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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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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64年全家合影,左一为作者

1957年“反右派”时,大哥陈衍庆是清华建筑系二年级学生。1955年,十七岁的大哥陈衍庆以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建筑系。开学体检时,发现肺部有阴影,按规定退学,连学籍都不能保留。大哥心有不甘,在家边养病边复习,第二年仍去报考清华建筑系,结果又考上了。连续两年高分中榜,这在清华历史上也并不多见,一时在建筑系传为佳话,称之为建筑界的“将门虎子”。而1957年的急风暴雨中,“将门虎子”瞬间变身为“右派”子弟。

1957年,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对“陈华右派联盟”的批判之后,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梁先生对父亲说:“刚才大会宣布衍庆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声明,我是大力支持的。衍庆才十九岁,至少还要在清华学习四年,非如此,他何以在建筑系立足?希望你理解孩子,他的压力不比你小。”

父亲说:“我明白,谢谢你关心衍庆。”

从此,我家的七个人,就变成了六个人。

大哥衍庆是我家儿女中的君子。为人诚信重诺,从不信口妄言,永远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无论时尚如何变迁,他固守古老纯朴的做人原则,即使在他人眼里可能太古板,但也古板得可敬可叹。一句“划清界限”,不过四个字。但对大哥衍庆来说,那是背负十字架在荆棘丛中穿行的四年。放在另一个十九岁少年身上,“划清界限”也许只是大小会上的一句表态,会后和背后该怎样还怎样。言行不一是常态,言行一致才是非常态。而大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十九岁的年轻人,哪里懂什么叫政治?那一代人理解的“划清界限”,首先必须和家庭划清“经济界限”。从此,大哥不再回家,也不再用家里一文钱。

母亲为之肝肠寸断,“衍庆在清华怎么活啊!划清界限说说就罢了,怎么就非要一言九鼎?连人家做官的讲话也是在哪儿说完,在哪儿放下,衍庆就这么死心眼儿!不要家里钱,他连饭费也没有啊!”

不久,我们几次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整版多的大型报道《周总理访问清华园》,《金日成访问清华园》,署名都是《新清华报》记者陈衍庆。再后来,我们陆续在许多报纸上看到大哥署名的文章,还有的是散文、小说等等。

母亲读着大哥的文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孩子,想不到还这么会写文章,这么有文采!”母亲笑着夸奖儿子,“可是,靠这么点稿费养得活自己吗?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身体吃得消吗?”说着说着,母亲眼里又泪光闪烁。

暑假里,大哥回家了。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还是他上初中时买的。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后臀上打了一大块补丁。哥瘦了很多,但眼睛黑亮亮的。我和弟弟妹妹扑上去,又惊又喜地拽着大哥的臂膀,连蹦带跳地簇拥着大哥走进家门。手足之情,血浓于水,见到久别的大哥,心中的悲喜交集都被泪光模糊了。

“怎么穿这样破的裤子?”母亲上下打量着儿子,“记得给你带了新裤子去学校的呀。”

哥说:“可能被人家拿走了。”

“什么叫拿走了?是偷走了吧?”母亲问。

“不能随便说人家偷,万一是拿错了呢。”

母亲奇怪了,“什么叫拿错?”

一番盘问才知道,学生们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宿舍五楼顶的平台上。大哥去收衣服时,发现自己的新裤子不见了。“一定谁把我的裤子收错了。”他这样想,也并没有介意。过不久,他又去平台晾衣服,认出了自己丢失的那条新裤子,因为裤袋里有母亲为他缝的一个红线五角星。

“裤子拿回来了吗?”母亲问。

哥摇摇头,“没有。”

“为什么?”母亲大惑不解。

“我在裤袋里放了一张字条,说这条裤子是我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收错了裤子,希望你把它送到我宿舍。然后就写了我的宿舍号和我的名字。”

“书呆子!怎么不快点把裤子拿回去嘛?”母亲急了,“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吗?”

哥慢慢地说:“如果他是弄错了,说不定他裤子也被别人收错了,我把裤子拿走,他没穿的怎么办?如果他故意偷的,就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也给他留一份自尊心。”

“他还你裤子了吗?”我问。

“没有。”大哥摇摇头,“没再看见我丢的裤子晾出来。也许,他只有一两条裤子,可我现在一共有三条,够穿了。”

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哥说得自然而平常,没有埋怨,没有委屈,连一点愤恨都没有。但我忘不了自己受到的震撼,父母或亲人的言行,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去想事情,可以这样替损害自己的人着想,这样去宽容他人的过失。母亲站起来拍拍哥哥的肩说:“吃亏是福,头顶三尺有神明。”

吃过午饭,哥说要回清华。母亲急了,“放暑假在家住一晚有什么不行?”

“我来接弟弟妹妹去清华住几天,他们也放假了。我都联系好了,弟弟跟我住,妹妹住汪国喻叔叔家。”哥说,“我真的想家,想你们。”

我们也想大哥。每当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唯独缺了大哥,心中总一揪一揪地痛。但我们知道大哥不能回家。他是共青团员,他如果不和父亲划清界限,他在清华的日子就太难过了,我们都知道哥的难处。

汪国喻和赵为钊夫妇曾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的邻居,我们看着汪家的三个女儿出生,又伴着她们一同长大。赵为钊阿姨成为“右派”后,一家人搬去了清华园。

在清华住的短短几天里,汪国喻一家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物质供应那样困难的岁月里,他们倾其所有地款待一个“右派”邻居的女儿,仿佛我是来自远方的贵客。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一个经历了世态炎凉的十几岁孩子留下了抹不去的温馨记忆。那些善良的人,纯净的情感,伴随着我历尽沧海桑田的人生。

临行前,母亲把一些钱塞在哥哥手里,“拿着,儿子。这样妈心里好受些,你过得苦,妈妈心里会好过吗?”

哥把钱推了回去,“不行,妈。我不能要,我说过的话,不能不做到。”

“傻呀?谁会知道!”母亲又把钱塞到哥手里。

“我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哥和母亲像在拉一把大锯,“我能吃饱穿暖,放心吧,妈妈。”

“靠稿费,有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怎么过呀!”母亲的声音又哽咽了,“既然不在乎别人,还怕什么?”

哥低下头,慢慢说:“我在乎自己。说一套做一套,我会看不起自己,那比被别人看不起还可怕。”

大学六年,后四年大哥完全是靠手里的一支笔养活自己,没拿过家里一文钱。我想象不出那四年的日子有多艰苦,若说是贫病交加也不过分。那是他为真诚付出的代价。读大学五年级时,哥患了肺病。一定是营养不良,加上体力透支,哥病倒了。大哥是《新清华报》的出色记者,清华学生会把他送进香山附近的“亚非学生疗养院”休养,约半年之后才恢复健康。

陈友芬阿姨的“扬州狮子头”

陈友芬是父亲“都委会”的同事项彬南的妻子,也是我家西单横二条那个大院的邻居。他们夫妇的三间坐南朝北的房子与陈干“大舅”对门。那时我喜欢在吃过晚餐后,悄悄溜到前院儿,不知深浅地去敲项叔叔的门,一句“项叔叔,陈阿姨好!”便宾至如归似的坐在人家的椅子上,瞪大眼睛一言不发地听起了项彬南叔叔和妻子二人的钢琴和小提琴合奏。

新婚的项家夫妇对我这个不请自到的小客人,总是笑着说“欢迎欢迎”,然后便又双双旁若无人地神游在他们的音乐天地里。项叔叔拉得一手好琴,如痴如醉时,双目微阖,鬈曲的黑发猛地向后甩去,然后耸起左肩,臂上高高擎起的提琴霎时成了一支冲向蓝天的号角,仿佛把项叔叔胸中奔涌的激情都化作了风中舒卷曼舞的云朵。项叔叔的妻子陈友芬是中学的数学教师,我一直都无法把她美丽的歌声和琴声与数学连在一起,总以为和歌声一样美丽的陈友芬阿姨应该生活在舞台上。渐渐地,我知道了他们合奏的曲子叫贝多芬的《月光》,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陈阿姨喜欢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重返苏莲托》、《桑塔.露西娅》……那歌声琴声有时仿佛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漩涡,把我吸了进去,我情不自禁地起身向前倾去,好像自己乘上了那天籁的翅膀。在我们的大院里,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夫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人际纠纷都与他们扯不上干系,以致我到现在也搞不清项彬南从什么学校毕业,他在“都委会”究竟做什么工作?似乎他们那个坐落在大榆树下的房子里,永远只回荡着歌声和琴声,无论是下班后的夜晚,还是礼拜天的假日。

1959年,四合院拆了。大院中的人家,大多迁入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家也搬进了宿舍的一排平房里。

1960年,中国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肉菜严格定量供应,家家户户浮肿最严重的就是主妇,因为无私的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从自己有限的份额中省出一些给丈夫或孩子享用。那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接到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在只有一百多户的宿舍大院里,各家孩子考上哪所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正在砂岭劳动改造,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上班,孩子们中午带着自己的饭票,各自在食堂吃饭。排队买饭时,我一眼认出站在自己前面的是陈友芬阿姨,便慌忙本能地垂下了头。自从搬到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一是宿舍院子大,住户多。二是父亲当了“右派”,我一夜间就长大了,再也不会自作主张地去敲谁家的门。我学会了低下头,垂着眼皮,无声地走路。起初曾经礼貌地和一位四合院里的熟人打招呼,不料人家白你一眼别转了头,就像掷来一块石头,忽地戳进了年幼的心里,痛得一下子迸出了泪水;可如果见了熟人不打招呼,人家一定说你少教,不懂礼貌。于是,十来岁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只看着脚尖疾步快走。

陈阿姨稍一侧身就看见了我,“是你呀,贝蒂!好久不见了。”她背转身,上下打量着我,满脸是笑地说,“阿姨要恭喜你呢,考上师大女附中了?那要双百分哪,太不容易了!”密匝匝几大排的买饭队伍里,她的声音仍像我儿时听到的歌声那么明亮,也如窗外温暖和煦的阳光,洒了我一身。

眼前的陈阿姨变了很多。几年里家中有了三个儿女,不知还有没有弹琴唱歌的雅兴?可能因为陈阿姨瘦了很多,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那天的午餐的菜牌上有一份最奢侈的“扬州狮子头”,两毛五分。我早就学会了节俭,通常只买三至五分一份的拌茄子、炒土豆丝。连最小的弟弟宪庆和妹妹弥尔,都懂得了家中的变故。一次从幼儿园回家时,每人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温热的小包子,满心欢喜地递给母亲。那是饥荒年月,四岁和六岁的弟弟妹妹从自己幼儿园的晚饭中省下来的。

轮到我买饭时,陈阿姨从窗口把一份米饭和一份“扬州狮子头”递到我手里,“这是阿姨替你买的,祝贺你考上那么好的学校!”

“不不!”我慌乱地推托着,瞥见她自己要带回家的小钢精锅里,米饭上扣着一份黏稠的小白菜熬粉丝。

“阿姨要犒劳犒劳你。”她端着刚买的饭菜,边说边往大门走,“别忘了,阿姨是当老师的,看见好学生,比自己吃什么好东西都高兴!”她健步如飞地消失在食堂大门口,临出门时又回过身,微笑着向我招招手。对于食堂里一些用异样目光打量我们的人,她似乎全然不知。我眼前又出现了她当年在钢琴前边弹边唱的样子,只是那样子竟在温热的泪光中一点点地模糊起来。

项彬南夫妇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里和我家接触最少的一家人,但半个世纪前两角五分一份的“扬州狮子头”让我记了一辈子。陈友芬阿姨在食堂大门口向我微笑招手的一瞬间,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定格在我人生的记忆里。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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