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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跟着梁先生逛大栅栏

父亲刚来到北京时,梁先生曾亲自驾车同父亲去前门或琉璃厂。跟父亲和梁先生一起逛前门和大栅栏,是我一生中清晰而快乐的记忆。

梁先生带我们逛大栅栏。先后去了劝业场、六必居、内联升、瑞蚨祥、张一元茶庄等老字号店铺。父亲和梁先生在劝业场走马观花地走了一圈,就匆匆离开了。走进“六必居”后,却流连忘返。

“大雅大雅。”父亲赞不绝口,“一个卖酱菜的店铺,能有如此韵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六必居’这三个字真是严嵩手迹吗?”

梁先生说:“不可考,民间传说而已。这里的每一家店铺,都有数不清的传说故事。别人的国家才一百多年历史,我们一个‘六必居’就四百多年历史。这是明世宗嘉靖九年就有的店铺,算算看,多少年了?”

父亲轻轻地叨念着:“嘉靖九年,一五二二加九是一五三一……可不是,四百一十九年历史!”

店铺中大大小小酱缸一律是青花瓷的,每个瓷缸上都烧有“六必居”三个大字。店铺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瓷缸上扣着锃光瓦亮的玻璃盖。八宝酱菜,虾油卤乳瓜,螺丝转儿,酱芝麻金丝,酱渍灯笼椒,蜂蜜糖蒜……父亲买了两小篓螺丝转儿和八宝酱菜。我至今记得那盛酱菜的小篓子上封着一张写有“六必居”字样的红纸,鱼篓状酱菜罐像一件精致的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

父亲说:“仅这笔酣墨饱的‘六必居’三个字就已经把人镇住了。古老的青花瓷,拙朴的小篓子,一方艳红的封纸,素雅中跳出一朵亮丽。这种美学品位,看着似不经意的素面朝天,其实‘不经意’中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积淀,我们学建筑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美学上的启发和灵感。”

在清华建筑系讲课时,父亲谈到过自己在“六必居”的感受,想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这也成了父亲的罪证之一,而且因此被戴上“学术骗子”的帽子。

“内联升”建于咸丰三年,也是一家百年老店了。店门前红柱黄瓦,描金绘彩,与“六必居”典雅素净的风格迥然相异。梁先生说:“最早的店主叫赵廷,开的是家“朝靴店”。取名“内联升”,即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的意思。朝中官员对“内联升”趋之若鹜,老板生意如日中天。”父亲说:“这就对了,他的店铺装潢和他的‘内联升’风格完全协调,俗艳到极致也是一种美。”

“瑞蚨祥”绸缎庄的创始人叫孟鸿升,济南章丘人,据传是孟子后代。在青岛、上海发迹后,第二代传人孟洛川在光绪十九年进京闯天下。先在前门鲜鱼口一带立足,到民国初年就已经扩张为京城最大的绸缎庄,同时还开办起东、西鸿记茶庄,东、西鸿记绸布店,鸿记皮货店等。

“什么叫‘瑞蚨祥’?”我问父亲。

“‘瑞蚨祥’是这家铺子的名字,就好像你的名字叫陈贝蒂,爸爸的名字叫陈占祥。”

我对父亲的回答不以为然,“可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三个字中,我只认识半个字,那就是“蚨”字左边的那个“虫”字,这还是不久前刚学来的。“为什么卖布的商店里要有一个大虫子?”我还是不停地刨根问底。

“大虫子?”梁先生哈哈大笑,指着“瑞蚨祥”的大门匾说,“你说对了,这个‘虫’和这个‘夫’加起来念‘蚨’,它就是一种虫子。蚨是古时候传说的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如果要飞远了,母亲就把自己身上的血涂在它身上。这样,不管孩子飞多远,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的气味,永远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古人把蚨比喻成铜钱。瑞呢,就是多的意思。祥呢,当然是吉祥,是好的意思。你说说,‘瑞蚨祥’是什么意思?”

“瑞是多,蚨是钱,祥是好——就是多钱好呗!”我终于弄明白了“瑞蚨祥”的意思,非常高兴地说,“噢,‘瑞蚨祥’就是财迷脑袋壳的意思!”

梁先生大笑起来,并告诉父亲,天安门前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由“瑞蚨祥”提供的布料。一九四九年七月,梁先生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筹委会成立的“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一九四九年九月,梁先生根据政协对原国旗应征方案的修改意见,删去了原方案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国旗的设计者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这个图案是从全国无数征稿中评选出来的),亲自改进了四颗小星的方向,并以坐标绘制了第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旗的标准图,还撰写了制作说明。

傍晚时,父亲邀梁先生去“便宜坊”吃烤鸭。梁先生说:“没吃过大栅栏的小吃,就不算来过北京。咱们今天就在小摊上吃个酒足饭饱。”父亲一听,眉飞色舞。

我记得那是一辆有轮子的车子,中间的方玻璃罩子里,放着砧板、各式调料和羊肚。罩子外侧有一口冒着蒸汽的大锅。大家坐在玻璃罩四周的条凳上,就着跟前一尺来宽的“桌面”,在一盏“嘎斯灯”下吃起了老北京的爆肚。两个蓝边大海碗放到了梁伯伯和父亲跟前。头带褐色毡帽、颈上搭了一条白毛巾的老板浓眉细目红脸膛,看到两个身着长呢大衣、戴眼镜的客人坐在他的摊位上,格外殷勤关照,不时笑眯眯地向他俩询问:“再来点麻酱?添点香菜不?辣椒油?”……父亲是第一次吃爆肚,而且是在小摊上,吃得不亦乐乎。梁先生还特地让老板烫了一小壶“二锅头”,和父亲边吃边喝边聊。

父亲从大碗里拨了一点爆肚给我:“先尝尝,很好吃的。”

我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爆肚皱起了眉,“我不要吃黑毛巾条条。”

“嘎斯灯”下吃爆肚的客人都笑起来。不远处的一个摊位上飘来阵阵甜香,我扭着脖子向那边张望着。

父亲起身走过去,不一会儿,父亲端着一个小碗向我走来,“快尝尝,这个你一定喜欢。”

梁先生看了看说:“杏仁茶!又香又甜的杏仁茶——我最喜欢啦,你再不吃,我可要抢走啦!”

我连忙站起来,喝了一口,果然很好吃。白色乳浆一样的杏仁茶,不稀不稠不腻,有一股淡淡的杏仁清香,碗面还撒了几点红色的“金糕”(山楂糕)粒。红白相间,比“黑毛巾条条”好看多了。

吃着爆肚,喝着“二锅头”,梁先生和父亲讲起了大栅栏,“全聚德”吊炉烤鸭和“便宜坊”焖炉烤鸭的区别,皇上御笔题字的前门“都一处”……连围着摊子吃爆肚的“短褐穿结”客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他们关于天桥大栅栏和前门的话题。

梁先生说:“大栅栏原名‘廊房四条’。明清时代,为了京师重地的治安保卫,重要的胡同口都设有木栅栏或铁栅栏。有达官贵人居住的胡同,夜间不但铁栅栏关闭,还专门有兵丁值班守夜。清顺治年间,光是栅栏门就有1755座。‘廊房四条’在清朝时已发展为一条很繁华的闹市街,为防匪盗滋事,修了一座极大的栅栏,被称为‘大栅栏’。”

吃完爆肚,梁先生为我在小摊上买了一包姜汁麻花。麻花又薄又脆,外面挂了一层黏黏的姜汁味道的糖稀,洒了一些芝麻。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味,因为此后我再也不曾吃到过这种麻花。梁先生说:“就是用报纸作包装纸不太好。”父亲说:“那有什么?英国的‘Fishchips’(炸鱼片)都是用报纸包着的,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不用报纸包着,鱼就没味儿了似的。”

古老的北京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样,孕育着如此浩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每当从媒体上看到一座座古墓被发掘出来的消息,父亲常会自言自语地叹息:“祖坟不断地被掘出来,跟文物一样宝贵的古城,却被活活地埋进坟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起做梦的日子

自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近代北京曾做过两次城市规划。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人口激增,一九三八年已达160多万。尤其是驻北平的日本人,从一九三六年的四千人剧增至四万多人。侵略者为了保障自己国民的安全,日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伪建设总署,编制北平规划。他们选择了远离北平市区的西郊五棵松一带作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日本人的“新市区”,以避免与中国人混居而产生安全隐患。他们提出“整个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宫城、万寿山、小汤山、长辛店等名胜古迹)统一规划,作为观光都市,设置观光道路,连接南苑、通州、永定河和白河”。强调“城内仍然保持中国意趣。万寿山、玉泉山及其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于周围的庭院、树木、庭石、山川,仍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City Planning of Peking . 1937—1945 Akoza Koshizawa )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北平市都市计划研究”的报告,其中比较瞩目的两点是:“整理旧有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建设游览区,使之成为游览城市”。另一条是“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文化城”。(《北平市都市规划》资料第一集,1947年)

这是两个在动荡岁月中不曾真正实施的规划。日本人虽然建设了“居留民地”,但很匆促简陋。令人诧异的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在“保护中国历史文化”上竟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归国后的三年,因为战乱,父亲一直无缘抵京,而北京的规划无一时不萦系于心。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考察,对未来北京的规划基本有了感性的认识。更让他庆幸的是,随时随地可以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良师益友相互交流想法。

在此之前,梁先生对北京未来的规划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历史悠久的北京规划早已成熟完美,无法把一个庞大的新中国首都行政中心再硬塞进旧城,它的功能已经饱和了。父亲说,犹如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主人在里面生活了很久,各式家具都各得其所,使用时得心应手,风格也协调统一。即使有些已经破旧,修补一下不仅无伤大雅,还更增添了岁月沧桑的韵味。突然有人非要把一大堆新家具塞进老房子,可房子里挤不下了,每一件老家具又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怎么办?把旧院子拆了,在废墟上建新院子?把黄花梨、紫檀木砸了,把锯末板、胶合板做的家具搬进去?把真正的宣德炉扔进废品收购站,把琉璃厂的仿古青铜供起来?

梁先生曾设想,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的日本“居留民地”为基础,设计成为一个新的市中心。把新市中心迁出老城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全力保护北京古城的风貌,把北京建成一个如华盛顿那样的、没有大型产业的行政中心,如罗马、雅典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父亲为自己与梁思成先生的看法再次不谋而合欢欣不已,但父亲对原方案的选址提出了意见。他说,日本人的“新市区”与老城区距离太远,他们完全置老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是因为顾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敌视和冲突,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安和恐惧,希望日本人“居留民地”离中国人越远越好。今天若从大北京的区域规划考虑,必须周密筹划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父亲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父亲曾有些担心梁先生是否能接受他的这个建议。当他把这一建议的理由讲清楚之后,梁先生却高兴地说:“This is a very goodidea(这是个非常好的好主意)!”

“梁先生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既意外,又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多年后住在康奈尔大学城时,父亲向我提及这段往事,还同时讲到了林徽因。他听说梁思成夫妇在接受了国徽设计的竞标任务后,林徽因最先设计的是一个充斥画面的大天安门造型。但当她看到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高庄先生的小天安门造型时,非常惊喜地说:“小天安门的创意比我那个大的好。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进深更辽远,天安门更宏伟壮观。”于是,林徽因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方案,竭尽全力向周恩来总理推荐高庄的创意。高庄先生是个极有才气和个性的艺术家,调他进清华建筑系时,曾有人担心他恃才傲物,不好相处。但梁先生惜才如命,执意调他进来,还说:“只要有才有用,我先敬他三分。”

“能和这种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一起共事,是人生的幸运。你看到的不仅是才情和智慧,还能看到人性中动人的光芒,它激活周围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父亲说。

那些日子,他们都格外兴奋,因为在北京的规划上越谈越近,越谈越有谈不完的话题。好像他们不是才相识了两个多月,而是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等待着相聚的那一天,等待着共同去做这件大事情。

父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新林院八号和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畅谈关于北京城未来的蓝图,在温暖的梁家客厅里编织着他们共同的北京梦。在他们心中,明天的北京,将是一座有着世界最独特景观的东方花园。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

他们计划将来以“三海”为中心,把中南海围墙拆除,让“三海”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连成一片。北面以什刹海、积水潭为船码头,登船缘北直抵昆明湖。沿途两岸遍植垂柳,形成一道绿色长廊,游船在柳荫下缓缓驶过两岸精巧的小型码头和水边公园。这样,历代帝王的离宫就与城市环境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把皇家的禁苑变成人民的绿地和公园。

其他的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还有金鱼池、莲花池、玉渊潭和钓鱼台也都可以成为开放的城市景观。未来应当在天安门T形广场建成美丽优雅的中式长廊。通透的中式长廊可以使园内的景观与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相呼应,也可以与城内的景观融会贯通。市民们能坐在长廊中憩息,廊中一侧是皇苑内的楼台亭阁、湖光山色,另一侧是长安街的繁华街景,那时的古都才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城市。

金岳霖先生大笑着说:“你们的计划尽是水中月、镜中花。老佛爷从陵寝中爬出来的话,一个个都推去午门问斩!”

林徽因说:“去午门之前,天安门前的‘千步廊’也一定要恢复,那是一曲千古绝唱!”

梁先生说:“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四十公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

“空中花园!”梁先生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异口同声地和梁先生一起说出了这四个字。
    
回忆起这段谈话,父亲神色黯然。39.75公里城墙,目睹过历史上多少刀光剑影、朝代更迭。它是北京古城披满征尘的战袍和盔甲,和这座城市的百姓共过患难和甘苦,它世世代代活在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里。如果把它完整地修复,宽达十米多的城墙顶上可以栽花植树,城楼角楼开辟成小型展览馆、图书馆、老人活动中心、少年之家或文化馆,还可建茶室、咖啡厅、出售老北京工艺品的小商店……城墙顶上的面积足以供数十万人登高远眺,散步赏月,亦可在清晨健身习武打太极。引永定河水入护城河计划成功的话,阻碍城门口交通的环城铁路就向较远方向迁移,拆除后的空地与护城河一起组织成和城墙平行的绿带公园。想想吧,城墙上是可以登高望远的“空中花园”,城墙下是夏季可以放舟垂钓、冬季可以大展身手的护城河溜冰场,加上我们原有的城内“三海”,未来城外新行政中心的玉渊潭、钓鱼台、莲花池、金鱼池;还有从什刹海通往昆明湖的游船河道……那时的北京,不仅是一座浩瀚的中国文化博物馆,还拥有诸多的水面和绿地公园,它们成为北京空气的天然调节器。我们还拥有世界上最富创意的近四十公里的绿色“空中花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宏伟壮美的城墙,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全世界将有多少旅游者涌向这里!它在建设中付出的代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古老的帝都北京将迎来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未来。

即使是在四十年后的康奈尔,说起被埋葬的梦想和自己为之付出过生命中的盛岁年华,父亲仍禁不住动容。不管梁先生后来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他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父亲对我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的,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可我们心中的北京,永远和我们的理念同在。”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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