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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十一

母亲肩起的家

1958年夏天,西单横二条四合院拆迁,大部分邻居都迁入了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设计院新建了两栋楼房。现在看上去简陋的单元公房,在当年,谁住进去竟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父亲是“右派”,当然没有资格上楼。但设计院领导把一位原院长的房子分给了我家。在一排排门前有小院子的平房宿舍里,只有两套房子有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两套房子的原主人是院领导。虽然每间居室都只有十几平方米,横二条房子中的家具不得不淘汰掉很多,但毕竟有了三间居室的栖身之地。母亲说:“比我想象的还好点呢。”image005.jpg

图:1959年陈占祥与夫人陶丽君在西单横二条

父亲被送去昌平附近的砂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他和一群接受改造的“右派”,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这就意味着在砂岭的其他日子要连续劳作。和父亲一起劳改的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俄文翻译邱连璋先生,1957年因支持父亲的大字报而成为“右派”。在砂岭劳改的日子里,他成为父亲的室友。邱先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与陈占祥“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左右。在大跃进浮夸风猖獗的影响下,每个劳动队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劳动改造的努力,每天要把上山挖鱼鳞坑植树和抚育树苗的成绩数字争相报数统计。谁报得越多,就说明谁的改造积极性越高。队长们也希望大家报得越多越好,以体现他们对监督劳动领导得力有方,根本不想核实所报数字是否真实可靠。而你(指陈占祥)每天所报数字总与别人差几倍,甚至十倍。因此,小组评议上,曾使你多少次遭别人白眼和批评。你心里当然也很明白,你私下与我诉说,不能啊!我力所能及的也就只是如此多,虚报一些,说来容易,可这不是我的为人呀!”

我清楚地记得,去砂岭之前的夜晚,父亲对母亲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没有头,家和孩子就全靠你了。你一个女人,拖几个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又没人帮你撑着,钱这么紧,我这个担不起家的男人,让你和孩子都跟着受苦,我真对不起你们……”虽然和父母的卧室隔着一道薄墙,我还是听到了父亲的几近哽咽的声音。

母亲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传入我耳畔:“放心去吧。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平安回家。就是一分钱不发,我们家也能过下去。你看看吧,这只首饰盒里的钻戒、翡翠、宝石,至少能维持到孩子们长大。即使没有首饰,我还有两只手,我也识文断字,也能出去工作。人家四五十块钱就能养一大家子,我们一百三十八块钱还能饿死人?”

“你哪来这么大一盒首饰?解放的时候,爹爹留给你的股票,我不是都要你烧了吗?”

“敢不听你的话吗?早都烧了,真的。你说留着我爹爹的股票,吃股息就是剥削,你不许老婆当寄生虫。我可没你那么进步,当时恨得牙痒痒。可我不懂政治,怕拿了股息会牵连你,只好听你的。不然的话,我的股息比你工资高多了。结果你倒成了‘右派’,真是老天不长眼睛。”

我也很多年都想不通,因为父亲真是太革命了。其实,父亲对共产主义的热衷,由来已久。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引发的劳资矛盾空前尖锐,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激烈的抨击,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中本阶级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源远流长。尤其在高等学府,很多知识分子以社会主义思潮为时尚,但很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股思潮在城市规划学界尤甚。西方土地的自由买卖,因产权所属问题给规划带来的困扰让规划师们苦不堪言。规划与私有制狭路相逢,不得不在产权、金钱的枷锁下低头,不然就要付出无穷的精力卷入诉讼的泥沼。父亲的导师贺尔福曾特地为此去过苏俄考察,回来向学生们大讲计划经济对规划的优越性。土地公有,规划师不必为规划的实施与地产商、房产主们周旋,只要尽心竭力把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就够了。西方学者用“乌托邦”为父亲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充其量是一种纯真热情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

不过,即使戴着“右派”帽子,父亲对母亲的一大盒钻戒宝石还是心存芥蒂,“你哪儿来这么多首饰?”

“自己赚的,跟我爹爹没一点关系。”

“怎么赚的?什么时候赚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你问过我吗?你那时候还有心思问我吗?”母亲的声音里显然有了弦外之音。父亲不说话了。

母亲告诉父亲,那盒首饰都是用叶剑秋当年帮她做股票赚的钱买的。精明的叶剑秋对母亲说:“时局不稳,钱放在银行会贬值,不如买些金银珠宝存起来保值。”后来,股票上每赚一笔钱,母亲就买一件首饰。日积月累,竟攒下一大盒。

父亲去砂岭劳动后,母亲自己在二龙路一家水暖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才三十八元。但母亲很高兴,这是她解放以来的第一份工作。起初做绞丝工,因为她有文化,很快调到办公室做了统计工作。父亲一直反对母亲上班,反对把孩子送托儿所。他说:“妇女应该受高等教育,她们的职责就是以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去相夫教子,让家庭更温馨美好。幼儿园教育出来的孩子,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会摇头晃脑拍拍手,唱唱歌谣,被扼杀了个性。”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处处由父亲拿主意。当父亲落难时,她无言地肩起了丈夫的担子。

我家迁入建筑设计院宿舍时,母亲帮我转学至护城河东岸的“藤牌营小学”。设计院的子弟都在那所学校读书。每天放学,孩子们沿着青草漫到河畔的护城河岸回家。几株粗壮的柳树不知被谁放倒在河面上,成了孩子们过河的小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河水,一尾尾暗黄色的小鱼,在水中的蓝天白云间悠然穿行。燕子轻盈地掠过河面,撒下一串亲昵的呢喃。蜻蜓的翅膀在草丛中霓虹般闪亮,不知何处响起蟋蟀的浅唱低吟……这一切,在四合院中是从来见不到的。我一屁股坐在河心的大柳树上,脱了鞋袜,把脚伸进金秋清凉的河水。仰起头,湛蓝的天空环抱着我,垂下脸,花朵似的白云从我趾间流过,我忘乎所以地放声高唱起来:“小河流水响叮咚呀,一路洒满笑声。早晨拜会光明的太阳,晚上拜会星星和月亮……”

忽然,不远处的河岸上,一群放学的男孩子离我越来越近。一阵阵合唱似的呼声也越来越近地向我冲来,“陈愉庆,陈愉庆,你爸是个大右派!”这合唱仿佛变成了重唱和轮唱,又仿佛是烟尘滚滚的铁骑雄兵,嗒嗒的铁蹄一阵阵地从我心上踏过,剜心的疼痛逼得我紧紧捂住了脸。我顾不上穿鞋袜,拎着鞋光着脚,顾不得路上的沙砾尖石,疯了一般往家跑。

晚上,下班回来的母亲在灯下为我包扎伤口。她咸涩的泪水滴在我的伤口上,针刺似的痛。

“父母没本事保护你们,你们谁也指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你们从此不能和人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人家跑一步,你要跑十步,跑一百步。这也说不定是上天的恩典,让你们更努力,让你们更出色。天道酬勤,长志气吧,孩子。让人家看看,右派的儿女也是人,而且不比任何人差。”

母亲的话,字字珠玑,镶嵌在我心上。我和弟弟妹妹们,虽然只是孩子,却已经懂得什么是受羞辱的疼痛,也就更懂得了尊严的可贵,我们必须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做一个能抬起头走路的人。

等到弟妹上小学时,母亲坚持跑了几个小学了解情况,终于找到一家小学,离我家稍远,但那里很少有建筑设计院的子弟。母亲把弟弟妹妹都送进了这所小学,她说:“你们虽然每天多跑一些路,但那里没有人知道爸爸是右派,你们的日子就会比姐姐好过点。妈妈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受那种欺负。”母亲势单力孤,无力回天,但她尽其所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女们的自尊心。

我转入“藤牌营小学”不久,一天被选去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选拔考试。考试结束后,合唱团的指挥李名方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拿出我填写的报名表格问:“这是你填的吗?”

“是。”我点点头。

“你知道什么叫政治面目吗?”他用手指着“政治面目”那一栏问我。

我的喉咙又被要冲出胸膛的心堵住了。就像每一次唱《社会主义好》中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时,我就不由自主低下头,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有如芒刺扎在背上。那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总让我喉咙里堵得透不过气,“我已经写上了,我爸爸是右派。”我轻声嗫嚅着。

李名方老师的笑容至今历历在目,那笑容中有一种难言的悲悯与无奈,“你父亲一定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共产党员,对不对?”

我点点头。

“那你就写群众吧。”他又递给我一张表格,“告诉你,小朋友,右派不是政治面目。重新填一张吧。”

就这样,我走进了复兴门外那座与婚礼蛋糕同样颜色的广播大厦,开始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种有别于寻常孩子的生活。这是一群在歌声中生活的孩子,我们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排练厅、录音棚或舞台上度过。对音乐的共同向往,把这群来自不同学校、有着艺术气质的孩子们紧紧连在一起。可能是指挥李名方的音乐家天赋,使他对政治没有强烈的功利之心。不管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还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李名方的指挥棒下,总是奔流飞扬着另一种让我们飞向蓝天白云,奔向高山大海的旋律。俄国杜纳耶夫斯基的《飞翔吧,和平鸽》,舒曼的无伴奏合唱《梦幻曲》,俄罗斯民歌《哎,红莓花儿哟》,还有《太阳落山了》,《湄南河》……但这也致使李名方在1959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发配到广东番禺的中学做音乐教师。数十年的坎坷磨难,使他成为著名少年儿童歌曲的作曲家。

在中央台的那些年,我经常担任演出时的报幕员。一次,我把演出时要穿的衬衣裙子带回家,想把已经发皱的演出服熨一熨。

“你就穿这裙子报幕吗?中央台也太不讲究了。”母亲边熨裙子边说,“不是礼拜六汇报演出吗?还有三天呢,妈妈给你赶一套新衣服出来。”

“不行,我不能和大家不一样的!”我着急地说。

“报幕当然和大家不一样啦,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爸爸当个右派,孩子就吓成瘟鸡了,这还了得!”

“不,这样影响不好,人家会说我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

“小小年纪,活得比大人还累。”母亲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样好了。这套裙子和衬衫熨好了你带着,妈妈为你做一套更好的,你拿去请老师挑选。如果老师说你必须穿他们发的衣服,那就听老师的,好不好?”

一连三个晚上,母亲下班后,刚吃过晚饭就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新衣。我只知道祖母会做衣服,但祖母偶尔来北京小住。母亲会织毛线,织得花样翻新。

“妈,你也会做衣服?我怎么不知道。”我好生奇怪。

“在沐恩堂学的,我们有家政课。做饭菜,做衣服,烤糕饼,织毛线,布置家居,样样都要学的。我最喜欢上家政课,学得好来兮。”母亲边说,边把衣服在我身上比划。衣料是母亲从箱底翻拣出来的。外婆只生了母亲和大姨妈两个女儿,为了有子嗣继香火,外公一连娶了两房妾,不仅没得儿子,连一个女儿也没生下。母亲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陪嫁的大樟木箱就十六个,里面被褥卧具、衣裳衣料,一应俱全。年年岁岁孩子们添新衣,几乎不用出去买,母亲翻箱倒柜找几件旗袍、几块衣料,裁裁剪剪就有了。

新衣服果然在第三天完工了。一条黑色的派力司百褶裙,一件黑底金色祥云花纹的中式锦缎紧身小短袄,胸前有三对金色缎子的葫芦形盘扣。一双黑色长统袜是母亲没穿过的,从后脚跟到袜筒的背后,有一条长筋似的缝线纹路。

“配上这条红领巾,一身素色就有了鲜活灵动之气。”母亲把一条熨好的少先队红绸领巾递到我手里。

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我几乎不认识镜中的自己。我紧紧抱住母亲,想说谢谢,竟张不开口。轻轻一声谢,哪抵得母亲爱心的万分之一。

母亲摸着我的脸说:“好好背你的报幕词,妈妈在台下为你鼓掌。”

我有些胆怯地把母亲做的衣服拿给老师看。

“先穿来瞧瞧。”老师说。

我穿着新衣出现在办公室时,少儿部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好。还要我代表他们向母亲致谢,“感谢她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

父亲每月从砂岭回家休假一次,那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定量,连蔬菜都难买到。但只要父亲回家,母亲总会想尽办法让餐桌变得很丰盛。她从农贸市场买回兔肉、田鸡,从西单“鸿宾楼”买回鸭油和鸭架,从西单菜市场附近一家叫“公义号”的店铺买到内蒙运来的“酥油”……于是,父亲回家时,餐桌上就有了困难时期难得一见的丰盛。

父亲曾对母亲说,在砂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

在最困难的三年里,餐桌上的每一杯一盏,都来之不易。我因为住校,对家中经济状况知之甚少,还是妹妹悄悄告诉我,她跟母亲去过东单一家委托行,母亲卖掉了一枚自己最喜欢的戒指。我记得那是母亲常戴的一枚产自意大利的玫瑰花形钻戒。一朵用十八K金铸成的玫瑰,花蕊是粒一克拉的钻石,重叠的花瓣上,镶嵌着一粒粒细钻,像是一颗颗在阳光下闪烁的露珠。它是母亲陪嫁的首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它换回了两千三百元。

父亲休假回家时,坐在丰盛的餐桌旁,开心地说:“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妈妈无银无米皆成炊呀!”八岁的妹妹毕竟还是孩子,脱口道:“这些好吃的,都是妈妈的钻戒换来的!”母亲轻轻捏了妹妹一下,可说出去的话已经覆水难收。父亲怔住了,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又慢慢地放下了。

“快吃吧,趁热。”母亲站起来,笑容满面地为父亲和我们搛菜,“小囡晓得啥!一只蹩脚翡翠戒,不值铜钿的。钻石、宝石,全不过是石头罢了。饥荒日子,黄金万两不抵馒头一筐。一家人平安健康,比车载船撑的钻石翡翠贵重。再讲了,工厂里人家满手油泥,你手上钻戒发光,人家眼乌珠就把你脊背戳透了,啥人那么十三点呀!”妹妹睁大眼睛看看母亲,又看看我,刚要张嘴,母亲已经把半只卤蛋夹到她碗里,“小瘪三,闲话多来兮!闭上嘴巴吃鸡蛋吧。”

那顿饭虽然丰盛,父亲却再也打不起精神,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很多年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欠你妈妈太多,来世都还不尽的。”

市面上出现了五元一斤的“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四十多年前,对于每月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的升斗小民,这是天价。犹如今天收入三千元的家庭,用三百元去买一斤桃酥或鸡蛋糕。母亲自己在工厂食堂只吃几分钱一份的熬萝卜、炖白菜,却毫不犹豫地在西单商场排上个把小时的长队,因为中国的商店里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任何糖果和糕点了。为了两斤糕点,母亲要早出晚归地在工厂操劳一个多星期,因为那是她工薪的四分之一,而孩子和丈夫是她生命的全部。

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学校住宿时,母亲每月给我十五元生活费。学校每月的膳食费只有六元钱,我把五元退给母亲说:“只要十块就够了。爸爸一回家,你就要去买那么多吃的东西,开销太大了。”

母亲把钱按在我手心里,“你别为家操心。家里照六个人算,每人平均生活费应该是三十块,你其实只拿了一半。”
   
我家应该是七个人,母亲却说按六个人算,缘由一言难尽。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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