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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触摸古都灵魂


我清楚记得父亲刚到北京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北京珍藏在他心中多年了,他像熟悉手上的纹路那样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哪条街与那条胡同相邻,父亲脱口而出,很少有误。一九八八年初抵美国时,他只要研究一会儿地图,在美国居住多年的朋友开车,走错路时,他都能一清二楚地指点迷津。每次带我们出行时,父亲对环境及道路的博闻强记都令梁先生吃惊,“你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吗?怎么比我还轻车熟路?”

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天生就应该学规划吧!不过,我对北京的了解都是书面的,这对做规划来说是太不够了,一定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每一处细节,才有资格说话。”

父亲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任命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市政府派给他一辆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壮心不已的父亲正式走马上任了。

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父亲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冬季的北京干冷,父亲脱下西装,穿上厚厚的蓝制服棉袄,裤子塞进一双褐色的长筒皮靴里。一顶褐色的硬毡帽扣在头上,护耳在两颊呼扇着,头顶还有一小撮红毛。他一进家门就跺脚搓手,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雾气。我跑上去端详父亲,指着他的帽子说:“像驴耳朵国王,《格林童话》里的。”

父亲指指头顶说:“东安市场买的。没看见胡同里磨剪子磨刀的老汉,就戴这种毡帽,十足的京味儿吧?”

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嘟囔:“不贰不三,出洋相。”

父亲笑着把帽子挂上衣架,“人家梁公说很有创意,林先生还说,可以去参加巴黎的时装发布会呢!”

父亲说:“北京历史文化的表现是丰富而多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规划师的责任是发现这种多元性,并协调这种多元性趋于和谐,满足不同人群对城市多种功能的需要。”因此,父亲对北京的观察,绝不止于建筑物,不止于他所看到的干部或知识分子的圈子。连北京的贩夫走卒、卖浆者流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而进入他的视野。

胡同里经常传来千奇百怪的叫卖声,若父亲在家,一定会同我们一道跑出门去看个究竟;什么用糖稀做的猴子爬杆、小耗子上灯台,什么爆玉米花、大米花,什么铁蚕豆、炒黄豆、红绒花、糖瓜、小金鱼、小鸡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须发灰白、慈眉善目的回民老汉。他总是身着干干净净的玄色衣衫,头戴洁白的回民小帽,裤脚用黑色的绑腿扎紧,黑色的和尚鞋口露出白色的线袜。墙外传来“烧饼果子嘞——”的吆喝声时,我焦急地仰起头,充满期待地望着母亲的脸。

母亲伸出一只手指说:“讲好一礼拜只买一次的。”我急忙转过脸,向父亲救助。父亲拍拍我的头说:“去跟妈妈说,今天是星期日,法外开恩一次吧?”

于是,我牵着父亲的手,飞奔出大门口。高声呼叫着:“马爷爷,马爷爷!烧饼果子——”老汉笑呵呵地掀开藤篮顶上一条洁白的小棉被子,篮子底的油纸上,一边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芝麻烧饼,一边是金黄酥脆的炸焦圈。夹着焦圈的烧饼还没递到手上,我已经咽口水了。父亲每次都会兴致盎然地和小贩们交谈:家住哪里?在北京多少年了?每天在外面卖几个小时?附近这一带,有多少人和你做同样的生意?挣的钱够不够维持生计?

我转学到西单横二条小学读书时,老师把几个同学分配到我家参加课后学习小组。其中有个王姓男生,他父亲在西四牌楼附近开牛羊肉店。一位姓邢的女孩儿,父母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隔壁,经营“义利食品店”。一个姓冯的女生,家人专卖江米切糕、艾窝窝等北京小吃。还有一个叫任友善的男生,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开着一家私人诊所。父亲每次都喜欢向他们问东问西:家的生意怎样?固定客户多不多?住家离做生意的地方有多远……

有的同学一问三不知,父亲就索性带上我,去他们家店里买牛肉,买枣泥切糕,买“义利食品店”的奶油冰砖、乳白面包……父亲成了这些同学父母的“固定客户”,也成了他们的朋友。

母亲对此很不以为然,笑说父亲像查户口的,应该改行去派出所上班。父亲说:“一座城市像一个人一样,是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的。邻里之间的来往,商家之间的关系,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小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固定客户、散客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形成了一种城市经济的供求关系,这可以说是生产关系之一种;由此派生出来各种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心态情感,这便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城市的建筑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承载负荷的文化传统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有性格、有情感的。犹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城市。底特律和纽约不同,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不同,伦敦和彼得堡不同。园艺师不能让天下的花朵都开成一种颜色,建筑师、规划师也不能让全世界的城市都只有一张面孔。”今天想起父亲这些话,我想加一句,在Party上人们都会为“撞衫”而难堪,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幸而我们没有从头到尾跳人家的“伦巴”、“迪斯科”,否则中国会受到世界的尊重吗?

规划师对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格必须了如指掌,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独特风格和个性。做规划时,要慎重考虑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千万人的谋生就业、生活方式,不可一把推倒,拦腰砍断。一定要在保护旧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这叫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也是自尊自重。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不尊重历史传统的规划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配做规划师。

父亲就这样骑着车,背负着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信念和使命,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走遍了北京的犄角旮旯,回家后就兴奋不已地讲他的所见所闻。

他经常感慨,中国老祖宗上千年前就能建成这样的城市,简直是大智大慧。我们今天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不过,越有挑战性才越有魅力。

晚饭过后,父亲常常点上一支烟,坐在餐桌边,对着餐厅墙上一张很大的北京地图沉思默想。有时,上中学的哥哥衍庆会凑上去,指着地图问来问去。我也连忙跟过去,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是非要坐在哥哥旁边。父亲却真的指着地图讲了起来,而且讲得极认真,好像我们是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假如我们今天还稍稍懂一点儿关于北京古城的知识,便得益于儿时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

“爸爸,咱们家在哪儿?”我指着密如蛛网的地图问父亲。哥哥衍庆一声不吭地指出了西长安街上我家的位置。父亲拿了一支铅笔当教鞭,为儿女们当起了北京城历史和土地分区状况的启蒙教师。

“看见这个凸字形的区域吗?北京城这个凸形轮廓,早在一五五三年就形成了。”

“北京最早的城市就是从一五五三年开始的吗?”哥哥问。

“比这早多了。”父亲显然很高兴大儿子的提问,顿时眼睛里有了光芒。他指着地图说,这一带,最早的都邑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燕国,称为“蓟”。到唐朝时,这里成为“幽州城”,是现在广安门一带,当年范阳节度使的驻地。

哥哥说:“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就是从这里发动的吧?”

“你历史学得不错嘛!”父亲愈发高兴了。

“我是猜的。”哥哥老老实实地说,“我记得历史老师讲过范阳节度使,所以猜想到‘安史之乱’。”

“那你知道‘燕京八景’和这里的关系吗?”父亲问。几乎是文盲的我,无限崇拜地看着哥哥。

“居庸叠翠,卢沟晓月,玉泉垂虹,西山晴雪……”哥哥掰手指算着,“还有……”

母亲凑过来说:“还有琼岛春荫,银锭观山,金台夕照,蓟门烟树,对不对?咦,做啥这样看我?”母亲用手指点点满脸惊异的父亲说,“这有什么稀奇?为了跟你来北京,我查过很多书的!”

“蓟门烟树,就是这其中的八景之一了吧?”哥哥指着地图,“这里不就是蓟吗?”

“说得不错。”父亲那支充作教鞭的铅笔在地图上指来划去,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起北京城历史和各区域土地的使用功能。

我们陆续从父亲那里知道,元朝时建了元大都,西段城墙为夯土所建。明攻陷元大都后,将城墙南移,原来元朝的夯土城墙就荒废了。年深日久,土墙上长出了葱茏的柳树林。柳荫如海,碧波荡漾。如烟的薄雾在起伏的柳浪中穿行,被称为“蓟门烟树”。

公元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少数民族辽的势力壮大起来,五代的石晋不敌辽人,就把幽、燕、云等十六州割让给辽。辽人把当时的幽州城做了都城,更名“南京”,幽州也称作燕。

到北京后不久,我的大弟弟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父亲为他取名陈燕庆,燕字取自燕京的燕。上小学时,“陈燕庆”三个繁体字笔画繁多,难煞了刚刚六岁的弟弟。父亲就选了笔画很少的“方”字,把弟弟的名字改成了陈方。

之后,更北方的金人异军突起,灭了辽,又把孱弱的宋朝廷逼到了江南,金人改“南京”为“中都”,作为都城。金人对北宋东京汴梁的发达繁华垂涎不已,将汴梁宫殿的珍贵石材木料,大批手艺超群的匠人,随金军掳掠到了中都。金人大兴土木,中都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今日的中海北海修建了离宫。

十三世纪初,元灭金。中都惨遭兵燹浩劫,只有中海北海的离宫尚存。元世祖忽必烈住进了琼华岛上的离宫。一二六七年元朝开始建都时,完全承袭了宋代汴梁首都“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祖制,还保留了汉人的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石桥、御路、千步廊等种种古制,它的市中心就是今日的故宫和北海中海。元是来自大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视水源如生命。令郭守敬亲自主持了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和玉泉山水入元大都的水利工程。两泉进“翁山泊”(昆明湖)后,分流为两股。一股由石渠进入什刹海,流入通汇河。另一股经由金水河流入皇宫,专供皇室使用,遂流入护城河,亦汇入通汇河。元朝对水源苦心经营,无论是引水的石渠,还是城内地下暗沟,施工规模之大,工程质量之精良,为历朝所不及,也为后代奠定了可贵的城市下水道基础。因有着丰沛的水源,又有畅通的运粮水道,南来的漕运船只可直接在什刹海北岸停泊,成为通汇河的终点码头。附近的钟鼓楼一带也成了闻名遐迩的商业中心。

民国初年始,每年端午至七月十五,什刹海畔荷花市场开放,表演杂耍的,卖小吃的,摆鲜果摊的应有尽有。盛夏的日子,什刹海边成了市民消暑纳凉娱乐的好去处。到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扎法船,放河灯,盂兰盆会……荷花节在熙熙攘攘的高潮中结束。
   
明成祖朱棣从南方迁入元大都后,用心良苦地将都城中轴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米,并将正阳门、钟鼓楼也随之东移,以取得整条南北中轴线的畅通无阻。此举缘由是朱棣不满之前的中轴线被什刹海拦腰切断,破了风水。同时,皇宫背靠北面的屏障景山,倚山而峙。山顶的亭子居高临下,成为皇城南北的中心点。但明朝对水源的重视远不及元朝。以致河道淤塞,漕运不畅,水源枯竭,什刹海码头日益衰微,风光不再。

明正统元年,不满八岁的皇帝朱祁镇登基。其时正值大明帝国政通人和,仓丰廪实,海内升平,皇太后召先朝贤臣良相入朝辅政。为向天下人昭示大明财力雄厚及少年皇帝睿智英明,便于正统元年十月初十,命太监阮安、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等率军士、匠人及民夫数万人,历时四年,建成了京师九门城楼。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们讲起正阳门就是前门,号称国门(元朝时为丽正门),与地安门遥相对应。国门系帝王之门,黎民百姓不得近前,只能走两侧瓮城的门洞。每当皇帝往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亲耕时,天子的御辇方可出入此门。

“正阳门就是香烟盒上的‘大前门’吗?”哥哥问。我也忙问:“还有一种香烟盒上的‘哈德门’是谁呀?”

爸爸说:“一点不错,正阳门就是大前门。哈德门也叫海岱门,是今天的崇文门,位于正阳门东侧。崇文门元朝时叫文明门。它的左边瓮城有一座镇海寺,寺中有一镇海大铁龟。商人进京经商,入崇文门是要缴关税的。崇文门的严法苛税令外埠商贾望而生畏,提及崇文铁龟无不色变。京城汇通祠后的汉白玉分水兽‘镇海石螭’,德胜桥下的‘镇海牛’和‘镇海石龟’被称为帝都的‘镇海三宝’。”

父亲带我们去宣武门内“烤肉宛”,一边翻动着铁板上滚烫的羊肉大葱和香菜,一边讲起了离“烤肉宛”不远的宣武门。父亲告诉我们,宣武门在元朝叫顺治门。明英宗建成京都九门后,改文明门和顺治门为崇文门和宣武门,取国家在“正阳”左右文治武安的意思。正阳喻天子,朝阳门取代元朝的齐化门,也是众臣民心向天子之意。而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则源于“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

宣武门外就是菜市口刑场,押送囚徒的刑车都从这里出城,百姓称之为“死门”。不过,明朝时刑场设在西四牌楼,称“西市”。斩刑在西边牌楼,凌迟在东边牌楼。到了清代,刑场从西四牌楼迁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宣武门的瓮城箭楼上置有五门铁炮,每日午时炮声震天撼地,供京城校时之用,是为“宣武午炮”。

京城西面的阜成门与东面的朝阳门东西对称。来自京西门头沟和斋堂的送煤车均由此门进京。煤大多是由驼队、骡马车运送的。我幼年时,胡同里还可见到负重的骆驼慢悠悠地徜徉而过,我会追出大门去跟着走很远。回来告诉母亲说,骆驼的眼睛很好看,是双眼皮,睫毛浓浓密密的,眼神一点不凶。煤与梅谐音,为讨个好彩头,煤商们募捐出资,在阜成门瓮城门洞内刻了一朵大梅花。每至初冬,浩浩荡荡的送煤队伍进入阜成门,京城家家户户的煤炉里就有了红红的炉火、融融的暖意。

到了金风送爽,京城九库粮仓填仓之际,朝阳门大门洞开。高远的蓝天里鸽哨悠扬,水果摊新上市的京白梨、香沙果、玫瑰香葡萄在阳光下香飘四方。朝阳门瓮城中,送粮的车马如过江之鲫。门洞里一束石刻谷穗是送粮农人的喜神。若是年成好,送粮的日子,成了农人的节日。

东直门在元时称崇仁门。瓮城内外聚集着来自京郊的小商小贩,买卖陶釜瓦罐、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等日用杂货。王公贵胄、文人雅士不屑与之为伍,亦鲜少光顾此门。但瓮城庙中有一座药王的雕像栩栩如生,堪称形神兼备的上乘佳作。

与东直门对应的是西直门,父亲每次带我去清华,多会路过西直门。父亲说,西直门门洞中有一块汉白玉水纹石雕。这又与“燕京八景”的“玉泉垂虹”有关。相传西郊玉泉山,遍地皆泉。水澄似碧,清洌甘甜。金章宗完颜璟,数次游玉泉山,意犹未尽,又到此地建“泉水院”为避暑胜地。至乾隆时,有人报之泉水中有一镇海宝塔,塔影可随水涨落。乾隆惊异,欲探究竟。命放水深掘时,赫现一石碑,上镌“玉泉山下第一泉,塔现原身天下反”。乾隆惊骇失色,遂命放水没塔,并御笔亲书“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立碑于玉泉畔,此后清宫用水皆取自玉泉山。每日清晨,插着龙旗的送水车队第一个进入西直门。每辆水车上置四个木水桶,上覆绣龙苫布,络绎不绝地招摇过市,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父亲还说,北面的德胜门是将士出征之门,取意马到成功,旗开得胜。而安定门是将士凯旋之门,战后万事太平安定。京都九门中,八座瓮城中都建的是关帝庙,唯有安定门瓮城里建的是真武庙。

童年时,我对父亲的讲话似懂非懂。等我长大以后,渐渐懂得了父亲的谈话,却一切都已时过境迁。中轴线被斩了首,雄伟蜿蜒的城墙,浩渺的“蓟门烟树”,仙境般的“玉泉垂虹”,早已荡然无存;能诉说人间冷暖、天地沧桑的四千多条胡同,以每年拆除六百条的速度消失……古老的帝都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渐行渐远。

做《梁陈方案》之前,父亲曾经常和梁伯伯共同出行考察老北京的土地区域划分。父亲说,北京的各个区域功能明确而科学,就像一个聪明能干的主妇,把家里的格局安排得井井有条,又有很高的审美品位。想想看,假如在长安街插一片吴哥窟,挤一个西敏寺,摁上一幢纽约帝国大厦,再横一栋克里姆林宫,这样的北京不是成了一锅大杂烩吗!

但是,老北京的土地划分和使用却是极有条理的。紫禁城是皇城的中心,内府官员的住宅区大都在皇城之内。行政机构的各衙署安排在皇城附近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如兵部、工部、户部、刑部、礼部、宗人府、钦天监、翰林院之类。紫禁城四周是为皇宫服务的机构:火药局,染织局,酒醋局,盔头作,油漆作,花炮作,御马圈,缎库,帘子库,经版库,米盐库……

北城、西城、东城聚居了大批的王公贵胄。官园附近的慎郡王府、果亲王府,护国寺南面的庄亲王府,麻线胡同的顺承郡王府,廊房胡同的康亲王府,劈柴胡同的简亲王府,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和敬公主府,东四十条的愉亲王府,东四头条至三条的怡亲王府,弓匠营的恒亲王府……北京上百座王府中,最大的就是恭王府了。此系清道光帝六皇子恭忠亲王奕訢的王府。建筑面积为四十六点五亩,后花园占地三十八点六亩。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王府。又如后海北沿46号,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府的一部分,乾隆年间成为和珅别墅,光绪时为醇亲王府。占地二十五亩,房屋建筑面积2800多平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为宋庆龄故居)。东城新鲜胡同有慈禧弟弟桂祥的桂公府,他的女儿就是慈禧指婚给光绪的成孝定景皇后隆裕。叶赫那拉氏一门两代女人都是大清皇后,桂公府被人称为“凤凰巢”。

民国时期,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曹锟、徐世昌、蒋介石等政要,分别在东城张自忠路二十三号,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后圆恩寺胡同七号,东城锡拉胡同和东四六条(现128中校园内)居住过。

在王府豪宅星罗棋布的住宅区,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就是为这些住宅区服务的内城商业区。米市大街、马市大街、羊房夹道、驴市胡同、羊肉胡同、缸瓦市……从街道名称中即可看出商业经营之内容。

走出外城,前门大街以东是简陋的工业区和比较初级的商业区,如打磨厂、大冰窖胡同、细米胡同、草厂胡同、豆腐巷、鲜鱼口、果子市等。正阳门大街以西的商业则繁华得多。最著名的有大栅栏、珠宝市、钱市胡同、煤市街等。崇文门外有花市、草市、巾帽胡同、瓷器口……

还有许多地方,从地名上就可以知道土地使用的性质。作坊类的譬如晾果厂,油房胡同,酱房大院,铜厂子,铁匠营,东、西弓匠营等。城市的仓储功能集中在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如北新仓、海运仓、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富新仓等。
   
正阳、宣武、崇文三门之外还驻有全国各地省府州县的会馆,这是由同乡的商贾、书生或同业者组织起来的机构团体。用今日话来说,会馆是各省市县的驻京办事处,也是各省进京赶考举人们下榻的“招待所”。还有一些属商业或同行业会馆,如石匠会馆、弓箭会馆、棚匠会馆等。

在清光绪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中,记载北京近二百五十多条胡同里,建有会馆四百多所,像湖广会馆、南海会馆、绍兴会馆、奉天会馆等,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在会馆中留下过身影。坐落于宣武区南横街的粤东新馆,诞生过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也留下过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足迹,但它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成了拆房民工锄镐下的一片废墟。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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