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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3、学徒工(一)

第五章 炉火茅田(一)

一、初入铁厂

1977年3月14日,春天的县城,却是一个阴冷的天气,这是我前往茅田的日子。

茅田距离县城35公里,那也是海拔千米的高山地带,有公路,我又一次踏上了下乡之路。上一次,是去作知青,这一次,是去作“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学徒工,时年27岁。

此后的一年里,我用贴身的汗水、锥心的痛悔,体验着这个身份的艰辛。

清早起来,我独自来到汽车站,想找到一个认识的货车司机,搭个便车,省去那1.5元一张的客车票,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曾经认识了几个这里的货运车队的司机。在车站,碰到了郑姨爹的小儿子,算起来,我要称他为表弟,他家就在车站的附近,我跟他说:“我来找车,要上茅田去了,我先把行李弄到你家门口放着吧。”他说行,就推出了他家的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不是寻常百姓家所能拥有的,和我一起到我家。我搬出我的行李,就是我从花坪食品所带回来的那一只大篾筐,它高0.8米,长1米,宽0.7米,一个挎包、两床被褥、3套衣服、4双鞋子,一股脑儿,全部放进去了,把这大篾筐放到自行车的货架上,他推车,我扶筐,把这筐推着到他家的门口放着了,我就到汽车队里面去,找认识的司机,终于问着了一位朱师傅,他说今天到巴东去,我说:“顺便带我一程到茅田去吧。”他说可以,我就把我的大篾筐搬到了他的货车上,朱师傅说:“我回去吃饭,吃完饭就走。” 我在那车上等着。

中午过后,货车开出县城,一路向东,在建巴公路上飞驰,阴沉的天空,笼罩着车前的远山,一个多钟头后,到达茅田,驶过一段小街,街头尽处,就看见公路右边,一排土墙房屋,中间一个大门,大门的一边,竖挂一块招牌,宋体黑字大书:茅田公社农机厂。

我说:“到了,我下车了。”

下了车,搬下我的大篾筐,放在公路边上,望着那汽车一溜烟地远去,我的心头,也和这高山的阴沉的天空一样茫然,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走进大门,就看见了右边一间办公室,进到这办公室,一个大块头的中年人,门牙有一点暴出,问我:“你到我们厂里来作什么啊?”我说:“我是县劳动科这次招来的知青,分配到这农机厂,今天来报到了。”

那人站起来,和我握手:“欢迎啊,我听我们杨主任说,县里给我们厂分了一个人,就是你呀。”又自我介绍:“我姓侯,是这厂里的会计。”

他看着我空手一人的样子,又问:“你来报到,没有带铺盖行李?”我说:“带来了,在大门外的公路边上。”他说:“我帮你搬进来吧。”

他来到大门外边,看见了那只大篾筐,有一点吃惊:“这就是你的行李啊?”我说:“是呀。”

他帮着我,把大篾筐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说:“我们厂的杨主任今天没有在,我也不知道上面会安排你作什么工作,你还是到公社里去问问吧。”

我说:“好。”我也正想着去找我那郑书记姨爹呢。

我走出农机厂的大门,一路问着,就到了公社的社部。在这陌生的社部,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去找到办公室,那陌生的面孔问:“你是谁?来找哪个?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县里劳动科分配到公社农机厂的,来找郑书记。” 那面孔还是冷冰冰地说道:“郑书记在城里开会。”我问:“今天会回来吗?”那人不耐烦了,说:“不知道,你等下午了再来看看吧。”

我出了这社部,在茅田的街上,转了一个来回。这街,是沿着公路两边形成的,在街的中点,往北边方向又伸出一条大路,走向小学和社部,整个布局,似一个“丁”字,一横是公路,有一里多的样子,东端起笔处就是农机厂,西端收笔处是汽车站、卫生院,一竖的终端是社部,与公路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顺着这一横的公路,回到了厂里,厂里食堂正开饭了,侯会计说:“吃饭吧。”带着我进了食堂,给我打了一碗饭。

我端起那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枯黄的包谷面面上,铺着一层惨白的炒萝卜片片,萝卜片片之间,夹杂着几丝丝青不青、绿不绿的蒜叶,我找到厨房里的热水瓶,朝碗里倒开水,那水面竟然看不见油花浮上来,我把碗中搅拌成稀粥,咕咕咙咙地灌下喉去。

侯会计在旁边看见了,说:“我们这食堂的伙食,就是这样的了,你还吃得消吧?”我忍住胃里翻腾着的酸气,说:“我吃得消。”

吃过这饭,我想见到我那郑书记姨爹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又往公社社部走去。

那办公室的陌生面孔说:“郑书记还没有回来,管社办企业的姚书记回来了,你去找他吧。”

我找到姚书记,天就要黑了,他说:“郑书记给我讲过了,说你要来,今天晚上,就在公社里睡吧,明天我再送你到农机厂去。”他在公社的客房里,给我找了个铺位。

夜深了,我躺在这个铺位上,翻来覆去,外面下雨了,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这一步棋,只怕是走错了,这公社的铺位,只怕是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了,我起来,去找到姚书记,他说:“郑书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吃了早餐,就送你到厂里去吧。”他带着我,在公社的食堂,我买了张餐票,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吃了两个白面馒头,姚书记就带着我,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此后一年间,我没有进过这公社社部,一直到离开茅田,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时,我才再次走进这大门。

到了厂里,杨主任还没有回来,姚书记对侯会计说:“先找个地方,把小孙安顿下来。”

侯会计领着姚书记和我,上了一栋两层房屋的二楼,指着一排排铺位,对姚书记说:“你看,我们厂里的宿舍,都挤得满满的了。”姚书记说:“再找找。” 侯会计的眼睛望向了天花板,指着一架木梯说:“那上边还有一个小阁楼,还可以开个铺。” 姚书记对侯会计说:“你去找铺板和板凳,给小孙开铺。”

我去找了一把扫帚,爬上那阁楼,打扫一番,然后,侯会计帮着我,把铺板、板凳,还有我的大篾筐,都搬上了这“三楼”,姚书记看着我,从大篾筐里取出被褥,开好了铺,说:“等明天杨主任回来,给你安排生产,今天,你就休息吧。”

说完这话,姚书记就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和姚书记说上话了。

我坐在新开的铺上,望着头顶上一尺远的瓦片,那瓦片之中,一匹玻璃的亮瓦,映出瓦外的一块灰蒙蒙的天空,点点的雨滴,打在那亮瓦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旁边的厂房里,传来柴油机开动的轰轰声和打铁的叮当声,想着我刚才在厂房里看到的,那一排熊熊冒火的打铁炉,那炉边师傅手中的小锤、徒弟挥舞着的大锤,我的心里,一阵阵抽筋,这难道就是我在知青时候,朝思暮想的工人生涯吗?

次日早晨,我进了食堂,又是一惊:这厂里的早餐竟然还是包谷面饭加萝卜片!我想起昨天公社食堂里的白馒头、米稀饭,这真是冰火两重天了。侯会计在食堂里说:“公社通知,上午要我们全体到学校去开大会,听郑书记传达省农业会议精神。”我随着这一支工人队伍,在学校的操场上,远远地看着闪亮登台的郑书记姨爹,却无法走近他的身边,更不用说去和他讲点什么话了。大会一完,眼巴巴地看着他就被一群公社干部簇拥着走了,我随着我的工人队伍,打道回厂。

中午,杨主任回来了,他是一个中等、壮实的中年汉子,就给我“安排生产”,他说:“我们要翻修厂房,备料,烧石灰,我们已经安排了两个人,现在你来了,就加入他们的烧石灰班子,今天,开始运粉煤,作煤球。”

吃过那一碗包谷面面萝卜片片的中饭,3月16日下午1点,我在茅田农机厂“上班”的日子开始了!

那两个“石灰班子”的人,一老一少,我见了他们,互相自我介绍,老的说:“我姓曹。”看他的样子,是五十多岁了,少的说:“我叫骆先秋,是骆驼的那个骆。”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二十了。”我就和他们一起运粉煤,把厂房里那些打铁炉边的粉煤,一担一担地挑到一间很大的空厂房里来,一直挑,一直挑到5点下班,。挑煤的时候,小骆问我:“你是城里人,又是知识青年,有文化,怎么到我们这个铁业社里来了?你看我们这,多苦啊!”

第二天,往粉煤里掺土,加水,然后,用宽片薅锄翻搅。

第三天,做煤球,这煤球是用来烧石灰的,做得大,尽自己的手掌和气力,能搓多大就多大,我做出来的,直径5寸大小。

第四天,搓煤球。

第五天,搓煤球。

第六天,找、拖石头。烧石灰要用石灰石为原料,厂里不是拿钱去买炸药开山取石,而是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叫我们这个石灰班子的人,拖着板车,沿着公路,在路两边漫山遍野地去寻找,找满一车,就拖回厂里来。然后再出去找,如此,一车又一车,一车又一车。

第七天,找、拖石头,

第八天,找、拖石头,

第九天,找、拖石头,

搓着煤球,我心中搓着悔恨。

拖着石头,我脚下拖着绝望。

是我自己全力以赴,把自己送到如此艰苦卓绝的境况中的呀!

我如同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多么失败的赌徒啊!在这一场命运的赌博中,我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那书记姨爹的一句许诺中的幻影上,为了这个幻影,一下子推出了自己的全部的筹码,而输光了我已经得到的果实。

在我轻易地离开的那个地方,有赏识我工作能力的公社领导,有尊敬我 “同志”身份的乡村农民,有国营食品的单位背景,有优裕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缕缕情谊的“选青”小叶,为了获得这一个“粮食供应”的本本,我抛弃了这一切!这一切都被我输得一干二净、付诸东流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公社,除了那个当书记的姨爹,所有的人都是生疏而冷漠的,我在熟悉的往来、热情的接待中生活了一年,这扑面而来的生疏冷漠,就更加是凉透心扉。

而当我在这社办的集体的农机厂也就是铁业社,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现实生活之后,我就真切地知道了:我所面临的,是一场多么沉重而凄惨的艰辛,是一次多么严峻而残酷的考验。

首先,是劳动强度的繁重,规定为8小时,严格地看着时钟,上午8点开工,12点吃饭,下午1点又上工,5点下班,绝不允许浪费和偷懒一分钟,脚不能停,手不能住。我作的工,全是力气活,一天做下来,就知道“浑身骨头都散架了”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是工资报酬的菲薄,我这个徒工,一月工资定为18元,一个月按照26个工日计算,一个工日大约0.7元,如果做不满26个工日,就要扣钱。

第三,是伙食饭菜的粗糙,食堂里一天三顿,老是包谷面面加萝卜片片,不时会现出一颗沙子,完全没有猪油,有时有几粒菜油星子,我来了这么多日子,没有吃过一回肉,只喝了两次黄豆合渣。这样的伙食,一天要0.5元。

面对这些,我是多么怀念我离开的那个食品所啊。那里更多地使用着我的头脑,工资多了一倍,食堂里是大米饭、炒肉片,不吃黄连,不知蜜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以前,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是想着要“正式”,唉,眼前的这“正式工”的日子,能和那时的“零工”比吗?那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呀。

我的那个书记姨爹,你的许诺在哪儿呢?

二、杂工生涯

我终于见着了我那书记姨爹。

4月18日下午,我和小骆,一人拉着一架板车,又出去找石灰石了。厂里的石灰窑,已经烧出了一窑石灰,要准备烧第二窑了。这一日,我们决定沿着那条走向公社社部的大路去找,就在那丁字三岔路口,我看见了他,他正朝公社那个方向走着。

因为有厂里的工人在旁边,我直呼他的官衔:“郑书记……”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亲戚关系,又接着喊:“姨……”

但是,下面的“爹”字没有能够说出来,他以关怀的口吻拦住了我的话头:“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我不无怨意地说:“您看我在作什么吧,又还能怎么样呢?”

他看着我,手握车把,足蹬草鞋,头发蓬乱,浑身泥污,大约也觉得是惨不忍睹,主动地提起了那个话题:“我已经跟劳动科说了,要他们给我想个办法,劳动科说,你先用着吧,我又跟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手续,我怎么用啊?”

这就透出了一点无奈来了,原来他这个公社书记,在劳动科的“手续”、国家的人事制度面前,也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我也理解他的难处:“我知道,我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用的人,都是干部,我不是干部身份,您没有办法用。”

他说:“你懂得这一点就好,你先安心地搞着,表现好一点,我给你想办法,以后,社办企业,省里会给干部指标的。”

我心中哀叹:天哪,从集体所有制的徒工,到国家干部,这中间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就凭我这天天作煤球、拉板车,能逾越这道天堑?

我不能说出这失望来,我只能说:“那就全靠着您了……”是我妈妈、我自己,死乞白赖、请着求着,把我送到他的手上,落到这步田地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是按照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一步算一步了。

说着话,社部就到了,望着这书记姨爹走进大门的背影,我想起了花坪公社的大门。我停住脚步,浑身虚脱,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我来这里时候,曾经妄想:既然我在花坪,能以零工的身份走进公社,获得好评,那在这里,还有个书记姨爹罩着,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可以创造出同样的声誉。我想错了,我忽视了食品所与铁业社的单位体制、经济背景的巨大差别,我在这里,一个铁业社的徒工,连走进这个公社大门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才明白这一点,已经是太晚了!

小骆从身后跟上来,问:“你跟郑书记熟啊,讲了这么一路?”

我回过神来,答道:“在城里,我们是同一条街。”

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咬紧牙关,拉着板车,从公社的大门前面走过。

其实,这“表现好”,完全用不着书记姨爹来嘱咐,在这个铁业社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下,钟点一到,就必须得上工,杨主任安排作什么,就作什么,一上工,就不可能偷懒,这么手脚不住地做下来,没有表现不好的道理。

又找了两天石头,烧出了一窑石灰,杨主任说:“你们石灰班子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去挖基脚。”

我奋力举起了挖锄,一下一下地砸向坚实的土里,杨主任、侯会计在旁边看了,交口地赞道:“小孙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又有文化,放得下架子,和我们这些大老粗打成了一片。” 杨主任又给我安排前途说:“好好干,等我们的厂房翻修好了,我教你开、修柴油机,当动力工。”

我这表现,也得到了厂里师傅们的认可。

4月24日晚上,全厂工人开大会,会议的议程有二:一是评议徒工级别,二是公布这两个月的“工分”。

我就是被评议的徒工之一,师傅们发言的口径,和杨主任、侯会计的说法一致,都是“踏实”、“吃得苦”、“放得下架子”,一位当副主任的李师傅还进了一步,说:“徒工搞事,都要像小孙那样搞。”他们提议,让我的月工资提升两级,定成24元,这在农机厂,算是史无前例的奖赏了,历来惯例。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小骆说:“我来了三年,才升到24,你一个半月就相当我三年呢。”

接下来,侯会计宣读工人们的“工分”,念到我的名下,是296分。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我不惜一切代价地逃离了生产队,却还是没有能逃脱“工分”。

这农机厂,独创了工农结合的工分工资制度。按时上班8小时,定级别,定工资数额,按月发钱,这是工厂性质;劳动1小时,记一个“工分”,没有“假期”和“请假”的概念,有病、有事,不能上工了,就没有工分了,又是农村风味了;8个工分折合1个工日,一个月作满26个工日,发全额工资,多做一日,多发一日,少作一日,扣发一日,这就是厂里的创意了。这正是把城乡两种劳动计酬方法,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完善统一了,既给予了劳动者金钱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劳动者的时效,防止了他们的偷懒,更铁面彻底地实施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上,实在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发明。

奇怪的是,这厂里的两名主任、一名会计、一名总务兼出纳却不受这“工分”的约束,他们是拿固定工资的,也不参加车间生产,工人们好像也不眼红。

三天后,发工资了。师傅们那升我两级的提议,在领导那里没有能够通过,杨主任对我说:“你才来一个半月,就升上24元,真是抵别人三年了,太快了一点,还是只长一级吧,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你没有意见吧?” 我一迭连声地说:“没有,没有意见,不就是三块钱嘛。” 杨主任又说:“我们也给你一点补偿,这两个月,就照21元的级别来算了。”我又是一迭连声地说:“感谢、感谢领导的信任啊。”就去领钱了,我到厂里40天,有3天在下雨,野外不能做事,做了37个工日,296分,折合工资29.52元。

此后半月,继续挖基础,基础挖完了,就做搬运的杂工了,例如:厂里来了一汽车煤炭,小山一样堆在场坝上,我一挑一挑、愚公移山一样地把它们挑到打铁车间的炉边,移完一座煤山,也就是两个工日过去了。

满两个月的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到厂两月抒怀》的五言诗。

“到厂两月整,我心如冰冷,八时勤劳作,分秒不可省。拉车与挖土,衣裤泥纵横;扫地与运煤,脸腮灰层层。计薪菲且薄,一时一角正,萝卜包谷饭,食肉更不能。日日为杂工,夜夜悲无成,山穷复水尽,何时见花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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