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vc.gif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亲和原“都委会”秘书长王栋岑赶去清华园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

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他亲笔写下的《拆除城墙问题》,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从那些铿锵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颗坦忱炙热的赤子之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副市长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梁先生说,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他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父亲一向激赏林徽因的嫉恶如仇,才高如天,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但父亲还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像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

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

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

“我担心孩子年纪小,万一传染上,是一辈子的事。”母亲仍忧心忡忡。20世纪50年代虽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雷密锋”,但家家户户对肺结核还是谈虎色变。

“你说呢?”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梁伯伯和徽因妈妈需要帮助,你怕不怕传染?”

“我不怕!”我扬起脸,一副刘胡兰赴刑场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父亲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只要我喜欢谁,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听听,听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亲摇头笑起来,“女小囡这种脾气,大起来事体多煞啦!”

父亲燃起一支烟,缓缓讲起他在英国读书时听到关于蓬皮杜母亲的故事。他说,当时蓬皮杜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普通法国人,1944年前后,蓬皮杜在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任职。认识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蓬皮杜母亲读书时,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开她,只有蓬皮杜母亲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着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她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肺病时,平静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这么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保佑她,还让她也得了肺病?”我愤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就要得到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那就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交易,做生意,懂吗?”父亲拍拍我的头。

我虽然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懂;正因为不懂,才记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后来,我不敢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么。童年时父亲的话刀刻似的印在心里,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为我在与他做交易而亵渎了神明。

1954年初冬时的林徽因,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8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双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闪耀。在那双眸子的注视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将成为秘密,任何龌龊污秽都无处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烛火,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记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时会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地读起某位诗人的诗篇。父亲说,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荪、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

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觉得心里压着什么,很重很重。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一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决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脊髓灰质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

“又该打针了?”父亲问。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点点头。

梁先生拿着注射器进卧室了。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愠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

母亲准备为客人炖她拿手的上海“腌笃鲜”。梁先生得知后,先向母亲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摘帽行礼动作,“夫人,可容老夫进一言?”

母亲忍俊不禁,微微屈膝还礼道:“愿闻其详,请先生明示。”梁先生这才说:“徽因肾功能差,她的进食有许多禁忌,冬笋竹笋即在其中,医生要她尽量勿食笋。”母亲说:“这好办。冬笋是最后下锅的,下笋之前,先把肉汤盛一些出来就是了。”

梁伯伯笑着作揖道:“善哉,有劳夫人,多谢多谢。”

梁先生的幽默乐观,经常给我们家带来欢乐轻松的笑声。无论是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

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忽然懂得了叶芝那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火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每读到这首诗,眼前就会出现目光柔和、微微躬着背,在林徽因床边忙前忙后的梁先生,那应是人间最美的画面。

不久,林徽因肺部大面积感染,高烧不退,住进了同仁医院。不久,梁先生也发现被传染上肺结核而住进了妻子隔壁的病房。父亲去同仁医院探望时,命悬一线的林徽因已经气息奄奄,她只是以生命中最后的力气,用力注视着梁先生和父亲。

“我只见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说不出话来。”父亲说,“看见她和携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对视,久久无语,那种诀别前的相依不舍,真让人肝肠寸断。我别转头冲出门,才敢让泪水流下来。”

1955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夫妇结婚二十七周年的日子。当年的那一天,结束了美国学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当时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周希哲先生(梁思成大姐梁思顺之夫婿)家中举行了婚礼。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作为婚期,缘于这一天是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刻碑上的唯一日子。他们为自己心爱儿子取名梁从诫,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师。

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人。不仅是宋代一位杰出的建筑家,还是卓越的学者和艺术家。他在地理学、文学、绘画、音乐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作为一位建筑师兼工程师,他的官职高达“将作监”,主持过的工程包括朱雀门、龙德宫、棣华宅、慈钦太后佛寺等难以胜数;而他亲笔写下的《营造法式》,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著述。但这部巨著,却成了一部无人能明了的“天书”。文化底蕴深广的知识者不谙书中早已失传的“匠作术语”,有手艺的匠人们不懂李诫艰深的文字描述。为此,梁思成夫妇应朱启钤先生之邀,于1931年4月1日加入由“庚子赔款”赞助的“中国营造学社”,梁先生任法式部主任兼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旷日持久而又可歌可泣的研究考察工作。

父亲说:“那是一种朝圣式的奉献。梁思成夫妇一生的跋涉奋斗,是这条探索道路上不熄的火把。有良知的后来者,都会对这光焰心存感激,那是一对挚爱中华文化的赤子,用生命点燃的。”

3月31日,他们研究了一生的宋代建筑家李诫刻碑上的日子,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也许,这就是一代才女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不解之缘。预感大限将至,她用最后一点力气请求值班护士,“我要见见梁思成。”

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那个年代的护士良知尚存,她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终身遗憾,坦诚地告诉了梁思成先生。她不说,这个遗憾将成为永久的秘密。父亲说:“诚实是一切品德中最可宝贵的,坦诚自己的过失,就是消除过失的开始。最可怕的是文过饰非,还要指鹿为马。”

几个小时后,清晨六点,林徽因没有等到见丈夫最后一面,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一生挚爱她的朋友金岳霖先生送来的挽联。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一座简朴的墓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将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碑,作为她自己的墓碑。

风雨如磐1957

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多少家庭,多少生命,在铺天盖地的浊浪中沉没。1957年改变了父亲,也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

那年春节前,地冻天寒。祖母从上海来北京过年,原本喜庆的节日更加热闹非凡了。祖母的旅行袋是只“万宝囊”,我们爱吃的“老大昌”花生牛轧糖,“起士林”咖啡糖和栗子蛋糕,“采芝斋”丁香山楂,苔条麻花和奶油瓜子……一包又一包的美味,伴着孩子们的欢叫声,变魔术似的从袋子里掏出来。祖母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玻璃瓶,还有一只鼓鼓的小蒲草包,“喏,奉化屋里厢的酒泡杨梅,奉化的笋干酱豆。”然后用手指点点父亲的额头说,“全是你小时候最欢喜的,特地托人从奉化带了过来。”父亲接过祖母手中的家乡特产,眼睛一下湿润了,嘴唇抖了抖,却只叫出了一声“姆妈”。

看到一只体积不大的方盒子,我却拎不起来,“是什么呀,阿娘?这么重!”

祖母笑着说:“一只小石磨,没见过吧?”

离年三十还差一个星期呢,祖母就张罗着泡糯米,煮红豆沙,在炉边煨酒酿,在坛子里浸酒醉鸡、酒醉肉……进了小年儿,祖母把母亲买回的水仙放进一只深蓝色的“东洋盆”,在每株水仙的腰间粘上一圈红纸,红纸中间镶上一圈金箔纸,绿茎白花的水仙顿时变成了娇艳的新嫁娘,我仿佛忽然听见了花儿们嬉笑的声音,忍不住在祖母颊上亲了一下:“阿娘真聪明!”

祖母笑得合不拢嘴,发髻上插了一枝小红绒花,喜气洋洋地坐在小石磨旁,一手握着勺子,往石洞里加着泡好的糯米,一手轻盈地转着磨盘。白色黏稠的米浆瀑布似的沿着磨盘淌下来,从磨道流入磨嘴下接着的搪瓷盆里。祖母教我用蒸熟的糯米、豆沙做八宝饭。一只只瓷碗里先刷一层猪油,油有黏性,就可以把核桃仁、杏脯、金丝蜜枣、青梅、瓜子仁等排列在碗面上,快速铺一层糯米饭,加一大勺拌了糖桂花和猪油的红豆沙,用和碗一样大小的碟子盖上,冷冻起来。食用时把碗放进锅里隔水蒸十分钟,然后倒扣进盘子里,一只香喷喷的八宝饭就大功告成了。如果讲究一些,可以用杏仁霜加牛奶勾成热芡,浇在八宝饭上,也别有一番风味。祖母还教我用水磨糯米粉做黑芝麻汤圆和百果年糕,年糕里除了有各种果脯果仁,还有切碎的板油丁,蒸熟出锅前再撒上青红丝。但是,我不时会从跟祖母一同忙碌的母亲脸上,看到一种莫名的忧心忡忡。它们像一片被风吹过的云,一瞬就消散了。母亲有时站在窗前,呆望着回廊下两株高过屋顶的西府海棠,有时还会悄声推门走下台阶,在寒风中默默地仰望着那两株大树。春节前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大家都是一进垂花门就匆匆穿过回廊,快步钻进温暖的屋子里,隔着窗前朦胧的纱帘,没有谁去细看院子里已经枝叶枯干的海棠树。

那是我童年中最丰盛温馨的年夜饭。祖孙三代围着餐桌欢聚一堂,在祖母和父母回忆他们祭祖、拜年等陈年往事的叙谈中,我们吃着祖母拿手的江浙菜肴,心里痒痒地盼着饭后的放鞭炮、守岁;等着1956年结束时,在收音机最后一次的“嘟”声中吃自己亲手炮制的黑芝麻汤圆、八宝饭……

第二天一早,在一阵阵爆竹声中,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屋里亮堂堂一片。拉开窗帘,我大声欢叫起来:“下雪啦,下雪啦!”白皑皑大雪覆盖着回廊下的院子,海棠树下围满了七嘴八舌的邻居们。大家抬头向树上望着、指点着,还有人举起了相机。我急不可耐地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中式锦缎小棉袄,走出门去看热闹。我愣住了。昨夜一定来过一位仙女,用魔杖一点,就忽地绽放出了满树满枝的海棠花。那一簇簇你拥我挤、不惧严寒的粉紫色,像一群妖娆的女郎,带着一脸诡异的笑容,去赴一个神秘的盛会。父亲也站在树下,兴致盎然地和邻居们谈笑风生,议论着这隆冬里怒放的花朵。

我快步跑上台阶,兴冲冲推开家门叫道:“妈妈,快来看哪,海棠树开花啦!”

母亲正在给妹妹穿新棉袄,头也不抬地说:“我老早晓得逃不脱的。这花开得妖形怪状,不是啥好兆头。”正在煮酒酿汤圆的宁波阿旺娘也搭腔说:“这花开得人心里毛烘烘。小辰光听老辈人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那年,北京也是数九寒冬开起花来……”

我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顿时兴味索然。转头望着窗外满树的花朵,刚才还满心欢喜,此时竟被母亲和阿旺娘说得后脊背发冷了。那几夜,我晚上睡觉不敢翻身,只把脸对着墙壁,但又忍不住悄悄转脸瞥一眼窗外,担心满树的花朵忽从树上飘然落地,变成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袅袅婷婷的“画皮”。

没出正月,我开始发烧咳嗽。为了不传染别人,母亲把我挪到“烟榻”上睡觉,半夜烧到昏昏沉沉,大喊大叫起来。母亲搬到我身边来睡,但我老是看见家里飘进一片云朵,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纱裙的金发女郎,她一声不响地把身边高高一摞麻袋撕成一片一片的,塞进嘴里,边吃边对我笑。那毛骨悚然的片断,至今历历在目。

“她又在吃了,一个麻袋快吃完了……”我指着屋顶,对母亲讲述着我看见的金发女郎。母亲张皇失措,开亮家里所有的灯,叫醒了父亲和祖母。

“这房子里有龌龊东西。”母亲说,“只有小囡能看见龌龊。这房子阴气太重,不能住了!无缘无故开花,无缘无故撞鬼……”母亲面色惨白,嘴唇发抖。

祖母问:“家里有八卦图吗?挂挂也许驱邪的。”

母亲摇摇头,“没有。”

父亲急了,“瞎七搭八!什么鬼呀神呀的。小孩子发烧,可能引起幻觉,现在多少度?吃过退烧药了吗?”

“不是去协和看过了吗?医生说是内热外感,每天按时吃银翘解毒,还给她蒸川贝冰糖梨,煮芦根汤。”母亲又去拧了一块冷毛巾,覆在我的额上。

父亲说:“一早再去医院,不要看中医了,治感冒发烧,还是西医立竿见影。”

看了西医,吃了西药,我的病渐渐痊愈了。

父亲说:“急症还是要看西医。”母亲低声嘟囔:“吃了那么多中药,不看西医也快好了。”

春天来了,西府海棠不再开花,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她的花在严冬的日子里吐尽了。那好像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父亲顺利完成了《建筑十卷书》的翻译工作。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父亲把那本又厚又重的大书“砰”的一声合上,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双臂高高举起,仰头欢呼道:“上帝,终于结束了!”母亲闻声从卫生间跑出来,她正帮阿旺娘在澡缸里洗被单。父亲抱住跑进客厅的母亲,在她颊上吻了一下。母亲张着沾满肥皂沫的双手,一脸的惊奇,不知所措地问:“出什么事了?”

“完工了,结束了,胜利结束了!”父亲指着写字台旁那一摞几乎与书桌一样高的手稿,拍拍母亲的肩膀说:“整整四年哪。今天应该庆祝庆祝。走,孩子们!”

那天,父亲带我们去了东安市场里面的“和平餐厅”,点了洋葱煎牛排、奶油鸡卷、奶汁烤鱼、虾茸吐司……母亲举起酒杯与父亲碰了一下,“下礼拜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今天就算提前庆祝一下吧!”

父亲怔住了,他肯定没想到这个,“二十年了,这么快!”父亲举起酒杯,把红葡萄甜酒一饮而尽(那时中国还只生产甜葡萄酒),“谢谢陪我走过这么多年,还有你的包涵和担待。”

孩子们似乎对这些都心不在焉,对满桌的正餐也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们都一心一意盼望这里的餐后甜点“莫斯科雪人”。一大一小两球奶油冰激凌做成一个雪人,头上戴一顶巧克力礼帽,眼睛、嘴和胸前的纽扣都是褐色和红色的糖豆,胸前还斜插一支细长的蛋卷。雪人端坐在一只精致的刻花玻璃盘中,四周堆满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水果。我清楚记得一只雪人的价格是两元五角。每次去“和平餐厅”,母亲只让我们两个孩子合吃一份“莫斯科雪人”,谆谆教导我:“知道吗?一支奶油冰棒是五分钱,一斤大米是一角三分,一只雪人可以买五十支奶油冰棒,或者差不多二十斤大米。”但这次母亲没有阻挡父亲为我们每人点了一份雪人。

午餐后,父母带我们去逛“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

父亲在一套景德镇薄胎青花瓷器前看了很久,那是一套一百多件的中餐具,标价三百八十元。母亲知道父亲一向酷爱瓷器,他从英国回来时,除了买书,还带回了三套西餐瓷器餐具,都是“淘”来的古董。一套白色镶红边的日本瓷;一套天蓝色的德国瓷,但所有杯子、茶壶、奶罐、糖缸、哨司罐的手柄或盖钮都是象牙白色。另一套有英国皇家蓝与金色镶边的餐具,底部印着一个英国贵族家族的族徽和“1779”的字样。那笔买瓷器的钱是他帮导师做英国南部三个城市规划时的薪水。

母亲说:“喜欢就买吧,也算犒劳犒劳自己。”

那天,一家人开开心心地满载而归。一天花了父亲一个多月的工资,就像是夕阳落山时的最后一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4月27日,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整风运动的历史及内容尽人皆知,我似乎没必要追述父亲的“反党言论”及对他言论的批判。五十多万人成为“右派”,虽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只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足够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身后,有五十多万个家庭,还有被他们牵连而失去了人格尊严的父母兄弟、妻儿姐妹、亲朋好友……它如一把利刃,在一个原本孱弱的肌体上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此后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断地留下条条刀痕,恶菌病毒长驱直入,繁衍滋生。一个淳朴古老的民族,从此失去了文化、身心和人格的健康。我们不是至今还在感受着这些疾患带来的痛楚吗?一个民族不得不付出几辈人的代价,才能渐渐治愈自己的伤口。

在引蛇出洞、扑杀时机成熟之际,《人民日报》于6月8日刊出头版头条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大收网的号角。而《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在这一天登出梁思成先生《整风一个月的体会》。

梁先生在提了一些意见之后,情深意切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我没有证据,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与梁思成先生私交甚笃的党内领导人精心编导的杰作。虽然梁先生给文章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他在整风开始时的言论,打成“右派”绰绰有余。然而在“文革”中,无论怎样拷问,梁先生至死不说出自己成为“漏网右派”的内情,也够知情知义,侠肝义胆。倘若知情人写出内幕,不失为一个人性饱满的动人故事。这篇文章不仅帮助梁先生逃过一劫,还让他成为“反右”斗争中的“左派”,成为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的领导人物。我猜想,梁先生虽幸运地受到庇护,但内心的煎熬挣扎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父亲和华揽洪却没那么幸运。

7月24日,《北京日报》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7月24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占祥、钱瑞升、钱伟长等“右派”一同痛遭围剿。

8月14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是建筑界的政治野心家》。

8月21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华揽洪结成反党联盟》。

8月22日,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大会。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城市建设必须有领导有计划——首都建筑界批驳陈华联盟的恶毒阴谋》。

8月27日,首都建筑界举行有三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批判陈华反党联盟大会。

10月22日,“冥顽不化”的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建筑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7年夏季的一个傍晚,我和弟弟妹妹照例一同站在大院门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哥哥衍庆已经是清华建筑系的大学生,很忙,一两周才回家一次。

接送总工们的那辆破旧老爷车在大门口停下,父亲推开车门走出来。妹妹弥尔欢天喜地地张开双臂,向父亲扑去。我和八岁的弟弟站在原地,向父亲招着手。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先队员,早就离开了寄宿的“北京小学”,转学到附近的西单横二条小学读三年级。父亲没有像往日那样高高地把妹妹举起来,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妹妹的头,向我和弟弟笑了笑。我看到父亲笑得很吃力,很累。那些日子,一向谈笑风生的父亲忽然很少说话。七月下旬,《北京日报》登出了第一篇痛斥建筑界“右派分子”陈占祥的文章,母亲把报纸收起来了,因为我已经会读报,母亲不愿孩子看到那样的报纸。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天去参加了北京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他和钱伟长、钱瑞升等一起在会上受到人民代表攻势猛烈的批判。

父亲牵着弟弟妹妹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父亲身后。刚过完四十一岁生日的父亲,昔日健步如飞,此时好像突然衰老了许多。我看着父亲的背影,觉得他每迈出一步似乎都要付出决心和勇气。我们穿过后院的垂花门,走上门前高高的台阶,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父亲连拖鞋都没换,就一声不响地仰坐在窗下一张单人沙发里。傍晚落日的余晖在客厅里投下西府海棠斑驳的树影。不一会儿,跳跃的光斑就被重重的暮色吞没了。

屋子里越来越暗,越来越黑,没有人开灯,没有人说话。餐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没有人张罗开饭。我早就饿了,但家中异样的氛围让孩子们本能地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相互依偎着缩在那张烟榻的靠垫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暗中一明一灭的烟火。父亲不停地吸着烟,没有叹息,没有言语,只有烟灰缸里的烟蒂越堆越高。从小懂事的妹妹没有喊饿,一会儿就趴在靠垫上睡熟了。

母亲从黑暗中走向父亲,轻轻放下手里端着的水盆。她躬下身,脱去父亲的鞋袜,跪坐在父亲跟前,一声不响地为父亲洗脚。她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洗着,又用干毛巾把父亲的脚擦干,换上干净的拖鞋,便无言地立起身,端着水盆向卫生间走去。

一会儿,母亲向“烟榻”走来,缓缓地、无声无息地走向孩子们。忽然,母亲紧紧地抱住我们,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脸上。

夜幕完全笼罩了天地,窗外死一样寂静。没有灯光的家像一条即将灭顶的船,一分一秒地沉没在黑海里。“妈妈,爸爸怎么了?”我终于泣不成声,弟弟妹妹也吓哭了。

“别怕。”母亲的声音很轻,几乎像自言自语,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有妈妈呢。”

过完十岁生日后一个星期,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成为“右派”的消息。在生命的第十个年头,第一次懂得了父亲成为“右派”意味着什么。那时正放暑假。刚放假时,我们还和邻居的孩子玩得天翻地覆,跳皮筋儿、跳房子、下军棋跳棋象棋、交换彼此收藏的“小人儿书”、邮票或糖纸,一起听孙敬修在收音机里讲故事……但一夜之间就天壤之别。曾经一听到敲窗的声音,玻璃上便出现邻居孩子们压扁的鼻子和脸蛋儿,马上院子里就响起一片孩子嬉戏的欢叫。但父亲出事后,我们不再被邀请参加伙伴们的游戏。有一次小孩子们大概忘记了叮嘱,大家又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地玩起了“揣包儿”。祖母回上海之前,亲手为我缝制了好几个新“包儿”,都用裁衣服剩下的边角余料做的,里边装了绿豆和大米,有正方形的、粽子形的,还有圆球形的。正玩得忘乎所以,院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各家保姆的呼叫,她们扯着嗓子把自家主人的孩子喊回去。一个保姆还跑过来,夺下同伴手里的“包儿”,嗖地扔到我跟前,拖起孩子扭身便走。犹如被人泼了一脸脏水,我只怔了一瞬,没顾上拾地下的“包儿”,逃跑似的飞奔回家里。这种当众受到的羞辱,是烧红的烙铁烫在孩子敏感的心里,我从此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往。

童年境遇会影响人的一生。1965年,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儿,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到一年就赶上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北大学生全体参加天安门前的大游行。当北大学生队伍涌向金水桥时,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前,微笑着挥手向学生们走来。我当时恰巧在队伍的最前面,和迎面而来的毛主席不过数十米之遥。正当我想快步跑过去时,心忽然像要撞出胸膛般狂跳起来,旋即本能地停下脚,站住了。身后的人群霎时巨浪似的向前呼啸奔腾,冲向心中的太阳。我被涌动的人流推搡着、挤压着,有时完全足不着地被托了起来;但我的心忽然出奇地平静,如一滴水回到了大海,平安而踏实。别被什么人注意,才是我习惯了的生存状态——如果忘情地冲向前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毛主席亲切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我该如何回答?一个“黑五类子女”居然分享与伟大领袖“面对面”的尊荣,那么“贴金”、“钻营”、“厚颜无耻”的骂名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突然地停下脚步,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那一瞬间鲜为人知的心态,来自一个十九岁“右派女儿”的畸形心理积淀,它们在转念间爆发为本能的躲闪和退却。

1957年的暑假,不知父亲经历过多少次批斗大会。我只记得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每次得知父亲第二天要去参加批斗大会,母亲就提起熨斗,仔仔细细地为父亲熨烫洗净的纺绸衬衣,府绸西裤,连手帕、棉纱袜都熨得平平整整。汗水从母亲依然秀丽的面颊上涔涔流淌下来,滴落在灼热的熨斗上,发出呲的声响。她自己衬衣的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出门前,母亲为父亲递上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裤袋里揣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随手揩一揩,别叫人家看见汗嗒嗒滴。”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叮咛着,好像父亲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参加什么授奖大会。

父亲注重美食,尤其看重早餐。早餐除了牛奶红茶、烤面包加黄油果酱,还有或煎或煮的鸡蛋。煮蛋要水沸后再等三分钟,然后放进高脚蛋杯,用小小的银勺,敲碎并剥除一点蛋壳,露出略小于杯口的蛋白时,佐以盐和胡椒粉,用勺一点一点地舀来吃。每顿早餐的餐具茶具,必须摆放得一丝不苟。为此母亲抗议不断,“这样过日子,吃力煞了。”

父亲总是一句话打发母亲:“食是一种文化,连基本的饮食都没有品味和追求,还当什么建筑师,设计什么艺术品。”

但那个暑假里,母亲忽然再也不抱怨了。每一顿早餐,她都系上围裙亲自操持。餐桌上多了一只水晶花瓶,里面绽放着从自家廊前花池里剪下的西番莲,连方糖罐旁,都添加了一把银质夹子,好像是准备什么节日的盛宴。

父亲说:“又没有客人,算了吧。”

母亲说:“就算自己善待自己吧。”

阿旺娘成了母亲忠实的谍报员。院子里的保姆们坐在回廊里哄孩子、纳鞋底、择菜、做针线;阿旺娘跟她们凑在一堆儿天南海北地拉家常。回到家,什么人在批判会上发了言,发言的内容,母亲都知道得八九不离十。只有在家里,人们才会卸下面具,说一些不必违心的真感受,这些没有避讳保姆的谈话,被阿旺娘带回了家。

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沙发上,“以前你去胡家玩儿,他们问过你话吗?”

“什么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好好想想。”母亲说。为了不辜负母亲那异乎寻常的温柔耐心,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去胡叔叔家的往事。

“你跟他说过什么英国的事吗?”母亲像哄娃娃似的诱导着我的回忆。

我使劲儿摇头,“我哪知道英国的事!”

母亲的声音高起来了,“那他怎么在批判会上说,连陈占祥的女儿都是洋奴,你对人家说,我家的东西都是英国的。妹妹从不去各家乱跑,肯定是你说的……”

“跟孩子讲这些做啥?”父亲打断了母亲,“大人的事,跟她有什么关系!”

“他这是公报私仇!政治上的事我不懂,他爱说什么我不管,可他凭什么骂这么小的孩子是洋奴?他凭什么骂你是野心家,是学术骗子?还说你连图都不会画?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员是白给的吗?学术骗子?他去骗一个试试!他自己老婆跟你弟弟相好,没本事管老婆,拿人家哥哥落井下石,算什么男人!阿龙也是拆白党,好心好意让他来北京养病,做大哥大嫂的仁至义尽了。他年轻轻的,什么女人娶不到,非去跟有夫之妇鬼混,岫岚比他大好几岁哪!拆了拦污,拍拍屁股走了,人家咬不着他,拿你当垫背的,你去替他受羞辱,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母亲终于如一座爆发的火山,呜咽着哭泣起来。

父亲点燃一支烟,对母亲说:“怪谁都没有用。没有阿龙,没有胡博德,我也逃不过这一劫的。”父亲又狠狠吸进一口烟,缓缓吐了出来,指指我说:“千秋功罪,万古评说,连她这辈人能不能看到那一天都很难说。站在胡博德的地位上想一想,他好好一个家,被老七搅得昏天黑地。阿龙的事,我这个做兄长的有责任,我没有管教好弟弟。人家在会上骂骂你,不过逞一时口舌之快,可阿龙给人家造成的祸害,是一生一世。假如那个女儿不是他的,他就等于要一辈子面对一张情敌的面孔,那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比比他受的羞辱,我被人家出出恶气,骂几句刻毒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愣住了。慢慢拭去泪水,不再说话。也许她想起了柔丝?黛,想起了当时自己的心情。由此及彼,天下人同此情,情同此理,心中的不平似乎化解了许多。

“妈妈,我想起来了。”我终于记起胡叔叔曾问过我的话,“岫岚阿姨夸我的裙子好看,胡叔叔问我是哪儿买的?”

“哪条裙子?”母亲问。

“就是那条藏青色的。”

“那条哔叽百褶裙?是千里妈妈送的呀。”

“对呀。我说,人家送的,千里妈妈在英国买的。”我回忆道。

“还问过什么?”母亲追问。

“好像胡叔叔还问了一句,这件羊毛衫也是英国货吧?我说是,也是千里妈妈送的。”

“还问过别的吗?”

“没有了。”我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说:“无风不起浪,总有一点影子的。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公报私仇……不过是些坏习气坏品德,哪个民族哪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不是胡博德发明的,他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很多坏习气太强大了,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连共产党都担当不起的。”
   
邓千里是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驻英国的行长顾宪成的妻子。顾家夫妇是父亲在英国时的好朋友,解放后顾宪成一家万里还乡,也是因为向往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回北京后顾宪成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顾、陈两家因住得近,走得也勤。他们的女儿塞塞莉比我大几岁,从英国带回大批衣服,塞塞莉穿不下的,就被千里妈妈送到了我家。但不久,不知什么罪名,顾宪成一家忽然被发配去了吉林蛟河县,曾在英国任过银行行长的顾宪成,在蛟河县一家小煤铺工作了很多年。荣毅仁一直念念不忘才干骄人的至交顾宪成。1985年,经司法部批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包括投资公司、商务贸易、国际金融、税务、仲裁和诉讼。多年在蛟河煤铺的顾宪成被荣毅仁举荐担任第一任主任。那时的顾宪成先生已是两鬓如雪了。

(待续)


转自《当代》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