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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回答女儿的质疑

像很多时尚的年轻人一样,我曾是个崇洋的城市女孩儿。我喜欢北京那时仅有的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婚宴都选择在“老莫”举行。我不喜欢昆曲、京剧、地方戏,爱看电影、话剧、歌剧;不喜欢民族舞,酷爱芭蕾;喜欢西洋音乐,不好丝竹管弦;当然,我喜欢摩天大厦,不喜欢古老的旧北京。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提到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除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则在题为《烦胡同》的文章中说:“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是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上大学时也曾问过父亲:“真不懂,你那么洋派的人,怎么喜欢土得掉渣的老北京?凭什么为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弄得身败名裂?”

父亲说:“这跟个人好恶风马牛不相及。只凭个人好恶就可以做规划,那天下人都可以成为规划大师。我们对北京规划的设想仅仅出于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学了一辈子的专业。再说,老北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怎么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在北京长大的,难道你跟这座陪你长大的城市没关系?”

我仍犟嘴,“老北京又破又烂,像横二条那么讲究的四合院全北京有几个?还不都是豁牙咧齿的?早拆了早好。”

“多亏你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父亲真的不高兴了,“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不是锈迹斑斑,又破又烂?这妨碍它成为无价之宝吗?多少人家珍藏着几代以前的先人照片,可能早就褪色破旧,但仍会被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珍藏下去,谁会因为它破了旧了就扔进垃圾箱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建博物馆?为什么考古学家要不停地发掘古墓?因为后人渴望了解祖先的历史,研究我们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我们今天却把一座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北京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

父亲讲了一些故事,希望它们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然知道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四一年,纳粹军队占领了冬宫、凯瑟琳宫等四座宫殿约九百天,撤退时将其付之一炬,并到处装了地雷,埋下的炸药达一吨多。战后,苏联人在马铃薯都吃不饱的情形下,勒着裤带开始了废墟的重建。接着,大批的艺术家、工匠、志愿者,在饥寒交迫中走向废墟。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重塑了无数毁坏的雕塑,修复了宫殿中的天花板金顶,为它一点一点地补上了金箔,把花园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碎片拼装得天衣无缝。”

二战即将结束时,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曾拜访过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故居。看到契诃夫的家园历经战火却安然无恙,颇为惊愕。八十二岁高龄的契诃夫妹妹玛瑞安告诉她说:德军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德寇攻占克里米亚时,他对士兵说,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他是了不起的文豪。他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我就平安地活过来了。

父亲说:“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即将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梁思成先生得知后很焦虑,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地图上标明了著名文物的记号,交给了美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座有着诸多古建筑的城市,因为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从我们的法国女婿斯岱芬那里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巴黎的故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巴黎的人口在上世纪末已达到两千万。高速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城市人生命的节奏。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满载着巴黎人的浪漫情怀。悠闲的巴黎人曾在塞纳河边洗衣、漫步,享受阳光、享受爱情。随着交通的不断开发,塞纳河边被一高速路环绕。英国黛安娜王妃的车祸,就出在这条高速路上。无数汽车从河畔呼啸而过,塞纳河的旖旎风光成了车窗外掠过的一阵风。塞纳河涛声依旧,巴黎人心中的塞纳河却已随风而逝了。

二〇〇二年,新上任的巴黎市长提出了一个梦想,而且亲手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国庆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的一个月之内,政府下令关闭塞纳河畔的高速路。市政府出资运来大批细沙,把高速路面铺成厚厚的沙滩;又运来一盆盆三米多高的棕榈树,置于沙滩旁。一株株棕榈树的绿荫下,放置了一千多张躺椅。“沙滩”上还有临时安置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房。市长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市民发出邀请,请他们穿上泳装,到美丽的塞纳河边尽享国庆假日的金色阳光。

巴黎人欢天喜地地来到市长为他们营造的“人造沙滩”。穿着比基尼的姑娘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银发的老人们在躺椅上欣赏孩子们和宠物狗掷飞盘。人们在河面上驾帆船,在沙滩上放风筝,还玩起了沙滩排球。

这是一个只有在巴黎才会出现的浪漫故事。

高速路封闭一个月,化作了昔日塞纳河畔曾有过的美丽沙滩。可惜只有短短一个月,就像灰姑娘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一过夜里十二点,就要变回一个大南瓜。一个市长,实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那么浪漫、那么奢侈,又有那么些许酸楚。

北京能够回到从前吗?如果我们还拥有巍峨的城墙,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空中花园”登高远眺?是不是可以在绿柳成荫的护城河里引吭放舟?是不是可以坐在长安街边那宫墙改建的长廊上,任凭中南海上飞来的清风,穿过绿树红墙,把孩子们手中的风筝送上高高的蓝天?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父亲:“那些破胡同、烂街道就永远戳在北京城吗?建筑如果原地踏步,那还怎么前进、怎么创新?”

“我们什么时候否定过创新?我们在规划中提出的保护老北京,指的是城墙九门之内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范畴,那是要全盘保护的。之所以提出要做大北京区域规划,就是要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功能有计划地疏散到周围的区县,根据周围区县的特点,建设有各自独特风格、独特功能的小城镇,那里为每位渴望创新的建筑师提供了可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乡村古风,也可以是最现代派的卫星城,这要有统一的规划。

“空间,任何时候都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重要课题。把行政、金融、教育、商业、医疗等那么多的功能都塞进一个只有62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就失去了鲜活的肺,窒息了。所谓空间,就是不要塞满。不满,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反省与思考的生活品质。月盈则亏,任何太满的事物都会走向反面。这不仅是建筑规划的美学,也是生活的美学。”

父亲问我:“还记得那个父亲为爷爷做讨饭碗的故事吗?”

“记得,当然记得。一位父亲用木头为儿子的爷爷做一只木碗和一根打狗棍。年幼的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学着用木头制作木碗和木棍时,惊奇地问:你做这些干什么?儿子认真地说:等你将来当叫花子时讨饭用啊!”

“未来,我们建设的这些新城市,会和老北京一起,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画廊中的一个篇章。我们的城市也会成为历史,后人如果像我们毁掉老北京一样毁掉今天的城市,我们将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有历史却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就像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故事。”

劳特.杰克南的启示

父亲陆续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老城改造方面的想法。他说北京刚刚解放时,肯定没有经济力量全面修整残破不堪的老城,但谁说过要在一两年内就把老城修整完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只要把新的行政中心位置定在老城之外,老城内的修整就完全可以有计划地逐渐进行。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当依靠居民自己的力量。在西方,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父亲在他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并在各国规划法中做了规定。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筑师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挑战,同时也给建筑师展现了广阔前途。肯定,我们再也不能像前辈那样承担建筑师的职责了。从维曲罗维斯起到今天,建筑已经变成一项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和技术;建筑师再也不能高居艺术鉴赏的仲裁地位,他必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当群众的环境设计代理人。这并不降低建筑师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更能够发扬他的创造性。”

最后举实例做个说明。“为鼓励群众自己动手,政策资助,改造群众自己的环境,英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颁布一项立法,以期动员群众力量改造城市环境。在密特尔萨斯,有位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生活并不富裕,花钱买了一所位于贫民窟内的小住宅。那栋房子连卫生设备都没有,于是他向政府申请执照准备增添卫生间。他的申请遭到拒绝。因为他的房子,市政府已定为限期拆除的贫民窟。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街坊33户人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作为建筑师,他对现行法规还是熟悉的,他就利用《环境法》把33户居民组织起来,自己当他们的代理人,与大家商量如何改造室内外环境。他了解了每户的需要情况,量力而行,给每户制订了改造计划,室外后院统一规划。除了必要户外用房外,后院连成一片加以绿化成为公共用地。每户大门按各户爱好加以装饰,但总的材料、色调都统一起来。杰克南精打细算编制预算,用住户自己的劳动在少数工人指导下参加建设。他引用《环境法》中的规定,以33户代表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津贴,政府资助一万英镑。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一街坊环境得到美好改造。这一年杰克南的工作受到英国环境部的表扬并获得改造环境一等奖。一夜之间杰克南名扬四海,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各国都闻名前来参观学习。此后他被英国一些大城市类似地区的居民邀请去改造那里的环境。杰克南工作很累,没有星期天休息,办公就在居民中间的现场,但报酬极微。因为他的委托人不是财主而是城市贫民。人们把他称为‘赤脚建筑师’(Balre-foot Architect )。不料他触犯了建筑师协会,他们不承认他干的是建筑设计,尤其是他收极微少报酬违背了建筑师协会的收费标准,但社会舆论一致表扬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于是英国建筑界一度出现了一场危机(陈占祥:《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原载《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

“这好像是情理与法制的矛盾?”我说。

父亲说:“杰克南是在向已被法律认可的建筑师地位挑战。他可能不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但他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建筑师应当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完成他的社会使命。我们老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么多危房旧房,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呢?我和梁先生一直主张,内城的老房子,形体外貌要努力维持中国风格,但室内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要逐渐完成厨浴的加建和供暖设备的安装,胡同的下水和路面也要改造。这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房屋所有权政策,只要锲而不舍地去做,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其实,为了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每个居民都会全力以赴的。有时不必花很多钱,给政策就够了。共产党能发动全民打倒蒋家王朝,为什么不能发动全民建设自己的家园?杰克南那样的人才,老百姓中有千千万。”

《梁陈方案》虽已走进历史,但随着国门的洞开,各学科基础理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从科学理论上鉴别是非的能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实是牵动百姓衣食住行的城市规划问题。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谭英指出:随着改造向旧城中心区发展,原有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改造方式显然不适合旧城中心的实际情况,而且已经对城市整体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从切身感受,从所作的研究,我们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旧城中心区再拆,北京的古都风貌就没有了!再这样改造下去,这些地区的居民也难以接受!……现在大部分改造地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不得不外迁。许多居民要外迁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四环、五环甚至更远的集中外迁区。尽管搬迁以后,居住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位置远、交通不便这一条,就严重地,甚至灾难性地影响了大部分居民的上班、就业、就医、上学等活动,无形中剥夺了居民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的基本生活需要……改造地区的居民九成以上都极不愿意外迁,其中不少人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

在三十多年后,不愿外迁的北京老城居民“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自己老宅的意愿,竟同英国密特尔萨斯那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的愿望不谋而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不是这样做,某些人就无法以手中的权力牟利,而开发商也无法从拆迁种种捞到白花花的银子?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更激昂慷慨,振聋发聩:“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对北京的文物价值有正确地认识。如果都建成香港、纽约一样的高楼,北京彻底完蛋!搞不好,栽大跟斗,被全世界大骂!就跟毛主席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市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汽车和胡同

我一直弄不清,如果保留老北京的内城,交通问题如何解决?那些小胡同,汽车怎么通过?将来中国人总会像西方人一样,家家会有汽车的,这也是中国人的梦想。

父亲告诉我,在二战结束后,西方的城市建设就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生产、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惑。交通工具改变了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空间感。发展的速度与环境,与人的生命本身,存在着诸多难解难分的纠葛,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和美学层面上的命题。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无休无止地追求着速度,追求着对能源、对一切自然资源的攫取。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几乎耗尽了地球亿万年间积蓄的石油资源,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水资源、矿石能源枯竭的地球。在制订《梁陈方案》时,我们没有关于全球资源状况的明确概念,但我们知道,节约能源是任何一个负责任规划师的起码责任。这也是我们要求把行政中心及他们的住宅区迁出城外的原因之一。

老北京最早建于元朝,整座城市的比例和空间,都是为步行、骑马、轿子或畜力车设计的,住宅之间的街巷、胡同当然不能通过汽车。但它的街巷胡同是网格状的,几乎任何一条胡同都很快可以通向主要干道,既保证了出行的方便,又保证住宅区自成一统,闹中取静。这是北京四合院民居的独特之处。北京古城本来就不是为汽车时代的生活方式设计的,那就不必削足适履,为了汽车而去改变一座有着自己丰厚历史的城市。

波士顿曾花了十多年时间,耗巨资把一条穿越城市的高速路挪移到地下。昔日高速路旁的街道,有无数千姿百态的商店,有些是驰名数十年甚至百年的老字号。人们在自己熟悉信任的商店里选购喜爱的奶酪、香肠、咖啡、葡萄酒;人们在有着亲切熟面孔的街道上散步、逛街;在露天咖啡座边小憩,啜着浓香的咖啡,就着刚出炉的牛角面包读一份当天的报纸,和熟悉或不熟悉的邻座讨论一会儿今天的新闻。但一条穿城而过的高速公路扯碎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在汽车箭镞般飞驰而过的喧嚣和臭烘烘的尾气中走上昔日的街道,高速路旁的温馨与繁荣被高速路肢解得七零八落。旧金山在一九八九年大地震后,通向中国城的480高速公路摧毁殆尽。地震之前,这条横穿城市的高速路就已经成了人们眼中一条丑陋的创口。地震之后,市议会决定彻底放弃480高速路的修复,抹掉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脸颊上的疤痕。

城市不是汽车的奴隶,人更不是。也许未来有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替代汽车文明,也许人类将返朴归真,回到以双腿为交通工具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生命为什么一直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赶路?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头顶悬一条鞭子,天天敢死队似的冲锋陷阵?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得简单一些、悠闲一些,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领略人生旅途上的绚丽风光?女儿的法国丈夫斯岱芬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对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斯坦福医学院工作,不算什么富翁,但生活得简朴潇洒。虽然有汽车,他们却更愿意天天骑自行车上班,让阳光把自己晒成橄榄色。每个周末,他们会带了三明治去登山,去划船。带了相机去沼泽地为各种鸟儿花儿拍照。他们一起去海滩采集新鲜的茴香,在厨房喜笑颜开地煎出香喷喷的茴香馅饼,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在烛光下享受一顿温馨的周末晚餐之后,两人又同在钢琴边合奏一段四手联弹。斯岱芬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有的人是气喘吁吁地跑着冲向终点,有的人是悠闲地散着步走向终点。为什么不走得从容一些,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湖光山色?那不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高速和财富并不代表品位,也未必有美学上的意义。”斯岱芬的话引起我很多思索,不知这是不是人类对自己现代高速生活方式的否定之否定?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神话“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驴。

再言归正传到许多老北京胡同容不得汽车通行的话题。父亲说,驾车出行,未必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非把汽车强加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你选择驾车,那就搬到北京外面的卫星城去吧,那里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任你驰骋。你选择古老胡同里的四合院,那你就步行吧,骑车或乘公共交通。我们主张大都市和老北京内城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居民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搭乘到公交车。对不起,胡同里就是不能通汽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什么都要,有选择就有舍弃。

巴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有1200万人口,可是巴黎的交通并不拥堵,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公交系统。巴黎地铁的历史将近一百年,地铁向地层深处发展达到了第五层,和地面上一样,有缜密的规划。纽约、曼哈顿的公交系统也是四通八达,即使很多居民有汽车,也仅在假日旅行时才使用,因为那里的地铁太便利了。在今天的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波士顿、东京……许多地区出现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自行车道。提倡“绿色生活”的人们主张关上车门,迈开双腿,开始一种新的出行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品质,这也许是比汽车文明更先进的文明。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前门大街,上海的南京路都专设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街。据说未来十年内将建成东方夏威夷的中国海南岛,将修建被椰树林浓荫覆盖的环岛自行车道。人们将重新拾起身体自身的速度感,让一种“行”的美学重新诞生。

花开花落四合院

我家在西单横二条32号住了十年,那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女儿,可进入梦乡的,仍然总是童年时的家。门前长廊下两株高过屋檐的西府海棠,绽放着满树花朵,在我的梦境里轻轻摇曳。

来到北京后不久,我们便迁入了西单横二条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它成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员工的宿舍大院。整座院子的大门坐北朝南,朱红色的大门两旁,蹲着一对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可横二条胡同是南北向,胡同两边的宅院大门就不得不朝东或朝西了。不知是否出于风水考虑,这座宅院在朝南的正门外又套了一座很空旷的院子,院子的东面加了两扇可以朝左右滑行一百八十度的大门,这样,空院子就成了一个停车场。院子的西头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厕所后面是一株不知经历过多少代的老榆树,遮天蔽日的树冠里藏了一只只鸦巢。每天傍晚,不管在院子里玩得多么尽兴,只要抬头望见归巢的鸦群,孩子们就知道大人要下班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横二条家中的家具,很多都是梁思成先生亲自陪父亲去琉璃厂等地选购的。梁先生帮父亲挑了张一米八长的明式长方形餐桌、四把明式圈椅、两把官帽靠背椅。他告诉父亲,我的眼力不会错的,这是真正的明代海南黄花梨,而且可能是从皇宫出来的东西。

父亲不通文物鉴别,戏言道:“皇上也爱吃西餐吗?正好是西餐桌的尺寸。”

梁先生说:“那是祭祖或拜天地时放烛台和供品的,也可能是皇上大婚时拜天地用的。”

我听父亲说过梁先生对文物古董具有非凡的鉴别能力。一次,梁先生到老同学陈植家里去做客。陈植的叔父陈叔通是有名的文物收藏家。他拿出一尊三面佛对梁思成说:“你如果能说出这座佛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梁先生看了看,立即说这是北魏时期的作品。陈老先生惊诧万分,想不到侄儿的这位年轻同窗竟有这等眼力。梁先生笑说:“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陈叔通先生连连摆手,“再猜下去,我的古董都要搬到你家去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陈老先生非要梁先生把这件贵重的三面佛带走。梁先生坚辞拒绝。第二天,老同学陈植捧着那尊佛像到了梁家说,叔父要梁思成务必收下。君子之交,一诺千金,哪有食言之理?岂不陷叔父于不义?

深知梁先生眼力的父亲立即遵命买下这张餐桌。由于刚解放时尚无人问津古董,这张餐桌仅以350美金成交。“文革”中,全家被赶进了西直门大街的两间破房子里,请委托行的人来收购这件庞然大物。那时的人很老实,仔细研究之后回答我们说:“这是文物,不能随便收购。”

父亲在一堆旧家具中发现了一只黄花梨古筝琴几,长约一米五,高、宽各约一尺多,案面两端有小翘头,牙板双端呈卷云头状花纹;不仅造型简洁,而且色泽与餐桌匹配,父亲如获至宝,把这张琴几做了沙发前的茶几。梁先生连呼“妙哉”,还说这就叫创意。

梁先生又帮父亲选购了花梨木写字台、花梨木餐边柜、角柜等。那天还买了三只大花瓶。一只是黑地彩绘的花卉如意耳瓶,高约两尺多,“放在屋角,插几枝常青植物,就是插几束干枝也别具一格。”梁先生建议道。另一只是瓶身硕大粗壮,是元代梅瓶式样的青花瓷。还有一只是长颈球腹圈足的青花赏瓶,约有一尺多高。父亲把两只青花瓷瓶改成了灯座,配了两只白色百折绢丝灯罩。后来梁先生来我家做客,指着我家用蓝印花土布做成的窗帘说:“你的民族化更彻底嘛!”母亲指指父亲道:“我说太标新立异了,他非说要和这房子的建筑风格统一,还说这样才更配那两只青花瓷瓶!”梁先生大笑:“这不成了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为了东单边上那一块空地,就硬要把长安街都盖上办公楼!”

在餐厅的北窗下,有一条与餐厅东西向等宽的烟榻。据说,此房的原主人家财万贯,是个瘾君子。就是在这张烟榻上,他的家产化作了缕缕青烟,他也变成了一文不名的行尸走肉。他的祖上曾留下遗言,告诫他无论如何落魄,不得变卖这座房产。走投无路的瘾君子哪还顾得先祖遗训?一九五九年,横二条四合院被拆迁。在这张烟榻地下,挖出了一条纯银打制的大船,在前廊的西府海棠和后窗的一排丁香树下,挖出了一坛坛的金银元宝。而在主卧和客卧的壁橱夹层里,藏着大量砖块似的烟土。为此,拆房的工人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奖励。

父亲对有木雕门楣的烟榻做了些许改装。东西两侧的墙上钉了隔板,成了孩子们的书架。烟榻上铺了厚厚的垫子,北窗的窗台下放了一溜儿松软的靠包。这里立即成了我和弟弟的乐园。倚在靠包上看小人书,躺在厚垫子上睡觉,翻筋斗;趴在窗台上看白云在紫丁香间穿行游走。

三进三出的四合院里住了大约十来户人家,都是父亲“都委会”里的同事。陈干、项彬南、张汝良、汪国瑜、沈永铭……这些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夫妇来自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也有不远万里刚从英国回到祖国的杨南生、莘耘尊夫妇,从香港回来的周文正夫妇,印尼归侨梅乾振夫妇……同事们的年龄不比父亲小多少,因为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教授,天经地义地就成了“长辈”。父亲很为自己这支年轻的团队自豪。无论严冬酷暑,只要有工作,大家登上自行车就呼啸而去。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下了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也从无怨言。一旦完成了工作,全院的邻居们又会尽情狂欢。

沈永铭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才子,高大消瘦的沈永铭儒雅而又帅气,刚刚结婚的新娘汤纪敏娇俏玲珑,是丈夫清华大学的同窗。新婚夫妇住在中院过廊旁边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每次路过那间挂着淡粉色窗幔的小屋,我眼前就会出现新娘汤纪敏依偎在新郎身边那幸福娇羞的笑容。因为我们全院的男女老幼都参加了他们在市政府办公楼举行的婚礼。机敏活跃的沈永铭是宿舍大院每次联欢活动的组织者。周末夏夜的傍晚,邻居们陆续走进我们后面的大院儿,回廊上坐满了嗑瓜子、吃西瓜、谈笑风生的年轻夫妇。孩子们在回廊中间追逐嬉笑,大呼小叫,女孩子们争着去采花池里能染指甲的凤仙花,男孩子交换起手里的玻璃弹球和“洋画儿”。

月亮升起来了。《山楂树》和《红莓花儿开》的乐曲也从旧留声机里淌了出来。一对对舞伴走下回廊的台阶,在大院的方砖地上快乐地旋转。沁着茉莉花香的晚风中,年轻女人的“布拉吉”裙子,犹如一朵朵月光下盛开的牵牛花。

我的小姑姑拽着父亲跳起了探戈。小姑姑陈秀莪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每个星期六都回西单横二条过周末。小姑姑能歌善舞,活泼开朗,但我从不知道她和父亲能跳这么棒的探戈,一下子看傻了。舞曲刚结束,我就冲了上去,非要父亲也跟我跳“和刚才一样的舞”。父亲抱起我,在一片欢笑声中,轻盈地旋转起来。
   
年轻的建筑师们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他们以满腔热情实践着心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们以为苏维埃的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所以全院的同事们在院里办起了食堂。后院回廊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加餐厅,十来户人家请了一名大厨,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集体生活。每家根据人口交一定的伙食费,每日三餐,吃饱为止。可惜这位大厨的厨艺欠佳,顿顿大锅熬菜不说,而且饭菜永远一股泔水味道,吃得人人反胃。“大锅饭”好景不长,食堂只得倒闭,家家回去重打鼓另开张,各人自开小灶。
   
我家卧室西头的卫生间门外是一个可以通回廊的小院子。但整座大院的三个院子,一共只有两个公厕。父亲非叫母亲打开我家卫生间的大门,让等不及如厕的邻居来我家方便。
   
假日里,家家飘出各异的饭菜香气。走进任何一个邻居家里,都会被主人邀上餐桌,吃得心满意足。院子里的人家不必锁门,谁家也没丢过东西。哪家的孩子生病了,大家都会过来探望帮忙。下雨了,不管什么人在家,都会把大家晾在绳上的衣服收回来……
   
父亲曾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家曾有一群热情真诚的邻居。但这样的岁月太短暂了。
   
阿龙住进西单横二条32号,是飘进四合院的第一片不祥之云。阿龙是我的七叔,照南方习惯,我们叫他“阿龙爷叔”。父亲家兄弟姐妹八人。解放前夕,三叔和大姑姑两家人跟随他们就职的“花旗银行”去了台湾。父亲一九八八年到美国讲学,才在那里和阔别四十年的三弟、大妹重逢团圆。最小的两个弟弟,即七叔和八叔,上海解放时还都是高中生,激情洋溢地参加了解放军,并随大军南下。几年后,八叔被送进师范大学读书,至今仍是西安一所中学的教师。七叔在南下途中染上肺结核,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当了一名小科长。父亲担心祖母照顾病人太过操劳,便把七叔接来北京养病。
   
阿龙爷叔是陈家兄弟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个。父亲黑得像马来人,阿龙爷叔却高大白皙,满头卷发。他酷爱京戏,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空城计》、《打渔杀家》字正腔圆,尤其是他的老生唱腔,悲怆高亢,别有一番气韵。最传奇的是我家附近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搭起一个大脚手架,一位画工正在上面画一幅很大的电影广告。年轻好胜的阿龙爷叔在一旁看得手痒,便对那画工说:“你脖子仰半天了,我来帮你画一会儿,怎么样?”那画工早已腰酸臂痛,又不敢怠慢手中的工作,边画边问道:“你能行吗?”阿龙爷叔说:“有什么不行?上面不是画着格子吗?我看你半天了,照着样子上颜色就行。”画工慢慢从脚手架上下来,上下打量着阿龙问:“正找活儿呢吧?你得找我们头儿,跟我套近乎白搭。”阿龙爷叔大笑说:“你们头儿要想去上海找工作,到厂里找我还差不多!”两人越聊越来劲,阿龙爷叔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了脚手架。阿龙爷叔聪明能干,从小喜欢美术,而且无师自通,他画的素描几笔就传神。父亲常说,老七不学美术,可惜了。一周后,阿龙爷叔拉着父亲和我们走出胡同口,指着那幅遮住半边街角的电影广告,得意洋洋地讲述他画这幅广告的经历。父亲摇头叹息道:“你胆子太大了!万一画坏了,万一跌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阿龙爷叔满不在乎地一甩头,“那有什么!不试试怎么晓得自己不行?好白相嘛!”
  
此事过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邻居胡博德叔叔脸色铁青地闯进我家,身后跟着衣衫不整的阿龙爷叔,神情如一只挨过痛打的落水狗。胡叔叔只向父亲说了几句,便砰的一声摔上门冲了出去。我和弟弟刚要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已被母亲拖进了隔壁的卧室。我不甘心地回转头,顿时吓得把头又转了回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嘴唇发紫,两腮肌肉也抽筋似的抖动起来:“跪下,你给我跪下!让你养病,你倒来鼠窃狗偷,伤天害理!”一生中,父亲从没高声呵斥过我们一句,也没动过我们一根手指头,更遑论下跪!阿龙爷叔究竟做错了什么,值得父亲这么大动肝火?我还在疑惑,母亲已经咔嗒一声关上门,把我们锁在了卧室里。
   
原来,胡博德从不回家午睡,偏偏那天父亲和胡博德都有事回家。阿龙爷叔那时正在胡家卧室的床上,而胡博德的妻子、比阿龙大六岁的岫岚蜜意柔情地在为阿龙挠背。阿龙被赶出横二条,回到上海去了。半年多之后,岫岚生下一个女儿,她执意为女儿取名如意。那女孩儿简直是二条院子里的绝代佳人,眉目传情,笑靥如花,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品位。谁家女人要添新衣,购置家中物件,男人们就会对老婆说:“先去向岫岚请教请教。”当时也在家里调养肺病的岫岚是“都委会”的绘图员,与阿龙从同病相怜到两情相悦,覆雨翻云,究竟是刻骨铭心的一见钟情,还是一场大孩子的游戏,我不得而知。但聪慧美丽的岫岚既不向丈夫隐瞒什么,也不因院子里沸沸扬扬的议论而自惭形秽。她照样扬着头,目不斜视,不卑不亢,优雅飘逸地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穿过。与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出现的阿龙爷叔相比,岫岚要比阿龙爷叔勇敢得多。她表现出的从容沉静,敢作敢当,都让我另眼相看。也就在阿龙爷叔的风波之后,四合院像一只疲惫无奈的航船,被卷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漩涡。
   
一九五七年夏季,父亲成为“右派”之后,作为“都委会”分区规划组副组长的沈永铭被指控为“与右派分子陈占祥里应外合”,“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年轻而刚烈的沈永铭自杀身亡。
   
汪国瑜是清华建筑系的青年才俊,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过国徽的设计工作,不仅画得一手好水彩,还写得一手好字。他那不疾不徐,带了一点四川乡音的普通话,总是伴着清澈的笑容,让人觉得阳光忽然穿透了云朵,照在你的脸上。他的妻子赵为钊像一尊精致美丽的牙雕,是“都委会”中不让须眉的才女。她精明干练,果断飒爽。可能也正因为她性格中的宁折不弯,不善周旋,致使一九五七年中箭落马,成了“右派”。
   
从香港归来的周文正在一九五七年亦不曾幸免。
   
胖胖的莘耘尊女士是解放初从英国归来的留学生,随她一道回国的丈夫杨南生是在英国学汽车制造的工程师。在共事过程中,父亲很欣赏莘耘尊扎实的基本功,在科学理念上的一丝不苟和百折不挠的执著。父亲常说,脑筋太会急转弯的人有时靠不住,莘耘尊是能默默成大事的女人。一九五七年,莘耘尊虽逃过一劫,却被调离北京,去了西安。果然如父亲所言,她在西安从事城市规划期间,实现了《梁陈方案》在北京不曾实现的理想,为子孙万代保住了西安的城墙,建起了西安城墙上的“空中花园”,被西安人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也许是过重的工作压力损害了她的健康,最后因罹患癌症而英年早逝。临终前她告诉父亲,拆城墙是毛主席的意思,领导派人来对我们讲的。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梅振乾是印尼归侨,妻子徐士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美术教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反独裁,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由于积极参加反蒋独裁的学生运动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解放后,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北京,激情满怀地参加了“都委会”的北京规划工作。但在历次运动中,这位印尼富商儿子的赤子之心,永远被踏上无数只肮脏的脚。三个下乡插队的孩子也因没有门路回家而绝望。最后,梅振乾一家人选择了离去。曾经漂洋过海赤诚寻求故土的人,又飘零万里无奈地选择了离乡背井,定居在加拿大。记得父亲被拉去中山公园中山堂批斗的一九五七年夏天那个早晨,一大早梅振乾从西面卫生间门外闪进了父母的卧室。个子瘦小的他仰起头,盯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千万挺住了。保重,陈先生。”之后回身又消失在那扇门后。
   
父母久久呆立在那里,正准备去卫生间的我也怔住了。那一幕,那一瞬间,成为我对梅振乾叔叔永久的记忆。
   
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大劫中,除个别的几个人,“都委会”住在横二条四合院的同事们几乎都命途多舛。他们为《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他们的付出,并不是为了什么与梁思成或陈占祥的私交,而是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献身于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都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忠实守护者。他们的名字,同样不该被遗忘。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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