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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梁先生家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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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林微因与梁思成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幸运的。我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新中国灿烂的曙光,照耀过我金色的童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金风送爽的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一家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被接进了离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

右图:image009.jpg梁思成

梁先生很快就请我们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谈起与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仍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梁家并不豪华,却是最雅致的。亚麻本色的粗纺沙发扶手上,铺着拙朴的手绣纺织品。母亲觉得那些绣品很奇特,梁先生看出了母亲的好奇,便告诉她说,这是苗族姑娘做嫁衣的手绣,还有这些靠垫,也是从苗寨买来的。”

父亲立刻说:“我现在是靠在苗家姑娘的嫁衣上了。是不是要正襟危坐,非礼勿视才对?”旋即指着客厅条案上一座高一尺左右的石雕佛像说:“这里还有一尊古佛,更不可无礼。”

石雕很古旧,但上面的三尊佛像造型极美。

“看看像哪个朝代的?”梁先生问。

父亲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在梁公面前弄斧,我对古董鉴别一窍不通。”image007.jpg

左图:林微因

林徽因对父亲笑了,指指梁先生说:“正好给他一次老王卖瓜的机会。”

梁先生讲了佛像的来历,但父亲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辽或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母亲回忆说,我曾围着一只造型简洁的陶猪走来走去,看个不停。这让母亲很不放心,轻声告诫我说:

“不许动!”又转过头对林徽因说:“这是个小败家精,什么东西到她手里,稍不留神就叫她拆骨头了,非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可。”

林徽因笑着说:“她能看上这只陶猪,有眼力呢。这可是只汉朝的陶猪。”

母亲忙说:“阿弥陀佛!”一把将我拉到身边,“小祖宗,快躲开,不得了。”

林徽因大笑着走进屋去。不一会儿,拿出一只眼睛会闭合的洋娃娃举到我跟前说:“把它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女儿的玩具,现在她都参军了,送给你正好。”

我欢天喜地地去接娃娃,母亲把我的手挡住了,“千万不要。女儿长大了,这是个纪念品。”

林徽因指着我说:“人家叫我徽因妈妈呢,这不也是我的小女儿了吗?”她轻轻拍拍我的头问,“对不对?”

我连连点头,忙把娃娃抱在手里,还补上了一句,“我忘了说谢谢!”客厅里响起一片笑声。

下午茶端上来了。红茶,绿茶,咖啡。还有一盘香气扑鼻的炸香蕉。父亲高兴地搓着双手,“这是在北京喝到的第一次下午茶。北京也有卖咖啡西点的店家吗?”

“当然当然。”梁先生一面为父亲斟茶,一面说:“过两天就带你去一家法国面包房,在东单。那儿有卖各种新鲜面包,还有西式糕点、培根肉、计司、黄油、意大利的萨拉米肠……”

林徽因还特地告诉母亲,那家的计司条做得极好,拿破仑酥和法式酸面包也不错。

后来,这家食品店成了我们在北京几十年采购西式食品的地方。它不久从东单搬迁到了崇文门同仁医院的斜对面,更名为“春明”,“文革”中又改名叫“井冈山”。三年前我回到北京,再也找不到这家商店了。但那家店铺里的氛围、气息和消失的古老京城一道,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喝茶时,梁先生兴奋地对父亲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正到处招兵点将,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北京来。建系时,沪宁一带已经请了一批年轻的建筑师过来,大多是南京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像建筑系的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胡允敬、朱畅中……现在都是青年才俊,将来必是擎天之材。还在邀请一些有资格做各部门领导工作的人。像戴念慈、吴景祥、赵深。在香港还有一个学生叫张镈,也准备写信去请他。大国首都的建设不仅急需都市计划人才,还需要建筑设计人才。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有人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却没有实践经验;也有人实践经验很丰富,可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要找到两全其美,又在同业中有口碑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土建工程师和建筑师缺一不可,二者只有合作默契,才能造出品味高、效率高,并且经济实用的建筑。这是百年大计呀!”

父亲应答说:“这正是做规划最担心的事。规划做得再好,碰上蹩脚建筑师,就像碰上无厘头化妆师一样,把个羞花闭月的姣好容貌,做成一张大花脸,岂不是啼笑皆非。”

梁先生说:“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的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父亲说:“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父亲说:“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和我的茶杯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那天的下午茶,梁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还要介绍父亲认识建筑系的“四大金刚”: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和胡允敬。梁先生亲自带他们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设的各种会议,让他们尽快进入规划的实践领域。城市规划专业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年轻的科学,在中国更是从零开始,几乎要先进行启蒙教育。

林徽因插话说:“最近有些机关部委,自己圈块地就盖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块豆腐那么简单。根本不知道要征询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关部门批准。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连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城市规划为何物,问题就更大了。”

梁先生说:“那就不是问题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需要整体保护,绝不可伤筋动骨的。”

父亲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了。当年曼彻斯特由于无秩序无计划地使用土地,住宅区和工业区混杂交叉,结果是水源污染、空气恶浊、瘟疫流行,曼彻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

林徽因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伦敦、纽约何尝不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拆烂污,几十年都揩不干净。规划做不好,贻害百年。过去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零敲碎打地乱造些不伦不类的洋房,有些建筑简直是恶俗不堪,在他们国内都是不入流的,却到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破坏了堂堂古都的优雅格调。今后这种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亲和梁思成夫妇年龄相距十几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父亲的一口宁波官话谁听起来都费劲,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谈。林徽因突然兴奋起来,她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过一个英文这么漂亮的中国人,真过瘾呢!”她歪着头,好像要重新认识、打量眼前这个肤色黑得像马来人一样的“陈先生”,并亲昵地改称他为“占祥老弟”了,“喂,占祥老弟,你是地道的中国血统吗?”

“徽因大姐,你以为我是菲律宾土著吗?”父亲也歪着头,睁大眼睛盯着林徽因,把原来称呼的“林先生”改成了“徽因大姐”。

“那你为什么英文说得那么好,中文说得谁也听不懂呢?”

梁先生说:“没关系,我们都是语言天才,不消两个礼拜,就能听懂你的陈氏宁波官话。”

林徽因说:“还是让他用英文讲课吧,这样效果一定更好些,建筑系学生的英文水平都不错的。”

从此,父亲在清华每周一次的上课,用他蹩脚的宁波官话,实在用中文讲不清的概念就改用英文词汇替代,或索性都讲英文。父亲总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从城里赶到清华,当夜就住在梁先生家里,第二天上完课再返回城里。

逃离北京小学

父亲每次去清华,我总要吵着跟他去,因为我惦记梁家的下午茶。大人喝茶时,我就在沙发周围转来转去,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跑到沙发背后,悄悄摸一下金岳霖先生卷曲的假发套,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洋法官?一会儿挤到梁先生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耳边,想知道从眼镜后面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会儿把鼻子靠近徽因妈妈的头发,想闻闻她是不是和柔丝?黛一样有水仙花的香水味?

“Areyoupolicewoman(你是女警察吗)?”父亲把我拖进怀里,“怎么忙成这样?”

“你们什么时候演戏呢?”我问。

他们喝茶聊天一时兴起,会用英文对读莎士比亚或萧伯纳的台词,会背诵济慈、勃朗宁、雪莱的诗句,还喜欢听巴赫或舒伯特……

我完全听不懂他们的台词,但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有趣,那种用完全陌生的语言表现出的情绪,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好奇心。我会聚精会神地、安安静静地听,认真盯着他们的每一张面孔。下午茶后,如果天气很好,大家就一起去清华园散步。林徽因两年前做过肾脏手术,很少和大家一同出来。高大的金岳霖先生走在前面,我走在父亲和梁先生中间,牵着两个人的手,要求他们把我拎起来“打秋千”。每悠起来一次,就高兴得哇哇大叫。

深秋金子似的夕阳,在稀疏的枝叶后闪耀,清华园那样静谧而深邃。梁先生问父亲:“要不要给贝蒂找个幼儿园?”贝蒂是父亲给我起的英文名字。

父亲摇摇头,“我不喜欢幼儿园。管束太严,压抑孩子天性。”

“孩子不过集体生活,不懂集体生活的游戏规则,将来要碰壁的。”梁先生说。

上小学时,梁先生终于说服父亲,把我送进了北海附近寄宿的“北京小学”。我几次和上层床铺的小女孩鹿鹿共同策划潜逃,均未遂。初冬的深夜,我和鹿鹿穿着睡衣赤着脚,不知深浅地往宿舍门外逃,被舍监阿姨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抓了回来,第二天早上就发烧。父亲和梁先生第三天顺路来看我时,烧已经退了,像没事儿人一样。梁先生为我带来了他访问苏联时买的糖果。巧克力糖硕大无比,每颗都有小鸡蛋那么大。还有一些果酱夹心糖,可更吸引我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美丽糖纸。

有家人来看我,别提多高兴了。我冲上去,牵着父亲和梁先生的手就往操场走,俨然一副主人模样,“我带你们玩儿去!”

父亲对梁先生说:“领教领教我女儿怎么人来疯吧。”

初冬的傍晚,操场上人不多,天也不算太冷。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主人,一心想款待来看望我的客人。

“咱们玩儿理发吧!”我建议。

我把梁先生按在了操场的秋千上坐好。还安慰父亲说:“你先看着,下一盘跟你玩儿!”

梁先生笑着眯上了眼睛,却合不拢嘴:“今天梁伯伯做一回刘胡兰,任杀任剐啦。”

“眼睛闭好,要洗头了。”我学着给母亲洗头的女理发师的样子,把手指插进梁伯伯的头发里,不停地抓来挠去,还嘟嘟囔囔地念叨,“肥皂进眼了吗?要擦擦吗?要不要加一些发蜡?”梁先生噗哧一声笑起来,“这是哪国戏法?”

父亲说:“她刚刚迷上《西游记》,想必是唐僧取经路上学来的。”

“四联学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解释,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团猴皮筋儿——那是我们女生下课跳皮筋用的。此时旁边围上了几个等待食堂开晚饭的其他班级小女孩儿,我愈发起劲了,用五颜六色的皮筋儿,给梁先生扎了满头的小辫,自言自语地说:“拽疼了吗?疼就给你吹吹……”

身旁几个小姑娘看得手痒痒,上去把父亲也按在了秋千板上,七手八脚地为父亲扎起了小辫儿。父亲笑得直弯腰,小姑娘叽叽喳喳地笑着,高声嚷着:“别动别动,一会儿就好!”

不一会儿,梁先生和父亲就满脑袋都是朝天辫儿了。父亲指着梁先生的头说:“希特勒的水雷!阿尔伯特港里多得很!”

梁伯伯笑得喘不上气儿,“看看你自己,一只狼牙棒!”

他们终于上了梁先生自己开来的小克莱斯勒,门关上那一刻,我忽然难过起来。我几次逃跑,就是因为想家,想得夜里会哭醒。每个周日晚上要送我去学校,从中午起就吃不下饭了。此时看着车窗里满头小辫子的父亲和梁伯伯,我猛地捂住脸,背转身飞跑起来,一路跑一路哭。

梁先生对父亲说:“不强求她了吧,还是转学到家附近的小学去读书吧。”

就这样,我离开了寄宿的北京小学。

(待续)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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