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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表达。“碑文”所述关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可用浮雕表现。责成“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先生是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刚刚抵京不久的父亲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我们西单横二条32号的家,成了“都委会”的第二办公室,班上做不完的事,下班后拿到家里来继续做。住在最前面院子东厢房里的“滕姥爷”就是“都委会”的资深模型工。我至今不知道“滕姥爷”的名字,由于滕老夫妇家住了一位父母离异的外孙谭维汉,院里的孩子们就随这位和我同龄的小邻居称他外公外婆为“滕姥爷”、“滕姥姥”。

滕家东厢房的屋子正对着最前院的月亮门。每天午睡之后,我就走上高高的台阶,跑到腾姥姥家去问:“谭维汉睡醒了吗?”眼睛却一直往方桌上瞟,其实是想看看滕姥爷有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模型。在孩子们的眼里,那都是最好的“玩意儿”,我们是滕姥爷精湛手艺的忠实崇拜者。

父亲和同事们做北京规划和筛选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日子,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家里有很多来来往往的客人,母亲忙于招呼茶点消夜,就疏于管教儿女。我趁机从母亲眼皮底下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们撒了欢地玩儿。

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征集设计方案以来,“都委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梁先生和父亲竭力主张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设计的主导思想,这却又一次使他们陷入重围,成为孤掌难鸣的少数派。

父亲在《自传》中说:“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员对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他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单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员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最终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陈占祥《陈占祥自传》,摘自《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陈衍庆、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那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是“恶补”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等等。我上中学时,这些书都成了我历史课的参考书。父亲带我去看王昆主演的歌剧《刘胡兰》,在我们喜爱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鹅神话》、《青蛙公主》等儿童读物里,又增加了《赵一曼》、《八女投江》、《鸡毛信》等连环画……父亲那时最爱讲给我们听的是刘胡兰和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家,面对敌人的铡刀,能那么从容地摘下手中的指环交给母亲,然后大义凛然地走向铡刀,谁能不为之动容!日本人将牺牲后年仅三十五岁的杨靖宇将军,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胸膛,剖开了他的五脏,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令侵略者魂飞胆丧的抗日将领,胃里竟只有草籽和树根……人民英雄的气节,光照千古;前仆后继的人民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为新中国奠基,他们的纪念碑应当如哺育他们的大地一样淳厚坚实,像他们为之献身的真理一样朴素无华。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能是简洁朴素、坚实厚重,同时又必须与天安门广场的风格统一协调,水乳交融。

父亲说:“设计者必须存无私虔敬之心,而绝不可把神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变成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存此心者,天地不容!”

收到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大多被淘汰了,一些有希望入围的作品被制成了模型。他们在“都委会”办公室里经反复讨论后,又被带到了我家,供大家下班后接着磋商研究。那就是我围着家里的大餐桌团团乱转、欢欣雀跃的时光。

大餐桌上的各种模型,大多是滕姥爷的作品。滕姥爷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做出的模型美轮美奂。但不久,滕姥爷突然因病过世了。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去找谭维汉玩“跳房子”,滕姥爷还亲手抓给我一把“铁蚕豆”。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滕姥爷,转眼就装进一个盒子里抬走了,再也不能回来。我年幼的心灵上从此对生命有了一份惊恐、一份负担。

1951年夏季,“都委会”设计组送出一个方案,模型比一般的要大出很多,在诸多方案中显得格外醒目。在巍峨的碑体之下,是一个加高的大平台,平台之下又有三个门洞。据说,北京市的领导人对此方案情有独钟,而该方案的设计者一时也受到多方瞩目,那就是我们的邻居——我随卞知一起称为“大舅”的陈干。

陈干家与腾姥爷同住在前院,是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陈干比父亲小三岁,浙江天台山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1949年7月赴京在“都委会”工作,在父亲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至1953年,任“都委会”资料组组长。陈干的外甥女卞知是比我大两岁的“发小”,跟外祖母一起住在尚未成婚的大舅家里,她自己的父母都是上海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我随卞知一起称呼陈干和他的母亲为“大舅”及“外婆”。

来自浙江的外婆识文断字,善良贤淑。虽年近六十,仍唇红齿皓,肤若凝脂,只是眼中的目光总那么无辜而惊惶。外婆会做家乡天台山那种纸一样剔透的薄饼,把炒好的肉丝、香菇丝、韭菜、豆芽、豆干等夹进饼里,包成卷状,就成了难忘的美味佳肴。只要外婆一做天台山卷饼,我就准是第一个食客。

卞知还有一位舅舅叫高汉,漂亮的舅妈叫爱珠。星期天,三舅若来卞知家做客,我就赶忙跑到她家去看漂亮的爱珠舅妈。爱珠舅妈有一张曲线优美的脸庞,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密,活脱脱一个俏皮的洋娃娃,可人家居然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后来又听说高汉舅舅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参加过平津战役,刚解放时在北京市委工作,做过邓拓的秘书。以后他进了电影制片厂,当过《人民的胜利》大型纪录片制片人。这部片子得到过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摄制组把全部奖金用来捐购抗美援朝的飞机。这让我对卞知的舅舅高汉崇敬不已。

父亲说,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征询他对陈干设计方案的看法。父亲想了想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会与天安门平分秋色,甚至有些喧宾夺主。天安门和纪念碑是两个极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开国大典的城楼,一个是为新中国诞生付出生命的烈士纪念碑,二者只能相得益彰、互相辉映,而不能一物降一物。另外,一个基座如此庞大的纪念碑横在中间,天安门广场会被它切割而显得狭小局促,失去了雄阔辽远的视野。

梁先生说,你讲的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此方案在科学性上的缺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体形、重量将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块石碑,至少在五六十吨之间。把如此重量的石碑置于三座虚空的洞门之上,违反了建筑结构的常理,安全问题堪虞。虽然技术上也并非完全无法解决,但总会缺乏安全感。那些来自大地的人民英雄,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踏足在地上。梁先生还说,碑座上那三座劵门的造型,和天安门的三座门洞造型完全一样,这种造型上的简单重复,既使广场显得压抑,又显得纪念碑没有新意,是建筑设计中的大忌。

梁先生和父亲一致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历史性的纪念建筑,设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国政协决议中对“碑”的定义,这与建筑师的创造性并不相悖。“创意”要在“决议”规定的范围中驰骋,不能信马由缰,这也是一个建筑师起码的职业操守。

梁先生立即致信彭真,指出“都委会”设计组的方案“万万做不得的”,并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样做的后果。

“陈干大舅真不走运,可梁伯伯又太走运了。国徽、纪念碑,梁伯伯做什么成什么。”在康奈尔大学谈及此事,我顺口说道。

“哪里是什么走不走运?这里没有任何偶然性。”父亲感慨地说,越是简洁的造型,越能表现出设计者的功力。简洁是穿越了无数纷繁复杂之后的凝炼与升华。我们在海面上看到小小一角冰山,海面下有无比庞大的山基在支撑着。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简洁不简洁?林徽因的侄女林璎,她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简洁不简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也并不复杂,但林徽因和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就能在全国的专家、艺术家中独领风骚;读大学二年级的林璎才二十一岁,居然能在无数美国人的优秀作品中名列前茅,难道这都是运气、是偶然?这就是才气灵气,就是才气灵气后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功底。应该庆幸国徽、英雄纪念碑有这样两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参与并主持,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

梁先生写给彭真的信是极有分量的。最终,“大舅”陈干的设计方案被否决了。而此前,他距离那个辉煌的顶峰只有咫尺之遥了。

“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王军先生在《城记》中写道。

1954年8月,陈干和弟弟高汉联合署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关于梁思成提倡“大屋顶”的文章《〈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商榷》,揭开了中国建筑界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序幕。接着,《建筑学报》又接二连三地刊出批梁思成、捎带批《梁陈方案》的文章。其中有陈干和高汉合写的第二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指出“就其实质而论,梁先生所倡导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路线不能不是反动的。”“如不在研究旧建筑和创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走投无路。这正是我国建筑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

1955年12月,《新建设》杂志刊出陈干、高汉兄弟合写的第三篇批判文章《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锋芒所向直指梁思成夫妇毕其一生心血研究的《营造法式》。

他们煞费苦心地找出王安石变法与宋朝编修《营造法式》之间的关系,在宋朝李诫的《营造法式》中挖掘出阶级斗争。

他们在文中指出,《梁陈方案》的失败原因“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这句话说得很坦率而透彻。这是从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上衍生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梁思成、父亲和诸多古都守护者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专业方面的科学理念,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另一种思维方式是直言不讳地吃透领导的意愿。直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思维方式也仍占优势。其实,犬儒哲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的渊源。毛泽东主席一再警告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心甘情愿地将自己视为附于“皮”上的“毛”,以成为紧贴于“皮”上的“毛”为荣。“现代化”首先是精神、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科学、民主、自由是现代化的灵魂。甘当附皮之毛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如何担当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据说,陈干兄弟还曾计划要批判《雅典宪章》,因为赶上了“反右”运动,才来不及大展宏图。

“都委会”解散后,原“都委会”的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陈干脱颖而出,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制订首都规划的“畅观楼小组”,后又晋升为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1994年,陈干在《新华文摘》中读到学者杨东平所著《旧城唯上:50年代的毁城之争》一文。文中为《梁陈方案》被腰斩而扼腕痛惜,大呼“每一个尊重历史、保护历史的人,历史终将为之大书一笔”。

此文令陈干义愤填膺,“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仍有人,而且还一再地翻这笔老账。按作者的看法,主张完整保存旧城、另建新都的人是‘保护历史的人’,那么主张改造旧城建都的人,岂不都成了不尊重历史、不保护历史,甚至是破坏历史的人了?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他认为,《梁陈方案》“在当时它就行不通,后来更行不通,谁能想象在现在或未来的哪一天,忽然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个规划来,又照着搞下去吗?这只能是做梦!”(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陈干及某些领导为首的反“梁陈方案”派,以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甄选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力量悬殊的对峙。直至今日,参与其中的诸多先人已先后走入历史,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仍未结束。

梁思成的学生、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缅怀梁先生的文章中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周干峙《不能忘却的纪念》,载于《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周干峙院士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其间有多少难以言传的隐衷,建筑界的人士心明如镜。当建筑界时尚狂潮汹涌澎湃席卷古老北京时,这位身居高位的两院院士挺身而出,站在了前辈守护者的行列里,表现出令人震撼的道德勇气和冷峻的理性思考。他像自己曾经的恩师梁思成那样,成了孤独却无畏的少数派。科学理性的思索,在任何时代最初往往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声音总会被甚嚣尘上的多数派所淹没;能否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能否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是一个社会精神强盛、肌体康健的试金石。当每一个官员,每一个知识者,每一个公民,都能本着独立的、科学的、法制的精神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建设,古老的中国才真正能够从容稳健地从东方崛起。

离开“都委会”的日子

在“都委会”工作期间,热情高昂的父亲和年轻的同事们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时间上更是争分夺秒。一次,父亲接到通知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去车站迎接从外地出差返京的彭真同志,由父亲代表“都委会”企划处去接站。父亲连想都没想就说:“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做什么?大家忙得头脚倒立的,派秘书去就行了。”那次接站,父亲没去,因为他那天的日程早就排满了。

周末,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忽然邀请父亲到市政府球场打网球。父亲酷爱运动,足球、游泳、舢板、台球……样样精通。听说打网球,父亲很高兴,一口答应。打球时薛子正告诉父亲,那天拒绝去接站的事情影响很大,居然有人伸大拇指叫好,但也有人怒斥他狂妄自大、目无领导。

“一点儿小事,有这么严重吗?”父亲一脸的无辜、一脸的惊奇。

薛子正说,无风还起浪呢,更何况你一个劲儿往人家手里递扇子。

父亲说,他当时根本不懂这话中的份量。

接着,市政府组织部分员工和家属们去八达岭郊游。午餐时,众人都抢着围绕到市委领导身边,边吃边聊边说笑,一派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景象。父亲在远处铺开一条毯子,从袋子里掏出面包香肠水果与家人吃了起来。

母亲对父亲说,你也过去吧。人家都在那边呢,你这样太不合群了吧?

父亲说,人人往前凑,挤不挤?出来玩儿嘛,又不来是汇报工作的。说着,他喜笑颜开地牵起我和弟弟的手,“来,跟爸爸抓蚂蚱去!”

我们跟着父亲在草丛里钻来钻去,追逐嬉笑,弄得一头大汗,满头满身都是草棵子,不仅抓到了蚂蚱,还抓到了“纺织娘”、“刀螂”和大蝈蝈。

回家的路上,为了不让司机马叔叔听懂,母亲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刚才薛秘书长跟我说,你得劝劝陈处长,这儿是北京,不是伦敦。

母亲又说,人家薛秘书长是好心。出来郊游,其实是大家来联络联络感情、搭搭关系,你倒好,真的自顾自玩得起劲。

没有参加工作的母亲满口旧上海的名词。在家里,一听她称司机为“车夫”,称保姆为“娘姨”,还有什么“上司”、“巡捕”之类,父亲就忍不住皱眉头。

父亲说,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没本事的人才靠联络感情、搭关系吃饭。

母亲不高兴了,抢白说,你这么不会做人,以后要吃大亏的。

父亲不以为然,还了一句很伤母亲的话:做事就是做人,不做事算什么人?我就不喜欢你上海十里洋场那一套。

母亲脸色立即沉了下来,一路上再也不说一句话。

不久,在一次散会后,彭真指着父亲身上的西装说:“又是压箱底的英国货吧?”父亲还没反应过来,彭真又指着自己身上崭新的银灰色中山装说,“还是我这新的东西好,你也得穿新东西。”

父亲怔在那里,等悟出点什么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已经扬长而去了。父亲忽然想起薛子正的告诫,知道那不是捕风捉影。

“都委会”终于解散了,《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父亲被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父亲最显著的变化是脱下了他那几套来北京后新置的咔叽布中山装。父亲曾那样真诚虔敬地穿上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套中山装,还兴奋地戴上了一顶制服帽。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全新装束时,心中一定充满了对新中国、新北京的无限憧憬。

在“都委会”工作时,他只偶尔穿几次西装。离开“都委会”后,他忽然把从英国带来的西装从箱底翻了出来,全都挂进了衣橱。

“你们上司不是说了,要你穿新衣服……”母亲嗫嚅着递上新熨好的领带,疑惑地打量着父亲换上久违的西装。父亲什么也没说,提上公文包,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此后几年,我再也没看到过父亲穿中山装。

停在外院里的“华沙”不见了。北京建筑设计院有一辆褐色和奶黄双色相间的老式“奥斯汀”,每天按时接送几位总工上下班。

父亲不再早出晚归。他按时上、下班车,吃过晚饭后就端坐在写字台前伏案疾书至深夜。母亲说,不许大声吵闹,爸爸在写书呢!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又不许听。晚饭后,为了让我和弟弟安静,母亲就把我们两个孩子带到餐厅北墙下的“烟榻”上。

母亲用很蹩脚的北京话,为我们读书架上的“小人儿书”,或在一块小黑板上教我们写最简单的字。母亲的朗读没有抑扬顿挫,没有喜怒哀乐,音调一平到底,有点像催眠曲。往往一本书刚读完,我们就打哈欠了,主动要求洗漱睡觉。以后我才知道,父亲不是在写书,是在翻译一本《建筑十卷书》。

《建筑十卷书》的作者是意大利15世纪的阿尔佩蒂(Leon Batista Alberti),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当过罗马教皇的拉丁文秘书。《建筑十卷书》包含一卷雕塑和三卷绘画。父亲在他写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说:

这部书“为文艺复兴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理论体系,也是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之一。阿尔佩蒂是把城市与建筑结合起来探讨的。虽然没有描绘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他设想的城市秩序井然,公私建筑各得其所,反对炫耀与夸张,主张谨慎有礼。他的设计思想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尺度是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尺度。从这样的建筑思想出发,他当然要对建筑师素质提出相应的要求。在第九卷第十章里,他对建筑师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建筑师对后代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

我想,父亲在翻译这些文字时,心头一定隐隐作痛——建筑师对于后代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这些先贤们在15世纪时说的话,至今闪耀着先知的光芒。

在二战中英国伦敦的一个地摊上,父亲意外地买到了这本18世纪的《建筑十卷书》,只花了五十英镑。战时兵荒马乱,价值连城的宝贝有时只值几个面包。在导师贺尔福的沙龙里,父亲多少次听到过这本名著中的精彩论述,却无缘读到原著。1953年,梁思成先生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兴奋地告诉父亲,他在苏联国家图书馆看到了阿尔佩蒂的《建筑十卷书》。人家像宝贝一样供在玻璃盒子里,每天只翻开一页,供参观者阅读。说明词上写着,这册18世纪版本的阿尔佩蒂名著,全世界只有十二册。想不到中国人手上也有一本,占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呢。赶快动手,把它翻译出来!中国老百姓在进行文字扫盲,中国建筑师也要做理论扫盲。

不久,就有出版社同父亲签约,要他翻译这部近百万字的《建筑十卷书》。从1953年到1957年的几年时间里,父亲完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了这部巨著,手稿高高一摞。在我家发黄的旧相册里,有一张父亲译书时的照片,好像是他不留意时被谁偷拍下来的。就在出版社准备出版该书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那部书稿和父亲一起被打入了冷宫,却并没有将书稿退还给父亲,四年中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伏案疾书,全都不翼而飞,我们至今不知那部书稿的下落。但听说,这部书的译本已在中国出版了。我家没有人去打听此事的详情。大家都忙,没时间也没精力,更不愿触痛心中那道伤口。

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父亲终于有了正常的假日时间,不管下班后他的翻译工作多么繁重,总是尽力陪家人一起度过周末。“首都电影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和弟弟最盼望每个周日的下午,每人牵着父亲的一只手,穿过胡同口外的西长安街,跨上“首都电影院”那高高的台阶,去看为我们童年增添了多少五彩记忆的《一朵小红花》、《骄傲的公主》、《三头雄龙》、《丘克和盖克》、《河上灯火》、《苏联冰上芭蕾舞》……甚至父亲没时间陪我们时,也千方百计为我们买各种影剧票。

记得上小学时,父亲为我和弟弟买了《蝴蝶夫人》的歌剧票。父亲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这出戏?不过,不能一辈子看童话的。”父亲边说边在纸上为我们画好了线路图,写上公共汽车的编号,让我和弟弟自己去天桥剧场。

看完歌剧回到家,父亲问我们对《蝴蝶夫人》的观感,可我和弟弟还没说话,就先哭了起来。父亲摸着我们的头说:“这戏没白看。”

父亲很喜欢“人艺”的演出,即使是当了“右派”,父亲还是让我去看“人艺”的《伊索寓言》、《大雷雨》、《蔡文姬》、《武则天》、《悭吝人》……父亲总说,孩子要有丰富广泛的知识和兴趣,这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性和人格;为子女提供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是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亲用好几个星期天的休息日,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儿童桌椅。他买了全套的木工工具,自己画图,自己动手,做了一张长方矮桌,四把小靠背椅。桌椅由白茬木制成,完工后只刷了几遍清漆。椅背椅面都用草绿色和驼色的帆布带子编织成网格,既实用又美观。那些日子,我和弟弟盼望着周日的新游戏,乐此不疲地为父亲打下手。一到周日,父亲就在门前回廊的屋檐下摆开了“作坊”,我和弟弟东跑西颠地递锯子递锤子,引得邻居们不时过来围观。

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埋怨说:“置工具买材料还出力气,成本比买都贵,何苦弄得满院子来看热闹?”

父亲说:“跟小家伙们玩嘛,自己动手,多有意思!”父亲从上海澄衷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这座完全由英国人创办的学校里,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学校里有木工、水暖、机械等车间,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的木工“手艺”就是在“雷士德”练就的。

梁先生看了父亲做的桌椅,很得意地告诉父亲自己也“身怀绝技”。父亲大笑说,早听说了,和你的定情铜镜相比,我这是雕虫小技罢了。

原来,青年时代的梁先生曾在美国宾大美术学院的大工作室里,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做成一面仿古铜镜送给未婚妻林徽因。从注模、翻砂到雕刻,都是他亲力亲为。镜框中心有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外围一圈卷草花纹,并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镜子制成后,还做了仿古处理。生性幽默的梁先生跟他的东方美术史教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拿着镜子,故意向美国教授请教镜子的年代。虽然研究东方美术史,美国教授却不识中文。将镜子看了又看说:“从图案来看像是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年轻的梁思成强忍住笑逃跑了。

他们由此谈及诸多美学话题。梁先生从“游刃有余”说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庖丁解牛时所表现出的熟练精确、游刃有余让堪称当时“雅皮士”的文惠君深受震撼,以为这完全可以同“桑林之舞”或“咸池之乐”媲美。“游刃有余”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间有庖丁数十年艰苦不懈的磨练,练就了对复杂肌体了如指掌的挥洒自如。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敬业专注,就具有美学上的意义。

父亲说,美学不是书本上深奥莫测的定义,不是贵族沙龙里昂贵的消费品,不见得非要香车宝马、锦衣玉食才是美。比如一件名贵的貂皮大衣和一条普通的棉布裙子,当貂皮大衣仅仅是天价惊人时,它未必就美。当普通的棉布裙子与主人一同有过难忘的经历时,它就有了非凡的美学价值。美感与心境相连,与人的精神感受相连。心灵没有翅膀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在蓝天翱翔的美好和快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未必比一个在大树下乘凉的乞丐幸福。美存在于普通人每日的衣食住行之中,要人用心去感受。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已过不惑之年。

提及那套自己做的小桌椅,父亲说那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透气的窗口。《梁陈方案》的失败带来巨大的挫折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但生活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梁陈方案》。虽然一切都和当年在贝当路那个风雨之夜所憧憬的不一样,虽然他毅然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他曾经想象的阳光普照的桃花源。

梁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当年解放军进城,拿着军用地图请教他,请他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和文物时,他的感动难以言喻;但曾几何时,这座没有毁于战争炮火的珍贵古都,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烟尘,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但梁先生说,彭真是一位很好的党内朋友,谈起他与彭真的种种交往,很让父亲吃惊,也消除了父亲对彭真的偏见。

对梁思成的批判是上面定的。毛泽东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乌龟的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北京市在颐和园畅观堂集中了几十人写批判文章。彭真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研究,不要讲外行话。梁思成认为共产党不懂建筑,要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学懂。

彭真的讲话用心良苦。事实上,彭真对梁思成真是手下留情的。在毛泽东授意彭真批判梁思成时,彭真对梁思成说:“现在报上正在批判胡风、胡适和梁漱溟,是一梁二胡,若再批你,就是二胡二梁了。你也有错误,但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学术上的问题。”

彭真仁至义尽,一锤定音,送给梁思成一颗定心丸,也递给他一把检讨自己错误的尺子。若完全照毛泽东的旨意办事,梁思成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对于彭真的网开一面,梁先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

梁先生告诉父亲,彭真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全然身不由己。比如拆城墙,那是毛主席钦定的,彭真作为天子脚下的父母官,怎么能不唯命是从?其实在私下里,他问过梁先生很多关于北京城墙的功能作用问题,言外之意是能不能通过各种途径对城墙“刀下留情”。具体的话父亲没有细讲,但在王军的《城记》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私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住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护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

读到这段文字,怦然心动,彭真的进退两难跃然纸上。

可是,中南海不也是“怕农民造反”的“皇帝老子”住的?照此逻辑,皇帝的城墙和皇帝的中南海,不都是一路货色?为什么一路货色,双重标准呢?

父亲终于知道,原来彭真的交椅也不那么好坐,他既是一只弹簧,又是一块三明治。他缓冲了上面下来的压力,把自己夹在了中间。
  
我记得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记者采访京剧演员赵燕侠,面对江青的迫害刁难,彭真曾努力抵挡,尽力保护这些京剧艺术的国宝级表演艺术家,甚至对他们诸多艺人的不良习气都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宽容与谅解,这恰恰折射出他自己人性中的耿介、侠义与温情。

他受命于毛泽东,不得不照指示去做。遇到违心的事情,执行时就尽量打些折扣。难怪“文革”时,北京市委被毛泽东点名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解放前后彭真与梁思成接触频繁,彼此相熟相知,“在彭真家里,梁思成和彭真争论起来,梁思成大声地说道:‘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彭真却哈哈大笑道:‘你越是和我吵,我越是喜欢你’(《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彭真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性情中人的开朗豁达。

梁先生经历过中国八年抗战的苦难岁月,他对国学与西学的融会贯通,他对中国国情与人情的娴熟驾驭,远远胜于浑身西洋气的陈占祥。彭真欣赏梁思成,不欣赏毫无共同语言的陈占祥,这也都在情理之中。

父亲的英文优于中文,开会时不得不用英文做记录,连写检查也不得不先用英文打草稿,再翻译成中文。“文革”中进“牛棚”,看守反映父亲常讲梦话。要求汇报他讲过什么反动话,看守说:“听不懂,他说的都是英文。”

在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冲突中,父亲撞得头破血流是必然的。难怪梁先生在主持完对他的“右派分子”批判大会后说:“占祥啊,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啊!”千言万语,都在这一句感慨之中了。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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