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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五)

第四章 辗转花坪(一)

一、所内零工

1975年8月4日,我进入花坪公社食品所。
   
这食品所,就是原来的花坪区供销社加工厂的一半,原先,生猪的收购、猪肉的销售,是由供销社经营的业务,撤区并社以后,这项业务从供销社分出,独立设置食品所,转属县食品公司系统。原来的加工厂一分为二,煮酒、制饼、做糕,仍然属于供销社,称为“副食加工厂”,这一所一厂,还是共原来的一个大门出入。所处之地,名大溪木,距离花坪街近两公里,是一块直径两百多米的小小的高山小盆地,一条小水沟,从中贯穿,经食品所的大门面前流过,一下雨,盆地里的雨水都流到这沟里,就真成了一条大溪了。

郭所长安排:“你和小张,今天跟胡师傅去学看猪。”这时候,已经有农民来交售生猪了,我看着那位“年且七十”的胡老师傅,用手去按猪的脊背,估量这猪背上的肉膘有多厚;看猪身的高低、长短,估计这猪大约有多重,特别是要看有没有达到120斤,政策规定,生猪毛重必须要有120斤,才达到收购标准。

我和小张跟着胡老师傅转了一天,居然都大有心得,估计猪的重量,误差在10斤以下了,胡师傅操着他那一口浙江话,对郭所长说:“这两个娃娃,聪明,好教。”

郭所长教导我们,搞食品工作,就是跟着猪转,要熟悉这工作的全过程,喂食扫圈、收购宰杀、加工销售,都要认真地去学习,练成一个全把式,“现在,还没有到收购加工的旺季,你们先去喂猪吧。”

我意识到,这是郭所长给我设置的一道考验关口。

郭所长名振贵,是一个很正统的人,当年,他在花坪区供销社的时候,是以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过《恩施报》“光荣榜”的身份,提拔成副主任的,食品所分出来,他来当所长,对于思想政治,十分地看重,爸爸就给我讲过他的典故,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话头,时常挂在郭主任的嘴边的,搞食品工作了,他又加了一句:“三不怕脏。”

现在,郭所长就是要看我是不是“三不怕”了。

其实,郭所长是多虑了,我在那几个生产队的时候,就已经是过了这一关了。

穿上高及膝盖的长筒靴,围上橡皮围腰,踏进猪圈,再脏也不怕了,这装备都是所里配发的,是真高级啊!感到难闻的是那满圈猪屎的臭味,而且这猪圈四面高墙,围得这臭味更加浓重,我咬着牙,屏住气,紧紧握住竹扫把,一间一间地,把猪圈里的猪屎,扫到粪池里去,扫完这几十间圈,要一个小时,一天扫三次,再就是一天给猪喂两次食,操作就简单好受一些,把麸皮、酒糟合水一搅拌,倒进猪槽就行了。这水,得自己到门口的“大溪”里去挑,后来,在溪里安装了水泵,在所里修建了水池,就不用人工挑了。
 
这么“三不怕”的干了一星期,郭所长就给分配其他的工作了,有体力的,打扫场坝、运送饲料、参与宰杀,也有脑力的,收购开票、算账记账、卖肉收款,郭所长说:“见子打子,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这也是所有零工们的工作方式,没有固定的岗位,都是郭所长临时指派活儿,郭所长就好比生产队的队长,今天安排我们做这,明天安排我们做那,就是那开拖拉机的,没有运输任务的日子,也一样地被安排去喂猪杀猪,他杀猪,还真是一把好手呢。

在这初步入门的考验日子,我熟悉着这食品所的人事制度与人际关系。

食品所从供销社,分出来6个正式职工:郭所长、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罗师傅、在街上管理门市部的还有一个;带出来7个零工:大溪木生产队的3个农民工、有一个是开所里的拖拉机的,胡、罗两位师傅的儿子,两个花坪街上的居民、有一个是女炊事员,郭所长认为人手还不够,就找了我和小张来,一个月后,他又招来了一个,姓朱,是花坪公社一大队的书记的儿子,这就一共有10个零工了。

 “零工”的工资,一天1.25元,一个月37.5元,加班了,另外给加班费,还有一点寛待,如果因故要请假,批准了,就可以不扣钱,在每个月底发工资的时候,零工们是属于“另册”,零工工资册,方式是打领条:“今领到,花坪食品所零工工资37.5元。”

这工资,不算低了,郭所长的正式干部工资,一个月也不过50多点,食品所卖的猪肉,是0.64元1斤。但是,我一个月要给小队里交20元“副业款”,队里记的工分,按我们队的分值,可以回来一半,我实际到手的,就不过是27元上下了。

按照那时的物价,这二十多元,养活一个人是足够的了,有了这一笔固定收入,我算是挣到了自己的口食,从此可以不再依靠父母来养了,甚至还可以有一点结余来贴补一下,给家里买点猪蹄、猪舌头等等一些肉类产品,那时候,猪肉是很紧张的物资。而此前在生产队,所挣的工分,小队决算下来,最多的一年,也没有超过150元,只够付清小队的口粮款,其他的生活开支、日常费用,都得向爸妈伸手,这也是那时绝大多数知青的经济状况吧。我为什么没有染上抽烟的嗜好呢?这还真得归功于那时候的穷啊,衣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拿什么去买烟!能省的就省了吧。

郭所长对零工的信任程度,是以政治标准第一的。

那小朱来后不久,郭所长就派他到县食品公司去学习兽医,防治猪病,又不久,县食品公司给了一个把兽医转成正式工的指标,那小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正式职工,上了正式职工的工资表,脱离了“另册”,不过,还是和我们零工一样地作杂事,并没有去治猪病。我们其余的这9个零工,一个个羡慕眼红不已,大家都说:“小朱的八字好,行了‘哈时’了。”“哈”在这里是一个方言,“很大”的意思。

张演志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而且,他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入了党,在郭所长眼里,那真是根红苗壮的革命接班人。有一回,郭所长要到县里去开一星期的会,竟然将主持所内日常工作的大权力交给了小张,指挥老会计、老师傅、女出纳作这作那,那几个正式职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毛头小伙的零工,在自家头上颐指气使,他们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打了两个月的领条,冬天到了,进入了猪肉加工的旺季,郭所长安排,在所内,胡师傅、老会计和女出纳负责收购的事,其余的人搞宰杀加工。

宰房里,灶火熊熊,水汽腾腾,一头嚎叫着的生猪,被按倒在宰凳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死猪跟着被搬到大灶台上,放进大锅中,经过开水一滚烫,马上扯出来,刮毛,刮净了,挂上架,开膛破肚砍头,变成一堆“下水”、两片白肉、一个猪头,那“下水”就在宰房里分心肺、剔肝肠,白肉和猪头,就搬到库房里摆放,一片挨着一片,那两个教室大小的库房地上,成为一大片白花花的肉场。

这宰杀,猪多的日子,要加班加点,作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

郭所长虽然贵为领导,但是他一贯崇尚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现场指挥,也是常常和我们一样,系上皮围腰,穿上长筒靴,跟我们一起,分剔肚肠,运送肉块,不过,他没有拿刀,杀猪的活儿,主要是那三个农民工干,郭所长鼓励我们: “你们年轻人也去学呀!”零工们也纷纷动手,我大着胆子,也上去出手了,开始,一刀下去,那猪还叫,又一刀下去,还是叫,这么试过几头,也就会一刀封喉了,此后,也有一、二十几头猪命,丧于我手。

第二天早上,昨晚的肉片都冷却透了,就进行加工。

加工的程序,大致分砍、腌、洗、烘四步。

先在腌房里将一大片分砍成几块,这几块各有专名:项圈、前胛、前肋,后肋、中方、后胛、圆尾或火腿,如果做火腿,还要另外修整,这是一项既要力气、也要准头的技术活儿,一般是罗师傅主刀,其余的事,就我们干了;然后腌制,给每一块抹上盐,像砌墙一样,码成半人多高、两米长宽的方堆,这样的抹盐、码堆,要反复进行三次,使盐分充分渗透进入肉里;再然后,在一口大缸里,洗去肉块表面的盐粒,高山的冬天,外面是下雪积雪,我们这样的工作,寒冷入骨,双手一接触肉块,止不住地罗嗦颤抖;终于,一块块洗干净了,送进炕房,烘上几天,就成为了一块块色泽金黄的腊肉或者火腿了。

这个加工方法,胡老师傅说,是他当年受供销社聘请、从浙江带来的制作金华火腿的秘法,现在又传到了食品所。

我这么在食品所做了一个冬天,就到了1975年春了,食品所的工作,上半年是淡季,猪都还在农民的猪圈里养着呢。郭所长不能看着员工们无所事事,他利用这业务较少的季节大兴土木:“我们食品所要发展,要创业,要搞基建,要起房屋,艰苦奋斗,自己动手,解决我们食品所的办公用房、职工宿舍不足的问题。”

起屋的时候,那些小工的事儿,全由我们一班零工做了,开山爆破、取石运料、开挖基脚、搅拌砂浆、平整地坪,郭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干着这些,实在是一个与职工共劳累、同辛苦的领导了,只请了两个木匠,三个石瓦匠,半年之间,就修起了一排两层石木结构的房屋,一层办公,二层作宿舍,我也分到了一间。还在花坪街上,修了一个新的门市部。确实是节省了不少工钱,可惜的是,这中间出了一个安全事故,有一次,那个大溪木的农民工排除一个哑炮,炸药都掏出来了,忽然,那雷管就炸了,炸到了这零工的膝盖,送到县里的医院,住了两个月,出来就成了瘸子,还是在食品所做零工,食品所就得包着他的下半辈子了,这里面和日后的开销,就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了。

二、所外“同志”

郭所长在开展所内建设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食品所的本职工作。

其时,国家在农村实行生猪派购政策,这个政策,它的具体实施者,就是食品所,我在此后一年的工作中,实际地了解和认识了这一项政策。

县里,也就是农民口中的“上面政府”,向各公社下达收购生猪的任务指标,公社就向大队、小队逐层分解,派定每一个小队要交售生猪的数量,简称之为“任务猪”,规定 “任务猪”的级别,毛重160斤以上为一级,140斤为二级,120斤为三级,收购价格,每斤在0.52至0.45元之间。

小队又把这“任务猪”,分配到社员家中去喂,由小队支付饲料粮和工分,我后来在访查中,问过这个数量,一般是小队自定为300斤粮食、500个工分,售后所得款归于小队,小队把这种管理方式叫做“公猪私养”,这里的“公”,是“公私”之公,不是“公母”之公;这个小队“公猪私养”的方式,在日益深入开展的“农业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了上级的质疑与否定,我曾经听到一位大队书记这样说:“私人喂猪喂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法权,所以,我们把私人喂的母猪,都收归了集体,还有私人喂的羊子,也收了。”于是,很多小队顺应时势,就办起了集体养猪场,来喂“任务猪”。

公社为了完成这个派购任务,还制出了一项规定:小队必须完成派购数目后,社员才可以宰杀自家喂养的年猪。

事实上,养猪的成本,远高于卖猪的所得,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相当于国家对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赋税,如果说得凌厉些,就叫做“城市对农村的一种剥夺”了。

也可以说,生猪的派购,它是食品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正如粮食的统购统销,是粮管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一样,它们都是生产力水平限制下的产物,所以,到了改革的八十年代,随着生猪、粮食产业的发展,国家取消了这两项政策,食品所、粮管所这两个官商单位,就随之消亡了。

郭所长就说了:“我们上半年,一方面是起屋搞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下乡,到生产队去,落实派购任务、检查任务猪的饲养情况。”

郭所长安排,所内留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三个值班,其余的人都下乡。

下乡的头一天晚上,开会,郭所长讲话,布置任务:

“这次下乡,宣传公社的生猪派购文件,以这个文件精神为主,落实派购任务,和小队签订派购合同,还要检查小队的集体养猪场的饲养情况,推广大种萝卜、解决饲料的经验;调查生产队的社会存栏数,集体养了多少、社员自养多少、母猪多少、仔猪多少,都要一个队、一个队的去问,去统计,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分配下乡地点,一个人跑两个大队。

我在食品所的大门以内,是零工,那是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要干的,但是,这一按照郭所长的指派、走出食品所的大门、执行下乡任务、到了贫下中农的面前的时候,那身份,就提升了,我就是食品所里面走出来的“同志”了。那个时代,农民们把公社的干部、公社各单位的职工,都尊称为“同志”。

那时,花坪公社的乡村交通还不发达,只有一条过境的建官公路,就是在公路上,也很难搭上车坐,下乡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我觉得,在公路或山路上跋涉,比在所里面劳动,那是轻松多了,还可以欣赏这高天丽日,白云青山,野花烂漫,林鸟鸣啭,好一派高山的春夏风光。

走着看着,就找到了小队长的住的屋场了,见到了队长了,我说:“我是公社食品所的,到你们生产队来,看看你们队里的生猪派购和饲养情况。”那队长满脸是笑,将“同志”迎接到家里,茶饭招待,极尽盛情,吃饱喝足,不肯收一分饭钱。然后作郭所长布置的任务,问情况,记数目,定合同,队长带路,到小队的养猪场,进猪圈看看,嘱咐他们要多种几亩萝卜。

一个星期过去,我的两个大队都走遍了,回到所里,汇报情况。郭所长说:“我们还要汇总数据,制成报表,上报给公社和县食品公司,你文化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我得到这一个施展所长的机会,自然是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把大家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整理,制出表格,然后用那时的刻印技术,在钢板上刻出蜡纸,用油印机印出来。这么做出来的报表,数据准确,格式整齐,字迹工整,印刷清晰;还写了一份附后材料:“花坪公社集体养猪场发展情况汇报”,说:“花坪公社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场,狠抓种猪、栏圈、饲料基地、饲养员四大建设。”郭所长拿着,报给了公社和县食品公司,回来时候,很高兴,表扬我说:“公社和公司都说我们的报表和汇报作得好,你到底是有文化水平,我们所里以后搞这些文字工作的事,就是你了。”

这“文字工作”,过了几天,郭所长就跟着给我布置了一回:“县食品公司的侯股长来了,说县里要召开畜牧工作会议,要食品公司准备一份农村生产队集体养猪场的先进典型材料,县公司看了我们送的报表和汇报,说我们那个‘四大建设’是当前发展集体养猪事业的有效经验,要我们还进一步总结,你就陪着侯股长,再到下面生产队去搞调查,把这个材料写好。”

这个事情做完,后来又下了几次队,我就把花坪公社的小队,差不多都走到了,可以夸张地说是“花坪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我的足迹”了。

这“同志”的事,到下半年,又增加了一项:到片区收购点去收购生猪

郭所长说:“收购的旺季到了,我们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着想,让社员们交猪方便一些,让他们少背一截路,我们要在下边设点收猪。”他就在建官公路经过的两个片区,叫做“大石板”和“李家坪”的地方,设置了临时收购点,收上来的猪,用所里的拖拉机运回去,时不时地派我下去搞收购。

这收购生猪,“同志”的尊严更甚,有着两项特权:一是收购标准,上面规定是要有120斤,但是执行中不可能头头都达到,一些差了几斤的,收不收,就全是“同志”的一句话了,社员们为了把差了几斤的猪交脱,会央求“同志”,说上许许多多的好话;二是“除食”多少,看这猪的饥饱情况、肚子大小,要扣除若干斤,这也是“同志”说了算。有了这两项权力,那“同志”的风光与威势,就大了去了。在不影响食品所利益的大前提下,我也会对那些苦苦哀求的贫下中农,动了恻隐之心,收下他的不到120斤的猪,或者除食时少扣一、两斤,就会听到他们的感激不尽的言语。这时候,我就从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变成了贫下中农的仰视对象了,我心中,就有了一种翻身农奴站起来的幸福感。

三、社直“干部”

走出大溪木食品所的大门,下了乡,贫下中农不明底细地视我为“同志”,身份会提升;上了花坪街,公社的领导,会一视同仁地把我看作 “社直单位职工”,身份也会提升。那时,公社里有“选青干部”,各个单位都有“亦工亦农”的职工,都是农村户口,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身份差别,反而还没有大溪木食品所里面那么分明,公社是把我也看做了“亦工亦农干部”了。

我就可以和所里的正式职工一起,参加公社财贸职工会议、公社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了。

1976年1月6日,公社召集了供销社、食品所、粮管所、财税所、银行营业所等单位,开了一个“公社财贸工作会议”,这些单位的职工,全体参加。公社书记作报告,总结去年财贸工作的成绩,安排今年的工作任务;又请了贫下中农的代表,来给这些单位提意见,帮助改进工作;分管财贸工作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讲话号召:“全体财贸职工,行动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反击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为早日建成大寨县作出贡献。”

3月10日,又参加了社直单位“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公社书记、副书记、都讲了话,传达省、县会议精神,布置在我们公社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资本主义,办批判专栏。

到了这一年的11月,公社又召开社直单位职工大会,批判的对象,就换成是“四人帮”了,公社书记讲话:“我们公社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愤怒揭批四人帮,学习大寨狠抓纲,冬播洋芋大会战,大搞三治打硬仗。用实际行动迎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更大的荣耀还在于,我多次被公社临时抽调,当做“干部”来使用。

4月27日,郭所长早上派工的时候,对我说:“公社里开一个劳模会,要我们所里抽一个人去搞后勤服务,这个事,你去吧。还有,这个会,下边各个小队的队长都要来,你还可以顺便在会上,把我们所里的调查表发给那些队长,把数据弄上来。” 郭所长是会划算,昨天,他说了,要准备下一次乡,调查下面生产队里的生猪饲养情况,这个公社的会,把队长们都弄到一起来了,他就看中了这个机会,把我派到了这会里。既完成公社布置的任务,又可以作所里的事。

我到了公社,向会务组报到,会务组的领导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分管社直单位的,和我爸一个姓,蒋主任安排:“你在我们这组里,就是搞勤务,具体作三件事,烧水送茶、打扫会场、联络传达,如果遇到什么杂事,也去帮帮忙。”

第一次到公社里来作事情,我自是十分卖力,弄了一个煤炉,一整天不住地烧开水,灌满一个又一个热水瓶,往会场上送;上午、下午会一开完,就去扫地;再就是守在会务组,蒋主任指到哪里,就做到那里。

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找到那些开会的队长,把油印好的空白表格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填写,四天的会开下来,收拢了一大叠,我拿了给郭所长看,他说:“你这个事做得好,省了我们一次下乡了。”

劳模会结束,我回了所里,汇总整理我收回的表格,郭所长新的安排又来了:“公社接着又要开一个小队会计会,蒋主任说,你在开劳模会时候,做事勤快,这回他是点名要你去,蒋主任他是看上你了。你这些表格,开完会回来再做吧。”

我收拾好手中的表格,上街,到了公社,蒋主任说:“这次会,你去管伙食帐,另外,你是食品所的,还负责去你们所里把肉买来,我跟郭所长讲好了的。”

升职了,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做事了。第一天,在这办公室里报到登记、收款立账;第二天,到大溪木食品所弄猪肉;第三天,办公室算账;第四天,上午,到粮管所、食品所付买米、买肉的钱,早饭后会议结束,下午,与公社食堂的总务结账。

公社的公差干完,回食品所,接着整理刻印我的表格,两天后,表格交给了郭所长,就去抬石头,准备起屋的石料了。

郭所长说的“蒋主任他是看上你了”还真是不假。半年后、也就是那个11月的公社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之后的11月25日,早上派工,郭所长对我说:“今天,我带你到大石板去收猪,吃了早饭,我们就走。”刚吃完,公社来电话了,郭所长接了电话,说:“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们一起上街,你在公社外边等我。” 郭所长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说:“公社里又有事了,组织秋收大检查,每个单位都要抽人,组成工作队,下生产队去,公社里开始说要我去,可是我怎么走得开?蒋主任就点了你去,你就不去大石板了,这就进去找蒋主任吧。”

我进了公社,找到蒋主任,他正在开着会议,说:“你来了,就是我们工作队的成员了,这就参加我们的会吧,我们这是公社党委扩大会议,让我们工作队员也参加,武装思想,明确公社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我一看,那些开会的人,都是公社、大队的书记、干部,社直单位的领导,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了!我这个零工,混在他们中间,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不好意思了,我赶紧掏出笔记本,详细地记录这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分组,我被分到了一大队工作组。

第二天,就到一大队去,在那里,又一人一队地分下去。我去的是第四小队。

这样,我就作了公社派往这个小队的驻队干部了,按照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教的做法,召开小队干部和党员会,首先,照着笔记本上记录的,一条一条地传达那会议的精神;接着,做出公社干部的口吻,说道:“公社党委派我到队里来,是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二是抓紧完成粮食秋收的扫尾工作:三是开展冬播洋芋打会战。我是第一次到队里,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胜利完成公社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做这公社干部的工作,那一种翻身农奴的感觉,再一次浮上我的心头,这领导贫下中农的滋味,我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尝尝了。

当然 我也知道,我这驻队干部,是临时的、客串的,甚至可以说是冒牌的,不能得意忘形地摆公社干部的谱,那“揭批四人帮”的事,在小队里不大好落实,就老老实实地作一点实事吧。好在我对生产队的劳动,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了。我知道,小队里的事,还得靠着队长,我事事都和队长商量,指挥社员们“秋收扫尾”,搬包谷、砍梗子、扯黄豆、挖当归,打早工、晚收工,抢进度、抢时间,社员们说:“孙同志搞生产,处处带头,不怕苦啊。”

三天后,秋收扫尾搞完了,下一步就是要种洋芋了,这时候,公社里又派来了一个人,跟我说:“蒋主任要我来接替你,叫你回公社,另外给你派事。”

我回到公社,蒋主任说:

“公社里马上就要搞征兵了,我来管后勤,我看你前两次管开水、管算账,搞得很好啊,我就跟刘书记讲了,把你抽到我的这个后勤组来。这一回,你给我专门负责管火,管我们的体检站的所有的火炉子。新兵下个星期进站体检,我们这高山的冬季,天寒地冻,这火是一刻也离不得的。征兵是政治任务,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你要给我干好了。你先去把炭弄回来,去二大队和健康大队搞白炭、刀背垭买煤炭,下去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是公社党委交派的政治任务。”

我先后到那两个大队,找到大队书记,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公社征兵,蒋主任说,要你们大队送500斤白炭去。”那两位大队书记都是连声答应:“好,好,我这就安排人送。”两天时间,买来了1000斤白炭。

第三天,我在公社的拖拉机站,要了一辆拖拉机,到了刀背垭的公社煤厂,对那厂长也是一样的说话:“公社征兵,要烤火,要两车最好的煤炭。”那厂长也是赶紧照办。坐在那装炭回花坪的拖拉机上,我心中感叹:“这么拿着这上方宝剑,给公社办事,一路顺风顺水,没有什么困难,也容易啊。”

新兵体检开始了,我就是炉火管理员了。体检站有十几间房间,每一间房里一个煤炉,一个火盆,头一天,我把这十几个煤炉都发燃起来,以后,就是每隔两个钟头,按时去添加煤炭、扫除煤灰,这工作也不算劳累,只不过,半夜时候,要起来去加一次,是要牢记在心,万万疏忽耽误不得的。蒋主任表扬道:“天天半夜起来加火,辛苦你了。”再就是早上,天没有亮就要起来,先发燃一大盆白炭,然后分到每一间房里的火盆里,以后也是两个小时加一次白炭。

三天的征兵体检结束,我准备回食品所了,蒋主任说:“你会写,索性还调用你两天,明天公社搞市场大检查,你去参加,然后写一个怎样搞好市场管理的总结材料。”

在公社里做这些工作,是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最光彩的日子了,爸爸看了,也高兴,说:“我听公社的领导讲了,你做事有能力啊,也算是给我争气了。”食品所的零工伙伴也说:“你都快成脱产的公社干部了。”我说:“说哪里话呢,一走进这大溪木的大门,还是一个杀猪的零工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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