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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二)

第二章 蹉跎官店(二)

三、狭槽孤灯

独立的知青生涯,就此开始,青春的岁月,化为点点的汗水,洒向这个深山小队的每一块田地中。

这个小队,坐落在成“y”字母形状的三条山谷中,下从王家坪开始,上边两条山谷,接到了恩施的地界,从下到上,七、八里路是有的,有三十几户,一百多人,真正的山大人稀。我们的保管室的位置,就在字母中心的交点处,又有个小地名,叫二棚槽,队长说,以前,这槽里没有房屋,只有两个茅草棚,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到官店40余里,不通公路,与建始距离150余公里,在建始下乡知青的离城距离中,可以算得居第一位了,我想起唐显德主任去年的预言:“只怕还要远些。”唉,这一远,就远到了顶了。

我们两个知青的新居,占了这保管室的四分之一,用杉木板壁格成两间,各有十多个平方米的面积吧。里间作卧室,铺了地板,打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柜,一张小方桌,外间是厨房,打了土灶,挖了火塘,板壁上作了个小碗柜,满屋里散发着新木材的清香。那工作效率高的保管,已经把锅盆碗盏、水桶水瓢、火钳锅铲、斧头砍刀、脚背篓、大央筐、煤油灯、热水瓶,一应炊具农具用具,购置回来,说:“两百块用完了,还有大背篓,没有钱去买了。”“脚背篓”,是用来背重物的背篓,里外都是厚竹篾的骨架;那“大央筐”,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农具,竹篾编织的大圆筐,容量大到可以装 一、两百斤洋芋,底部呈半球形,和一口锅相似,故此,可以很稳定地搁置在脚背篓上;那铁锅很大,有两尺多的直径,我说:“我们两个人弄饭,哪要这么大的锅啊?”那保管说:“你们以后还要喂猪啊,所以,我就给你们买了这一口大号的。”我听了此话,心头一阵阵发沭,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作知青,还要喂猪的,我这自己的人都还不知道怎么喂呢。

接着,我就知道了,这“喂自己的人”的事儿,也是相当的麻烦。

站在我们这保管室的新居的门口,四周看不到别的房屋,离这里最近的屋场,有百多米,住着冯组长和他的弟弟两家。

这冯家屋场,在此后一年多的日子里,是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屋场了,平均两、三天要去一次,因为我们要到这个屋场去,借用石磨,大磨推包谷,小磨推合渣,我们要做饭吃呢。

这做饭,从清早起床以后,就得开始。我和刘光南两个,一个端着昨晚泡胀了的黄豆,一个拎着瓷盆,到冯家屋场去,借小磨推合渣,有时是大冯家,有时是小冯家,包谷是四五天推一次。

合渣推好了,又端着回来,一个到溪边去挑水,一个在灶上生火,蒸包谷面饭、煮合渣、再炒一个洋芋片,就吃饭了。有时候,贫下中农也会给我们送一把白菜、四季豆等等的菜蔬。

这包谷面饭,开始吃的时候,有一些难以下咽,但是,俗语说的好:“吃不得是没饿得的,做不得是没穷得的。”饿上了几天,又赶上整日的劳作,那胃口也就降低了要求,不再那么挑剔了,后来,浇上合渣汁,也不细嚼,呼噜噜吞下喉咙而去,再到后来,就觉得这包谷的气味是清香的了,就是完全适应了。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一了。

吃过饭,就到了出工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挖洋芋。这工,要做到天黑时候,中间可以歇上一小段时间,称为“歇稍”,时间长短,依队长的感觉而定。

走着夜路,回到保管室,点燃煤油灯,生火,热早上弄的剩饭,吃罢,泡上明天的黄豆,赶紧睡觉。睡在生产队为我们打造的新木床上,各自盖着我们从城里家中带来的被子。这刘光南,读高中低我一个年级,同学不同窗,现在和我一个生产队,同床不共枕,也算是别有一番缘分和情谊了。

那冯家屋场的冯组长的弟弟,叫冯治玉,我们叫他“冯二哥”,个子比他哥高,和队长差不多,他有5个儿女,妻子不大强壮,时人称作“家大口阔”,因此家境困难,年年都是缺粮户,他的大儿子12岁,读了三年小学,“读不起了,回来挣工分吧。”冯二哥说,就在队里出工了,一天5个工分。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大名,叫冯其眉,小名喊作“眉儿”,更加像是小姑娘了。人虽小,心眼却不小,我们在他家推磨的时候,他那一张小嘴,不停地跟我们讲话,传递这队里的古今信息,叙述那各户的家长里短,如,这队是两个队合起来的,上下有些不和气呀;保管的儿子有点傻呀;其中,最叫我们瞠目结舌的,是关于阳队长招女婿的传说了。

眉儿说:

“那个春枝,不是阳队长亲生的,是从他哥哥家过继过来的,是要招女婿上门的,他在公社听说要来知青,就争着要,其实队里的人都不知道,队里也没有作准备,所以,你们来了以后,才赶着给你们在保管室装房子,他就是想在你们当中招一个上门……”

我们这些知青,从来就没有在乡下长久干下去的打算,嘴里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那都是说着给上边听的,是哄人的弥天大谎,都是想的早日“抽”出去,回到城市,更别说在乡下成家了,在队长家的那些日子里,春枝姑娘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也欣赏她那山村少女的清丽,却没有丝毫的非礼非分之想呀!

冯二哥也在旁边证实:“那阳西丰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月,看你们没有一点意思,才放你们到保管室来的。”

这冯二哥父子的话,似真似假,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就不敢随便到队长家去了。20余年后,听到那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知青歌曲,我就不免想起这春枝姑娘来。

队里在保管室的附近,给我们指了一块自留地,要我们种菜;又指了一片自留山,说可以到里边去砍柴,那里面真是茂密,我们砍倒一棵树,弄回来可以烧好几天,贫下中农教我们:“青树最肯燃,九把葫最经烧,桦果树最好劈,杉树、松树不能砍……”

我们牢记着“好好表现”的下乡初衷,努力地去适应、去接受劳动的锤炼,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们早起晚归,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薅挖背挑,我们勤扒苦做,竭力争取贫下中农的好评。到得我们在薅草的行列里,终于可以和队里的男女劳力齐头并进的时候;到得我们也背着两包共100斤碳酸氢铵化肥,随着队长们的队伍,走在那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路上,拄上打杵子,擦一把额头的热汗,呼出一口胸中的长气的时候【这“打杵子”,是我们山民背负重物时必不可缺的特型农具,是一个拿在手里的木质支架,在树林里,挑选枝丫粗壮、并且与树干垂直的树段制成,也有木工拼接的,但是,不如天然生成的结实,形如“丁”字,那一竖,本是树枝,长度就是人的腿长,用来拄地,那一横原为树干,长一尺有余,用时,背篓底部就撑在这一横上,人的双手伸到臀边,扶住这一横的两端,整个背篓的重量,就落在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着歇息一下。】,队长和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了:“这两个城里知青,吃得苦,也学得快。”评工分的等级升上强劳力的10分了,大队书记来叫我们写入团申请书了,小队派我们去区里的“杂交包谷制种培训班”学习了,队长说:“明年,我们队里搞制种,就靠你们了。”这,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也是我们在这小队政治地位最光彩的时候。

可惜,好景不长啊!

竹园公社红旗大队是高山,这二小队的海拔更高,10月底,就下起了第一场雪,阵阵寒风,呼啸而过,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只半天工夫,二棚槽就成了一片白色世界。在灶屋的火塘里,我们用自留山上砍来的树,烧起了熊熊的柴火,满屋里一片温暖。

当我们在这保管室的火塘边,用柴火抵御自然的寒流的时候,一场我们无法抵御的政治的寒流,从我们的县城,逆袭而来。

雪后初晴,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是区里要我们去开会,有了上次去学习包谷制种的经验,我们想:这回又是去学习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一回“学习”的滋味了。红装素裹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走进了曹委员的办公室。曹委员的脸上,布着一层严霜:“你们到县里来的向书记手里去报到。”

我心中一惊:“那一个向书记?”

曹委员的脸色更加严峻:“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他说在城里就认识你们,这回,来办你们的学习班了。”

又是一回“向氏学习班”!与6月在城里街道的“向氏学习班”的内容是一个口径,而口气更凌厉:“揭发!”“交待!”“不老实,就到县里升级!”

我再一次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我办过报纸,写过传单,没有搞武斗,也不知道别人的什么罪行。”

十天之后,我们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队,就有风言风语在贫下中农之间传说开来,冯二哥给我们透露:“上边说,你们都是跳得高的,是县里叫你们来改造的,以后就莫想回城里去了……”这几个月的滴滴汗水,付之东流,辛勤劳作换得的贫下中农的好评,化为乌有。

“上边”的不信任,在这年年底,达到了极致。

年底的时候,传来了“三三零”即长江葛洲坝大坝工程上马的消息,队里要抽两个劳力去作民工,我和刘光南都觉得,我们在这二棚槽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找一个机会离开,到别处去碰运气吧,很积极主动地跟队长说:“让我们去吧。”阳队长正为派不出人在伤脑筋,队里的人都不愿意出远门呀!听我们一申请,马上就答应了,报告到大队和公社,都批准了。上面说,过了阴历年,正月间在区里集中出发。

我们在队里等到办完年终结算,我这半年挣了2100多工分,队里的分值是一个工分值一分三厘钱,算下来,半年挣了28元多,所分的洋芋要扣除23元,就剩下5元了。算完这工分帐,就是腊月中旬了,我们把保管室的炊具用具农具,都送了人(幸亏不是卖),卷起铺盖,收拾木箱,请了两位贫下中农背着,心里想着,这就离开二棚槽了。

在这寒冬的日子,从竹园公社走到官店,是最能体验山地垂直气候的特色了。

腊月的二棚槽和竹园坝,冰天雪地,漫山皆白,树枝上包裹着一层冰淞,宛如玉树琼枝,踏着雪路,走过公社社部,就开始下坡,就是下向二高山了;山上和脚下的雪,渐渐地减少,走到“乔麻子”,雪就没有了,看来,这“乔麻子”是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点,山路化了冻,变得泥泞,望着对面官店的那一面山坡,一条分明的白线,横亘在那山的峰头之下,这就是“雪线”,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线;走完了泥泞,路变得干燥的时候,就是到了低山了,空气变得温和,路边树林中就有了常绿乔木的青枝绿叶了,到了伍家河边,还可以看到田里青青的麦苗。走过那河上的风雨桥,开始上坡,眼前的景色,从低山到二高山到高山,逆向重演,上到半坡,回望对面竹园那山峰,一条分明的雪线,在“乔麻子”的那个高度,横亘而过,雪线以上,是白雪覆盖与云雾缭绕的世界。

上了官店街,又到了白雪世界,我们找了一个熟人家,寄下铺盖木箱,说好过年后就来取。做好这些,我们就买了客车票,回县城,心里想着,过完年,就直奔三三零去也。

在城里的街上,碰到了熊鼎三,他说,他也报了名去三三零,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那个官店了。”

但是,这想头,很快就破灭了。

那年正月,县里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一直开到小队长那一级,阳队长到城里来了。我妈请他来家,招待吃饭,表示感谢:“我儿子说,队长很是照看他们,还在队长家住了一个月,这回,还让他们到三三零去,真是谢谢队长了!”队长说:“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了。我还正要跟你们说呢,到三三零的事,区里没有批准。”我急了,忙问:“为什么呢?”队长说原因:“听说是区里的一个委员说了,那么重要的国家大工程,让这两个才办了学习班的人去,不放心,他两个在那里搞破坏,怎么办?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区里这么说了,公社大队里已经另外派了人,我看你们还是只有回队里了。”

我们心里,这个冤啊!无可奈何,求队长派了两个劳力,帮我们从官店背了铺盖木箱,再走归队路,重返保管室,收回那送出去的炊具用具农具,开伙做饭过日子,上坡出工挣工分。

过了半年,刘光南的爸妈,也被街道上弄下乡了,在高坪区,他就转到他爸妈一起去了,这二棚槽,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偌大的保管室,白天到也罢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难挨了。那保管室前后左右都望不到人家,白日里茂密青秀的山林,在闪烁的点点星光下,变成了诡异难测的魔影,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暗夜里的峡谷;贫下中农讲过,打这保管室地坪的时候,曾经挖出来一座坟墓,又讲过,门前的溪沟里,有一年发山洪,曾经冲下来一个死人,想起这些,更觉得这狭槽中鬼气森森;保管室里储有粮食,有粮食就有老鼠,那老鼠吱吱的叫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山谷,听到耳中,特别地瘆人。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孤零零地躺在这空旷的大屋里的床上,难以入睡,就点着煤油灯看书,在恐惧中巴望半夜鸡叫,这也是一种迷信的心理在起作用,贫下中农说,鸡是镇邪的呀,鸡鸣以后,才熄灯睡觉,一个月下来,煤油都要燃掉好几斤。

这么坚持了半年,我这脆弱的神经,再也绷不下去了,我到公社去申请,让我换个队吧,我说:“再这么在这二棚槽的保管室住下去,嚇也要嚇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报纸上登出了“9.13事件”,看到这条“林彪反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新闻,我这幼稚的政治头脑,十分地不理解,当年宣传得无比忠诚可靠的“副统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但是,我们这样的小知青,已经不需要、也轮不着、更没有热情,去关心这样的国家大事了。眼下,我最操心的,是得去想办法,怎么才能离开这二棚槽。
 
本节附录:十年后,重访二棚槽日记。

1981年9月16日,晴。
欲寻旧路访遗迹,山水依然,物人已非。那个地方曾经的坎坷与平坦,苦难与趣味,今天,都会变成诗意的怀念和沧桑的感喟。
8点50分,入王家坪。山,还是那样的山,小溪流水,还是那么清亮地涓涓而流,树,不是当年的树了,路,修得宽了,路边,多了几栋新的木架子屋。
沿溪而上,至阳队长家,他极为热情地招待我吃早饭。问候,讲述十年的变迁。
生产队已经没有了,阳队长自然不是队长了,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患上了肝硬化的病症,满脸的病容,他的妻子,老了,瘦了,他的房子,依旧如昔,他的招上门的女婿,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了一个新的木屋架子,“现在还没有木材来装。”他的女儿春枝说,这农家的少妇,那保留着的一丝儿清脆嗓音,显出的一对儿丰满胸脯,还可以看出当年的“队花”的影子,但那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灰尘,蓬乱的头发,干枯的嘴唇,都在述说,劳作的岁月,已经使花儿枯萎。
队长还说:“现在,政策放开了,准许私人种药材卖了,我们这老高山,成了种黄连的好地方,家家户户都有黄连棚,二棚槽成百棚槽了!我和女婿,在对面的半坡上,培植了五架黄连棚,将来,就靠这黄连发财了。”
吃过饭,告辞了队长一家,往上走,去看我的保管室的屋场。
我的屋场,已经消失了。
木架子的房屋已经拆掉,屋基地变成了责任田,也不知道是属于谁家的,眼下种着的是包谷,一人多高,青枝绿叶,扬花挂托,谷风吹来,簌簌作响,绕着这地,转了一圈,依稀回忆,那个位置是仓库,那个位置是堂屋,那个位置是卧室,那个位置是厨房,现在的人,走过这儿,谁会知道,十年前,曾经有两个县城的青年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年多的蹉跎岁月呢?
再上行百米,来到冯家屋场。
冯二哥翻身了,看他家崭新的厢房,就可以知道。
想起当年的一个晚上,在保管室开社员大会,大队的干部来催交“缺粮款”,欠了一屁股债的冯二哥毫不畏缩,理直气壮:“大家都晓得,我家大口阔,我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住的是亮架架,披的是烂巾巾,手上是一分钱也没有,账该起,认该认还,总是要还的,就是现在没有!你说要退屋退财产,我那破疲烂垮的亮架架,破东烂西的旧家业,也抵不了几个钱!我屋里就只有五张嘴,我还是年年的那句老话,老子该账儿子还,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总有一天,是要把你的帐还个一清二楚!”声调铿锵,掷地有声,把个大队书记说的瞪眉瞪眼,无计可施。
我问:“你的帐呢?什么时候还完的?”
他笑:“生产队拆的那年,才全部还完。”
他的两个儿子,长成了强壮的青年,眉儿三年前娶了媳妇,已经生出两个孙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小女儿12岁,已经在料理家务,两个大女儿,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生波,红润的腮边,透出青春的光泽,就像是我刚才在山路边看见的野棉花,开出了红艳娇娜的花朵,在习习谷风中摇曳,给这寂寞幽静的深山,添出一抹悦目的绚丽,野棉花能够年年开放,这些勤劳的农家女儿,青春又能有多久呢?看看春枝,就知道了。
冯二哥说:“如果现在的政策,保持五年,那我们二棚槽,就会变成金盆槽了,那黄连棚就是金盆盆啊,半分田的黄连棚,可以收二十多斤干货,可以卖五百多块。相当于卖五头大肥猪呢!”
我祝福他:“五年以后,你们的麻脑壳,就要用麻口袋来装了。”
晚上,宿于冯其眉的新厢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到二棚槽的第一个夜晚,是睡在阳队长的新厢房。

9月17日,晴。
在林中的鸟鸣声里醒来,吃过了冯二哥的鸡蛋面条,向他一家人告辞,说要回去了。
沿溪而下,清晨的朝雾,弥漫在静静的山谷,我的回忆,也留在这谷中,如烟如雾,在这里,我留下过自己青春的足迹,我知道,山不会记得,我那薅草的锄,树不会记得,我那砍柴的刀,溪不会记得,我那挑水的桶,路不会记得,我那歇肩的杵,但我却记得,那些肩负脚背篓、足踏稻草鞋的汉子,那些头缠白布帕、身着补巴衣的女人,那些像野棉花一样开放的姑娘,他们诞生在这一片寂静的土地上,走着自己生命的历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我曾经在他们之间生活,今天我去看望他们,新的政策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有着他们的苦与乐,我也有我自己的苦与乐,这就是芸芸众生的人生么?
8点27分,走出王家坪。太阳已经从前面的山峰升起,给这山中的谷地,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四、红星大队

也许是我的哀告感动了公社的怜悯,也许是我的威胁唤起了领导的责任,公社准许了我的调队请求,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说:“你想换到哪个队去呢?是我们给你安排,还是你自己去找?”我赶紧说: “不给领导添麻烦了,我已经找好了。”那副主任有些惊讶:“你找好了?是哪个队?”我答:“是红星六队,那队里的杨队长说了,只要公社同意,他们就收。”

那时,公社正在修水电站,每个小队都要抽一个劳力去,贫下中农称为“出公差”,我想,那保管室的夜晚,太难熬了,就去出这份公差吧,就上了这电站工地。虽然劳动的强度大大增加,但是住的是集体大寝室,晚上可以安睡,我就觉得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这工地的大寝室里,早头夜晚,少不得和我旁边的邻舖,说上几句,那邻舖说自己姓杨,叫杨万兴,是红星大队六小队的会计,我说那是低山啊,他说是的,我说,我正宗的爷爷也姓杨呢,他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有空接你去玩吧。有一回工地放了天假,我就跟着他去了。

他家的屋场,在半坡上,构造也是“撮箕口”的吊脚楼。

杨万兴说:“这屋场,是我和我老弟的,一人一半。”

接着就介绍他的弟弟:“这是我老弟,叫杨万国,在当这小队的队长。”

我打趣说:“好啊,你们两兄弟,一个队长,一个会计,这生产队,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了。”

我又称赞:“你们这低山气候好啊,不像我那个二棚槽,这才十月间,就下雪了。”

杨万兴笑道:“你说我们这地方好,就转到我们队里来吧。”

我一听,这正中下怀啊,我不正是为了摆脱那恐怖的夜晚才到电站工地的吗?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肯接纳我,真是要瞌睡了从天上掉下来个枕头,我欣喜之后,有些疑虑:“那当然好了,能行吗?”。

杨万兴又笑:“怎么不行?你不是说,这队里是我们杨家的天下吗?你也算是杨家的人呢。”

他那当队长的弟弟对我这已经改了姓的“杨家人”也很照看,安排得更具体:“我家就三口人,儿子还在读小学,我灶屋里边的住房是空着的,现成的床,你就住那屋,吃饭嘛,就在我家搭伙,不就行了?”。

这下边都说好了,我就到公社去,向管知青的副主任提出了申请,他最后同意了:“既然红星六队答应了,那你就去吧。”

我回来跟阳队长讲:“我一个人不敢在保管室住了,我调了一个队。”阳队长问:“是哪个队?”我说:“是红星六队。” 阳队长也不大好挽留,说:“低山是比我们这老高山好,那你就去吧。”

红星六队的杨队长,帮着我来二棚槽的保管室,背走我的铺盖木箱,我背了那些能带走的农具用具,不能带走的大部分炊具,例如那口大铁锅,就送人了。

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小队。其时是1972年春。

住在杨万国队长家的新生活,就此开始。

我和杨队长一家三口,相处很是融洽,在他家搭伙吃饭,自己不用弄饭了,白天出工,晚上,在厨房的里屋睡觉,终于摆脱了那恐惧的长夜了。

不仅是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还有政治待遇的提高。这杨队长已经把我视为他们“杨家”的自家人了,说道:“以后,上面来招工、考学,这生产队的鉴定,你自己写,我们盖章,这队里,就是我们兄弟说了算。”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在心理上就真有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彻底消失,说话做事,再无顾忌了。

那年冬天的日子,晚上在杨队长的火塘里烤火聊天,天南地北,没遮没拦,杨队长给我讲了许多的带着“黄色”的话题。

杨队长说了一首民谣:

“从上看到下,
上下一般大。
嘴大阴门叉,
腰高是吊胯。”

接着解释:“看女人的脸,就可以推想到她的下边,女人的嘴巴大了,下边的那个的口子就也大,就像大门一样敞开;身腰高了,那口子就朝着地下了,就叫吊胯。这是不好的。”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呀?”

杨队长没法细说了:“这个,这个不好,等你以后结婚了就知道了。”

队长的妻子在旁边也笑:“你好的不说,说这些日古子话,把知识青年都教坏了。”

杨队长说:“我这是在教他怎么去看人呀,他以后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

杨队长继续给我传授这“黄色民谣”:

“红脸水滴滴,
黄脸干叽叽,
三个红脸儿,
比不上一个翻嘴皮。”

队长的妻子对号入座了:“你,你怎么说到我的头上了?”

我看了队长的妻子一眼,当真就是一个红颜厚唇的容貌,也就是时下电视上常说的“性感”美人了。

队长的妻子脸更红了:“不听你的这些丑话了!” 站起身来,进屋去了。

没有了妻子在旁边,队长的“黄色民谣”更直露了,又说了一首“五句子歌”:

“天上下雨地下稀,
姐在房中洗麻屄,
昨天流的是清水,
今早流的像淘米,
都是情哥哥来搞的。”

在那些温暖的冬夜里,杨队长还给我说了许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与性有关的民间谚语,如:“上为嘴巴,下为鸡巴,人一辈子,就为两巴。” “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睡了人的耳软,日了人的浑身软。”
杨队长的这个 “再教育”,真是让我知识大开,有几处不大明白,就问:“怎么水直滴、像淘米呀,又怎么浑身软啊?”

杨队长不再解释了,说:“你结婚了就知道了。”

杨队长的性教育,形式还多样化。

有一回,在田里歇稍的时候,他说:“我说个谜语你猜。”

我说:“我最会猜谜了,城里文化馆过年搞猜灯谜,我年年都去得过奖的。”

杨队长:“我这谜,你一定是猜不着的。你听好了:一头有毛一头光,拿在手里硬挷挷,找个肉洞塞进去,出来头上冒白浆。猜我们人做的一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说:“这好猜呀,是刷牙。”

杨队长哈哈大笑:“没猜着,没猜着。”

我说:“不是刷牙,是什么呢?”

旁边一个贫下中农揭开谜底:“就是和女人干那事儿呀。”

周围的贫下中农,也都哈哈大笑了。

还有一回,队里死了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杨队长白天带着我们去埋了人,晚上回来,和我说:“这人是害色痨死的。”

我问:“什么是色痨呀?”

杨队长说:“就是好色得的痨病呀,他偷了人家的老婆,被那家的男人在床上捉住了,那个男人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提了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淋到他头上,又逼着他,喝了一瓢凉水,他就得了色痨了。”

杨队长这些有关“性”的说法,既无典籍可考,也无事例可证,没有什么科学性的,更没有思想意义,纯粹就是民间流传的“黄色”荤话、少儿不宜。我在这样的“性教育”之下,也难免有一点点意马心猿,我想,如果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竟然接受了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老人家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杨队长的谚语,也不全在性教育方面,我记得他教我看天气的谚语,“先毛不雨,后毛不晴”、“早雨暗砍柴,暗雨打草鞋”,前一句的“毛”是“毛毛雨”,后一句的“暗”是方言词,是“迟”的意思,“鞋”读成方音,是“hai”,和“柴”押韵,很有乡土色彩的。

我思想上没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在行动上表现得更好,那队里的重活、累活,我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一次,分洋芋,队里那个力气最大的青年,姓柳,分了230斤,一背篓背了,队里的青年人都去试,能不能背得起来,在保管室的场坝里,转个两三圈。杨队长对我说:“你也去试试。”我上去了,咬着牙,居然也走了两圈,杨队长褒奖道:“你算是操出来了。”

在杨队长家的这一年,如果不计出工的劳累,那是轻松而有趣的,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不能持续下去,因为,杨队长的妻子怀孕了。

杨队长对我说:“你看,我屋里人怀身大肚的,她自己都要人服侍了,不能给我们弄饭吃了,你不能在我家住了……”

我说:“是呀,那我搬出去吧。”

杨队长说:“可是,我们队里又没有多的空屋。”

我发愁了:“那怎么办呢?”

杨队长说:“我给你想了一个出路……”

我说:“什么出路?”

杨队长说:“我已经跟坡上的一队的李队长讲好了,把你转到他们队里去,他们队新修的保管室大,有空屋。”

我感激杨队长:“你这么为我着想,真是谢谢你了。”

杨队长笑笑:“你是我弄来的,不把你安顿好,我过意不去呀,再说,你还是我们杨家人呢。”

我有点担心“上面”:“那大队和公社会答应吗?”

杨队长倒不在乎:“不要紧,只要我们两个小队的队长讲好了,跟他们说一声就行啦。”

1973年春,我再一次转队,到了红星一队,住进了这队的保管室。

这红星一队,就在六队的上面坡上,海拔高了百来米,再上面就接着高山红旗大队了。

大约那李队长与杨队长关系特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我安排得很是妥贴,把保管室的一厢给了我,又派人打灶,收拾住房,那格局,就与前年我在二棚槽的保管室的住房一样了,最叫我宽慰的是,保管室修在队里的中心地带,周围都有屋场,很热闹的,再也不会晚上害怕了。

刚好那时候,国家关怀知青,给每个知青发了100元生活补助,我就用这100元,再次置办锅盆碗盏,立灶,安家,生火,做饭,出工,收工回来,又作饭,吃饭,日复一日。

初夏日子,我站在保管室的场坝上,望着两面葱茏勃发的青山,望着对面轮廓分明的官店街口的山头,我的思绪,不由得就想起了那把我们赶出来了的家乡小城……

这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喔,是鼎三啊,你不是到三三零去了的吗?”

熊鼎三解释并且安慰我:“去三三零的民工,现在都回来了,你们那年没有去成,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是都要回来的。”

我接着问:“那你今天,到我们这竹园坝来作什么?”

熊鼎三满脸喜色:“我这是拜丈人来了。”

我有点诧异:“你在这一方找了女人?”

熊鼎三点头:“就是你这个红星一队的人,是在三三零认识的。我这就是到她家去的。”

我恍然大悟了:“我也听到队里的人讲,李队长的姑娘,找了一个城里的知青女婿,原来这知青女婿,就是你呀!那就真是扎根农村了。”

熊鼎三还是那句老话:“我本来就是官店人嘛。”

我再一次看见熊鼎三的时候,是在八年之后了。1981年,我去竹园坝学校,看到他在这个学校,他说,儿子都三岁了,他从民办老师,转成了公办,他指着学校附近,百米开外的一栋新建的房屋,说:“那就是我的屋,今年才起的。”【2012年5月,我在城里的船儿岛散步的时候,见到了熊鼎三,他说,他已经退休两年了,现在,在城里买了住房,带着他的竹园坝的妻子,都下城来了。】

我没有话好说了,但是我的想法,和这熊鼎三却是大大的不同,我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回城,不能在乡里弄上一根绳子给自己套着,即使她花容月貌,即使那杨队长的性教育,有时也让我想入非非,不能只顾眼前呀!我们知青的未来,还是要寄托在招工考学上。我下乡马上就满三年了,已经够资格报名了。

1973年8月,我在竹园公社报名,第一次投考“工农兵学员”,接着到官店区“检查身体”,区里的曹委员说:“我们的体检,是陆军标准。”我这高度近视,自然是没有份儿了。(详见第六章之《近视悲情》)

从区里垂头丧气地回来,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看着也可怜,给我安排了又一条路,对我说:“你这三年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学没有考上,就回来教民办吧。”

1973年9月,我来到了公社的小学,作民办老师。还是生产队的人,那红星一队保管室的住屋,还留着让我锁上,按照公社的政策,这一队还得给我记一个劳力的工分。此外,学校每月给8元补助。

这学校,离公社社部不到一里路,学校的主建筑是一栋石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呈长条状,正中间是楼梯,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之间,是小房间,可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这一排教室面前,就是操场,操场两边,又各建有一屋,一为厨房,一为厕所,也像是一个“撮箕口”的布局了。

学校6个年级,一级一班,学生大约200多,老师9名。

学校让我做四年级的班主任。这职务,开始,我作得实在是没有业绩,更坦白地说,是“搞砸了”,以至于期中考试后,学校开了一个全体老师会议,专题讨论,怎么来解决这四年级的问题。我怀着惭愧和内疚的心情,记录了老师们的发言,保存至今。这里抄录几段如下——

梅老师(教务主任):
班上人多,纪律差,出事多,是事实,小孙初次搞这个事,主要是没有经验,值日打钟,把时间都搞迟了;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班上调皮的同学是少数。希望小孙要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教书不育人,不要有畏难情绪,抓两头,整顿一至四个纪律差的,扶持一批表现好的,班上的工作就抓起来了;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去帮助小孙。

唐老师(资深班主任):
大部分学生还是教好了的,是有几个没有抓好,所以班上习气搞坏了。

杨老师(校长):
四年级是一个好搞的班,从劳动那么积极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几个人没有注意。公社党委对小孙是信任的,小孙几年来劳动态度好,文化底子也厚,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又安心一点,还是希望要安下心来,认真其事地把这民办老师的事,当一个牛角去吹,不能走回头路啊!回生产队,是没有出路的。班上要千方百计地想方法调整。

梅老师: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班上摸一个底,好的、差的,心中有数,才能决定下一步。

黄老师(实习老师,后进入县电视台):
小孙老师也是才搞,没有经验,开始没有抓好,学生的脾气就搞油了。

张老师(资深班主任,后调入县实验小学):
任何班上都有几个调皮的,四年级也不例外,为什么当前有一些混乱?以前钟老师搞的时候,身不离教室,才搞好的,现在稍微一松,就混乱了,小孙老师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注意,有一回,嘴里啃着包谷托去上课,还有一回,在教室里说了句脏话,这也给学生不好的影响。

我一边记录,一边在心里暗道侥幸,幸亏我的那班学生,考试的分数还没有太落后。

还有一个原因,同事们没有总结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这个近视眼,有一个戴了眼镜、怕人笑话的心理,学生们的动作,我在讲台上是视而不见的,学生掌握了我的这个软肋,他在教室里还会循规蹈矩?

这次会议后,我知耻而后勇,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呀!我戴上眼镜,走进教室,按照老师们教的那一些办法,厉行“整顿”,两个星期后,学生们规矩了。杨校长表示认可了:“嗯,是在当个牛角吹了。”

这次会议,也使我受益匪浅。过了八年,我正式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那是时常想起和运用这些老师们的经验之谈的。

然而,这个“不安心”的心理,乃是我们下乡知青先天的痼疾,不是一次会议能够根除得了的。此时,三年前来竹园公社的4名知青,刘光南已是去随了父母,一个今年考上了学走了,王应强在10月,转到了县城附近的苗坪,他离开的时候,对我说:“你也转走吧。”我说:“这学校的事,走不开呀,等这学期混出头了,再说吧。”剩下我一个,连个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都回家去了,偌大一个学校,就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空旷的操场上,望着对面山坡顶上依稀可见的官店街口发呆,虽然现在公社里看起来对我似乎还不错,但是,还有区里的那个“陆军标准”啊,唉,咱孙家祖宗早就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是势在必行的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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