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青春四忆 》3、学徒工(三)
分类:

00.gif

                                    ----孙国林

3、学徒工(三)

第六章 大学路遥

一、近视悲情

我这近视眼,是在进了初中,就开始的了,近视眼的我一天天长大,这近视继续伴随和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之旅。      
   
1968年,我趁着大串联到了武汉之机,配了眼镜,400度,这样,我就戴上眼镜,看到了清晰而明亮的世界。然而,却不敢公然戴上,怕人笑话,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
    
1970年,我下乡到官店区的竹园坝公社,在生产队里,也是不好意思戴出来,在田间劳动,都是眯着眼睛的,躲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的时候,才戴。
    
1973年8月,我作知青,已满了3年,达到了可以招工、考学的期限,于是去报名参加那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招生,我所在的生产队距官店口30里,15里下坡走下伍家河,再15里上坡爬上官店口,去区卫生院作体检。首先就是查视力,那女医生指着5米远的视力表,一个一个地指,我根本看不清她指的是那一排的“E”字,不论她指那儿,我都只有一个答案手势,那就是往右指,反正我知道,那第一个大字母,缺口是向右的,这样总可以保证“0.1”,那医生看了我这表现,又好笑又同情,关心地问:“你这眼睛,可近得不轻哪。”我说:“那是。”医生摇了摇头,满怀怜惜的神色,在表上写下了两个“0.1”,还替我叹了一口气。

查完身体,我到区里的办公室去打听消息,那区的办公室主任板着脸说:“我们这次考大学的体检标准是陆军标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己没戏了。蔫蔫地又30里迢迢地下伍家河、回竹园坝去也。去干了半年民办老师。

开始干民办老师的时候,我还是不好意思戴眼镜,我在讲台上面上课,学生们在下面乱说乱动,我却视而不见,那教室里的纪律就坏了,学校为我开了专题的整顿会(详见上,第五章之四),弄得我大失面子,迫于这个形势,我才戴上眼镜,走进教室,厉行“整顿”,才将那班学生们弄规矩。

区里招考“工农兵学员”的结果出来了,我大惑不解,与我同在竹园公社的一个同伴,也是近视,怎么又考上了呢?又一个孙山之外的人说:“你呀,真是个苕脑壳,人家有人就在区卫生院、在区里呀!”我一听这话,恍然大悟,原来,这“陆军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我这就提高了思想和觉悟及认识,知道自己在这官店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陆军标准”、永无出头之日了。

这一学期结束之后,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自己转到了花坪区,咱老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十多年,那可是人脉广泛,大有作为呢。

我在花坪,认识了曾奇勇,他的父母是湖南人,从军转业到花坪供销社工作,与我父亲住在供销社的同一幢楼里,于是我就认识了他。曾奇勇身长鼻隆,容貌清秀,一脸的书卷气,但大不幸的是高度近视,一千多度呢,比我还多,到了离开眼镜就无法行动的地步了,他戴着眼镜,晃晃悠悠地从花坪老街走过,一边走,嘴里咕咕哝哝地念着英语单词,那真是那古镇小街上的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自然地,他也成为了知青口中的“曾瞎子”。曾瞎子看上了一位知青女孩,与我密商三日三夜,我俩绞尽脑汁,搜尽腹中的贮藏,湊成一篇缠缠绵绵的文字,我兼作信使,投石问路。我眯着眼,对面那张模糊的俏脸,看不清楚,她的嘴角是不是撇了一下或几下,耳朵里却清晰地听见她鼻子里哼了一声:“啊,是曾瞎子呀!”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咱这朋友也是没戏了。

我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呀,六年前,我的初恋的梦中情人,就说过:看不得我这近视眼眯着眼睛的样子。

是呀,在那个时代,女孩们对眼睛视力的苛求,大可以与当代女孩对身体高度的向往相类比了。

 “曾瞎子”的浪漫幻想就此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化为泡影。公元1977年,曾瞎子参加恢复的首次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名次录入北大物理系,现在移民美国——我不知道,当年的那位知青女孩,会不会把肠子都悔青了呢?

曾奇勇曾经写过题为《咏马》的一首诗,来抒发他的大志:“厩有千里马,咆哮思车驾,踏地知劲蹄,啮缰见玉牙,梦中常驰骋,* * * * *,他年驰千里,狂风扫天涯。”他拿来给我看,说:“提提意见吧,第三联的下句也没有想好,你看怎么补充一下?”我说:“第二句的意义不对,千里马思的不会是车驾,改成‘思云霞’吧,车驾的那个意思就用到第三联的下句来,‘觉时就辕驾’,还有,两个‘千里’重复了,第一句可以改成‘枥下有天马’。”他后来果然就“驰千里”了。他在初入北大时,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1978年,我进入了恩施师专,进学校的第二个星期,我到专署医院的眼科去查眼睛,到了600度了,十年之间,又升了200度,开了个度数单,托了位同班的武汉的同学,请他回家时帮我到武汉的眼镜店,配了一副新的600度的眼镜。在学校的阅读室,我在《人民文学》、也许是《北京文学》上,记不大清了,读到了作家刘富道的小说《眼镜》,那里头讲一位戴眼镜的技术员,在工厂里,先是受到工人和姑娘们的嘲弄,眼镜是“臭老九”的招牌呀,后来弄出了业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普遍尊敬,还得了一位厂花姑娘的青睐,读这小说,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共鸣感,掩卷而思,我就神往着,在我们家乡那个闭塞的小城里,什么时候有这一天呢?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我从师专毕业,回到县城,眼见着戴眼镜的人一天一天增多,在学校里,学生中的近视眼年年几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近视不再是残疾人的同义词,眼镜不再是臭老九的专利品,看着大街上那么多的人们,理直气壮地戴着眼镜熙熙而来,攘攘而去,我那背负了二十多年的近视的原罪,终于得到赦免,自卑的十字架终于得以放下,我竟然坏心眼地想起了阿里巴巴的故事中的情节:强盗们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家,在他家门口大门上,画了一个白圈作为记号,这个记号又被阿里巴巴的妻子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妻子,连夜把全城所有的门上,都画上了白圈……现在,是人们自己在自己脸上,画上了两个圈圈啊。

现在,我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儿子、我的侄男侄女们,一个个都戴上了眼镜,肆无忌惮,而又笑容灿烂,那晶亮的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熠熠的光彩,我这心里,却又没来由地隐隐地有些惘然。

因为……

我不知道,这是近视眼们的幸福呢,还是我们下一代的缺憾?
 
我更不知道,这是咱人体质的退化呢,还是文明社会的进步?
 
现在,我走在这小城的大街上,看见那戴眼镜的人,就有了差不多一半了。

二、血压遗恨

这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诸般病疾,有些病是可以得的,有些病是得不得的,如果不幸而得了,医学上的后果是影响健康,危及生命,人生事业上的后果是影响命运,危及前途。

公元1974年,“文革”中的国家,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已有两年,此年8月,这推荐工作依例开始。我在那时,下乡作知青已满4年,并且将插队地点调换到了爸爸的朋友当书记的花坪区后塘公社,这政审上,那政审的材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稿的,故此,我对此次参加推荐,那是信心十足。

8月23日,我前往花坪区参加体检,见到了前来接收推荐生的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她个子高挑,形象儒雅,姓裴,她对这次参推的下乡、回乡知青中的四位确实高中生,另外三位是秦德勤、杨继华、谭文祥,尤其关注。她还对我,进行了一次个别的知识抽查,她给我出了一道二次函数求极值的数学题,她不知道,这正撞上了我的枪口,我在花坪的爸爸的宿舍里,和曾奇勇一起自学作过微积分的习题呢。这题目是可以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来解答的,我故作炫耀,用了微分求导的方法,给出了这个极值,那裴老师,登时对我刮目相看,说道:“我这次手里有一个武大数学系的名额,你想不想去?”此情此言,我只有拼命点头的份儿了。武大数学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那一晚,我是一晚上没睡着觉。

唉,乐极生悲,这一晚的高度兴奋,折断了我数学的翅膀。

第二天早上,进行体检,这身体,去年在官店区参加推荐考学时,就查过了,除了近视眼,其他方面并无毛病,我们公社的侯书记已经说了,可以戴眼镜上大学的,裴老师也说了,这近视,不影响这回推荐的。就这么一路平安地一关关查过,查到了“血压”那一项。

那量血压的医生姓朱,收起听诊器,眉头皱了一皱,说:“你这血压有点高呢!”我那时,是个“血压盲”,不知道这里头的利害祸福,要是早知道这知识,赶紧央求朱医生,不要填那么高,也许,我的命运就要重新书写了;或者赶紧央求医生,暂时莫填上去,回头去找爸爸,爸爸那时是区供销社的职工,在这区工作十多年,也算是有关系网的,远的不说,这次主检的余医生,也是爸爸的酒友呢,也许,我人生的走向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了;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历史不能假设,这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那医生皱着眉头,还是在“血压”那一栏里,填上了“148/90”这个分数,我看着这个分数,也没觉着有什么大不了,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分数的致命杀伤力,冒着天胆,我也要把它改成“125/80”,那时的体检纪律不甚严密,被检者自己拿着表,到各个房间去接受检查,这张表,是还在我手里捏着的呢。

下午,体检结果公布:我血压过高,体检不合格,淘汰出局。

爸爸赶紧去找那余酒友,余酒友说:“你只说你儿子眼睛近视,我已经把他的视力填成0.5了,你没说你儿子血压有问题呀?现在结果已经公布了,我还怎么能去改呢?”接着暗示:“现在唯一的挽救方法,你去找那朱医生,请他复查。”

爸爸找那朱医生,朱医生其实也认识爸爸的,满脸诚恳,满脸愧疚,满脸无奈:“你那儿子的表上,写的是孙国林,不姓蒋呀?”我爸道:“他跟他妈姓。”朱医生道:“唉,我要早知道是你儿子……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再说复查,也不是我一个人量,还要三个以上的医生都来量呢!”他给爸爸的主意是:“你还是去弄点降血压的药,把你儿子的血压降下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来量了。”

此后的三天里,我吃了一片又一片“降压灵”,可是那“降压灵”就是不灵;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芹菜汁,可那“芹菜水”还是无情;量一次,升5毫,再量一次,又长5毫,有一次还量到了165。

裴老师求才若渴,为等我的复查结果,一直在这里等了三天,她甚至也暗示余主检说:“只要你重新给一张体检表给我,我就回县了。”

大错已经铸成,再也不能挽回,这一切“马后炮”式的努力,没能挽救我这次大学梦破灭的悲惨结局。这一次与我同时进入裴老师法眼的三位知青同伴,秦德勤录入华师化学系,杨继华录入华师中文系,谭文祥录入武大数学系。想像着他们踏入大学校门的幸运,我踏上了回生产队的弯弯山径。

后话:到1981年,我从恩施师专毕业,分入建始师范,其时,秦德勤早从华师毕业,先分到五中,后调入一中;杨继华华师毕业,先在二中,后也调入一中;谭文祥武大毕业,先是在外地襄樊做了两年后,她调回建始师范。现在,一中合并了师范,当年裴老师青眼相加的四位考生,现在都是建始一中的老师,或退休的教师,我2010年退休,秦德勤2011年退休,也算是殊途同归了。我吃着降压药,精神抖擞地工作了二十余年,那是一天病假也没请过呢。

三、一考出炉

青春的岁月在期待中流过。 1977年10月21日,那一天是重阳节,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天气很好,蓝天白云,红日青山,我不能去登高思亲,我要抬石头。

其时,我在茅田公社农机厂作徒工,临时代理总务,农机厂的厨房建在一条小河边,厂里决定修筑一道河堤。杨主任安排我:“你的食堂帐目算好了,去帮着抬几天石头吧。”

我的肩上,压着沉重的木杠,脚下迈着缓慢的步子,脑中却在飞快地转动,我在想着,早上在厂里的喇叭里听到的那则新闻广播:“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这就是在沙漠中跋涉的人,见到了绿洲,在暗夜里摸索的人,见到了灯塔呀。

24日,厂里的报刊来了,那天晚上,我在《恩施报》和第10期《红旗》杂志上面,读到了恢复高考文件的全文,我最关注的,自然是“招考对象”这一项,当我看到“工人、农民、干部、下乡知识青年、在校学生都可以报名”这一句的时候,禁不住松了一口大气,只要有资格去考,我对考试还是有信心的,担心的就是血压了。

第二天中午,我抽空到医院,请了一个熟人医生量血压,那医生告诉我:“还是90到150。”得到这个数字,我沮丧了,翻来覆去地又想,无论如何,还是要去考,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啊,这血压的事,到体检的时候再想办法吧。

11月15日,我到茅田公社小学,向设在那里的文教组报名,那管报名的老师见了我,很是生疏,问:

“你是哪个大队的?”

我说:“我是农机厂的。”

那老师诧异:“铁业社的人,都是茅田的,我都认识啊,从来没有见过你呀?”

我说:“我是城里的知青,今年3月,才招工来的。”

他看着我的报名表:“你是老三届啊,那学习肯定是好的,这回,是你们的机会来了。”

我说:“都十年了,高中学的,忘记得差不多了,反正好歹来试一下吧。”

那老师问:“你报文科还是理科?”

我说:“理科的物理、化学,真的忘光了,历史、地理复习起来容易一些,那就报文科吧。”

这文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我想,语文、数学,就靠一点老底子了,可以临阵磨枪的,是政治和史地,一个星期后,我下城里来,想着在什么地方弄点复习资料。

建始城里已经被恢复高考的爆炸消息弄得舆论沸腾,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这考大学的政策终于回来了,学生们有了指望了,那些子女学习成绩好的家长,更加是喜形于色。我妈就是这高兴的家长中的一个,我二妹当时在一中读高二,成绩在班上一流,学校出了一个政策,让高二成绩好的同学也去考一考,考上了,是大喜事,考不上,也是一次体验、演习,二妹就被选上了,正在参加学校的突击复习。

我把报名的事,给妈讲,妈鼓励说:“你从小学习就好,只要许你去考,一定能考上的。”

我问二妹:“你们复习,有资料吗?”

二妹说:“学校的文科班,有一套史地复习资料,我们理科班,也发了政治复习资料的,我可以去帮你弄来。”

二妹拿来了资料说:“政治的有答案,史地的只有题目。”

我说:“有题目就好,答案可以自己去找。”

二妹说:“那就快抄题目啊,我还要还人家呢。”

我又问:“这题目是你们学校老师编的吗?”

二妹说:“不是,是从外边传进来的。”

我看那史地的题目,涵盖面还比较广泛,时间这么紧,已经不能捧着书本去看了,把这些题目背下来,就不容易了。

我又找了几本政治、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回到茅田农机厂里,白天,还是要上班,算食堂账目、帮厨、抬石头,下班了和晚上,就背题目。

我背题目,也用了一些技巧,有一个题目,地理上的:“东南亚有哪些物产?”答案是:“橡胶、咖啡、水稻、甘蔗、茶叶、胡椒。”我取了每种的头一个字的谐音,组成一句话:“向家水缸茶壶。”至今,都还记得。

厂里的人自然都知道了我要去参加考试,领导表示支持,杨主任说:“你文化高,肯定考得上的,考上了,是我们农机厂的光荣。”伙伴们有些羡慕,骆先秋说:“考上了,就吃轻松饭了,只怪我读书不使力,现在只有吃这个下力的饭了。”

12月1日,我正式向厂里请假,全力投入复习。

6日和7日,我走进了考场。那考场设在茅田的初中学校,在车站的对面,距离厂里一里多路。

我所在的考场,有一个人缺考,那缺考的空位,凑巧就在我的座位的旁边。

6号上午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学习雷锋的故事”,写的什么情节,已经忘记了。

下午考史地,地理的填空里,好像是真有“东南亚的特产”那么一道题目的。

7号上午考数学,考卷上,有一道“用一道篱笆分为三边,与一面墙壁围成方形,怎样才能围得最大的面积”的题目,列出一元二次方程后,要求最大值,与三年前在花坪时候,裴老师出的那题,是一个类型,我故技重施,也弄了一个微分求导的解法,写这解法的时候,那县里来的监考老师从我座位旁边经过,看见我试卷上的导数公式,盯着我仔细打量。这老师,我后来在恩施师专见到了,是数学班的班主任,他居然认出了我:“你就是建始茅田的用微分答题的那个考生?”我说是的,那老师道:“你懂微积分,怎么去读了文科呢?”
   
下午考政治,时间还没有过到一半,考生们就走了,偌大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考生和两位监考老师,那两位老师,一前一后,看着我写,说:“不要着急,时间还多着呢。”

交了卷子,走出试场,外面下起了大雪,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我回到厂里。

一个月后,1978年1月16日,得到了公社文教组的电话通知:上了录取分数线了!20号到城里体检。那通知的人还感慨:“我们全公社72个人参加考试,就只取了你一个,总算没有剃光头啊。”那时,还没有通知分数的政策,只是说上线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那高考的分数是多少。

那一天晚上,又下了雪,我的激动、兴奋,也好像天上的雪花一样飞扬,我写了两首诗。

其一:
碧空频频传召唤,决策英明又一端。一纸题卷彩笔动,十届精粹青眼看。好遣英俊赴高校,不使才贤遗深山。喜看天公重抖擞,更以热血荐轩辕。

其二:
十月风云清涓埃,万众踊跃贤路开。学子莘莘望深造,庙堂悠悠思俊才。四化宏图求治理,一掬丹心任安排。红旗映照红专路,捷音为我从天来。

考试揭晓的消息在茅田街上传开,杨主任说:“街上的人都讲,这么多的人去考,只有铁业社的一个铁匠娃儿考取了。”我走在街上,很多人就认识我了,说:“那就是铁业社的考取了的铁匠娃儿。”供销社有一个女职工,请了我去,给她的女儿讲解数学题目。

这时候,厂里的女总务回来了,我的代理总务做到头了。杨主任说:“你已经考取了,就是要走的人了,你也用不着上班了。”我说:“还有体检、政审那两关呢,谁知道最后取不取得上啊,这工,还是要上的。” 杨主任说:“那你就自己看着上班吧,哪里差人,你也看得到,我也不再给你派工了,你做一天,我们就给你记一天。”

四、再过两关

那考试一完,我就在为体检,早作准备了。

这三年,我在高血压这个病的知识上,说不定也抵得上医学院的半个专科生了。为了血压体检过关,我选择了静脉注射硫酸镁溶液的方法。

妈妈在县人民医院找到了两位熟人,一位是眼科医生李方碧,一位是妇科助产士杨树芝,央求两位为我注射和量血压,两位医院朋友答应帮忙,但李方碧说:“我们医院没有硫酸镁注射液这药呀。”我到当时县城唯一的一家西药商店去问,也没有这药,李方碧说:“只怕恩施也不一定有,你们得请人到武汉去买。”于是,我们又去找住在我家对门的邻居石德清,他那时在县公安局开车。石师傅从武汉买回了这药,说:“我跑了五家药店,才买到了你这个什么硫酸。”

20日体检的前夜,我妈请来李方碧、杨树芝二位,整夜地守着我,第一针打进去,半小时后量血压,果然降到了135,隔四小时再打一针,再量,130,早上8点,又注射了两管,就往体检的地方,县人武部的院子里走,大概因为白天人在走动的原因,等到量血压的时候,又升上了140,我央求那医生:“填成139吧。”那医生大摇其头,说:“140是在线内,是合格的,不必改了。上面只看体检表上的合格的结论,不会看栏里的数字的。”

两年后,我在恩施师专读大二了,读到新的高考体检标准,其中血压项目中说:除考古、地质勘探、航海等野外作业的专业外,其他专业放宽到155毫米汞柱。

现在作了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的二妹,听我忆起这往事,说道:“你们几个人真是惶昏人胆子大,这硫酸镁,那是随随便便就能往血管里打的?弄不好,那是要死人的呀!我都替你们后怕!算你命大。”听了妹妹的专业的教训,我倒没有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只是更对李方碧、杨树芝二位的冒险相助,而感念不已。

我2010年退休的文件上,县人民医院的李方碧医生,还有那个1969年下乡到官店的匡安镛,与我印在同一表格里。杨树芝,我在2005年为建始县人民医院撰写院志时,查资料,查到她早在1981年,即调到了她丈夫所工作的外地去了。石德清师傅,于2009年因癌症去世。

还是那句网络流行语说得真切: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呀!

相关链接:2010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身体检查中取消乙肝检测;与此同时,2010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正式下文,在高考体检中取消乙肝检测。

体检这一关,总算是被我弄虚作假、冒险舞弊地通过去了,再就是等着最后的录取结果了。

3月3日,在县城当时的中心地带,银行门口的场坝边,县武警支队围墙上,那是张贴公告的地方,贴出了大学录取的第一张红榜,曾奇勇赫然列在第一,录取北京大学。第二天,第二张贴出来,第三天,最后一张也出来了,我从头到尾数下来,上边没有我的名字。

我们全家都去看了,一个个失望不已。
 
妈妈说:“体检是合格了的呀,怎么还是……”

弟弟说:“是不是政审上头出的问题?”

二妹说:“我看那上面取的人,都是应届生和1970年以后下乡的知青,没有他们老三届的,好像上面是在看年龄。”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落选了!到底是在这最后一关被卡住了!
 
【34年之后,我知道了,这落选的原因,确实不是在政审上。2012年6月,我受县教育局之邀,去整理《教育志》的稿子,有机会,进局里的档案室去查资料,我就假公济私,顺手牵羊,看了一回自己的档案,抄录了一些。
看了自己的档案,我也知道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担心着的、那文革中的表现,在档案中并无记载,我原来私下里一直以为,是文革的档案,影响了我的上升之路,是有些误解了。
其中,“政审材料”如下(其中错别字及不准确之句,都保留原貌):
“孙国林家庭出身:独劳(相当于中农成分),解放前靠织袜子做小生意生活。
孙国林的父亲:蒋仁元解放前靠打线做小生意,解放后从49年到56年纺线,56年下半年转入合作社,一直到现在都在花坪供销社工作,当营业员(家庭成分独劳)
孙国林的母亲:孙定英(家庭成分独劳),解放前靠做小手工业、纺线、织袜维持生活,解放后一直在棉织社工作。
外祖母:黄开菊,定为独立劳动者,已死。
伯父:杨兆祥,家庭出身定为手工业者,解放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已死。
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孙国正,原下乡,因身残留城。
大妹妹:将耀花,花坪插队,
小妹妹,蒋耀林,在高中读书。
外祖父:孙邦卫,一九三八年病死。
建始城关镇朝阳街革委会(公章)
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六日。
此材料属实。
中共茅田公社委员会(公章)
1978.1.21号。”
“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意见表”上,“政治审查意见”一栏,写道:“该生直系亲属无问题,本人表现较好,可录取一般专业。”盖着“可取一般”的红字章,那“审查人签名”,叫“彭云姣”。】

我说:“只有回茅田去打铁了。”

二妹说:“去年我也没有考上,今年还要考,你不要灰心,还有三四个月,就又要高考了,今年,我们再去考。”

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叫吴克明的知青,和我一样,上线了,体检了,落选了,与我是同病相怜,他还是信心十足,说:“国家既然恢复了高考,就会年年考的,这回没有取,还有下回呢,你莫灰心,好好准备,下半年我们再去,说不定还要考得好些。”他这话,后来果然实现了,1978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说:“你年轻啊,我已经是28了。”

我弟说:“28也不怕,你看《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到老也要考,最后就考取了,我们就学一回范进。”

看来,也只有作这个打算了。

灰溜溜地回到厂里,杨主任安慰我:“没有取,你还是我们厂里的人才,我们厂里就缺有文化的人。”骆先秋说:“我看你,不是和我们吃一碗饭的人,你有考试的本事,你终究是要考出去的,你的文化,在我们厂里用不着,国家用得着。”

伙伴的祝愿,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就在这个月里,国家实施了一个“扩大招生”的政策,这个政策,掩护着我,让我通过了大学之路的最后一关。4月6日,一纸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茅田公社农机厂,那个大学的名称是: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分院。

捧着这录取通知书,只觉得它重逾千钧,今天,我终于等来了这分数说话的高考时刻,盼来了进入大学的喜讯,为了这一天,我用去了8年的青春岁月啊!

我又设想联翩,这8年来,我这么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从一个小队到另一个小队,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不停不断、无止无休地折腾,其实都是多余的,无论我在哪儿,就是呆在小队里不动,总会等到这恢复高考的历史性的一刻的。这个人的前途,是由国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啊。

这也算是应了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山还是青的,树总会有成材的机会。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谁准备得更好,当机会到了的时候,谁就会获得更大的成果,我想起了曾奇勇,他在生产队,一直坚持背英语、学微积分,所以,他考成了全县第一。

七年后的1985年,我的未婚妻,带我去她的伯父家走亲戚,她的伯父,当年在茅田区当过副区长,在茅田街边上起了屋,那屋,与农机厂相距百余米。我和她走过农机厂的厂房,从公路上看过去,那一堵白墙上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大红空心美术字,依然仍在,在阳光下发出鲜红的色彩,我对她讲这厂房里的劳动与考试的故事,她听着,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人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文化啊。”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