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vc.gif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绝望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初冬,父亲雄心万丈地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迎接他的是内战的枪声。刚刚从八年抗战烽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又被推入了内战的血海。北平规划对于在血火中飘摇的中国来说,太过奢侈了。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此间,他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上海都市规划,并兼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工作期间,父亲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计划,原因是上海城市的功能已经饱和了,再发展下去,上海要窒息了,必须把城市的功能向周边疏散。那是一九四七年。他几乎一生都在牵挂着浦东的开发,直到一九八八年去美国柏克莱大学讲学时,他还和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相约长谈,商议推动开发浦东的大计。
 
一九四七年,其实是父亲学术上的丰收年。

在父亲离开英国一年之后,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英国权威性杂志《建筑评论》发表了父亲署名查理?陈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该杂志以查理?陈的论文为主,组织了一些英国著名学者撰稿,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专门出版了一期“中国专刊”,这是该权威刊物空前绝后的一次举措。此举令一向把中国建筑排斥于世界主流建筑之外的西方人震惊错愕,也向西方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窗口,让他们对中国建筑刮目相看。国祚衰微的现状,使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蒙垢受辱,但走出国门的那一代学子,以自己坚韧的努力和超群的学养,以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学人风采,也以他们真诚的人格魅力,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拭去了文化误解的尘垢。

父亲说,他在回国的远洋轮甲板上,读到了导师阿伯科隆贝要他转交给蒋介石的一封推荐信——因为导师得知中国总统将要接见他的得意门生陈占祥。天真的阿伯科隆贝在信中说:“即使哪一天查理.陈成为中国总统,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父亲虽然是涉世不深的一介书生,却也懂得导师这样口无遮拦地厚爱弟子,是要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父亲慌忙把那封推荐信投进了大海。

一九九〇年,父亲去哈佛大学演讲时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思成夫妇的早逝,费正清动情地告诉父亲: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

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良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

学术上的成就,并没给父亲带来太多的欢悦。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的腐败,百姓的民不聊生,让父亲痛心疾首。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挤满了迫于生计而跑单帮的人流。走出火车站,身边缓缓踏过的黄鱼车里,冻饿而死的尸首垃圾似的高高垛起,有的衣不蔽体,有的赤着双脚。

父亲说:“每看到这些,泪水会从眼里倒流进心底,那是说不出的绝望,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物价飞涨,贪官横行,连大学教授都无米下炊。人们上街购物,物价一路狂飙。满满一大布袋纸币,买不到一升大米。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杨宽麟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而校长的夫人不得不亲自在校园摆摊,出售自己烘制的糕饼。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潮。南京中央大学学潮中一位印尼归来的华侨青年梅振乾是父亲的学生,因学潮中的激进言行而被国民党当局追捕通缉。亲眼目睹当局对青年学生下毒手,父亲激愤不已:“国民党连手无寸铁的学生都不放过,国将不国!”

一九四九年暮春,面对贝当路上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望着即将人去楼空的家,父亲心如刀绞。他无论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拴在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战车上。可他又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在英国,他读过无数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陕北和陕北的共产党,是一个被红星照耀的神话。八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应邀为英国民众团体做过数百场讲演。其中中国人抗战的壮丽篇章,许多来自埃德加?斯诺那本让他热血沸腾的传奇。可是,共产党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他从没有真的接触过、看到过这支军队啊!父亲的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虽然他厌恶政治,远离官场,但陈家与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那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共产党能接纳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吗?还有北平的规划,这个他追寻了多少年的梦想,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吗?果真如此,他无颜再见两位如父亲一样关爱他、对他寄予厚望的导师啊!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二十六箱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父亲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要伴他远行。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父亲发出邀请,希望他的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

一九四九年暮春,上海一个不寻常的雨夜即将到来。

傍晚,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多日来犬吠人嚎的贝当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惊魂未定的居民仍不敢开灯,不时向窗外惶恐地张望着,忐忑地提防着,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那一夜,父亲和母亲像无数上海市民一样,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父亲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一大锅“罗宋汤”一直煨在煤气灶上,牛肉的浓香从厨房溢进了客厅。父母谁也没心思吃晚饭,晚上只就着餐桌上的一支蜡烛,胡乱吃了几口面包。国民党的军队刚刚前脚撤退,共产党的军队后脚又要跟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上海还要再经历一场洗劫吗?前些天,一些装成伤员的国民党败兵曾冲进民居、商家劫钱掠物,多亏虎背熊腰的白俄门卫和狂嘶猛吼的德国牧羊犬,才使我家的集雅公寓躲过一劫。可撤走的是强弩之末的残兵败将,进城的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楼来杀人放火,白俄门卫和德国牧羊犬也都不是对手了。

“偏偏是明天的机票,只差一天就躲不过他们进城。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夜了……”没有灯光的客厅里,响起母亲轻声的艾怨。

“快看!”父亲忽然向母亲转过头,“他们来了。”父亲用手指着窗外。母亲如惊飞的鸟儿,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哗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一把拖开父亲,“你不要命了?乱枪打上来,一粒子弹就够了!”

父亲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着。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

母亲也悄悄凑到父亲身后,探头望着窗帘缝隙之外的贝当路。黑压压的队伍如蜿蜒不断的河流在窗下奔涌,只听得刷刷的脚步,如江河的涛声,拍打着街道两旁一扇扇没有灯火的窗口。
   
不知过了多久,涛声蓦地止息了,军队在窗下不走了——他们要开始了吗?父母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母亲走向靠后花园一面的卧室,看了看一对熟睡的儿女。她早就向阿旺娘交代好了,万一玉石俱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拜托阿旺娘带两个孩子逃去宁波乡下,阳台的花盆下面,有准备好的首饰和金条。一旦改朝换代,钞票就是废纸。
   
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慢慢走向窗口。
   
“这是做什么?”父亲压低声音,“剪刀对枪口,不是儿戏么?”
   
“至少可以对付自己,不必受辱。”母亲冷冷地说,泪水默默地夺眶而出。父亲把母亲拥入怀中,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他们相敬如宾却形同路人已经很久很久了。
   
黑色的江面上好像起了轻微的波浪。转瞬间,停留在楼下的队伍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不一会儿,贝当路成了风平浪静的江面,寂然无声。几个没坐下的军人,也许在执勤。他们不时在人群中巡行,有时俯身在某个战士耳边,悄声说些什么,又起身离去。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雨越下越大了,轻柔的雨丝化作了迅猛的雨鞭,抽打着地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队伍太疲惫了,风雨和黑夜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很快在大雨中酣睡了。任滂沱大雨冲洗着满身征尘,在风雨洗礼中迎接上海的黎明。
   
夜深了,父亲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工农红军纯朴的笑脸渐次扑面而来,在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史诗”的长征中,十几万这样的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斯诺说红军将领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不知疲倦。他经常在长征路上揹着受伤的部下行军”。
   
在英国战时介绍中国抗日的各种讲演中,父亲无数次讲过《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那支队伍。虽然他从不曾接触过这批人,但无论如何,在二战中高傲倔强的英国人面前,斯诺的故事让父亲也能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地仰起头颅。此时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雨中的士兵,他在心中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吗?
   
是的,一定是。这就是斯诺笔下曾经从雪山草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的队伍!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锤炼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政党,难道还不能带领中国人走出屈辱,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
   
拂晓时分,雨停了。父亲轻轻拉开窗帘,对母亲说:“放下剪刀,把热汤端下去吧,他们在雨里淋一夜了……”
   
父亲端着一大锅牛肉汤,母亲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
  
 “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父亲把一碗热汤端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战士跟前。
   
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又慌忙向父亲和母亲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另一些士兵也站了起来,他们用五湖四海的乡音告诉这一对年轻夫妇:谢谢你们的心意,可我们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
   
天亮了,很多战士都醒了,许多居民都怯生生地凑过来。不知从哪一群战士中间,忽然响起了歌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另一群战士中间,又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
   
端着牛肉汤的父亲和母亲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站在此伏彼起的歌声的海洋里,热泪伴着歌声流淌,歌声又在他们心中激起滔天巨浪。
   
回到四楼的公寓时,父亲掩面抽泣,哽咽无言。
   
他没对母亲说一句话,却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又触到了心中那座珍藏着的北京,那座已经在心里无数次为她描绘过蓝图的城市,一个滚烫的希望在胸中翻动着。晨曦伴着解放军的歌声冲进窗口,照亮他三年来晦暗的心头,他几乎想加入到楼下那早潮般惊天动地的歌声中去。
   
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可逆的转折。
   
第一次听父亲述说这段往事,我说:“你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父亲说:“我无愧无悔。”
   
后来,我真的相信,这也许就叫信仰。因为在四十年后的另一次抉择中,他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北上前夕
   
父亲说,他把取消香港之行的计划告诉导师阿伯科隆贝时,电话那边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导师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我想试试。为了北平规划,我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努力。”父亲自信地回答导师。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父亲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
   
刚满三十三岁的父亲,毕竟是太年轻了,他被幸运宠坏了。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父亲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
   
那时的父亲从不曾遇到真正的困苦,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并非牛犊强于虎,而是对虎无知罢了。
   
他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寄出自己的履历,说明自己对参加制定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先生立即回信了。他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他不仅邀请父亲参加制定北平规划,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北平解放前夕,一辆军用吉普载着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解放军来到清华园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夫妇展开一幅军用地图,请他们在上面标出北平城内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以便解放军不得已攻城时,让炮火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夫妇激动得潸然泪下。与许多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这支蓬勃向上、亲近人民的军队感动了。梁先生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共同赶制出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解放军又把它们印发给南下作战的部队。此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及南方诸多城市的古建筑,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得以幸存。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聘为党中央建设方面的顾问,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的副主任委员,完成了改建怀仁堂的重任。他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约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于梁思成先生的复函,父亲的欢欣难以言状。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应该是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积郁在心头的重重疑云,被上海大街小巷迎接解放军的秧歌锣鼓一扫而空,他恨不得插翅飞往北平。虽然因为内战的阻隔,回国的三年里他无法北上,但那张挂在墙上的北平地图,早在英国写《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时就已烂熟于心了。
   
堪称帝都之魂的中轴线长达八公里,如一条卧龙贯穿于京城南北。永定门是昂扬的龙首,沿永定门北行,左右双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建筑群,宛若腾空欲飞的一对龙爪。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头之后,雄歭于内城的正阳门与中华门之间经过了一个起伏跌宕。到天安门前的又一次高低起伏中,雄阔的天安门广场忽然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极富勇气和创意的空间处理,犹如交响乐中疾风骤雨的快板之后,出现了行云流水般如歌的慢板。高远的蓝天,朱红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华表和金水桥……辉煌庄严的画面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惊喜。天安门后的太和殿、神武门是中轴线前半段的短暂休止符。抵达景山峰巅的亭子忽然奇峰兀起,把乐章推向华丽的高潮;恰似巨龙蓦地躬起躯体,欲向长天腾云高翔。再由此向北依次到达地安门、鼓楼、钟楼。中轴线在龙尾上舒缓地结束了。这种神来之笔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枝独秀的奇葩。当父亲向自己的导师、学友谈及北京的中轴线,谈及代表着老北京各种建筑功能的街巷名称,“菜市口”、“珠市口”、“锣鼓巷”、“缸瓦市”……他们都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美丽的东方神话。
   
那段时间,父亲喜悦而忙碌。
   
他积极支持陈家两个最年幼的弟弟陈占隆、陈占时参军入伍,当时他们都还是高中生。参军后的两兄弟随解放军南下,七叔陈占隆复原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工作,八叔陈占时复员后被送入师范大学读书,以后一直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执教。
   
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父亲结识了一批英美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有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分别是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都已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他们与父亲合作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其中陆谦受先生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先留英,后去哈佛,设计过台北国父纪念馆。“五联”中的前三位已经决定去香港或台湾,只有黄作燊先生犹豫不决。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弟弟,长父亲一岁,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乌皮斯。回国后,于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亲手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父亲和黄作燊夫妇很快成了至交,他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梁先生也为黄作燊安排好了北京的职务。

没多久,父亲接到电话,黄作燊先生说将由太太到贝当路来谈他们的决定。

那天母亲穿了件蓝色阴丹士林旗袍,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咖啡,只有两岁的我忙不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会儿细细擦拭镶着金属圆框的红玻璃托盘,一会儿来回调试着煤气灶上的火苗。

门铃响了。母亲脚步匆匆地去开门。我连忙揪住母亲的旗袍角,跌跌撞撞跟到门边。

门开了,站在门前那个窈窕美丽的少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三四十岁时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但儿时的往事却如一幕幕彩屏上的影像,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人的记忆是能量守恒的,这应了母亲常说我的那句话,小时聪明,大时了了。黄太太那张美丽的脸庞,让一个小女孩心里生出莫名的惊喜。我只会仰起脸对着她笑,可她一点也没有关注我的意思。

“Hello, MrsChen!”她伸出两臂,同母亲礼节性地拥吻一下。

“Niceto meet you,MrsHuang ! ”母亲毕业于上海沐恩堂教会女子学校,待人接物的英语很流利。黄太太身边还有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儿,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叫太平。母亲把两个孩子安排到沙发上坐下后,忙转身进厨房关照灶火上的咖啡。

父亲走向黄太太时,她张开双臂扑进父亲怀里,“哦,查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北平了……”她好像是北京人,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霎时在父亲怀里泪如雨下。

父亲似乎怔了怔,便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说:“作燊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圣约翰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就像他的Baby,自然舍不得离开……”

“可是,你不知道我多想念北京。北京是个多大气、多有文化的城市!上海算什么?附庸风雅,小市侩,洋泾浜!我不喜欢上海……”她边哭边数落,像个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的小女孩儿。两个儿子已经在沙发背后研究起我的新三轮自行车,母亲即使发动世界大战也与他们无关。可我无缘由地跟着这个美丽的女人难过起来,看到她把头埋在父亲肩头,我也很想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我四处寻找母亲,只见母亲正拿着滚烫的咖啡壶从厨房走出来。瞥见扑在父亲怀里痛哭的黄太太,母亲愣住了。接着,她走向餐桌,微笑地招呼着:“咖啡好了,黄太太。是新磨出来的,要尝尝吗?”

母亲从容地微笑着,把咖啡壶放到餐桌上——“啪啦啦”,一阵突如其来的爆裂声,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餐桌。刚从灶上取下的金属咖啡壶,被母亲失手错放到搁着糖缸奶壶的红色玻璃托盘上,玻璃炸裂了。父亲趁势走到桌边,把破碎不堪的玻璃托盘扔进垃圾箱。黄太太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咖啡杯里加着奶和糖,用一口掺杂着英文的京片子,诉说去不成北京带给她的痛苦。

后来听母亲说,黄太太也是留美学生,英文一流,行事率性而为,做派完全西化。多年后,忆起那天的情景,母亲笑说:“要不是我在沐恩堂读过几天书,那天碎的就不是玻璃盘子,而是玻璃窗子了!”

黄作燊夫妇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仍有几位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同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不过我一直记得令人惊艳的黄太太,甚至上大学时,自己也喜欢穿黑色的西裤,把花格衬衫塞进裤腰里。其实那是我两岁多时,看到的黄太太的装束。

走入父母婚姻的英国女人

父亲准备北上的日子,是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难得一见的父亲突然不上班了,整天忙着打包装箱。父亲的布裤子皱皱的,衣袖挽得高高的,一会儿起身,一会儿蹲下,还不到两岁的我,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但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爸爸,还是让我兴奋异常。家里平时空荡荡的。天天在校读书的哥哥比我长九岁,父亲出国时他刚满月。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位叫阿旺娘的保姆,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母亲说,正在学话的我会对家中的一切物件自言自语。正为自己婚姻忧烦不堪的母亲,对牙牙学语的女儿无暇旁顾,我就缠上了对自己很有耐心的、陌生的父亲。

父亲收拾他的书,我在一旁玩他的书。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精装硬壳的。我挑颜色最鲜艳的能搬得动的书,在父亲脚下搭积木。三本书摞在一起,背后竖着再立一本,就去揪父亲的裤腿说:“沙发。”两本书当脚,再搭一本平躺的书,非要求父亲看一眼,“桌子,吃饭了!”

父亲笑了,抬腕看看表,拍拍手上的灰,一把抱起我,举过头,“噢,真的该吃晚饭了!走,跟爸爸买面包去。”

父亲从楼梯上轻捷地跳跃而下,我在父亲怀里,搂着他的脖子。父亲刚理过发,后颈的发茬又短又硬,我的手在爸爸后颈上划来划去,像有一把小刷子把我的手心挠得痒痒的。

跟父亲下楼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楼下的玻璃门外还有一扇铁栅栏门。推开大门,烘蛋糕的香气弥漫在“白兰花要吧”和“白糖青梅子”等纷杂叫卖声中,多彩的人流在绚丽的晚霞中穿梭往来,一路铃声铛铛的有轨电车让我的眼睛不够用。

父亲带我走进集雅公寓楼下的俄国面包房。面包房的女主人是一位胖胖的白俄妇女。她的丈夫人高马大,像我长大后在《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格利高里。他是集雅公寓的门卫,身后永远跟着一条目光如炬的德国牧羊犬,随时准备向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扑去。

俄国胖妇人的手艺堪称一绝,棍状的法式面包,两头尖的枣核形酸面包,松软酥脆的牛角包,带果仁的黑麸子面包……还附带出售一些奶酪,黄油,豌豆肠,烟熏红肠,俄式酸渍蘑菇和酸黄瓜等。胖妇人从一筐五光十色的彩蛋中拣出一枚红色的送给我。我摇摇头,伸手指指藤筐中的湖蓝色。她笑盈盈地把一枚蓝色的蛋塞进我手心时,我急忙从父亲怀里探出身,在她胖嘟嘟的腮帮上留下一个响亮的吻。

我成了父亲的尾巴,只要父亲出去,我准会抱着父亲的腿不放,缠着他带我出门。一个深秋的下午,父亲带我去见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Rose Day)。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次告别。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做这件事,也许正是父亲为了向她证明自己留在中国的决心。当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时,我为母亲和柔丝?黛这两个女人难过,也同时为父亲黯然神伤。

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的缩影。祖父承包着上海各洋人租界的军装警服生产,这使他在虹口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有了仆人、车夫,还有一个常年供养在家的奉化风水师劳先生。无论出行、交易、签约都要由劳先生照《易经》掐算一番。祖父一连五年为长子陈占祥请来比利时人做英文家教,不惜付高额学费送长子进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学校读书。当父亲成为“雷士德”第一位考入伦敦大学的学生时,祖父毫不踌躇地解囊送儿子出国留学。但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父母执意包办。

外祖父亦不例外。他承包着上海租界“救火会”的膳食生意,又在“梅林”、“义利”、“冠生园”等食品公司拥有股份。他送两个女儿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沐恩堂”读书,可绝不允许女儿照自己的心愿选择婚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由双方父母“相亲”定下的。母亲在“沐恩堂”读书时,经常被请去为毕业的学姐们做傧相。我祖母去参加一位朋友儿子的婚礼,一眼相中了新娘身旁的伴娘,托人打探了伴娘的身世,以为门当户对,生辰八字也无大冲刑剋,便为儿子拍板定下终身。

我曾惊奇地问父亲:“你们一个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毕业,一个在美国人建的‘沐恩堂’读书,怎么连婚姻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

“我是长子,父母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怎么能给弟妹们做一个不孝的榜样?那时也才二十岁,从没经历过爱情,以为结婚不过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交代。”父亲说。

“很多人家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吗?”我心有不甘。作为女儿,我多么不希望父母的儿女并不是爱情的产物。

父亲说:“我忙着念书、留学,来不及恋爱就分开了。战争中邮路受阻,常常身上只剩下最后几枚便士了,还收不到家里的汇款,更不要说信件了。我一走就是八年。离开时,你哥哥衍庆刚满月,回国时他已经八岁多了,根本不认得我。”

母亲是“沐恩堂”的美女傧相,陶家和陈家旗鼓相当,母亲的人品气质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我不知该怎样询问父亲为什么?其实,随着阅历的加深才懂得,门第权势、财产学历也许和婚姻有干系,但和爱情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没关系。谁也说不清爱情什么时候降临,什么时候消逝。如果爱情能被头头是道地分析或量化,那一定不是爱情。

父亲说:“进入陈家的新嫁娘似乎无可挑剔。作为长房长媳,她按时向公婆请安奉茶,对小叔小姑谦和有礼,对车夫仆佣宽厚善待,对丈夫更是相敬如宾。”

“只是,年轻时她从不多说一句话,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的缺点就是你挑不出她的缺点。”父亲的语气很淡,分量并不轻。其实,父亲也远非母亲最早的意中人。和父母一起住在康奈尔大学城的日子里,母亲向我倾吐了她十七岁时一段柏拉图式的初恋。

母亲遵父母之命出嫁后不久,一位年轻英俊的远洋轮二副病殁了,他与母亲是住在同一弄堂的邻居。

母亲告诉我,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夏天,她放学回家时,看到弄堂口新搬来的邻居门口,站着一位穿白色海员制服的高大年轻人。两人目光相对,竟如天雷撞地火,她蓦然心跳不止,慌乱之中,手里的墨水瓶砰的一声摔落在弄堂的水门汀地面。白布紧身小袄下一条湖蓝色的麻纱长裙上,顿时溅开了一片蓝洇洇的墨迹。年轻人走过来,躬身拾起地上的墨水瓶碎片,无言地起身离去。从不曾与男孩子交往的教会学校女生早已慌得魂魄出窍,只红着脸快步奔逃,一颗心像要冲出胸口。回到家里又后悔不迭,自己怎么连一声谢谢都忘了讲?怎么就那样失态地落荒而逃?人家不知会怎么笑话,以为自己是个没有家教的女孩子……

后来,每隔些日子,她都会在放学路上看到那个出海归来的远洋轮二副,站在夕阳中的弄堂口,身后是他家那两扇有着一对生锈狮面铜环的黑色铁门。她总是匆忙低下头,躲避那火热而又执著的目光,而那目光却无数次地穿透她的梦境;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

第二年,十七岁的母亲即将从沐恩堂毕业。外公外婆家被说媒的人踏破了门。外公外婆从诸多求婚者中挑选了即将赴英留学的父亲。那位只在门口伫立凝望的二副在听到消息后,终于大步走向了他心仪已久的“沐恩堂”女生。他把母亲约到襄阳路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小咖啡店,简洁地说:“我家也一定会向陶家提亲的。我这次一走就是半年,请你千万要等着我。”

母亲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点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泪如雨下。那天,他给了我一根项链,胸坠是一枚象牙雕刻的小海螺,是他在阿姆斯特丹为我买的。”

我顿时记起母亲首饰箱中那枚蚕豆大小的象牙海螺,从螺角镶着的一颗小米粒般的透镜中望去,海螺里面是长发飞扬的维纳斯,羞怯地立在一面扇贝壳上。直到母亲七十多岁时,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初恋的信物。

二副家真的来提亲了,外公外婆最后选中的女婿仍是陈家长子。

外公对女儿说:“怎么能嫁给水手?把头别在裤带上的日子怎么过?一生一世担惊受怕,不晓得今朝出门,明朝还会不会再见到爷娘妻儿?他家里倒还靠得住,可是爷娘有不如自己有,祖上的万贯家财总有吃光用光的日子。陈家大儿子学问好,长在自己身上的本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外婆也对泪水涟涟的女儿一遍遍地劝导:“爷娘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你太年轻,看不透世道,以后自己有了儿女,就懂得爷娘的苦心,爷娘的眼光不会错的。”

陶家女儿终于被陈家的迎亲花轿抬出了弄堂。婚后的新嫁娘视回娘家路为畏途,她无颜再见那个万里迢迢为她带回象牙胸坠的英俊少年。

母亲终于抱着满月的儿子回到娘家时,看到弄堂口两扇黑漆的铁门敞开着。天井背后的客堂成了吊客穿梭的灵堂。高大魁梧的二副远行归来后突然吐血,低烧不退,在病榻上挣扎了一年多之后,一命归西。邻居们传说他死于急火攻心,也有人说他死于抑郁症,还有人说他死于相思病……这让母亲一生都走不出他死亡的阴影。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虽相逢未嫁时,可连垂泪还明珠的机会都没有,他让我一辈子活不安心。”母亲对我说这一切时,已经七十多岁,离她生命的尽头不远了。

母亲去世后八个月,父亲也走了。父亲至死都不曾知道母亲的秘密。

一九四六年深秋,父亲决定回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大北平规划”就是他的论文题目。柔丝?黛不由分说决定同行。内战开始,父亲的北平之行成为泡影,暂时到南京内政部营造司任工程师,柔丝立即为自己找到了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工作。不久,父亲借调到上海,她又当机立断地把自己调到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她做事一贯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办理;而且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男人的行事作风和她温文尔雅的外表完全不一致。”父亲很少在我面前说起柔丝,虽然只是只言片语,我仍听得出这貌似批评之中的激赏与褒奖。

“她不知道你有家室和孩子吗?”我问。

“知道。”

“那她怎么说?”

“她不介意,她从不向我索取婚姻。”

“那她到底要什么?”我根本不相信男女之间的这种承诺,但也看到了男人的劣根性。

父亲告诉我,柔丝认为,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就足够了,并不在乎情感的结局。爱情常生常灭,人类不得不用婚姻来保护爱情和家庭,避免社会生活的无序。她认为爱情一旦需要婚姻保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是个极自信的职业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不仅和中国女人天差地别,和一般的英国妇女也相去甚远,不免极端。

这不正是男人最想要的?她真聪明,不索取比索取更有魅力。她爱得炽烈奔放,锲而不舍,她宣布自己的爱情不成为男人的责任和负担,而仅属于她自己,这才让男人难舍难弃。
   
父亲的留学生涯是在二战的炮火中度过的。二战中的利物浦港是大西洋西方战略总部、负责保卫战争中的海上运输线。德国人闪电式占领波兰后,以为英国也唾手可得,立马会成为第二个波兰。一九四〇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三十多万英法联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愈发气焰万丈,于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发动了著名的“不列颠空战”。英国空军以1300余架战斗机,迎击德寇“鹰袭计划”中2500余架战机的进攻,实力悬殊的英、德双方在五百英里战线上进行五次殊死的空中较量。最后,英方凭借雷达优势,使德寇损失战机1733架,死伤飞行员6000多人。受到重挫的希特勒被迫无限期地延长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伦敦、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和工业重镇考文垂都受到了德军的疯狂轰炸。空袭警报响起时,炸弹暴雨般狂泻,人们四散奔逃。父亲不止一次看到浑身起火的路人,不顾一切地跳进莫西河,又被落入河里的炸弹击中,霎时尸骨无存。还有一次,警报拉响时,父亲随人流奔跑,一只硕大的黄蜂忽然对父亲穷追不舍,一直把父亲追逼到跑过了马路还不依不饶。恰在此时,一颗炸弹在对面他刚经过的马路上炸响了,小小的黄蜂帮父亲躲过一劫。生命在战火中太脆弱了,生死之间竟只隔着一只黄蜂。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属于自己。在那些生死未卜的岁月里,英国女人柔丝?黛把如火的爱情给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中国男人。

父亲说,他当时的痛苦不仅是战争的血腥残酷,还有自己在情感和责任上的进退维谷。一边是家庭和责任,一边是战争中共患难的柔丝.黛。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父亲。我理解他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可情感一旦穿越了底线,就总要为此付出代价。上帝给了男人一副肩膀,一副肩膀不能同时挑起两副担子。

父亲与柔丝.黛同船回到上海后,父亲曾以“父母包办婚姻”为由,向母亲提出离婚。

母亲并不意外,她早有预感。父亲一走八年,起初还有只言片语寄回,渐渐连一个字都没有了。婆家众人见她受到丈夫的冷遇,也都没有了好面孔。父亲回到上海那天,家中所有人都事先得到消息去迎接,唯有母亲被蒙在鼓里。等她从闺中密友、当年“沐恩堂”同学叶剑秋家回来,一位保姆悄悄告诉了她父亲即将抵沪的消息。她匆匆赶去码头时,父亲同前来迎接的家人早已乘车离去。母亲再回到陈家时,离家八年的父亲正跪在客厅祖父的遗像前垂泪不止。母亲全然不知道,随父亲同行的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已被安排住进了离祖父家不远的上海国际饭店。

母亲说,那一夜,父亲很晚还没有回到他和母亲的卧室。忽然,三楼上传来三叔的高声怒斥:“你一走八年,大阿嫂一手把衍庆带大,她哪点对不起你?你凭啥这样待她?滚回去!回你自己房间困觉去!”

三叔是陈家兄弟中的“大侠”,我们叫他毛毛爷叔,毛毛爷叔专好打抱不平。父亲当晚想在三叔房中借宿,被三叔轰回了二楼的母亲房里。看到坐在床边相拥而泣的母子,父亲忽然觉得心被撕成了几瓣儿,痛得锥心刺骨。

(待续)


转自《当代》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