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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六)

第四章 辗转花坪(二)

四、 “选青”小叶

火舌欢快地跳动,木柴熊熊地燃烧,高山乡村的夜阑,无边的寂静,只有阵阵的溯风,不时掀动门口的竹林,发出“呼呼”的回响,外面是寒冷的冬天,漫山铺着一片白色的积雪,但在这农家的灶屋里,却充满着温暖和春意,在这里,留下了我的一段美丽的邂逅。

她是一位芳龄二十的驻队干部,即公社派到生产队领导与督促社员们搞好农业生产的干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喊她“小叶同志”。据《建始县志(1994年版)》记载:“1971年至1974年,全县又分三批招聘青年干部508人。”这批干部,当时官方称为“服役制干部”,人称“选青干部”,小叶便是其中之一了。

我与小叶,坐在这灶前柴火旁边的一条板凳上,听着她讲她的成长经历——

她是在大队的初中毕业的,回到小队,参加生产,作公社社员了。“向阳花”总是要向阳的,她的父亲当着大队的副书记,她自然受到了特别的培养,半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入党,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前年,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设在长梁区的桂花公社金星大队的第三期“服役制青年干部”培训班。县里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给他们上课,说,学员们都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学习的同时,他们参加当地生产队的劳动,搞“三抢四快”,贫下中农的觉悟是那么的高,干劲是那么的大,一连几天日以继夜的干活,“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拿出随身带着的“青干班”学员结业照片,指着上面一副副春风得意的面孔,问我:

“你认不认得他们?”

我不由得苦笑:

“除了你,我怎么会认得这些命运的宠儿?”

第一次见到这小叶,是在她的家里。

三个月前,我按照郭所长的指派,下乡到一个小地名叫王家坦的生产队,去调查那队里的生猪饲养情况,大队的一位姓叶的副书记给我带路,作完了公事,叶副书记邀请我到他家去吃午饭。

走进他家的火塘,就看见一个妙龄少女坐在里面,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招呼:“喔,来了稀客了。”就给我倒茶。我接过茶杯,一边喝着,一边打量,只见她穿着蓝色的春装,白色的衬衣衣领,从春装衣领上翻出来,露出白皙的脖颈,瓜子的脸型,柳叶的眉毛,高鼻梁,尖下颏,这形象多熟悉啊,就和那时候我心中暗恋着的知青女孩——那女孩的名叫 “可儿”——一样呢、!与可儿不同的是,眼前的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驾驭世人的气派,不是可儿那种涉世不深的温良,我走乡串户,见过的农家少女也不算少了,但是这样隐隐凌人盛气的姑娘,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像可儿的,更没有。看着眼前这位像极了我的梦中情人的山村少女,我想起来可儿,不由得有些呆了。

副书记的介绍,惊醒了我的遐想:

“这是我的幺姑娘,在三岔槽那个大队驻点,今天是回家来歇歇的。”

我回过神来,又有些惊奇感叹:

“啊,这么年轻,就是驻队干部了,真是不简单哪!”

那女儿笑笑,口中露出一排白晶晶的牙齿,腮上现出一对红扑扑的酒窝,细说原委:

“前年,我从长梁参加选青干部培训班分回来,公社就安排我驻队了。”

这选青干部,我是知道的,那是县里精心挑选、专门培养的根红苗正的接班人,我们知青,一讲起那个培训班,都是羡慕不已的,更是无缘沾边的,她经过了这个干部摇篮的熏陶,又作了两年的驻队干部,有一种领导气派,那是自然之理。我衷心祝贺这对父女:

“选青干部,前程远大啊,可喜可贺啊!”

那父亲满脸喜色:

“那还要看她以后干得怎么样了。”

转过头来,又对着他女儿说: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到我们大队来调查生猪饲养情况的。”

看来他女儿对自己的工作很上心,立刻就问我:

“那到我们‘五、一’大队去过了吗?”

我回话并称赞说:

“还没有去,你真是负责啊,在家里休息还想着工作。”

她得意地又一笑,露出白牙和酒窝。

吃饭的时候,那父亲对我很客气地说道:

“认识孙同志,就是熟人了,我们很高兴啊,以后在一个公社工作,多多关照我们啊。”

我赶紧谦让:

“您快别这么说,我不过是个食品所的零工,只怕是心有余力不足呢!”

那女儿跟着帮腔:

“怎么会不足呢?你们所里安排你这么下队来,领导一定是很信任你的啊。”

我只有先答应着了:

“有机会,我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吃罢了午饭,这父女俩送我到门口,我告辞他们,走上弯弯的山道。我的眼前,闪出小叶姑娘那青春得意的笑脸,又想起了可儿,可儿她说不定是在生产队的田间出工呢!知青、选青,都是一个“青”,这有的人,为什么就那么行时走运啊,叫我们这些饱经坎坷的人,看着都眼红啊。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那个叫大石板的收购点上。

两个月前,我在那里收购生猪,那叶副书记也来交售任务猪了,我在他家吃过饭,他也说过是熟人了,正讲着,一个蓝色的身影闪了过来,小叶来到了她父亲的身边,关心地问:

“爹,猪交脱了?”

那父亲指着我,把握十足:

“有孙同志在这里,还有交不脱的?”

小叶姑娘转过头来,对着我甜甜一笑:

“那真是多谢你了,我家那猪,还差着几斤呢。”

 我看着这笑容,真像可儿一样的笑啊,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春装,衬衣衣领整齐地翻着,秋天了,里面加了件红色毛衣,我心里增添了一丝暖意,礼貌地回道:

“不用谢,我们郭所长说了的,差两三斤是可以收的。”

我填好了收购票单,递给她,她一手接过,坚持表示感谢:

“要谢的,还是熟人好办事啊!”

 我接过她的话:

 “那你在自己家门口的大队驻点,事办得肯定是好啊!”

这话似乎说到了她的疼处,她叫苦了,显现出了女儿的娇弱:

“你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晓得,这农村工作有多难!”

 我自嘲式地回击:

“也是,这公社干部,我是没有那个八字去当的,所以只能干这杀猪佬了。”

她那父亲看着我俩斗嘴,也在一旁凑趣,恭维我:

“孙同志文化高,就指点指点我这姑娘吧。”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一点酸了:

“叶书记您就莫高看我了,我这么一个交副业款的零工,哪够资格指点人家公社干部呀?”

叶副书记正色说道:

“我看得出来,你是有能力的,虽然现在是交副业的零工,将来是有前途的。”

我心里的暖意一点点扩张,谢道:

“托您的吉言,我就指望着那一天了。”

小叶姑娘听了这话,也笑了,显露出她的白牙和酒窝,扎在脑后的一束秀发,在笑声中飘起来。

第三次见到她,就到了这农户的家里了。

快到年底了,12月初,我从公社写完市场管理的材料,回到食品所,郭所长安排我说:“你到我们的李家坪收购点去,把那一片的任务猪,都收购上来。”这工作,是要深入到生产队去催促的。今天,我就到了这个叫做范家槽的小队。

李家坪是海拔1500米的高山,12月的时候,已经进入积雪不化的严冬,踏着几寸厚的雪层,我走在在山间的冰冻的土路上,放眼望去,群山皆白,一颗颗青松,顽强地坚持在白雪的大背景中,点缀着丝丝绿的意义,天空是阴沉沉的,整个世界似乎都被一片白色的烟云所笼罩。

下午时分,我找到了队长的家,他家的人说,队长在保管室开队委会呢。

我赶到保管室,推门进去,在那熊熊燃烧着的柴火边,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惊讶啊:

“小叶,你也在这里啊?”

还是像可儿一样的面容,但是蓝色的春装换成了蓝色的棉袄,看来她对蓝色情有独钟。她解释:

“是啊,上次公社开会,就换到这一片了。”

接着就问我:

“这么天寒地冻的,你来是做什么的啊?”

我指着队委会的人:

“找他们啊,是生猪任务的事,你既然在这队里,就也找你了。”

叶同志也觉得自己要管,就问:

“我们这队,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掏出随身带着的统计表,翻出来指给她看:

“这还差三头呢。”

叶同志显露出了她的领导本色,对着队委会的人指示:

“你们要抓紧完成啊!”

一边又称赞我:

“这是你刻的表啊,字写得这么好!”

这触到了我的痛处:

“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只能做零工,哪里能和你们公社干部比呀?”

我这话让她也想起了自己的难处,她也不顾还有属下在场,又露出了女儿家的柔弱:

“我这公社干部也不好当呀,我这一来,就开始下雪,种洋芋,搞三治、修公路,上面派的任务都要完成,落后了怎么办啊,今天,你还来凑热闹,催任务猪,你看,这不正开会,商量着抢进度呢。”

我有点同情这年轻的女干部了,安慰道:

“农村工作嘛,耐着性子作吧,你也不要太着急,莫把这么漂亮的小叶同志,急成白毛女了。”

她有一点腼腆了:

“你就莫挖苦我了吧。”

队委会的人大概从来还没有见过小叶同志的这个样子,都笑了。

队委会继续进行,我也列席,又加了一项议程,就是怎么样去完成我的三头任务猪。

会议开完,已经是薄暮时分,小叶殷勤地邀请我:

“天要黑了,这到李家坪有四五里路呢,你怕是赶不回去了,就到我的住户家去住一晚吧,他们家有客舖的。”

我无法抵御这热情的邀请。

暮色苍茫的时候,小叶带着我,踏雪而行,走进这半坡上的屋场。在路上,她已经告诉我,这家就只有两个老人,他们的儿子,在坡下另外起了屋的。

进了堂屋,又走进灶屋,就看见了老两口坐在灶口下面烤火,小叶指着我,向他们介绍:

“这是食品所的孙同志,今天晚上就在您家歇了。”

那老头子很热情:

“接都接不来的稀客啊,快坐下来烤火。”

我也说着客气话:

“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老人家一迭连声地说:

“不麻烦,不麻烦,只是我家的火塘,还烧着火土,只好委屈两位同志,就在这柴灶跟前烤火了。”

吃罢饭,老两口陪着坐了一会,就说:

“我们要去睡了,你们商量工作吧。”

又对我说:

“客舖在楼上,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睡吧。”

我再一次表示:“谢谢您们了。”

老两口去睡了,留下我和这小叶,坐在柴火边上,天南海北地闲谈。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那女性的柔弱表现得更明显了。在看过了那照片以后,她一声声叹起气来:

“唉,累死了,这几天累死了,你看,手都打起泡来了……”

我看她那伸出来的手,细长的手指,手掌有一点窄,显出一种女性的纤巧,那手指、手掌相接的地方,有两个鼓起的白泡。

我推测这泡的原因:

“你也参加他们队里生产?”

她像是在诉苦了:

“没办法呀,要带头呀,我挖了三天窝子了,公社里说,洋芋要在年前播完,不抓紧干不行呀!”

我是有一点佩服和怜惜她了,这女干部的柔肩上,担子重啊!不由得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在那两个白色的泡上。一点温热循着我的手指,传入我的心扉,我的心中一震,抬起头来,看着她那像可儿一样的脸,我又想起来可儿,什么时候,我才能牵起可儿的手呢?

小叶抽回手,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恢复了女强人的语气:

“你呆呆地在想着什么?”

我从绮念中惊醒,我不能说是想起了可儿呀,就说安慰她的话吧:

“我上个月,也冒充了几天公社干部,在一大队的四队去驻队,搞秋收扫尾,搞驻队工作嘛,是要带头参加生产的,难免是要吃点苦的,坚持吧,你们选青干部,上面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是大有前途的,眼前苦点,闯过去就好了。”

我又想,在比她更苦的人面前,她会心情好起来的,接着说:

“再说,你的这点苦,和我们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哟!”

这话真起了作用,她的注意转移了:

“那你就讲讲你怎么苦吧。”

我又是一阵苦笑:

“唉,我哪能和你们这些党的接班人比啊,我上山下乡,生产队都换了四个,招工、考学都轮不上,现在还是一个零工,一言难尽哪,前途渺茫哪!”

这下她来安慰我了:

“我爹说了的,你有文化,有能力,将来是有前途的,是会转正的。”

我可没有她那么乐观,跟她分析:

“你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们知青,和你们选青,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天壤之别啊,你们选青干部,是县委决定的接班人,将来肯定是要转正的;我这个零工,是自己找去的,食品所说不要就不要的,那转正的指标,哪能轮得到我啊?”

她的话里,含有着期待的语气:

“怎么会呢?我在公社里还听到蒋主任他们说了,你抽到公社里几回做事,反映都很好呀,都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啊,怎么会不要你呢,你还是不要丧失信心,好好干,争取转正,转正了,就什么都好了,我就等着看你的那一天了。”

这话,就像眼前的火光,暖到我的心中,我感动了,笑道:

“好,好,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啦。”

一声鸡啼,从夜空中传来,打断了这雪山夜谈。“啊,鸡都叫了,明天还要到公社里去开会呢,”她站起身来,“真不早了,休息吧。”看着她走进她的房间,我深深地叹出一口长气,我竟然有些迷惘了。

躺在这客舖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眼前又闪过那一只有两个白泡的纤巧的手掌,我能接住这手吗?我又想起了可儿,两张相似的面容叠印在一起,我渐渐地分不清楚谁是谁了,难道,将来,我要在可儿和她之间,作一个抉择吗?又一个声音说:醒醒吧,零工,现在就想这个问题,不是太早了点吗?唉,世事难料,前途莫测,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了。

这将来,很快就来了。

三个月后,我愚蠢攻心,自投招工陷阱,离开了花坪,不是食品所不要我,是我自己没有珍惜地放弃了食品所,也放弃了她的美丽的期待。

又一年后,1978年4月,我进入了恩施的师专,8月,放暑假了,我到花坪去看望父亲,在公社她的寝室,见到了她。我的目光透过眼镜望过去,清晰地看到她那柳叶眉下的眼中,噙着泪花:

“这一年多,你到哪儿去了?你……你怎么这才回来呢?”

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只能表示我的懊悔:

“真是的,我不该离开花坪的……”

我避开她那幽幽的眼神,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对不起,小叶姑娘……”

公社的组织委员告诉我:小叶她已经转正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她已经在恩施谈了一个对象,她已经递交了调动申请。

我的眼前,闪现出范家槽那一片皑皑的白雪,山中的美丽纯洁的积雪,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融化了,消失了,变成了泪珠般的水滴,沁入深厚的大地。

五、招工陷阱

1976年9、10月那“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的两桩政治大地震,对在这深山的大溪木的食品所,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在参加开会、聆听领导讲话的时候,那些政治的口号不大一样了,特别是要批判、打倒的人,变成了“四人帮”,在参加过了公社的“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大会以后,在开过了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文件的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以后,郭所长带着他的职工和零工,按部就班地收猪杀猪、卖肉腌肉。

12月中旬,我完成了在李家坪的收购任务,回到所里,就作腌肉的活儿。19日那天的中午时候,一个知青伙伴来给我通报消息:“县劳动科招工的人到公社里来了,你赶快去报名啊!”我找郭所长请假:“县劳动科来公社招工了,下午我到公社去问问,看看能不能招上。” 郭所长也支持:“招上了,就可以就在我们所里转正了,那你去吧。”

吃罢中饭,我急急上街,在公社找到蒋主任,蒋主任说:“县里劳动科是来了个招工的人,早上在我们公社,报名都搞过了,现在到石马公社去了,刚走一会儿。你的户口不在我们公社,所以没有通知你,你是在石马,要在石马报名,你就赶快到石马去找他吧。”

我走出花坪公社的大门,奔向石马的方向,石马公社的社部,距花坪二十多里,下午时候,到了,在石马公社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县劳动科的人,说:“我是来报名的。”那人笑道:“你的消息真是灵通呀,我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拢了。”我说:“我是在花坪得到消息的。”那人说:“原来如此啊,你是得要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了,县里的知青,这几年都招得差不多了,这次,我们是最后一回招工了,你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只怕、只怕就要在乡里一辈子了。”

他这一说,我更加是心急火燎地请求:“是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从花坪赶来报名啊!”那人在登记表上,写了我的姓名,说:“那你现在就到你的小队里写贫下中农鉴定,到大队里去签意见,搞好了来交给我。”

我的小队距离石马20里,我立刻回到小队,连夜找刘队长和队委会,那鉴定,自然是我自己起稿,他们盖章。

第二天上午,找大队书记又盖章,下午,我赶到石马,把这鉴定交给了那劳动科的人,他说:“好了,你回你的食品所去吧,等我们通知你搞体检。”

我回到食品所,跟郭所长说:“报上名了。” 郭所长说:“好,这回我下城去开会,就跟公司里讲,请他们帮忙,把你要到食品系统,还是在我们所里搞。”我说:“那就是太好了!”

我和郭所长的这个白日梦,是作得太天真了!

1977新的一年来到了,劳动科通知,花坪、石马、唐坪三个公社的报名知青,1月8日,在花坪公社卫生院体检。那检查做得不算严格,加上我在食品所的一年里,在这花坪的街上进进出出,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都熟悉了,那搞体检的医生看着我的体检表,指着血压那一栏,说:“我给你写个125吧。”又问:“眼睛呢,写多少?”我说:“我的近视眼,是明摆着的,不能过于夸张,写个0.5算了。”看着这体检表,我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啊!”

可是,老天没有继续保佑下去。

1月份过去一半了,我这招工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跟郭所长说:“我请几天假,回城去问一下劳动科吧。”

回到城里,一打探,这回报名去招工的知青伙伴,都已经进了这个厂、那个公司了,例如,当年和我一起在官店区竹园公社、后来转走了的刘光南、王应强,都到县建筑公司去报到了,我知道,这一回,我又是名落孙山之外了。

1月16日上午,我到县劳动科,想着去哀求他们网开一面:“和我一起下乡的,这回都回来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农村了,您做个好事,让我回来吧。”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的女科长,姓胡,打扮得很艳丽,严肃地说:“你的眼睛这么近视,我们招的是工人,都是要去做工的,你怎么看得见呢?”我说:“我在农村,看得见做工呀,我在食品所,什么工都做过的,还杀过猪呢,再说,我还可以戴眼镜啊。” 女胡科长满脸的不屑:“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我们这次的招工,已经完成了,再不能取你了。”

我蔫头蔫脑地回到家里,妈妈见了,就知道,这回招工没有指望了,她着急啊:“在农村都搞了要七年了,还不能回来啊?这怎么办呢?”我无可奈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回花坪食品所做零工,等下一回吧。”妈妈幻想着去托人疏通:“不能等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人去和劳动科讲好话。”她搬着指头数,想起一个人来:“昨天,我在大桥上碰见郑青山了,他还是在茅田当书记,这两天在城里开会来了,他们当公社书记的,跟劳动科肯定说得上话,我们这就去找他。”

中午,妈妈带着我,去找我那个郑姨爹了,郑姨爹城里的家,也就在我们的朝阳街。他听我们讲明了来意,满口应承:“这个话,我是还可以说进去的。我跟那个胡科长,很熟悉的,早上开会还见过,下午,我就去说,你们晚上来听我的回信。”

挨到晚上,我和妈妈又到郑姨爹家,郑姨爹就说:“我跟胡科长讲了,她答应重新考虑,但是她说,国营的指标已经没有了,只能到城关镇的集体厂。”

妈妈一听这话,心就寒了:“我在我那个城关镇的针织厂一辈子了,那有个什么好结果哟。”

我也很失落,那时,在知青们的眼中,县城里的工厂有三等,第一是电厂、化肥厂、机械厂、钢厂、水泥厂,县办国营厂;二等的是建筑公司、矿山机械厂、饮食服务公司,县办集体企业;最末等的就是城关镇的集体厂了,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去奔的。

我想起了郭所长说的话,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我在花坪食品所,作得很好的,郭所长说过,只要有指标,就可以在他们所里转正,您找劳动科弄个指标就好了。”

郑姨爹瞪了我一眼:“劳动科的话那么好说?集体厂的指标都这么难办,你还想弄食品公司的指标?”

妈妈已经把郑姨爹当做救命稻草了,抱着不放:“都说这是最后一回招工了,这一回要是招不上,就要在农村一辈子了,我们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当书记的亲戚,还是麻烦你再去劳动科,说说好话吧!”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郑姨爹实在是推托不了妈妈含泪的苦求,只好应承:“好吧,明天我再去试试。”

过了一天,我到郑姨爹家,去问这 “试试”结果,郑姨爹先叹息说:“你这事真是为难啊! 我又去找了两回胡科长,她都有点不耐烦了……”

接着转述胡科长的话:

“胡科长说,这个姓孙的是你的什么人呀,你这么维护他?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国营的指标了,城关镇的集体厂,他又瞧不起,我看,你把他弄到你的茅田去好了!到了你手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然后问我:“我一想,也是呀,你愿意不愿意到茅田去?”

我一听,高兴啊,在公社工作,我在花坪已经很有心得的了,连声答应:“到公社里去,那当然是好啊!”

郑姨爹话头一转:“不过,暂时还不能进公社,要先找个底下的单位过渡一下。”

我一头雾水:“什么单位?怎么过渡?”

郑姨爹透底:“我们公社的农机厂。”

我的心就凉了:“那就是公社的铁业社呀,和城关镇的集体厂一个性质啊。”

郑姨爹的话又转了回来:“你在那个农机厂先呆一年半载,我再想办法,弄到公社里来,不就行了。”

这就让我心生幻想了:“我在花坪的时候,经常被抽到公社去做事的,就是可惜是临时的,在您那里,弄成正式的就好了。”

我走的时候,郑姨爹说:“已经是腊月里来了,这事过年以前也是来不及办了,我跟劳动科讲,开年以后再来办,你回去和家里再商量商量,决定了就来找我。”

我回了花坪食品所,郭所长问:“招工的事怎么样了?”我觉得找郑姨爹帮忙的事还不能往外说,就含含糊糊地答道:“还没有搞好,还在找人去跟劳动科讲好话。” 郭所长说:“我再跟公司里说,请他们去把你要过来。万一搞不好,就还是在我们这里干吧。”我说:“谢谢您了,您放心,我在食品所一天,就一定是会使力做一天的。”

那年春节,爸爸回来,就全家商量了。

我开始还有一点理智:“茅田的农机厂就是铁业社,花坪的铁业社,我是去看了的,我不想到那样的地方去,我还是在食品所干吧,出了大溪木,就是同志呢。”

妈妈最怕的是在农村出不来:“你那还是生产队的人啊,就这么一辈子在农村?”

爸爸迷信权力:“公社书记的权力大得很,他想做什么,就一定可以做到的。他说要把什么人弄到公社,就弄得进去。”

妈妈也信了书记的力量:“既然有这个盼头,那茅田的农机厂也可以去得,好歹,先弄个粮食本本到手。”

作为在县城长大的下乡知青,对“招工回城”的向往、对“城镇户口”的迷恋,对“跳出农门”的迫切,诱惑着我,也相信了执掌着书记大权的郑姨爹,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弄到公社”的许诺的,我们全家都信了这一句许诺,而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终于奋不顾身地跳进了这招工的陷阱。

我回到花坪食品所,对郭所长说:“我们全家商量了,打算招工到茅田农机厂去了。”

郭所长也有一点黯然:“其实,我们公社的领导,是很信任你的,我跟公司里都说了,公司也去劳动科说了的,可是,他们不肯同意你到我们这里来。早知道是这样,那一回派你去学习兽医就好了。”

我感动了:“有您这句话,我在食品所这一年多,就没白干了。”

郭所长又有一点不解:“招工是到城里啊,你怎么到茅田去了?”

我也就不瞒着他了:“茅田公社的郑书记,是我的姨爹,他说,先到那个厂里,他想办法再弄到公社里去。”

郭所长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你工作能力强,在我们公社都搞得这么好,到了茅田,还有公社书记在上面,你当个公社干部,那是没有问题的,会有前途的,好好干吧。”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我怎么好好干,郑姨爹也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书记权力了。

县劳动科将我招录为工人,分配到茅田公社农机厂。我拿着他们的录取通知,到石马公社转了户口;然后回小队,与刘队长、刘道财家的两位老人家以及队里的人们告别,感谢他们两年来的照看;然后到花坪食品所,与郭所长和所里的人也告别,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说了许许多多的祝我有个好前途的话。会后,我找了一只大篾筐,把被褥和所有的行李都放了进去,所里的拖拉机,把这大篾筐送到街上,搬上爸爸在供销社三楼的宿舍。

1977年3月13日中午,我在花坪,买了到建始的客车票,把大篾筐搬上了客车。两小时后,客车到达城边的玉峰山口,望着山下的故乡的城市,我想起了七年前,我乘坐着客车离开县城,前往官店,那时,希望着的就是招工回城,现在,我是被招工了,但是,我却没有一点儿衣锦还城的喜悦,心中充满了惆怅与迷惘,我已经在乡下虚掷了七年,我还要再一次踏上下乡之路,到那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茅田,去寻找我的未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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