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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三

风雪故人情

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父亲在砂岭劳动,母亲每天下班回家,一边督促弟妹的功课,一边不停地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母亲极爱整洁,多年来一直保持每周一换床单枕套、每月一拆洗被子、沙发套和窗帘的习惯。那时连洗衣机为何物都不知道,所有卧具、衣服都要母亲的双手去洗涤;而且,被单枕套洗净后一定要上浆、熨烫,这些习惯让母亲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只有这样活着才是她自己,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她常说,衣服破旧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整洁。尤其是白色的内衣内裤和白袜子,就是旧得像纸一样薄,也必须雪白清亮,这简直成了她检验我们姐妹是不是好女孩儿的标志。我在女附中住宿,每周回家,上床前准要查看我的内衣内裤是不是洗得洁白无瑕,有一点颜色发暗,母亲就要开始她的家训,大意无非是女孩子不能懒惰,懒惰的女人将来肯定不是好女人等等。努力保持内衣洁白,成了我一辈子的强迫行为。就是在有洗衣机的时代,我也一定把白色的衣物加漂白剂另外洗涤,否则就好像做错了什么而心中不安。

我家刚搬入设计院宿舍的第一个冬天,我还在“藤牌营小学”读书。那个冬天真冷,星期六下了整整一天大雪。在录音棚唱了一下午之后,我迎着裹了雪花的寒风,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走进东三排的院门,隔着结满冰凌花的玻璃窗,一眼望见家里的灯火,顿时满心漾起融融的暖流。我从小最怕在夜晚时离家,周日返校宁可太阳没下山时走,一旦家里的灯亮了,回眸望一眼窗口就会泪如泉涌。我最盼望远远看见灯火回家的时刻,那是人生幸福的一种,幸福有时就这样简单。

忽然,隐隐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谁也没有介意,任何脚步都和我家没有关系,有谁会在风雪之夜来我家呢?门外台阶上响起跺脚的声音,接着有人敲门上的玻璃窗。我要跑过去开门,母亲一把将我拖住,“先别开,我来!”

“谁呀?”母亲走到门前,小心地询问着。隔着厚厚的冰凌花,看不出门外的人脸。

“我,朱若华,贺其治。”门外响起一个轻柔的女人声音。

母亲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提高声音问了一遍,“谁?!”

“是我呀,若华。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啦?”

“真的?”母亲几乎是惊叫着,猛地拉开门,满头满肩雪花的贺其治、朱若华夫妇站在门口。

“真的是你们!”惊喜交集的母亲把朱若华拉进门,还没来得及扫去满身的雪花,朱若华已经与母亲相拥而泣。贺其治伯伯摘下围巾帽子,脱下大衣,母亲这才想起还没招呼客人坐下。充作客厅的房间只有十几平米,多了两个客人,屋子里马上显得局促起来。朱若华头巾上的雪融化了,脸上流淌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雪水,“我们打电话去设计院,可他们说查理去昌平砂岭劳动了。问你们在哪儿,他们才告诉了这个地址。”朱阿姨指着纸条上的地址对母亲说:“到了这里,我们问陈占祥家怎么走,居然没一个人敢告诉我!”

贺伯伯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着镜片上的水汽说:“我向一个年轻人问路,他也想躲开。我一把抓住他说,不用怕,我是共产党员,你带我去他家,绝不会连累你!他这才把我带到你家院门外,指指大门就慌慌忙忙走了。好像查理家是老虎洞,简直莫名其妙。”

母亲忙不迭地往炉膛里添煤,烧水冲茶,“你们看,家里没什么可招待客人的。还剩下一点祁门红茶,可既没有牛奶,也没有白糖,只能将就了。”

妹妹一转眼跑进了卧室,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手心里托着两粒柠檬水果糖举到母亲眼前,“这是幼儿园发的,我一直留着呢。放进茶里,是不是可以做柠檬红茶了?”

母亲刚要接过糖,却被朱阿姨拦住了,她把妹妹拉进怀里,“乖孩子,大人哪能从你口里抢糖吃!”说着,她拉开自己的手提袋,从里面把一样样东西拿出来,“这是一斤黄豆,我们外交学会发的。这是一听炼乳和一小盒袋装红茶,是外交部的同事出国带回来的。查理一出事,我们就知道坏了,他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自己的事。我们是多年的莫逆之交,比谁都了解他。在英国,多少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做了自己还不知道。查理是一心爱中国、为中国的学者,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我们永远是他的朋友。”母亲放下手中的茶杯,掩面而泣。

贺伯伯啜了一口茶,对母亲说:“我们和查理在英国是最好的朋友,今后也是。我们不会做墙头草,更不会指鹿为马。我们现在帮不了他,但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的家人。”说着,他从自己的小本子上扯下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电话,交给母亲说:“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有什么难处,就打电话给我们。”

朱阿姨把妹妹搂在怀里,摸着她的头说:“我们只有两个儿子,都参军了。小弥尔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吧,好不好?”

妹妹抬起头,看着母亲,母亲拭去泪水说:“弥尔,叫干爸干妈呀!”

妹妹低下头,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却忽然一头扑进朱阿姨怀里啜泣起来。想不到,连六岁多的妹妹也凭孩子的直觉感受得到情重千钧催人泪。

就在父亲远赴砂岭劳改的风雪之夜,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朱若华和丈夫贺其治,跨进了“右派分子”的家门。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知道,那需要怎样的勇气!从那天晚上,妹妹弥尔成了贺其治夫妇的干女儿。后来,我们都跟着弥尔叫起了“干爸”和“干妈”。

贺其治先生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空间法专家,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历任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执行董事。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先后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硕士、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贺其治先生精通国际法,开中国空间法学科之先河,他的《外层空间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空间法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空间法的理论与实践,多次应邀担任关于国际法、空间法、军备控制等国际研讨会的主席或主讲人,在全球国际法、空间法领域享有崇高声誉。

“干妈”朱若华出身于四川名门望族,20世纪30年代作为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新女性,冲破重重阻力赴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回国,投身四川成都地区的抗日救国洪流。“七七事变”后,成都妇女成立“成都妇女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妇抗会”),留日归来的朱若华成为“妇抗会”骨干,并加入中共地下党,与时任南方局妇女工作负责人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密切的工作联系。她利用自己家庭的特殊关系,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筹募到大量资金。为了送一些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离开四川去解放区,她甚至一次次地从自家父母手里拿钱,她和她的家庭为抗战胜利倾其所有。到英国后,邓发是与她直接单线联络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解放时,贺其治夫妇风尘万里返回祖国,想不到朱若华在英国期间的组织关系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邓发同志的遇难而无法被证明,党龄只能从解放时算起。我不知这种委屈加之于他人身上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朱若华只置之一笑说:“我们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加入共产党,从没想过日后要凭党龄伸手讨些什么;若是图利,我们为党捐献的财物自家几代人用之不竭。党龄从哪年算无所谓!”巾帼豪气不让须眉。

贺其治先生曾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外交系,抗战期间,他在四川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考试中名列榜首,被派往英国任原国民政府驻利物浦副领事。朱若华作为夫人随行,在国民党的驻英领馆中为中共地下党工作。为更广泛地结交英国知识界友人,把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消息传达给全世界,争取更多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日,他们相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利物浦大学攻读学位,也因此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但父亲从不知他们中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从此以后,每隔几周,我们就会收到干妈寄来的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要我带妹妹去她家过周日;每次都详细约好时间,她和干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等我们,然后牵起我们的手,一起散步穿过公园。只消走出公园后门向左转,几分钟便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办公地点,而职工宿舍就在办公大院后面的一排排平房里。干爸干妈家里也有很多书,跟父亲一样,他们的书也大多是英文书,我一本也看不懂,只有几套很眼熟的书,我认出是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狄更斯、萧伯纳和哈代的作品。

“小家伙不简单哪。”干妈夸奖我说,“爸爸教你学过英文吗?怎么认得出这么多英文书?”

“不认得。”我不好意思地实话实说,“爸爸告诉过我这些书的书名和作家,它们跟我家的书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认出来了。如果是我家没有的,我就不认得了。”

干妈哈哈大笑说:“上了中学一定要学英文,你爸的英文那么好,你们不跟他学太可惜了。”

“你们爸爸的英文可不是一般的好。他不像很多中国学生,到了外面就闭门苦读,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不大有兴趣。查理完全融入了英国的主流社会,精通英国的历史文化,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干爸指着书橱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说,“我跟你爸爸的交往就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我也是个莎士比亚迷,我们在一次学校的派对上谈起《罗密欧与朱丽叶》,说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相似的故事。昭明太子萧统和卖茶女慧娘的殉情,造就了多少红豆相思的神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传奇。我们越说越投缘,从莎士比亚谈到萧伯纳,从詹姆斯?希尔顿说到乔伊斯……你爸爸能成段背诵莎士比亚、本琼生或萧伯纳剧本中的台词,这连英国学生也自叹弗如。”我们从干爸那里听到过一个关于他们和父亲探讨如何运用一个英文单词的小故事。父亲过世后,我从干爸纪念父亲的文章中重温了这个故事:

“有一次,利物浦所属的克劳斯贝(Crosby)城区联合国协会为庆祝该会的成立,邀请朱若华去做主旨讲演,题目由我和她共同商定,名为《坚持联合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原则——从国际联盟失败所吸取的教训》。我们本来准备在文中仿照一句英国成语:‘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将其改为‘国联失败了,国联万岁!’(the League is dead, Long live the League!)来形容国际联盟的作用。占祥看了讲演稿后,建议将这句放在最后,改为‘国际联盟结束了,联合国万岁!’(the League isdead ,Long live the United Nations!)作为结束语。我们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好,于是若华在讲演中,用了这句话结束,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有意思的是,后来英国的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 )作为国联的负责人,把国际联盟的档案和其他财产移交给联合国负责人时,在祝辞中也引用了这句话。”

坐在干爸干妈那间简朴整洁的房子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父亲的那么多往事。尤其是二战期间父亲在英国的传奇经历,通过他们栩栩如生的讲述,让我这个“右派”的女儿,形象地认识了在我出生之前的真实的父亲。在那个被扭曲的疯狂年代,有多少儿女揭发父母,手足亲人骨肉相残。我们能在狰狞岁月中坚守对父亲的信任,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那是我们心中绵延万里的信念的长城。

贺其治、朱若华夫妇在英国生活多年,有很深的中、西文化根基,他们对父亲的坚信不疑,对我们一家的不弃不离,都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中的美德和人格,并不是任何一个饱学之士都能做得到的。在那样的年代,告诉我们完全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万一孩子说漏了嘴,他们会承担怎样的风险!多少人对我们避之不及,而他们每隔几周就把我们邀去他家,为我们讲述往事,讲述莎士比亚、《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狄更斯的《双城记》、萧伯纳的《卖花女》,带我们去看电影《第十二夜》、《雾都孤儿》,苏联冰上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临行时,把新买的灯芯绒外衣穿在妹妹身上,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供给糕点塞进我们手里。每次,干爸干妈都会把我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直到看着我们上车。许多年之后,他们立在风雨中或蓝天下向我们挥手告别时的画面,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亲爱的干爸干妈,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们是久旱中的甘霖,是烈日下的浓荫,你们用自己的良知和大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间最可宝贵、最可珍惜的无价之宝。

干爸干妈几年前相继逝世,他们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撒进奔流于巴蜀大地的嘉陵江——那条养育过他们的母亲河。如果有一天飞向天堂,即使关山迢迢、天河浩荡,我也会奔向你们身边大声说:我永远爱你们,亲爱的干爸干妈!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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