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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3、学徒工(二)

第五章 炉火茅田(二)

三、红炉学徒

接着,我就看见花了,是大锤砸在烧红的铁块上,飞溅而出的火花。杨主任让我上了“红炉”。

“红炉”是师傅们对自己的打铁炉的称呼,这厂开始叫铁业社,是几个铁匠师傅的组合,后来,添了一台柴油机、一部机床,就改称大名“农机厂”了,主要还是靠红炉车间打铁来维持生计。

这是一个高山夏雨的日子的早晨,杨主任对我说:“你去王师傅的红炉上,帮锤吧。”这就具有铁匠学徒的性质了,他已经忘记了“动力工”的话儿。

耳畔响着柴油机的轰鸣、铁锤的叮当、屋檐水的滴答,还有不时从窗外的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喇叭的呼啸,从窗口里望出去,雨后的山坡上,青翠欲滴,按时间算,5月应该是夏天了,高山春迟,山头还是烂漫的春色,梨花帯雨,柳叶拂风,青山缭绕着一朵一朵的白色云雾,与灰蒙蒙的天空连在一起。

我进了红炉车间,这车间有两间教室大小,沿着四周的石墙,是10座打铁炉灶,长边3座,短边2座,炉灶的两边,是风箱和铁砧。

王师傅拿出一张羊皮围腰,递给了我,说:“这是我们铁匠的行头,你文化人,没有系过吧?”我笑笑,竭力用轻松的语调说:“今天不就系上了。”

系上羊皮围腰,我的炉前徒工的日子,就此开始。

这一部红炉,由师徒两人操作。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等铁块烧红了,师傅左手持铁钳,夹出铁块,放在铁砧上,右手举起小锤,此时,徒弟得赶快离开风箱,来到铁砧旁边,拿起大锤,和师傅一起捶打这烧红的铁块,这就叫“帮锤”。

王师傅教导我说:“帮锤,不光是手上要有一把力气,要甩得起八磅大锤,还讲究一个眼疾手快,我的小锤打到哪儿,你的的大锤就得跟到那儿砸下去,又要准,又要快,不然,铁块就冷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我这近视眼,从来就不疾的,手也不快。我的大锤,怎么也跟不上他的小锤的节奏。

王师傅看着我这盲人瞎马、笨手笨脚的样子,终于看出来了:“你的眼睛不好?

我说:“我是近视眼。”

王师傅叹了一口气:“你眼睛不行,怎么能够学铁匠呢?”

我也在心里叹气:“是啊,我怎么就、就来这里学铁匠了呢?”

王师傅问:“那你有眼镜没有?”

我说:“有。”

王师傅说:“那你去把眼镜找了戴上,”又安慰我:“你莫怕,这里没有人笑话你。”

我回宿舍,找出眼镜戴上,终于看清那砧上的铁块了,跟得上王师傅的小锤了。

我系着羊皮围腰,戴着眼镜,满脸灰尘,一手黑烟,在这王师傅的炉前,穿过来,又绕过去,那真是这车间的独特风景,我想起劳动科那女胡科长说过的话:“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

小骆说:“我只见过老师傅戴老花镜点小锤的,从来没有见过小徒弟戴眼镜打大锤的。”大伙儿看了几天,也就习惯了。

我只跟了王师傅两个月,打铁的技术自然是学不会的,只学会了淬火。

淬火,就是把打成的刀具烧红,取出,放进冷水中,让急剧下降的温度,增加刀刃部所夹钢片的硬度,讲究“火候”,放早了,钢片硬度过大,刀刃容易脆裂,放迟了,钢片硬度不够,刀刃就不锋利。我看着王师傅淬火,自己试了十几次,居然就审准了这个分寸,夹出烧得通红的刀具,看着那红色在空气中隐隐变淡,到了我认为合适的时刻,这全凭一种近于灵感的直觉,迅速投入水中,发出“滋”的一声,这火就淬成功了。

王师傅说:“小孙到底是读过书,聪明,一个月,就学会了淬火。”杨主任在旁边看了也说:“小孙是个人才。”

我这个“人才”,此后两个月,还干过其他工种,在铸工车间,铸造铁锅,用小锤、钢钻清理铸件上的铁砂;在钳工车间,加工螺丝、螺母,用“搬锥”搬出内外的螺纹。没有做过的,只有两项:开车床、开柴油机,它们是这农机厂的尖端、高级设备,由专人开动,像我这样的徒工,是摸都摸不上一下的。后来,我在师专,和一个在机械厂做过的同学回忆往事,我说:“我也在农机厂干过的。”他问:“你会开车床吗?会开柴油机吗?”我说:“不会。”他说:“那你在农机厂就是白呆了。”

四、代理总务

柴油机还是那么轰隆轰隆,红炉车间还是那么叮当叮当,工人们都在辛勤地上班,此刻,我坐在了总务室的办公桌上。

1977年8月17日,我这个“人才”,被派上了一个新的用途。这厂里的唯一的女性工人、就是那名总务兼出纳,要生孩子了,杨主任对我说:“你来代着搞两个月总务,另外,还到食堂去帮一把手。”没有说要我也兼出纳的事儿,而是要我兼半个炊事员。

到食堂去作帮手,也不是轻松的活儿,早晨4点半,我起床,到厨房的炉灶上,除煤灰,加煤炭;外边天亮了,去挑水,水井就在大门的对面山脚下,5担,把石缸灌满;帮着炊事员做饭做菜:蒸包谷饭,洗萝卜、切片片,有时是推小磨、煮合渣。

开罢了早餐,工人们上班了,我就可以坐在这办公桌上,算账兼休息。

食堂的帐,简单至极,这是因为食堂的经营品种简单的缘故,一天的收入支出,不到半小时,就计算完毕。

我翻开了日记本,写下我的反省——

来到这小小的山乡铁工厂,就要到半年了。

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我在那高远的深山密林,辛勤耕耘,便憧憬着从乡下“招工”“抽回来”的日子,为此目标,全力求索,当那一天到了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会充满了阳光。

今天,我已经是拿到了国家供应粮食的户口,做成了工人,然而,这个我多年希冀的日子,带给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艰难与失望。

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求告门路和钻营手段,使自己加入了这样一个以繁重的体力、微薄的报酬、粗糙的饭食、拥挤的住宿为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无产者的劳动大军,半年前,我全力以赴地奔向了这个命运的陷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那隐隐的预感和丝丝的理智,都没有战胜那对“招工”的执着和对“粮本”的迷恋,我终于被引诱着,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

在这公社坐第一遍交椅的书记姨爹,他的许诺,好比是一张难于兑现的支票,他没有宣布作废,而是不确定的延期:“先搞一段时间。”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说一不二的地方诸侯放了空炮呢?

我所能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是:半年前,我和我的爸妈,对这位书记的权力范围、对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地位性质,知道的是太少了一点。

现在来说这些,已经是太晚了!幻灭和悔恨,充塞着我的心胸。

一棵树,追求成为栋梁,没有成功,它仍然是一棵树,但是,如果人们把它做成了它所不情愿的器具,它就丧失了树的性质,再成为它所希望的东西,就难了,这就叫“木已成舟”,我已经是成“舟”了,我还能变回去吗?

报纸上已经宣布了文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国家的施政方略、人们的价值观念,将会发生重大的转折,一个提升知识与文化地位的变革时代,呼之欲出,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时代的雨露滋润呢?

写到此处,10点到了,我得去食堂帮厨了。

在这办公桌上,是不能久坐的,杨主任会时不时地安排我,去做一些杂工之事,例如:“那边,在拆旧屋,你去帮着传一下瓦。”或者:“那边,起屋还差沙,你去拖两车来。”还有:“场坝上来了一车煤炭,你也去帮着下。”更有甚者:“今天,炊事员请假了,你就代一天吧。”这就不是帮厨,而是要一整天在厨房忙活了。

杨主任也安排我,做了一件发挥特长的事。

新的厂房建成了,外面的墙上,用石灰粉刷得雪白,这堵墙面对公路,杨主任问我说:“这墙上写一条标语就好看了,你会在墙上写大字吗?”我说:“会呀。”杨主任说:“好哇,你就给我去写: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去木工房,请师父做了一把1.5米的长尺,买来铅笔、排笔、红色油漆,在这白墙上忙乎开来,打格子、勾轮廓、描边框,三天后,一幅红边、空心、白底的黑体又带花体风格的美术字标语,就出现在那白墙上,杨主任看了,很高兴,说:“这字写得好看,小孙真是一个人才。”

十月金秋的太阳照耀着青色的群山,天空是碧蓝的,公路对面山坡上的包谷一片金黄,等待着人们去收获,这是令人心胸愉快的天气,公路边上的那台碎石机发出的吼声,与厂里的柴油机声、打铁声交相回应,这噪音,是有一点大煞风景了。我这总务室的窗口,正对着那怒气冲冲的庞然大物,在这震天动地的机械声中,我计算着9月份的食堂账目,算着算着,我想起了昨天在供销社加工厂买肉的情景。

昨天吃过早饭后,杨主任说:“食堂里这么久没有弄过肉吃了,你到供销社的加工厂去,把我们这个月的供应肉买回来。”我就到那加工厂,就是原来的食品所,此时,各公社的食品所,又重新归属于供销社了。

一走进那大门,就闻到一股猪肉夹杂着猪粪的气味,听到一阵阵猪的嚎叫,看到在办公室等着买肉的人们,这是多么熟悉的场面啊,我的心头不由有些酸楚。

那坐在办公桌上批条子的同志抬起头来,见了我,露出来热情的笑容:“啊,孙同志来了,真是稀客呀!”这个人竟然认识我,他去年在花坪食品所参加过食品工作会议的。我满脸的不好意思:“现在不是同志了……”他问:“那你作什么来了?”我说:“我招工到了这个公社的农机厂,现在干总务,今天是来买我们厂里的供应肉的。”这个人听到“农机厂”三个字,脸上的笑容就一下子散去,换上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喔,铁业社的供应啊,我查查,看是多少。”他翻开桌上的一本册子,说:“铁业社总共33人,一个月1斤,就是33斤了。”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批条,递给了我,我接过,看见上面写道:“门市部,供应铁业社鲜肉33斤。”我在食品所的时候,也写过这样的条子呢,出了食品所,才知道,这肉是多么的金贵,多么的难买。

我用厂里的板车,把这肉拉回到厂里的食堂,问杨主任怎么弄,主任说:“分成33碗,做蒸肉,吃回肉不容易,要分均匀。”我和炊事员两个,把这33斤鲜肉洗净,进行“分”的操作:分开肉、骨,剁切成砣,分别称出肉、骨的重量,除以33,得出每碗应该装多少两肉、骨,按照这个两数,用秤称出来,一一装到碗里,分装完毕,上蒸笼。

晚饭了,我吃着自己的这一碗肉,它的价格,是0.7元,我计算的,一斤肉0.64元,加上炊事费6分,我今天的工资,就这么一砣一砣地吞进了肚里。

吃着这肉,我冒出了四句打油诗:

“昔日卖肉人求我,今日买肉叹息多。
一天工资一碗肉,肉兮肉兮奈若何?”

在碎石机、柴油机、大小锤的交响乐声中,我算完了账目,就忧虑起自己的前途来,两个月的时间快到了,那女总务快要满月了,我这“代理”的位子就要坐不住了,那时,我何去何从?

天可怜见,此后数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命运转折的契机,从天而降,我恢复成为了一棵树。

 半年后的1978年4月8日,我怀揣着“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和那只大篾筐一起,回到了县城我的家。
   
走过街口,看见了熟识的街坊,我这才第一次扬起头来说:“马伯,我回来了。”
   
走进家门,看见了牵挂的家人,我终于能够满怀欣喜地说:“妈妈,我考取了!”
   
妈妈捧着那通知书感叹:“8年,才弄到它啊,就好比是八年抗战哪!”

我想起了下乡头一年的家庭会议,知青办要我去官店,爸爸说投花坪,妈妈说找郑书记姨爹到茅田,八年里,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了,那个会,真是个神哪!

我来到广润河边,抬眼东望,烟墩山还是和八年前一样地矗立,俯瞰着我故乡的小城,我的八年的青春,就是好像“烟”一样地“墩”在那三处遥远的高“山”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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