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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2、知青(一)

第二章 蹉跎官店(一)

清同治版《建始县志》、《卷一、方舆志》,“山川”篇中记载:“庆云山,在县东北里许,俗名烟墩山。”

1969年1月,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到了朝阳街,作了街道的居民,整日里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春暖花开的时候,和几个高中的同学去登烟墩山,沿着东门坡的山脊,登上烟墩山顶,山下的县城,尽收眼底,望着这故乡的城里,我们的心中,都是一片迷茫的愁绪,我们都要上山下乡了,那张毕业证上的语录,已经写明了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农村去的,就要离开这城里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来呢?

一、逼上远山

我的知青岁月,是从1970年6月30日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我20岁又半岁。

清晨,6点多的时候,在县城的汽车站里,紧锣密鼓,人声喧嚷,把这个小车站,弄得个千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幅“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字横标,点明了这一片热闹场面的主题,相干的人们:下乡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不相干的人们:“欢送”的群众和组织“欢送”的领导,纠集、混杂在这面积大约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停车场上,锣鼓不住地敲击声中,时而混进一声汽车喇叭的尖叫,铁锤一样地砸过我的耳畔,直到心头。

这一次的知青下乡,把县城的初、高中毕业学生一网打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只知道今天早晨,每一辆开往各个区镇的客车里,都载有下乡到那个区的知青。

我把自己的行李:一套铺盖、一只木箱,搬上车顶的行李架,下来走进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到了开车的时候了。7点,在一片惊心的锣鼓声中,客车相继驶出了车站的大门,我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爸爸和妈妈的身影,淹没在一排知青父母的队伍中,他们是不是流泪了,我不能看见,我是近视。

载我的客车驶出了县城,登上城东边山上的玉峰口,我从车窗口里望着山下的哺育我长大的县城,初升的太阳照着它,渐渐地在眼帘里消失,耳边回响起妈妈的饱含希望的叮嘱:“好好表现,过两年,早点抽回来。”“表现”和“抽”是那个时代知青界的特定术语,“表现”是指在农村努力劳动,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抽”是指被招工、录取大学或中专,恢复城镇户口,这两个词语,代表着知青们的全部的生活与追求。我没有预料到,我所向往的“抽回来”,已经是八年之后了。

我们的去向是官店区。在知青们的眼里,那地方,就是远、冷、苦、穷的代名词。它位于县域的南端,距离县城公路135公里,走小路是180市里,此后的日子,我用自己的两足一次次走过,亲身体验过这数据,海拔高达1800米,10月就下雪了,苦、穷更是众所周知。武汉知青说:恩施是湖北的西伯利亚,建始知青说:官店是建始的南伯利亚。

要把县城的县一中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去,这是县“知青办”在一年前就制定了的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随后,县里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开展办理组织县城知青 “上山下乡”的事务,同时兼管接收武汉知青。

1969年2月,我拿着那张高中毕业证,回到户口所在的朝阳街,正式地成为了知青,次月,街道革委会,召开了本街道的初、高中毕业生会议,街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唐显德,在会上宣布知青下乡的政策和去向,说:“老三届高中生,到官店去。”

回到家里,全家商议这个严峻的问题,讨论怎么样避开这个恶劣的方向,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去钻“投亲靠友”这个政策的空子。

爸爸说:“到花坪去吧,我去找一个熟识的生产队。”

爸爸自年轻时候就到花坪区供销合作社去工作,自然是认得几个农民朋友。

妈妈撇了一下嘴:“你那还不是高山?你在高山搞了一辈子,还没有搞够?现在又想把儿子弄去?”

爸爸争辩:“总近了一多半嘛,何况人又还熟。”

妈妈还想找近点的地方:“我那个七里坪的幺爸孙邦顺的女婿郑青山,在茅田区当书记,找他去帮忙吧。” 郑青山是妈妈的堂妹的丈夫,算起来,我要称他为“姨爹”。

妈提到七里坪,奶奶的主意出来了:“兔儿沿山跑,还是归旧窝,我们回七里坪去吧。”奶奶虽然不识字,却很会说几句民间谚语。

爸爸担心:“那当然是好了,可是只怕那里挤不进去。”
  
妈妈幻想:“不至于吧,我们就是那里出来的啊!”
  
奶奶的想法更简单:“就是呀,我们还有土改证呢,上面还是写的他的名字呢,骗人要有个本本,我们有本本,骗也要骗进去!”
  
爸爸还是悲观:“只怕是难得很。”
  
奶奶主张去试试:“作不到官有秀才,讨不到米有口袋,我们去找他们说说看。”

这一次家庭会议,就是我后来8年的乡下历程的征兆了。
  
第二天,妈妈就到那七里坪的老家去说了,下午回来,沮丧地汇报:

“那个队长说,我们这生产队人多田少,不能添人了。”

奶奶还是把那土改证当做一个宝:“那土改证呢,他们也不认了?”

妈妈苦笑:“您就莫提那个土改证了,他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土改证早就作废了!”

奶奶无奈了:“那怎么办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再找郑青山去?”

爸爸也用了一句谚语:“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在花坪去想办法吧。”

一星期后,爸爸拿回来一张“接收证”,上面写道:“经我队队委会、贫下中农协会研究,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

下面的落款是:花坪区西湖公社一大队第九小队。

红彤彤地盖着两枚私章,那是小队队长和贫下中农协会组长的,三枚公章,那是大队、公社和区革命委员会的。

我把这“接收证”给我们街道的唐主任看,请求道:“我下到花坪去吧。”

唐主任一个排球推了过来:“你这事情,我们街道没有权力作主,你找县里的知青办去说。”

我揣着这宝贝“接受证”,前往县知青办。
  
县知青办设在县革委会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里,对这楼房,我是很熟悉的,前一两年,我还在这楼房里面编辑过我们红卫兵的小报呢。现在,走上这楼梯,真有一种“河东河西”的沧桑感啊。
 
我走进三楼的主任办公室,先申请:“我想去投亲靠友,行不行?”
   
县知青办的主任叫王前元,以前是城关镇的书记,现在,由他来主宰县城知青的去向与命运,也算是轻车熟路。
   
王主任一脸的笑容:“是有这个政策啊,你想投到哪里去?”

我投石问路:“我的老家就在七里坪,我到七里坪去投亲靠友吧。”

王主任的笑容带上了嘲讽:“七里坪就在城边上,那还叫什么上山下乡?”

我也料到他是不会同意我到这么近的地方的,也只是先漫天要价,何况,我也没有弄到七里坪的接受证,是在唱“空城计”。

我掏出那张盖着三个公章的宝贝:“那我到花坪去,总可以了吧?”

主任接过那张纸片,瞪着眼睛细看,就看出了破绽:“这个生产队里,哪个是你的亲戚?”

我张口结舌了:“这,这个亲戚,是,是……”

主任得意了:“是没有亲戚吧?没有真正的亲戚,不行!”

我抓住一根稻草挣扎:“还有靠友哇,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王主任斩钉截铁:“不行!投亲靠友,一定要有亲!”

我有些愤愤然:“我说到七里坪,您说不是下乡,到花坪,您又说不是亲戚,那不是摆明了,要逼我非到官店去不可?”

主任正气凛然:“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是县里的决定,怎么能说是逼呢?官店是远一点,可是远得过人家武汉知青吗?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锻炼你们呀,你将来锻炼好了,你还要来谢我呢。”

我不肯认输,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王主任叫板:“官店我是不去的,你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王主任声色俱厉了:“这是县里的决定,你想抗拒?你这回不去,还有下一回,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去的!”

以后的历史验证着王主任的凌厉,这知青办要把我们这一批“老三届”的高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年轻气盛,不省世事,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知青办主任的强硬和冷酷,还在幻想着,我有花坪生产队的“接收证”,你这回不答应,也许下一回就同意了,那就拖着吧,下一回再来和他讲价钱吧。

街道上唐主任催我去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我还是那耍赖式的态度:“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唐主任看穿了我的伎俩,警告我道:“你想赖,是赖不过去的,这回去,离官店街上只有三里路,那挨到下一回呀,只怕是弄得还要远呢,不信,你就挨着吧。”

城里的大多数高中生,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官店的恐惧心思,采取了挨得一时是一时的对策,所以,这第一次下到官店的,就只有3名,他们的名字是: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

1969年的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几个赖着不下的,去汽车站送别他们三个。

熊鼎三认命:“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老家就在官店。”

李世平悲观:“我们搞不赢知青办的,他们是在借这个机会报复呀,谁叫我们去搞什么革命造反呢?”

匡安镛预言:“明年这时候,我们到官店街上迎接你们。”

望着他们乘坐的客车后面,喷出一股股青烟,驶出车站,我的眼前,一片茫然,心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此后一年的县城的下乡运动,完全地在主任们意愿的轨道上运行,而证明着三位先行 者的英明与我们抗拒者的愚蠢。

我作为朝阳街的居民,在街道上无所事事地闲荡,吃父母的闲饭,一年以后,一场剧烈的风暴,降临到了头上。

1970年6月初,一个晴朗的夏日,唐主任通知我:“城关镇派来了一位驻街干部,今天,他要召集你们几个学生去街道革命委员会开会。”

那干部叫向泽益,威风凛凛地向参加这个会议的7名学生宣布:“朝阳街‘一打三反’重点人员学习班,现在开始!”

接着,他就庄严而虔诚地宣读上面发下来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红头文件。

《建始县志(1994年版)》26页载:“1970年1至12月底,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向同志在上边宣读文件的时候,我在下边就想啊,这 “一打三反”怎么就“打”“反”到了我们这几个初、高中毕业生头上了呢?我们和“一打三反”要“打”“反”的那些事儿沾不上边呀!

可是,向干部说沾得上:

“叫你们来办这个学习班,没有冤枉你们,你们都是重点人员,你们一要揭发‘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段家春的反革命罪行;二要交代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打、砸、抢’的错误;三要检查去年对抗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行为!”

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向同志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我们离“反革命”的待遇就越来越近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要是态度顽固,就升级,送你到城关镇、到县里的学习班去!再升级,就是看守所了。”

我自然是害怕“升级”的,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待”了。

我这样“交待”:

“搞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和段家春没有往来,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搞过武斗,我的错误,就是有两条,一是办红卫兵小报、写造反的文章,二是去年不愿意上山下乡……”

向同志看了我的“交待”,指着上面开列的一串文章标题教训我:“你写的这些东西,真是、真是反动啊,你说你没有搞打、砸、抢,可是你写的,比打、砸、抢还恶毒!”

我听了这一番教训,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是认可了我“没有打、砸、抢”,也不要我揭发什么人了,我顺着他的意思,连连认错:“那是,那是,那些文章确实恶毒。”

那“对抗上山下乡”的错误,光是嘴上承认是不行的,还得用实际行动去改正。10天之后,就在这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乖乖地去了派出所,下掉了自己的户口。这街道对我们如此地残酷,也没有什么令我们留恋的了。

我们高中生的去向,还是官店。

唐主任有些得意地说了:“看看,从我的垭口上过身了不是?”

汽车在葱茏群山的蜿蜒公路上穿行,过马水河,越凉风垭、下河水坪、又上红岩、花坪,再下景阳河,渡清江渡口,上高辽,进战场坝……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峻,山上的树越来越茂密,吹来的风越来越凉爽。下午4点钟的时候,官店口到了,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站在公路边上的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三个人的身影。

二、走进小队

官店区委的宣传委员曹修德,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表示欢迎我们这12名从城里来的知青,希望大家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有作为。然后,就在这区委的食堂里吃饭,然后,就安排到区供销社的旅社住宿。等待明天,生产队来接人。

7月1日,早上,各生产队的人陆续到了,我们12名知青,在旅社的门前,互致道别,各奔东西。

我、刘光南、王应强、徐世福,4人被定到竹园公社的红旗大队,我和刘光南在二小队,王应强、徐世福在十一小队。竹园公社就来了4个贫下中农接人。这8个人在旅社的门口,互相介绍姓名。

我那个小队的两个贫下中农,一个是高个,比我的1米7还要高出几厘米,另一个和我差不多,虽然是夏季,两个人头上都围系着头巾帕子,是白色的,这是高山农民的典型装扮,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土家族的民族服饰。

高个自我介绍:“我姓阳,太阳的阳,叫西丰,西边的西,丰收的丰,是我们小队的队长,”又指着另一个,“他是我们队的贫协组长,叫冯治银。”

8个人寒暄已毕,4位贫下中农,一人负责一个,把4个知青的被褥、木箱捆在他们的“脚背篓”上,背上就走,4个知青,挎着自己的挎包跟在后面,这一行人,走过官店的老街的石板路,出了街口,阳队长指着对面那一抹连绵起伏的青山,说:“那就是我们竹园公社了。”

离城的头几天,我就已经知道,我就要去的公社是竹园,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朝阳街的知青,到知青办的办公室看建始县地图,我看着地图上的“竹园”说:“还好,竹园隔官店还近,只有1厘米。”

我旁边的知青叫唐义章,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脑壳想偏了是胎胀,竹园到官店30多里,远着呢!”

我指着地图说他要去的地方:“你看地图上,你的乍京公社还要远呢,隔官店有两厘米,不就有60多里了?”
 
唐义章笑道:“说你是个书呆子,还真不假,只晓得摁到地图算路程,我的乍京,到官店20里。”

我大惑不解:“看地图上的距离,明明是竹园的短啊……”

唐义章指着地图,打断我的话:“你真是个迂夫子!你睁大你的眯眯眼睛看这里,那竹园和官店中间,还有一条伍家河,是不是?到竹园坝去,下15里,再上15里,那时节,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我爸爸在官店供销社干了20年,这些路,我都跟着走过的。”这唐义章后来被推荐读了石油学校,在中原油田作了工程师。

现在,我就走在这条唐义章所说的“下15里,再上15里”的路上了。

沿着一面大山坡,向下走,向下走,脚趾头掂得有些疼,腿肚子抖得有些酸,终于下到了谷底,看到有了水稻田了,这就是到了低山了,这就是地理书上说的“垂直地貌”了,原来我只知道官店是老高山,想不到也有海拔这么低的地方。

太阳偏过头顶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伍家河桥上。

这伍家河的桥,是一座风雨桥,风雨桥这种桥类,算是一种古董桥了,现时早已退出历史了。那是先在河上架起一座木桥,再以桥面为基,立起柱子,架上横梁,安上椽檩,盖上瓦片,直截了当地说,相当于在桥面上再起上一层木房,只是这房子没有隔成房间,没有装上板壁,四面都是穿通的,桥面有屋瓦保护,不受日晒雨浸,可以延长桥面的寿命;桥边安有条凳,可供行人歇息,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桥,很是觉得新奇,更觉得这种桥上起屋的结构,实在是山区先民的一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伟大发明。

坐在这桥的条凳上,我估计它大概有30多米长,从木栏杆之间望向河面,清澈的山间泉水,在晶莹的鹅卵石的河床上,潺潺流过,在阳光的映射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1994年版《建始县志》载:“伍家河桥于1964年重建于伍家河中游,桥长36.4米,宽4.9米,高4.25米,属凉亭式结构。为官店口镇至鱼精坝入恩施境的必经之路。”】

阳队长望着河对岸,告诉我们4个知青:“过了河,就是我们竹园公社的地面了。”

我说:“那竹园公社就有低山了?”

阳队长指着对岸道:“是呀,过了河,就分两条路,到对面的坡上的两个大队,叫红星大队、灯塔大队,是低山,河下游的路到红星大队,到鱼精坝,接恩施的红土区,河上游的路到灯塔大队,再上面就是我们红旗大队在。我们这就从到灯塔大队的路往上走。”

这往上走的路,就更累人了,就是爬山一样的了,只爬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4位贫下中农,还背着我们的行李呢。

爬到半山腰,在一户农家的场坝上歇息,阳队长说:“这地方的地名叫‘乔麻子’。”

我说:“乔麻子是人的名啊,怎么用来作地名呢?”

阳队长说:“大概是往年,这地方住过一个叫乔麻子的人吧。”
【2012年,新编的《建始县志》上,这地名改作“乔坝子”了。】

爬了一下午的山路,公社的社部终于到了。公社的团委书记刘银昌,他后来成为名声响彻建始的官店镇委书记,在公社主持开了一个会,说的自然还是那些欢迎和希望的话,这会开完,就是招待吃饭,为这顿饭,“隔壁供销社还特地杀了一头猪,不过,我们是高山,只有吃包谷饭了。”刘书记说。

一放下碗,阳队长就说:“天要黑了,我们还有七、八里路,赶紧走吧!”

还好,从公社到小队,没有那么陡的上坡了,到达小队的地面,天就完全的黑了,阳队长到路边的一户人家,要了一支杉树皮火把,照着路继续往前走。我已经看不清脚下的路了,就从挎包里掏出眼镜戴上。

一个火把快要烧尽的时候,我们4人到了阳队长的家,走进了他家的火塘。

这火塘,是在一间土屋的中间,挖出一个长约2米、宽近1米、深可半米的的坑来,四面镶嵌上青石条,形似屋中挖出了一口小池塘一般,这池塘不是用来装水,而是用来烧火的,所以叫“火塘”,是高山农家必备的设施。眼下虽然是夏天,夜晚竟然有些凉意,火塘中已经烧起了柴火,我们在火塘边的板凳上坐下,熊熊的火光,映照着我疲乏的脸面,阳队长吩咐他的妻子去厨房弄饭,然后就给我们泡茶,讲下一步的安排:“我们队委会商量了,在保管室给你们装房子,明天就到山上去砍树,你们暂时就在我家住几天,我家房子宽,只有我和我屋里和女儿3口人,我们把厢房腾出来给你们住,我的厢房是去年才装好的。”

这饭很快就弄熟了,我们吃过了饭,那冯组长告辞回家了。阳队长送我们去他的厢房,果然是崭新的木板房,散发着杉木的清香。

我和刘光南打开自己的被褥,铺上床,在这阳队长的新厢房里,睡过了我知青生涯的第一夜。

声声婉转的鸟鸣,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我起床穿好衣服,走出厢房,站在这队长屋场的场坝上,四向观察。

这屋场的形状,是一个典型的“撮箕口”型结构。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厢房,三面围住了场坝,形成一个“n”字母,如果从空中往下看,就似一把撮箕了,所以民间称为“撮箕口”,两边的厢房,有两层,底层在场坝坎下,是猪圈、牛圈,二层是住人的木楼,与场坝齐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土家族传统房屋建筑吊脚楼了。我们住的厢房对面的厢房,是队长的弟弟所建,昨晚,队长就已经说过了。

再看这屋场周边的山势,这屋场地处山谷底部,两边耸立的山峰,高度超过100米,坡度不会小于60°,真是一条深山峡谷啊!峡谷之底,一条小溪涓涓而流,屋场就在这小溪的边上。仰头望天,天不是圆的,而是长方形的,说是“一线天”有点夸张,说“一条天”,那是确实的。

我回屋取了毛巾和口杯,到溪边去洗脸。那溪水清凉晶亮,含在口中,还有一丝甘甜。我洗罢脸,走回场坝,见队长在场坝边上的磨石上磨镰刀,队长边磨边说:“你们早上就休息吧,我去割牛草了,我跟队委会的人都讲好了,吃了早饭,带你们到保管室去看看。”

从那正房的大门里,走出一个背着背篓的妙龄少女来,,对着队长,叫了一声“爹”,接着说道:“我去打猪草。”那声音极是清脆,宛然鸟鸣一般。

我在晨光下,近看这队长的女儿,中等的个儿,匀称的身材,瓜子的脸形,两道秀眉,一对亮眼,鼻梁高挺,嘴型小巧,穿着碎花的白衬衣,两条长辫,从双肩垂下,摆挂在丰满的胸脯上,脚踏一双绿色的橡胶鞋,这队长的女儿,实在可以说是这山沟里一枝娇艳的鲜花了。队长昨晚就说过,他的女儿,叫春枝,满十八了。

队长的妻子在家准备早饭,她说:“我们这里是老高山,没有米吃,我给你们弄包谷米吃吧。”我和刘光南就在堂屋里,看她怎样弄这包谷米,那包谷昨晚用水泡过,先在一架木耒上磨,就褪去了皮,再把一个石磨的木磨心顶上垫上一块小圆铁片,使得两块石磨之间的缝隙大一点儿,然后把褪去了皮的包谷放进去,磨出来的,就是碎成米粒状的包谷米了。

队长背着一大捆青草回来了,送进了牛圈,春枝姑娘也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进了厨房,父女俩洗过手脸,就开饭了。

这包谷米饭,我是第一次吃,闻着还是包谷的气味,有一点米的口感,但是比米饭硬些,主菜是黄豆炖腊肉,我们两个知青,都为这队长一家的盛情而感动。

饭后,队长带着我们去保管室。

顺着谷底的小溪,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到了保管室。这保管室建在山槽的谷底的一块地坪上,这地坪大约有两个篮球场的面积,保管室孤零零地坐落在地坪一角的山坡下,前后左右都看不见人家,在场坝上看它的外观,是一栋四间五排扇的全木结构房屋。

队长指着大门说:“这中间是堂屋,左边两间是仓库,右边那一间,就给你们住。”

这时候,又来了三个人,一个我们认识,就是冯组长,那两个,想必就是会计和保管了。

保管掏出钥匙,打开大门,我们走进去,从堂屋的耳门进入右边的房屋,我目瞪口呆,这里就是空荡荡的一间屋,一无所有,这么住人啊?

队长说:“我们马上就派人上山砍树、改板子,我们高山就是有这一点好处,山上有的是木材,把这中间一隔,里边一间作睡房,外边这间作厨房。”

我们两个知青齐声问:“那要好久啊?”

队长说:“大概半个多月吧。”

队委们当下议定:冯组长和会计带领几个男劳力砍树装屋,保管去给我们购买农具用具,队长家就负责我们两个这段时间的吃住。

这里说一下知青下乡的经济政策,一个知青,国家拿出300元,作“安家费”,那时的300元,不是小数目,我妈当工人,一年上头,勤扒苦做,也只挣上400多。这300元分为三个项目:建房费100,归生产队收入;用具农具费100,由生产队代管、代买;生活补助费100,存在公社信用社,发一个存折,以后每月去领取8元,一年领完;同时,国家还供应口粮一年,每月30斤,一年以后,就要“靠工分吃饭”了。

保管说:“我这就去信用社,转账领钱,给他们买薅锄、挖锄和炊具。”

队长说:“你们今天就歇一天吧,明天再出工。”

于是我们回到队长家,悠闲地又歇过了那天的后半天。那保管很有工作效率,黄昏时候,就送来了薅锄、挖锄各2把,队长也热心,马上找出了4根木把,安装了上去,这,也是高山不缺木材的好处了。

这新薅锄,第二天,就投入了使用。我们出工了,薅包谷,薅二道草,也就是书本上说的“锄草”、“除草”。贫下中农告诉我们:种包谷要薅三道草,高山7月,正是薅二道草的时候。

大田的包谷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绿影婆娑,迎风摇曳,我和队里的男女劳力,手持薅锄,站到田头,一人一行,那场景,与田径运动百米竞赛的起跑线上,有些相似,也有人发号施令,队长说了一个方言词:“架试!”就是“开始”的意思,大家就弯下腰,开工了。

贫下中农教了我一个方言的薅草口诀:“大揸胯,紧捏把,腰要弓,眼莫霎。”照这口诀做了一会儿,张开的腿就疼了、弓下的腰就酸了,握着薅锄木把的手掌就起泡了,盯着包谷根部的眼睛就胀花了,抬头一看,已经落在大家的后面老长一截了!

我咬牙,继续向前薅,向前薅……

1970年7月3日,我的知青劳动,在这块叫王家坪的土地上开始。

收工时候,评工分,队长说,两个知青,按妇女劳力,记8分。

在队长家寄住寄吃,如果不计出工时候的劳累,那就算是很舒服的日子了。吃饭的事儿不用自己去操心,上午贫下中农要割牛草,队里不出早工,有半天我们是悠闲的,下雨天,不出工了,就更悠闲了,我们两个知青还会在厢房的走廊上 ,下起象棋来,看那山头,云雾缭绕,真有深山人家的境界了。这时候,队长的妻子和那十八岁的女儿,会在这厢房的外间,摆出做针线活儿的架势,或者补衣服,或者扎鞋底。

队长娘子就问我们,家里有些什么人呀,父母在作什么呀,将来有些什么打算呀,什么时候成家呀,等等一些问题,那春枝姑娘也会问上一句,你们这是下的什么棋呀,这棋子上写的是什么字呀,队长说过,她只读过四年小学,山中少女的纯真,跃然于那瓜子脸上,加上她清脆的嗓音,看着听着,都赏心悦目。

一个月后,保管室的屋终于装好了,保管给我们算清了给队长的伙食费,是多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个知青,离开了队长家,定居于保管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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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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