西装就好了,不用那么破费的。”海员们说:“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比过节都喜庆。梅纽因是什么人?能把他请来,给我们海员长脸哪!有人叫我们‘中国猪猡’、‘中国贱货’,可人家大音乐家瞧得起我们,我们要给中国人增光!”

父亲告诉他们,梅纽因说这场演出是为中国海员义演,分文不取。海员们更加群情激昂。他们决定,那就一定要以中国海员的名义,请梅纽因吃一顿饭,而且是中餐。父亲有些为难,英国战时供应困难,样样食物定量配给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一位在船上做大厨的海员建议,从中国海员的肉食定量中节省一点带下船,还有几个海员去阿尔伯特港口钓鱼,试试运气。
 
那是一次永远难忘的演出。

音乐会之前,父亲向梅纽因要来了曲目单,他记得有萨拉萨蒂的《马拉加舞曲》,《哈巴涅拉舞曲》,《安达卢西亚浪漫曲》;还有巴契尼的《小精灵舞曲》,克莱勒的《狩猎》,《维也纳随想曲》,“中国花鼓”等等。他担心海员们听不懂,事先去借来了唱片,一边放唱片一边给海员们讲解,还请他们谈论自己对乐曲的感受。

“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多学就会懂得,而且会喜欢的。”父亲后来对好朋友贺其治说,“我从来没指望听一次梅纽因就能提高海员的文化素质,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积累过程;但这次音乐会让海员们知道,他们是受到尊重的,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就懂得珍惜自己的自尊。没有什么比丧失自尊更可悲的了。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一点地唤醒被伤害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

那天晚上,参加音乐会的海员全都礼服笔挺地入场。那些曾在壁铁街头叫骂斗殴,在炼狱般的货船底舱挥汗如雨、疲惫邋遢的中国海员,突然穿着礼服温文尔雅地走过壁铁街时,凝重的神情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壁铁街的居民们为之震惊,他们像看游行队伍似的在街边驻足观看,交头接耳。海员们兴奋地对父亲说:“别担心,我们决不会打瞌睡。即便听不懂音乐,光凭有资格来听梅纽因演奏,我们也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那天的演出不仅让海员们终身难忘,梅纽因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中国海员有很好的素质,他们始终目光炯炯,对演奏充满兴致,这对演奏者是最高奖赏。

对于音乐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如释重负。他对贺其治说:“我最担心有人对音乐不感兴趣,在演奏时,如果席间鼾声如雷,那就给中国人丢尽脸了。谢天谢地,海员们真的很争气,表现一流!”

那天的晚餐是在演出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货轮上的中国大厨使出浑身解数,摆出了一桌战时“盛宴”,其中有一道菜是葱姜爆炒鱿鱼卷。那是几名去海港垂钓的海员们的战利品。他们几乎在港口垂钓了一整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却钓到了满满一大提桶墨斗鱼。英国人从不吃墨斗鱼,所以港口中的墨斗鱼格外多,个个硕大无比。大厨把这道菜做得宛如艺术品,刀工精细的鱿鱼卷像一只只洁白的玉棒槌,葱段姜丝黄绿相间地掩映在薄薄透明的芡汁中。父亲告诉梅纽因这道菜的来历时,梅纽因大为感动,起立为中国海员敬酒。梅纽因说:“我平生第一次吃鱿鱼卷,中国人太有智慧了。这是西方人从不问津的海产,中国人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它变成世界上这么好吃的美味佳肴,就像一首充满灵感和创意的乐曲、精妙绝伦。”梅纽因真诚感激海员们对他的盛情,更感激他们在大西洋上为二战出生入死,盛赞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中国英雄。在座的海员们泪如雨下,有的甚至哽咽难言。他们在这条生死线上风风雨雨多少年,有谁这么称呼过他们!有谁把这些在大船底舱里一锨一铲向熊熊炉膛中添煤的中国苦力当人看!他们能不珍惜这迟到的、来之不易的尊重吗?!

父亲对梅纽因说:“清朝的李鸿章在美国一家餐馆请外国人吃饭,席前对客人说菜做得不好,请各位包涵。餐馆老板大怒,引起一场风波。我今天要说,我们的食材有限,但菜做得很好,请客人随意鉴赏。”不料梅纽因却说:“中国海员的盛情,比美酒佳肴更难忘。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上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我们今天能在此时此地见到这样一场筵席,已经是腹目双收了。”

父亲惊得瞠目结舌,海员们更是无言以对。

“你读过《道德经》?”父亲简直不相信一个生于纽约的小提琴家会对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引经据典。

梅纽因站起身,拿起他的“斯特拉迪瓦利”,打开琴盒,取出一本已经读旧了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已经陪伴了我多年。自从1788年一位天主教教士把它带入欧洲,西方人都认为老子和希腊的柏拉图一样,是世界哲学思想的源头。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腹”之所需有限,“目”之所欲无限,故圣人饮食之道,“为腹不为目”。

父亲接口道,所以,中国魏晋时代的玄学奠基人王弼说:“为腹,以物养己。为目,以物役己。”陶渊明说,不可“以心为形役”,王弼说不应“以物役己”,这种注重精神与灵魂自由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乐章中的绚丽华彩。

梅纽因闻此言大喜,认为是遇到了知音,跟父亲大谈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父亲告诉贺其治说,他的国学功底不深,但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恰巧在攻读《论语》、《道德经》等一些国学经典著作。这下正好撞在了枪口上,好歹还能仓促应付一阵,若谈得再深一些,就该“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了。

梅纽因大谈《道德经》,让父亲深受刺激。作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祖宗的了解还不如西方人,那就跟海员们在壁铁街打群架一样丢人。父亲对贺其治说,后来在剑桥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古今图书集成》时,梅纽因的身影常在眼前浮现,催他奋发图强。

干爸贺其治在音乐戏剧方面亦有很高修养,也是梅纽因的崇拜者。20世纪80年代,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个关于梅纽因的令人动容的故事。1952年,梅纽因在日本演出。有人告诉他,在听众中有一个酷爱音乐的擦皮鞋少年。为了听梅纽因的演奏,他千方百计凑足了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演出结束后,热情的观众们拥向前来,钻戒闪光的纤手上捧着一束束鲜花,晚礼服的领结上衬着一张张笑脸。可梅纽因脚步匆匆,急切地径直向后面的低档席位走去。他找到了那位惊喜而又惶惑的擦皮鞋少年,亲切地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孩子?”

“我什么也不要。”一无所有的少年仰起头向他笑着,双眸如富士山顶的天空一样清澈,“我只喜欢你的琴声。”

梅纽因热泪纵横,他握住那个清贫孩子的手,将一把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三十年后,梅纽因再度赴日本演出。他又找到了当年的那位擦鞋少年,热爱音乐的少年已经是贫民救济院的一名中年职员,与三十年前相同的是,他仍然清贫。但他告诉梅纽因,尽管家徒四壁,他仍觉得自己很富足,因为这把琴给了他人间的无价情谊,读懂了梅纽因关于音乐的定义:“艺术是文明的最高体现,而音乐是二者的升华。”三十年前,梅纽因谢幕之后,穿过衣香鬓影向他走来,把自己心爱的提琴给了一个擦鞋少年,他会用一生去珍惜一个大艺术家对音乐定义的真诚诠释。他说,因为他清贫,很多人一次次地以高价收购那把琴,他都拒绝了。“我的生命将与琴同在。”他如三十年前一样回答梅纽因:“我什么也不要,我只喜欢你的琴声。”

梅纽因默默接过三十年送给他的那把琴,为他拉了一支当年音乐会上演奏过的曲子。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在二战中,梅纽因为前线的反法西斯战士共演奏过五百多场,父亲说:“我也在英国做过五百多场演说,这是一种巧合,也是我和梅纽因之间数面之交的缘分吧。”

海员俱乐部使中国海员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逐渐改变了中国海员在利物浦人心中的形象。一些中国海员在与船东的合同到期之后,因家乡被日寇侵占而无家可归,他们只得在英国定居下来,有部分海员和当地英国姑娘结婚生子。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英国政府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两天之内,突然秘密遣返了两千多名中国海员回国。那时父亲已离开利物浦,在伦敦读博士,对此事一无所知。此事真相2002年公诸天下时,父亲已长眠于九泉了。

二百多个中英合璧的家庭祸从天降。那些嫁给中国丈夫的英国妻子们,还有他们的儿女,曾相濡以沫地在战争岁月中携手前行。但突然,她们的丈夫,她们儿女的父亲,在一瞬间就集体消失了。有的消失在去巷口小店买一包胡椒粉的路上。有的下了船,刚放下提箱,出门去附近理发店剪一剪头发。还有的去蛋糕店,满心欢喜地为过生日的小女儿取定好的蛋糕。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整整两千多名中国海员,战争结束时被一脚踢出英国。这一切,英国百姓和他们的英国妻子浑然不知。

总之,那些说出门一会儿就回来的中国丈夫们都再也没有回家,并且从此音讯杳杳。他们的英国妻儿们先是焦虑地等待,相互询问打探着消息,到处发布寻人告示;继而怀疑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可以回家了,就抛弃了共同患难的英国家人,中国人难道如此薄情寡义吗?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有些妻子改嫁了,当年幼小的孩子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中国父亲的儿女。有些妻子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死了。她们在心中怀着对往昔恩爱的眷恋,也怀着对薄情丈夫不辞而别的怨恨。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才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大白于天下。这些海员亲人在利物浦成立寻亲组织“浦之龙”,寻找失散半个多世纪的骨肉亲人,也为父辈的悲惨遭遇讨个公道。直到2006年,中国海员纪念碑终于在利物浦码头落成。从被英国政府无理遣返,到利物浦港口竖起中国海员纪念碑,整整走过了五十七年的漫漫长路。我们深深知道,这座碑今天之所以能屹立在利物浦,是因为中国海员身后,有一座如珠穆朗玛一样雄伟的大山在庇护着他们——强大的祖国,是中华儿女世代的期盼。

与中国海员朝夕相处的日子,让父亲渴望为利物浦的中国同胞们做更多一些事情。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我国海员日常活动中心是在原利物浦华侨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这一地段被认为是市内的一个贫民窟。1943—1944年,在我结束五年建筑专业学习后,就读城市设计专业(Civic Design)硕士研究生。我决定改造这一地区为中国城,以纪念我国牺牲的海员并为以后的华侨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当时尚无旅游事业,但战后旅游的发展已为人们所认识。如果中国城规划能实现,无疑将为我国侨胞带来就业机会。因此,决定以利物浦中国城的设计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1944年夏,我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美国合众社立即发出通讯,消息传播全世界。后来英国《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1944年7月)。利物浦一家地产商还准备为中国城投资,条件是与中国政府合资。但当时中国驻英使馆表示政府无力承担。如果成功,这将是第一座有计划的中国城。”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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