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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四)

第三章 起伏后塘(二)

三、两班一会

这小队的贫下中农,实在是把我作为了自己人了。

4月26日,刘队长来对我说:“公社里要办一个赤脚医生保健员的培训班,这学医,要有文化,我们队委会商量了,你去正合适。”

这培训班办在公社的卫生院。学员28人,来自各小队。

头三天,听卫生院的医生讲课,三个医生,一人一个专题、讲一天,分别是:中草药的种类;药物学基本知识;农村常见病的中草药防治。我听这课,那真是专心认真,记录了一大叠笔记。几年没有这么学习了,新鲜呀,就聚精会神了。

第四天,大队和公社的书记来视察,都讲了话,那讲话,都很有时代的特色。

大队书记说:

要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学医不容易,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生产队信任,要大家来学习,我们要端正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要为贫下中农服务。

公社书记说:

这次培训保健员,是党和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工作的重视,我们公社下了一个决心,抽调大家来学习,要搞出一点名堂来,要做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乡,要巩固合作医疗。中草药、赤脚医生为什么不能治病?打个比方,草药是工农分子,碧血莲就是一个王牌药。西药是知识分子,有些人算什么知识分子!紧跟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都是后塘医院的一个新兵,打仗要讲技术,对疾病要像对帝修反一样消灭它!我们要虚心学习,学会治头痛、肚子痛,学会烧灯火,要把合作医疗搞起来,就是要一根针、一把草,土法上马,白手起家,要批林批孔,要反对迷信,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为贫下中农治病,合作医疗就巩固了。希望我们来学习的28个人都作了医生,国家差的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还有,要分组去山里头采药,带绳子,一人一根。

公社书记就是周德富,他特别关注地查看了我的学习笔记,表扬我说:“记了这么多,比别的几个人记得都多。”

接下来的三天,就按照周书记的指示,去采药了。培训班28人,分成5个组,各奔一方。我们那个小组,一天到了邻近的东湖公社的罗三湾一个叫“黑窝坑”的地点,那儿的地势宛如一口大锅,方圆数亩,越到锅底,树木花草越茂密,林下生长着多种多样的中草药,在这,我看到了“七叶一枝花”,一支独茎,在大约一尺高处,横向生出七、八片长卵圆形状的叶片,组成一个直径近一尺的圆周,像是一个七、八片轮辐的小车轮,在这车轮的中心,又向上生出一条长四、五寸的粉红色花茎,顶上开出一朵红艳艳的花来,那真是形如其名,独特的美丽,印象特深。它的根,称作“海螺七”,形象也真如一颗海螺,据说,去毒的功效极佳,是治疗毒蛇咬伤的主药。

最后三天,在卫生院里整理加工这些采来的中草药。

10天的培训结束,学员们各归各队,似乎并没有去从事医疗保健的工作,只有两个,是在那公社卫生院作成了医生,周书记那“28个医生”的希望,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了。

我回了小队,春播的包谷已经出苗,这就开始薅草了。

薅了两个月的草,又一个培训班的差事,派到了我的头上。7月初,刘队长说:“你上回在公社学习,都说你学得好,这会,区里又要下面派人去学习,一个大队一个人,大队就选上了你,大队和公社,很相信你啊,还是你们有文化的人好啊。”

7月11日,上午,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会议礼堂。

区里的宣传委员张贤臣,在台上开讲:

“我们这次的培训,叫做‘理论辅导员和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时间计划搞6天,区委重视,各公社党委也重视,我们要培养我们区的理论和通讯队伍。学习理论和通讯报道,这两项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在座的学员们,都肩负着把我们区的这两项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的重任。

今天上午,我们先学习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1974年第六期上的,标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一篇是197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标题是《在斗争中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接着,张委员就宣读这两篇文章了,台下,百余名学员端坐,洗耳恭听。

读完这两篇,张委员宣布:“下面,请谭老师为我们上辅导课。”

谭老师上台,先自我介绍:

“我叫谭文溪,是二中的政治老师,这次,受区委选派,在地区党校的理论培训班,学习了20天,回来后,按照区委的安排,在这里发个言,上辅导课,讲一讲我学习的体会,和大家一起,共同提高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准备讲四个专题……”

他这四个专题,一连讲了三天。

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四年的我,在这区委礼堂,听到这上层传来的政治信息,如聆天音,记录了很详细的笔记。

这四讲的题目是:

1、批林批孔斗争的意义和中央十号文件;
2、毛主席的三篇光辉文章:《巡视南方谈话纪要》、《我的一点意见》、《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3、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学习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体会;
4、鲁迅批孔语录选讲;

其中的观点与说法,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烙印,举几例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的一大罪行,就是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

“鲁迅的后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读来,就有一些不识政治为何物、方知世间多沧桑、忍俊不住的感叹了。

第四天,众学员作作业,写学习心得体会或者通讯报道稿件。

第五天,区里的一位宣传干事,传达县“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

第六天的上午,区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作总结报告,说:

“在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下,我区举办了这个学习班,办得很好,参加的145位同志,认真地听课、学习、讨论、写心得和稿件,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理论水平、思想境界、写作能力也进一步提高,锻炼扩大了我区的理论、通讯队伍。我们相信,大家回去以后,一定会深入开展理论和通讯工作,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我区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这副主任的期望,我自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一回到生产队,投入劳动,就和那“理论通讯”、“运动”什么的,隔着十万八千里了。毕竟,我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力,并不属于那个“队伍”,做事,是受队长主宰的。

8月的一天,刘队长就找着我了,说:“你去给我们队出两个月公差吧。”我说:“什么公差啊?”队长道:“我们公社在黄木垭的花天河的坡上办了一个林药场,就是栽树、种牡丹、加工丹皮,劳力是从各个小队里抽的,我们队里出的这个,他的女人就要生了,他要回来招呼月母子,我们队里一时找不到人,我看你一个人,进进出出没有什么牵挂的,你去给他打两个月的替吧。”

自从到了这队里,队长的安排,我都是没有二话的,要表现好,听话是第一位,我说:“那好吧,明天我就去。”

青山连绵,盛夏的阳光,照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我背着一床被子,走了二十多里,到了药材场。

第二天,清早就出工。

那姓张的场长派工:“今天,该谁去挑水了?”

我在旁边听了,心想:“这挑,算是我的长项。”就自告奋勇道:“我去挑水。”

张场长说:“你挑得起吗?一天要挑十担呢。你耐得活、完得成啊?”

我一想:“一天十担,容易啊。”一迭连声地保证:“耐得活,完得成,完得成!”

我挑上水桶,问炊事员:“水井在哪里?”

炊事员指点说:“你顺着这条横路,一直走,没有岔路的,一直走,就可以看到路上边的水井了。”

我就顺着这条半坡上的横路走过去,看见山脚下,一条玉带般的碧水,缓缓而流,昨天,我听场里的人说了,这就是花天河,它是野三河流经这后塘的一段,对岸属巴东县的地面了,下到河边,还有十里。

这半坡横路的两边,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灌木,一片翠绿。这一路走过去,走过去,真是没有岔路,也没有人家,终于看到,那路的上边,有一方青石板围成的水井了,挑上水,往回走,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回,挑回厨房,一看钟,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这样算起来,那水井至少在三里路开外了。怪不得张场长说一天十担水,还怀疑我耐不活;怪不得这一路过去,一坡没有人家。真是水在山下流,吃水贵如油啊!

咬牙坚持,挑够十担水,就是傍晚了,我那双肩的皮肤,一片通红,看来,这挑的磨砺比背的压力更加难受了,背的压力还有脊梁分担,而挑的负担全部压在肩上的那一小块皮肤上,物理学上说,接触面积小,压强就大,而且,换肩之际,肩上的皮肤与衣服之间,还会有摩擦,加剧痛感,我就理解了,山里人为什么会选择背而放弃挑了。

张场长看了看我的肩膀,点点头,说:“你这知识青年,还吃得了苦。”听到这一句,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的磨练,总算得了一句好评了。

场长的好评来了,跟着,就有了好处了。过了几天,场长对我说:“公社通知我到区里去开个林业会,这开会的事,烦人,我哪里记得那么多?你去替我开,你文化高,把上面说的都记下来,回来给我讲。明天,你到公社,跟周书记讲,就说是我派你去的。”

这真是莫大的信任呀!我受宠若惊、满口应承。

到了公社,找着周书记,说:“张场长叫我替他去区里开这次的会议。”周书记笑了:“难得张场长这么相信你呀,你在下面,干得还真不错,这是好事,我准了,你去吧。”又接着道:“还有一件大事,区里通知了,这个月就考学了,招工农兵学员,你到侯书记手里去把名报了吧,你爸爸托付我的事,我记着的。”

出来,我找着侯书记,报了名,就上花坪区里去报到开会。那管报到的,是张委员,上次培训班的时候,认识我了,说:“是你呀,这是大队干部的会呢。”我说:“我们场长叫我来替他的。”张委员也称赞:“那是公社和场里信任你呢。”

这会开了三天,听的是县林业局的主任、区里的书记的讲话,讨论的是区里的林业现状与发展规划,我顶替张场长的名义,享受了一回大队干部的待遇。

第三天的早上,张委员讲下一段的工作,其中,讲到了“招生工作”,说:

“区里很重视,下发了文件,要贯彻毛主席的7.21指示,广泛宣传,招收少数,教育多数。办公室已经通知下面各公社了,搞政审、贫下中农评议、文化考察,今天就要送材料上来,明天考生到区里集中,后天体检。”

我在台下听着,心潮沸腾,还有些得意,我是这花坪区的考生中,最先知道这区里的指示的啊。

张委员讲完,宣布会议结束。

我走出区里的会议礼堂,步行赶回公社。找着了侯书记,公私兼顾,汇报区里对招生工作的指示。

侯书记说:“我们已经接到区里的电话了,今天下午搞考生的材料,我正要派人通知你呢,你这回来得正好。你也会写,就参加我们搞材料吧。”

侯书记信任有加,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制作考生材料班子的写手了,我心中,畅快极了,凭着我自己给自己写出来的材料,侯书记还说了,眼睛近视,不影响考学的,是可以戴眼镜的,我这回考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万万没有想到,还是出了问题。我的命运,就在我不经意的地方,溃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血压,我的血压啊,将我体检淘汰出局!(详见第六章之《血压遗恨》)

那一天是1974年8月24日,血压,将我的大学之梦,推迟了四年!

毁灭性的打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沉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绝对有把握进入大学的时候,体检查出了我的血压,高到了148毫米,它无情地夺去了我那近在咫尺的大学果实,生活给我安排了一条命途多舛的道路,我只有收拾残局,从头再来,再一次咬紧牙关,接受命运的挑战。

无比沮丧地回到小队,回到那花天河的林药场。对张场长汇了报,继续在场劳作。

这场里的活儿,大部分与生产队相同,挖大田、挑稀粪、烧火土,不同的有三项:挑水、育树苗,加工丹皮。前面说了,水井在三里开外,每天要一人去挑水;培育了几大块各类树苗,要追肥除草;加工丹皮,正是这个秋季,挖出牡丹,取其根部,剥下根皮,以火烘干,即成丹皮了。

这么在林药场干满了两个月,刘队长兑现诺言,说:“那家的月母子满月了,该他去了,你就回来吧。”

11月26日,我回到了自己的岩洞屋场,晚秋时节,秋雨渐寒,望着窗外山头,烟云缭绕,想着又将开始的小队劳作,我的心头,充满了迷惘和哀伤,我这一年的努力,已告失败,我的未来,还不见光明,我就写了一首《采桑子》:

“门前山头烟如许,年年秋雨,今又秋雨,凄凉点点到心底。
瞻前顾后愁难收,不是悲秋,也是悲秋,何日回乡可昂头?”

四、冬雪纷纷

生产队的秋收,已经完毕,公社里说,要利用冬季,“农业学大寨”,大搞 “三治”,即“治山、治水、治田”。在文革时期,这“学大寨”、搞 “三治”,一直是主导农村的时代潮流。

我所在的小队,介于低山和二高山之间,在12月份进入冬季,12月12日,下起了第一场雪,飞扬的雪花,不断地飘落,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至少有五寸厚了,屋边的翠竹,已经被压弯了腰,寒风扑面,吹得我的脸颊如同针刺。

在这一片白色的山谷,回旋着大锤撞击钢钎、钢钎撞击石块、石块撞击冻土的声响,夹杂着男女老少的呼应与号子,组成一曲人类以原始的劳动手段与大自然抗争的交响乐。建设“大寨县”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全体劳力,当然包括我在内,加上其他小队抽来的社员,要在我们小队的这一条山槽里,砌起一道道石坎,整出一块块平田,这就是“大寨田”了,宣传口号是:“天大雪,人大干,早日建成大寨县。”我背上背着搁着大石块的脚背篓,脚下在冻土上移动,嘴里呼出一口口白气,眼中看着这雪地造田的劳动场面,心中在为之赞叹和震憟。按照时下的口号,和我在那理论培训班学习受到的教导,我应该歌颂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我应该这样来描绘: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伟大号召下,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风大雪大,贫下中农的干劲更大,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苦干大干才能改变面貌!

我又想起了那些此时坐在办公室的炭火边,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他们一般不会身历其境地加入这风雪中的劳作,他们的任务,是慷慨激昂地号召、声色俱厉地督促、居高临下地指挥着我们的农民,以这种传统的人工劳动,与残酷的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搏斗。这些干部,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着同一个信念:他们也是在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我与一起劳动的农民们议论,他们说:“上面要搞,不搞不行,不搞走不脱。”社员们的信条,就是如此温和而驯良,依靠土地和工分过日子的他们是服从的典范,他们对上面安排的一切,都毫无疑义地照办执行,即使是在这风雪漫天的日子,“上面”要“建设大寨田”,他们就包上头巾,姑娘们还会用上醒目漂亮的花格围巾,穿上胶靴,顶风冒雪,走上工地。我难以判断,这里面有几分是出于与自然奋斗的雄心,又有几分是慑于上面的敦促,也许,更多的是迫于生计利益的考虑?刘队长说:“也不怪上面干部,我们农民个人要吃饭,把田整平了,总是好事。”

就在这风雪漫天的三治工地上,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远方来信,我接过这一封信,信封上的寄发地址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撕开信封,抽出信纸,看后面的署名,是一位今年8月录取进入那大学的知青伙伴。“我无法分担你的痛苦,正如你无法分享我的喜悦一样。”读着这样的句子,我想象着他在桂子山的校园中走向教室的身影,我咬紧了自己的牙关,背起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迈开更加沉重的脚步,踏入漫漫的风雪。

这“三治”就这么在那个冬天,持续进行。眼看就要到过年了,县里提出了一个空前激进的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 就是春节期间不放假了,仍然出工搞三治、学大寨。农村基层顺风而响应,公社里决定,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各小队都来修路,修通公社通往自己小队的公路,一时间,全公社村村开山,队队放炮,端地是掀起了一个修路热潮。

我们小队的贫下中农,以一贯的服从,接受了这个安排,他们也说,修公路,是一件万古千秋的好事。我以一贯的表现,也表示:不回城里过年了,就在队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了。

腊月三十的那天,天气阴沉,山头田中,积雪片片,溯风起处,寒意阵阵,我在修路的工地上,背了一整天的石头。在苍茫的暮色中,刘队长宣布收工,邀请我说:“你到我家去团年吧。”我说:“刘道财老人家早上就跟我说了,要我晚上和他们一起吃。”队长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是只有两个人过年,今年,多了你,还可以热闹些。”

两位老人家,已经是炖熟了猪头、猪蹄,在等着我呢,我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在供销社打来的春节供应物资,就像一家人一样,坐上了桌子。两位老人,频频给我夹起一片片肉块,说:“乡里过年,比不得你们城里。”我给两位老人家倒上酒,祝他们身体康健,对他们的顽强的生存,心里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人生的依恋,支撑着他们,度过这一天天毫无希望的晚年,想到这里,又免不了为他们难过,在他们日趋没落的生活里,这除夕的孤独,似乎更加浓厚,他们的过去,是劳苦地挣扎,他们的未来,只能是孤独地消失,今年,有我在这里陪伴他们过年,明年、后年呢?

吃罢这年饭,在火塘里烤了一会,我走出屋子,推开院门,站在门前的阶梯上,看着这在漆黑的夜空下的除夕的山村。

天际沉沉,山影蒙蒙,一处处山坡上和山谷下的屋场,映射出点点灯光,虽然没有放假,但是,不时响起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叫声,透出这除夕之夜的气氛,还是浓烈的,还有一声声的犬吠,那应该是走亲戚的过路人,惊动了狗的警惕。我想象,在那每一家的火塘里,农民们都在享受着合家团圆的欢乐,也许,他们在聊天;也许,他们在打扑克;也许,他们在逗孩子?

我又想起了城里的家中,忙碌的爸妈,嬉闹的弟妹,这时候,他们也是吃过年饭了,我妈大概是在拍捞糟、炒葵花了,弟妹们是在吃米子糖了,节日的山城,更加是灯火辉煌了。

山村的夜,广大、寂寞,几许个屋场的欢乐与庆祝,湮灭在这辽阔连绵的山影中。对于看惯了除夕之夜的喧闹的我,今夜此地,是显得太冷清、太冷清了。

刘老人家从屋里走出来,说:“不要看了,还是早点睡吧,明天大年初一,你们还要出工去修公路呢。”

“轰轰轰”的爆破声,驱散了空旷的山谷的寂静,宣告了这山村正月新春的到来。刘队长笑着说:“今年正月初一的炮,比往年初一放的鞭子,响亮多了!”此刻,在工地的,都是男劳力,每家留下了女主人,作过年的饭菜,毕竟是正月初一呀。

天空仍然是阴沉的,谷风仍然是凛冽的,下午,天上飘雪了,给这节日的工地,更加增添了一份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时代色彩。此后的几天,就都是这样雪花飘飘、雪中奋战了。

这修公路的工程,我没有参加到底。因为,我又一次,被安排替人去区里开会了。

初六的那天早上,雪后初晴了,我在工地上端着一撮箕土,往洼处倒,大队的一位副书记,走到我面前:“你们队里的会计,他屋里人要生了,不能去区里开会了,我们大队跟公社讲了,让你替他去。”

这替人开会的事,我已经做过一回了,驾轻就熟,上面相信,才叫我去呀!我自是高兴,放下撮箕,就到了公社,刘队长和小队的保管,已经带着铺盖,在那里集合了,刘队长说:“你可以在你爸那里睡,不用带铺睡了。”这就跟着他们,上花坪区里开会去也。

花坪街是高山,这几天下的雪,还积着没有化,漫山皆白。踏着积雪,我们来到了设在建始二中的会场。这二中,是县办的、设在这花坪区的高中。这地方场子广大,学生放假了,用来开大型会议,那是再合适不过。

原来这会叫“花坪区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与会者是全区的所有的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所以又称作“三级干部会”,有好几百人,规模很大的。

第一天早上,是在学校大礼堂,听县委书记张天曙作报告。张书记这两年,就在花坪区蹲点。

他先说背景: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在革命化的春节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接着,讲了三方面的内容:

1、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贯彻执行省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努力实现四届人大所提出的战斗任务;
2、批林批孔、批判资本主义,批得资本主义臭不可闻;
3、发扬革命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书记在台上讲得热情似火,在台下听的人,冻得身上发抖,刘队长道:“唉,这比在工地上修路,冷多了。”

听完了这报告,主持人区委书记刘克华就宣布:以后几天,分公社开会、分大队讨论。队长说:“这就好了,有火烤了。”

这以后的讨论,我没有参加。公社的侯书记说:“你会写,到我们公社的材料班子来帮忙吧。”干部们把行政工作的公文,统称为“材料”,我就去了那班子,写材料,特别是为我们天安大队,写了几个先进人物和小队的模范事迹,那叫我来开会的大队副书记很高兴:“这回把小孙带来,还真是起了大作用了。”

这会开了7天,最后一天的上午,听完区委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就吃饭。然后,和队长们一起,回后塘公社。

从公社踏上回小队的路,只见一条宽阔的公路路基,顺着山边,向前延伸而去,一直通到我们小队的保管室场坝,近两里的路面上,已经铺上了一层碗口石,再铺上一层碎石,就可以通车了。在我们队干部去区里开会的这几天,小队的社员们,已经把这工程完成了。

走上这在“革命化的春节”的日子里诞生的小队公路,我心中的感慨,浓缩成六个字:“我们的农民啊!”

五、弃考从副

1975年3月,暖风拂面,满目青山,桃红李白,麦苗青青,洋芋翠绿,大田中套栽的牡丹,绿叶簇拥,红花绽放,幽静的山谷,多彩的绚丽,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

到这个小队一年了,我望着漫山的春色,思绪起伏,写诗一首:

“东风殷勤催桃开,又见山村迎春来。
花树绚丽异乡愁,际遇坎坷游子哀。
往事错舛空自悔,前路苍茫何可猜?
艰难崎岖期有尽,杜鹃鸣时震心怀。”

小队的生产,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会有大的变化,春播开始,我和去年一样,背牛粪种包谷,挑稀粪淋洋芋,在辛勤的劳作中,期盼着未来的机会。

这机会,似乎是来了。

因为在区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写过“材料”的经历,公社里不时地叫我去作这事。有一回,去写一个大队民兵连的先进事迹,遇见了周书记。他问我:“有个事你去不去?区供销社的郭主任说,要我们公社给他们两个人,到大溪木的加工厂。”我怦然心动:这供销社,是区里最红火的单位,想去的人多了,忙道:“到供销社去工作,那太好了!”周书记转口说:“但是,不是正式工,是亦工亦农,要给小队里交副业款。以后,有了招工指标,可以转正。”我说:“听您的话,您说去,我就去。”周书记说:“那你回去等我的消息。”

但是,这消息迟迟不来,因为,“撤区并社”了,这撤区并社,是为我县建制沿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版《建始县志》47页载:“1975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设猫坪、细沙、封竹、……竹园24个区级公社。”这次撤区并社,撤销了花坪区,它的8个公社,合并为花坪、唐坪、石马3个公社,原来区里的那些单位,也要一分为三,区里和各公社、各单位的人,面临着一场人事大调整,一次重新大洗牌、大震荡,那区供销社要人的事,自然就放下了。

撤区并社以后,后塘并入石马公社,成为石马的一个管理片区,周书记挂了个石马公社副书记的职位,还是主管后塘片区,还是住在原来的社部里。

半年过去了,我在小队里还没有等来周书记的消息,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考学时候了。

7月29日,我在石马公社社部参加了公社召集的知青会议,学习了今年报考大中专学校的文件,开始作报考的准备。这准备的最大忧虑,就是我的血压了。爸爸从花坪来了,带来了降压药,说:“赶紧吃药,把血压降下来。”

就在这时候,周书记的消息来了。

8月2日,我到片区原社部去交报考申请书,遇见了周书记,周书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上回说的到大溪木加工厂的事,有消息了,那里成立了食品所,郭主任当了所长,还是在找我要人,我和大队讲好了,安排你和张演志去。”

这事就有这么巧,周书记的消息,偏偏在这考学之际来了,它要是索性再迟一段时间,等我考过了,如果录取不了,就去食品所,那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两全其美了。

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能不能等考完学再去呢?”

周书记说:“不行啊,郭所长明天就来接人了,你也不能脚踏两只船呀。刚才,我在下边供销社看到你爸爸了,也跟他讲了,你要去考学,我就另外安排人,你要去食品所,就不能去考学,你们要想好了,明天来给我一个回信。”

这天晚上,爸爸来到我的岩洞屋场,父子俩商量,来作这个抉择。

爸爸问:“这几天,你吃药,血压降下来了没有?”

我说:“还是没有。”

爸爸说:“那就麻烦了,搞不好,还是和去年一个结果,还有,今年你们体检是在石马公社,一个认识的医生也没有,难得过关啊,我看,还是到食品所吧。”

我说:“可是,这食品所,不是正式工啊,还是生产队的人,还要给小队里交副业。”

爸爸说:“先做着,以后是有转正的机会的,我们供销社里,就很有几个亦工亦农,搞几年就转正了。”

我还是有些犹豫:“搞财经,不是我的长处,我还是想去读书,将来去作文的方面的事。”

爸爸更担心:“可是,这学校,你不一定能考上啊,周书记也说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你硬要去考,又没有考上,那不是扁担无抓,两头落空?还会刷了周书记的面子。”

这么想过来、想过去,左划算,右划算,还是先捡拿得上手的果子吧,最后终于决定:弃考从副吧。

现在看来,这决定也许是错了。如果我坚持去考,如果在血压那一关想办法混过去了,那我就又是一条人生之路了;即使没有考上,我在这公社,还是有机会的,那位侯书记对我讲过:“国家要的是人才,你有文化,有能力,又做得,又写得,能文能武,将来是有前途的。”又即使这些都没有了,大不了还是在这小队里,总会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还不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那会少走好多的弯路啊!

唉,仔细地检讨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把这脱离农村户口、恢复城镇户口的目标,看得太重了,这一个错误的认识,让我在一年半后,作出了极大悲剧的选择。这个后话,在下一章里再讲。

8月3日中午,我和爸爸到了原社部,对周书记说:“我们听您的,到食品所去,不考学了。”那时,郭所长和张演志已经在社部来了,周书记说:“好,”就吩咐大队书记:“给他们两个开介绍信。”

周书记招待我们吃了饭,郭所长带着我和张演志,加上爸爸,一路步行上花坪而去。

半年之后,我回小队交副业款,顺便去看望周书记,谁知就在那一刻,竟然赶上了给周书记送终。

那一刻,我走进周书记的寝室,就看见他满脸是红的,像是才喝过了酒,在抽屉里翻着,在找什么东西,一边说:“这两天搞三治,腰杆有些疼,找颗跌打丸吃吃。”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了。他翻着翻着,就翻出了一个小纸盒,从里面拿出一颗白腊包皮的小丸子,那丸子下边,垂下一小截细细的白麻绳来,我见识不足,要是知道那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一把上去抢过来,不就没有这场惨事了?心里正在奇怪:“这跌打丸怎么不一样呢?上面怎么还有一截麻绳呢?”周书记已经把这“跌打丸”送进了嘴里,跟着,就是“砰”地一声大响,周书记那高大的身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从嘴里流出一股鲜血来。

这社部的人听到响声,都来了,在门口看着,看那楼板上,已经是一大滩鲜血了,大队书记走进房中,蹲下身子,伸出手指,在周书记的鼻孔下探了探,站起来叹息道:“已经没有气了。”

我脑中灵光闪现,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得赶紧保护现场!我对大队书记说:“赶快给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守着这房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了。”

特派员很快就赶来了,我把那盒还摆在抽屉上的“跌打丸”指给他看,特派员拿起那“跌打丸”,一声惊呼:“天哪,这是一盒赶仗炸野猪的土炸弹啊!”

周书记,在1994年版《建始县志》上,有其小传,那传的最后一句是:“1975年冬,一次在劳累后饮酒,误咬炸药丸致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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