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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三)

第三章 起伏后塘(一)

一、迁转之路

1974年1月,竹园坝学校放了寒假,我回城过春节。

我和爸妈讲:“那个官店,太远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地方吧。”

二弟在旁边补充:“确实是远,去年奶奶害病的时候,电话又打不通,我到他队里去找,到队里又没有公路,那路,把我走得都差点哭了。”我奶奶于去年去世,此前一个月,二弟专程走到过二棚槽。

妈妈发愁:“换到哪儿去呢?城附近,我们只有七里坪那个地方熟悉一点,可是他们又不收。”

二弟出了个主意:“那就到我插队的地方花坪去吧。”

妈妈不满意:“你那里也是老高山。”

爸爸说话了:“花坪区也有低山呀,像后塘公社,那公社的书记,我认识的,还有些交情,我可以去找他想想办法。”

二弟担心:“还有县里的知青办那一关呢?那年,我们弄了许可证,那个王前元也不答应。”

我往好处想:“我听王应强讲过,知青办换人了,卡得没有那么紧了,他可以转到苗坪去,我去转,想来也是可以的。他们一上班,我就去问。”

知青办果然是换了人,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干部,我用了哀兵必胜的说辞,悲切地对她诉说:“我们那个公社,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条狭槽,四面看不到人家,晚上一个人,怕都怕死了……”

那女干部听着,生了恻隐之心:“也是,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有些孤单。”

我趁势而上,提出请求:“那让我转个地方吧,行吗?”

女干部松口了:“那你自己去找落户的生产队吧,你弄来了许可证,我们就盖章。”

我跟着就到花坪,和爸爸说:“知青办答应了,要我们自己弄许可证。”爸爸很有把握:“这事容易,那年我就在王家湾给你弄过一回了。这回,我们去后塘公社。”我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已经有20年时间,其时正作着社队多种经济发展的工作,就是指导生产队种中药材、种白肋烟,常与区里、公社的干部、生产队的社员打交道。“后塘公社的书记周德富,和我很好的,找他弄个许可证,没问题;区里也好说。”

爸爸的把握果然不是假的,他带着我,在后塘公社走了一圈,几天后,一张盖着三枚红章的“许可证”,就拿在我手里了,上面写的话是:“我生产队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插队落户。后塘公社天安大队十一小队(队长刘圣大私章)。同意(大队公章)。经研究,同意(公社公章)。”再到区里,也很顺利,那办公室的人接过爸爸递上来的那张纸,看了一眼,就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盖上了“花坪区革命委员会”的章,一边和爸招呼:“是你的儿子啊,怎么不姓蒋?”爸说:“他跟他妈姓,在官店太远了,所以转到我跟前来。”

怀揣着这“许可证”,我回城走进知青办,说:“区里的许可证,弄来了。”那女干部拿了过去,似乎在称赞我:“你办事的效率高啊,这么十几天时间,就搞好了。”我说:“您答应了,我就得抓紧啊。”

女干部收了那“许可证”,就给我填写迁转公文,盖上“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公章。我万分感激地接过那张白纸,看着那上面写道:“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经研究,同意你区知识青年孙国林,迁转到花坪区后塘公社,请予办理迁转手续。建始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办公室。”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枚鲜红欲滴的公章,几乎是热泪盈眶、潸然泪下了。唉,四年前,要是王前元主任大发一点慈悲,给我盖上这章,那我的知青之路,或者会是另一方天地吧?

紧接着,就是在官店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了,那主任也换了新人,他也有了同情心,说:“我们官店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在竹园坝,也是呆不下去。”就开了一张公文,叫我到派出所去迁户口。拿到了户口迁移证,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回到竹园公社学校,已是3月中旬,杨校长嗔怪我道:“学校开学一个星期了,班上等你去上课呢,你怎么才来呀?”我向他道歉:“真是对不起了,我打算转走了。”就拿出那张户口迁移证,杨校长看了,叹道:“我知道,这地方是留不住你们的。”

杨校长名官田,八年后,我重返竹园坝学校,检查我们师范学校的中师函授学员的学习情况,他升任了公社的文教站站长,他陪着我,把这公社的三个学校都走遍了。

与学校道别,到公社销户,回红星一队,退还保管室的住房,那些锅盆碗盏的家业,自然又是送人了,请了一个贫下中农,背上我的铺盖和木箱,还是沿着那下十五里、上十五里的弯弯山道,离开这竹园公社。到官店街上,买上一张到花坪的汽车票,登上汽车,阵阵惆怅与伤感,浮上我的心头,别了,官店,可是,这,并不是我原来理想的离开方式啊。

在花坪街下车,住进爸爸的宿舍。宿舍在供销社的三楼,那个时代,供销社是区里的掌管商品物资流通的最红火的单位,这栋三层楼是当时花坪最先进的建筑。睡在爸爸的床上,家的温暖,弥漫在我的心头,这,就是转到花坪的第一件好处了:上区里的街,再不用为晚上住宿的事发愁了!前几年在竹园坝的时候,一上官店的街,就得想,晚上住哪儿呢?找不着宿处,就得花钱去住旅社。

1973年3月22日早上,我在这爸爸的宿舍里的床上醒来,爸爸说:“机会好啊,今天,我们供销社的马车,要往后塘公社的分店去送货,你正好搭这马车了。”我把自己的铺盖、木箱搬上这马车,坐上去,前往后塘。

赶马车的师傅扬起鞭子,马儿喷起了响鼻,蹄声得得,马车驶出花坪街镇,在山中的乡间公路上缓缓向前。

春天已经染绿了这苍茫的群山,田间的一行行洋芋已经出土,碧色的幼苗,连成一条条绿线,不时可以看见路边的洋芋田里背送牛粪、播种包谷的人们。还可以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牡丹,其时,花坪把牡丹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它的根皮是一种中药,叫做“丹皮”,队队都种牡丹,春天的大田里,也是一片万紫千红。这山里的春天,看着很是赏心悦目呢。

马车一路下行,中午时分,后塘供销社分店到了,这里距花坪二十里路,海拔底一些,气候温和多了。那分店的人,都是爸爸的老同事了,上次我和爸爸来弄许可证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他们热情地招待我吃了午饭。我就到公社社部去报到。

社部就在供销社分店的对面的坡上,登上几十级台阶,就到了。很恰巧的,公社里正在开全体知青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公社的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大家喊他“侯书记”,侯书记说:“正好,就参加开会吧。”

这会开完,侯书记说:“十一队就挨着公社的,里把路,不远,我送你到队里去吧。”我自然是欣喜不已,有公社的副书记陪着,多大的面子呀!在官店竹园公社的四年,公社的书记们和我,从没有对面说过话的。在路上,侯书记又说:“你的事情,你爸爸都给我讲了,周书记也和我说了,你在队里,要好好干,要贫下中农说你一个好字,在我们公社,你是有前途的。”听着这推心置腹的教诲,我的心头,一阵发热,赶紧表示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说话间,就到了小队,找到了那队长刘圣大。刘队长正带着队里的劳力,在自家的屋场上,往田里背粪,见侯书记来了,放下背篓,请侯书记到家去坐。

侯书记说:“小孙今天来了,我把他送到你们队里来。”

刘队长40多岁的样子,说:“这事,上回周书记和蒋同志来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们也安排好了。”

侯书记问:“怎么安排的?住房在哪里?”

刘队长答:“在岩洞边的刘道财屋里,他只有老两口子了,是我们队里的五保户,有空屋,我们说安排一个知识青年,他答应了。”

侯书记笑道:“他是你们的五保,不答应也不行呀。”

刘队长也笑:“他的房屋空着也是空着,我们给他安排一个人去住,他们还热闹一些呢。”

刘队长目光转向我,见我两手空空,就问:“你的铺盖呢?”

我说:“还放在后塘的供销社里。”

刘队长喊过来一个正在背粪的青年人:“子贵,你去供销社,把知识青年的铺盖背到刘道财的岩洞屋场去。”

侯书记见了,说:“你们有安排,我就放心了,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这就回去了。”

刘队长说:“侯书记放心吧,这小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

刘队长送走了侯书记,转身对我说:“你就带子贵去背你的铺盖吧。今天晚上安顿好,好好休息,明天出工。”

我领着这位子贵,去供销社,背我的铺盖、木箱,黄昏时分,到了那刘道财屋里。放下铺盖,那子贵说:“我得过去了,那边还要评工分呢。”我说:“真是谢谢你了。”

刘道财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热情地在火塘里烧水、泡茶,说:“生产队说要在我屋里安排住一个知识青年,说是蒋同志的儿子,这是瞧得起我们两个老家伙呀!我已经把我那厢房收拾好了,就等你来了。”

喝过茶,两位老人家带我去房间,一进去,就给了我一个惊喜:“这屋里还有电灯啊?”刘道财老人说:“是呀,花天河五级电站的电线从我们后塘过身,我们这一方都安了电灯。”

屋子里,楼板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置了两条高板凳、两块杉木的铺板,还有一张旧抽屉,两把椅子。

我连连感谢:“真是麻烦您们两位老人家了。”

老人家说:“我们既然是答了白,就要尽力把事情办好啊。你走了一天,也累了,就开铺早点歇息吧。”

我摆好板凳,放好铺板,打开我的铺盖,铺好床,躺了上去,我的第四个小队的第一个山村之夜开始了。

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朦朦胧胧的山影轮廓、星星点点的农户灯光,不时,传来一声犬吠,打破这夜空的寂静。走进这新的小队,我明显地感到了一种受人庇护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在这一方20年工作的余荫,比起那个人地两疏、无人关注的竹园坝,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青春是短暂的,在那竹园坝的深山里,我已经虚掷了四年的时光,我不能丧失信心和希望,这后塘的春天的气息显示出蓬勃的生机,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再次奋斗的机会与环境,侯书记说,要贫下中农说一个好字,明天,我将为这一个好字而投入劳作。我已经走过了三个生产队,做到这一点,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了。

二、春播时节

早上起来,我走出这睡房,外边的房间是地坪,昨晚,刘老人家说过,这房间里可以作厨房,队长说了,哪天下雨,不出工了,就来给你打灶。这就是厢房的两间房屋了。

走出这厢房的大门,是一块青石板铺成的方形场坝,长宽大约十米的样子,这场坝的左边,是两位老人住的正房,右边是围墙,大门就开在这围墙与厢房相接的边角,对面靠山,也堆砌着一堵石墙,好像把这场坝围成了一个大天井一般的院子。

最与众不同的,是对面那墙的中间,有一个像是大门的开口,后面,竟是一个岩洞。怪不得昨天队长说这里是“岩洞屋场”了。我从中间的开口里走进去,这岩洞顶部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很是宽敞,中间放置着一口大青石板水缸,已经有满满的一缸清水了,一条断断续续的水线,从顶板上滴下来,落进水缸,像是一颗颗珍珠,溅入水面,发出叮咚的乐声。

刘老人家也起来了,站在院子的场坝上,我出了岩洞,欢呼道:“我们还是吃的自来水啊!”             

老人家说:“这水,下雨了才有,天气晴了,还是要到坎下的水井去挑水的。”

我又好奇地问:“这洞,里面还有多深啊?”

老人家说:“深得很呢,以前,有人在里头熬过硝。”

我后来曾经带着手电筒,往洞里面走了百来米,因为没有同伴,不敢再往里走了。为这,我一直有些后悔,在这洞边住了一年多,为什么就没有把这洞探索到底呢?

老人家说到了吃饭的事:“队长说了,下雨天才来给你打灶,这几天,你就跟着我们吃吧。”

我说:“那就给您们添麻烦了,我这带来了几斤米,您们先弄着吧。”

吃过了早饭,我出工了。

正是春播包谷的时节,传统的耕作方式,大致是五个操作环节,背粪到田、打窝子、上基肥、丢种子、掩土,后四种事,分配给妇女及老年劳力去作,青壮年男劳力、也有个别体力特壮的女劳力,去背粪,在田块邻近的屋场上,把牛圈里的牛粪,背到田里。

我加入了背粪的劳力中。

这背粪的农具,脚背篓,爸爸在供销社生资门市部给我新卖的;大央筐,刘队长给我送的;打杵子,向刘道财老人家借用的。此外,还有两件自制“装备”。

在竹园坝的时候,为了这背粪,我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这两样东西。一是“挡粪帽”,我在一顶黄色军帽的后沿边,又接着缝上一尺多长的一块布,戴起来,就如同电影里日本皇军的军帽了,那一尺多长的布,遮住了颈项,直垂到了背部,这样,央筐里的粪,撒下来就不会落到颈项上了;二是“棉垫背”,是一件旧棉袄,剪掉两只袖子,就是穿了一件厚马甲,垫在背上和肩上,有缓冲肩、背上压力的效用。这两件东西,我知道,在生产队,还是要用的,就从竹园坝带过来了,这一出工,就派上了用场。

那昨天给我背过铺盖的子贵,大约是因为和我已经认识了的缘故,见了我这戴着“皇军帽”的样子,笑了起来:“哈哈,你们看哪,鬼子进村了!”

我顺着他的话头,横起手中的打杵,作了一个端枪的姿势:“八格牙路,什么的干活?”

那子贵真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对《地道战》的剧情很熟悉,竟然顺溜地接上了我的台词:“良民的干活,背粪的干活。”

旁边的社员们,都哈哈地笑起来。

与这个队里的社员的第一次会面,弄成这么一个活报剧,算是我融入这个小队的一个良好开端了。

一个社员往我的央筐里倒了几撮箕牛粪,看看有了大半筐,就说:“好了,你背走吧。”

我说:“还上两撮箕,他们上多少,我也上多少。”

那社员道:“你背得起呀?”

我说:“我在官店的生产队里,搞了三年呢,这背的活路,我耐得活。”

我就这么一筐接一筐地背下去,刘队长看了,说:“像是个搞了几年生产的。”收工评工分的时候,队长说:“小孙背得,照筐数,一筐一分。”那一天,我得了40多分。

在这春播的日子里,我都在背这个牛粪,也有时是挑稀粪。歇稍时候,和社员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见人便笑,有问必答,一天天地熟识了全队的男女劳力,劳累极了,就找个长板凳躺着、或是靠着牛圈边的用来垫圈的包谷杆捆子,打个盹。

社员们见了我这个样子,都一致评价说:“这个知识青年,放得下架子,吃得苦。”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

社员们告诉我:这小队的地名叫做“消水洞”,在保管室的山脚,有一个天坑,下雨的时候,周边的水都往这流,多大的水也消得下去。

有一天下雨了,刘队长来给我打好了灶,爸爸掏腰包,我又一次购置锅盆碗盏、薅挖二锄,第三回安锅弄饭,出工挣分了。

我在爸爸那里,弄了一叠报纸,把我的睡房裱糊了一层,又换了一个60瓦的电灯泡。那屋里便显得亮堂多了。夜来了,我在这屋里,听着窗外的春雨,淅淅地滴落,看着这新的小队,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就写了一首《清平乐》。

“雾缭烟绕,春雨落多少?下乡四载志未老,移向此边犹好。
去岁望路迢迢,今日看雨潇潇,且把雨霖铃曲,换个清平乐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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