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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梁陈方案》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的聂荣臻市长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

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此行的宗旨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梁先生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来京的苏联专家在城楼上指着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可以建第一批行政房屋。梁思成先生对父亲说,此话令他心里一惊,遂又生出侥幸,以为苏联专家初来乍到,对北京尚不知情,随口说说而已。但那话总像一片阴影,让他一想起来就皱眉。

在六部口市府大楼的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居然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面,由东单到公安街没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的行政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外左边的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 1995年11月第2版)。”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还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同上)。

巴兰尼克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切都将随着庞大行政中心的挤进北京而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

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再者,北京解放时的人口已有一百三十多万人,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每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每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苏联专家发言后,会场上曾出现冷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想像不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反苏和反共是同样罪不容诛的。

抵京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三十三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我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父亲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接近合理,这是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多年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在苏联人阿布拉莫夫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会上,梁思成先生和父亲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会后他们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父亲回忆道:“我和梁先生商量,在观点一致的大前提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会议之后,我画规划图,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父亲还对我自嘲道,“用中文写文章,就像我讲北京话一样困难,我只好用图纸讲话。但文章的观点,我们是反复推敲的。梁先生的文笔好,仅次于太太林徽因。”

一九五〇年二月,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三十八年后,父亲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梁陈方案》之纲要

针对苏联专家执意在老北京城内建设新行政中心的决策,《梁陈方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梁陈方案》内容共包含三个部分:

一、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二、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

三、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更为经济合理。

随文同时附有图纸及八项说明。

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此决策引一发而动全身,务必慎之又慎: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位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的发展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父亲的建议,修正了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新行政中心的计划: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

一、“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

“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

二、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成为扰乱北京市形体秩序的祸根……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问题。这种片面行动,不是发展科学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三、假如在旧城内建造庞大的中央行政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两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之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因为行政区建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区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里解决,所以必须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流和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生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四、在旧城内建行政中心,势必出现拆迁、户口迁移、清理地基、重新铺设管道等一系列问题:“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之后,《梁陈方案》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

一、“因为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所以“今日设计必须依据大北京地理范畴,使各区平衡分布,互相联系,平均地向城外发展,以达到发展建设、疏散人口的目的。”

二、“因为注重政府中心行政区的性质是一个基本工作的区域。区域分工作、住宿、文娱休息三大种类,它们之间必须有极短距离的联系,为之交通。”

“这三种基本工作都应当同商业供应区域、市行政机关(其它服务工作之种种)及文娱休息地带有合理的接近……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别的关系也合理,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

三、“承认建设行政办公地点主要是需要面积的问题。”

“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在已密集的,各有用途的古代所计划的旧市区中,勉强加入行政新建筑。”

“按现代科学的都市计划原则,建筑物同其前后空地布置是有严格比率的。多一座建筑物就必须多若干空旷的地区及若干交通线。大量建筑物就无法逃避它是大量需要地区面积的事实。西郊空址不但面积足用,且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四、“是解决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现在北京市区人口密度过高和房荒,显然都到了极致,成了严重问题。”

“解决它们显然不能在原区界以内增加房屋,而必须先增加新区域,然后在新区内增加房屋……疏散人口,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发展新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宅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法。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宅区,就是本此原则解决问题的,故最有考虑价值……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和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计划时必须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的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致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

五、“是新旧两全的安排”:

“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避免对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该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量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

“为行政中心设想,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文化游览区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区是工作区域,不应被游览区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牵连混杂,发生不便,且给游览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六、“是以人口工作性质,分析旧区、配合新区,使成合理的关系”:
  
 “当我们将市的工作人口分成基本与服务及附属三大类时,旧区在用途上的性质已非常确定。最主要的为博物馆及纪念性的文物区,旧苑坛庙所改的公园休息区和特殊文娱庆典中心大广场。其余一部分为市政服务机关,以小部分为有历史的中学校及文化机关,一小部分为手工业聚集的区域。此外就是供应这些部门所需要的住宅区和必须同住宅区在一起的小学校及日常供应商业。”

现在把东郊及东南郊基本功能定为工业区域,人口为工人,所连着的北面建筑他们的住宅区。把西郊基本功能定为行政,人口为政府人员,所连着的西面——已略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他们的住宅区。北郊基本功能定为教育,人口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连着他们的住宅区。这样的分配是极平均的。它们围绕着有历史的旧城,使它成为各区共有的文娱公园中心和商业服务及市政服务的地点和若干住宅,也是便利而实际的。”

七、在大北京市中能有新中线的建立:

“旧城同新中心之间横贯着的东西干道,都毫无问题地可以穿出城垣(如复兴门,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等)。最合适的是直贯这西郊政府中心的南北新中线(这条中线东距城垣约两公里,距新华门约四点二公里,距天安门约五点二公里)。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区铁路交通总汇(总车站及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员机关可设在这新中线上。东面又可同广安门引直,利用旧城若干商业基础。在文物点缀方面有白云观、天宁寺等)。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八、能适当满足以上所举的十一个条件(从略)。

最后,《梁陈方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比在老市区建设费用昂贵的论点,《梁陈方案》特将两处建设费用做了一个比较。

一、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旧址的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我以为不必再详细摘录有关章节的详细内容,究竟在哪里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更合理,更经济,任何一位持常人之见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

《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做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信发出的第十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双双横刀立马,枪戟上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四月二十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他们在《意见》中表示应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

时隔不久,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帽子从天而降。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生长的一代人,很难想像当年这种论争方式。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先生毕竟比父亲明晰得多,也清醒得多。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梁先生话里的意思,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霎时觉得和梁先生的心贴得近了。

父亲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他敢于坚持而不莽撞,他锲而不舍却懂得迂回。跟他一路同行,觉得很安全,很踏实。”

梁先生还是病倒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不是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

“我们那时只觉得新行政中心是当务之急,旧城规划可以稍缓一缓,这是几十年的大计。想不到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我们决定先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部分。”父亲说。

我有些奇怪,“《梁陈方案》里并没有这个内城规划的‘补充方案’吗?”

父亲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这个‘补充方案’。加上后来这么多年的动荡,我手边的图纸和文字都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梁先生那里是不是还有存底?但这个补充方案确定无疑是做过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亲笔画的。”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结,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做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出发,把金鳌玉栋桥当做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栋’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多年后,我在父亲《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以上这段文字。尽管他们没有把这份“补充方案”公之于众,但他们还是又一次不折不挠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指出各机关企业的擅自违章乱建问题已不可等闲视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梁思成1950年10月27日《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林洙提供)

这厢里两位书生为守护一座千年古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那厢里其实大计方针早已定夺,拆除旧城的声浪日益汹涌。面对一位早已大计在胸的执政党领袖,梁思成和陈占祥无疑成了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陈占祥交锋时,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亮出了毛泽东主席的口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当时彭真给我讲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告诉我‘要使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8年11月林洙提供)

毛主席又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读到林洙女士书中的几句话,让我心中疑窦尽释:“‘文革’中披露出某中央领导人曾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我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载于《世界建筑》1991年第1—5期)”的规划思想,以及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的主张,令毛主席大悦,欣然批复道:“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王军著《城记》彭真秘书马句1999年8月20日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东交民巷操场立即被占用,开工建造政府机关。

梁先生决定孤军上阵,最后一搏。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梁思成又一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做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梁思成《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载于《梁思成文集》第四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但回答他的,是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一栋栋表情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老的帝都拔地而起。北平解放中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要毁于建设。这是父亲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梁思成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由党组织制定城市规划,这很滑稽。”父亲说,“照这样下去,北京饭店厨房的菜单都应该由党委研究,加多少油盐酱醋也该党委讨论。”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意志的……”

“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1958年9月刊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革”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华二人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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