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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1、红卫兵(三)

第一章 文革风雨(三)

五、“造反”有悔

老天已经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离开了文革开头大半年的运动漩涡,如果我安心于“黑七类”子女的命运,就此“逍遥派”下去,那我的人生,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

然而年轻而躁动的心,使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人总得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负责,每一次选择,就是太平洋上的蝴蝶翅膀的一次搧动,多少年后,才能知道,那一次的搧动,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掀起什么样的风暴。

在巴东,我大伯伯已经告诫于我,要我守规矩,不要去跟着造什么反,如果我听从了这个金玉良言,那我的人生,就又是一番辉煌了。

时至今日,我每每听到“造反派”这个词儿,看到电视剧里那些带着明显的抑揄色彩的“造反”画面,就觉得有一种心惊肉跳的不好意思,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对这“造反”盖棺论定,那是文革时期的一种过失乃至罪行,是为自己的履历“造”出的一段不光彩的“反”面污点,也是给此后的前程与名声、“造”出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阴影。就如同阿Q长在头上的那一块癞疮,是害怕别人揭起帽子展示的,我有点理解和共鸣阿Q的那心理了。

但是,人总得正视历史,我确实是有过一年多“造反派”的的经历,作为这个组织的一份子,这个组织的那极为短暂的荣耀,我也许不曾享受到,而这个组织所遗留的久远的恶谥,却注定要去承担,因此,我如实地写下我这“造反派”的伤痕。

1967年的春季那个学期,开学时候,我走进学校,到我们高三、高二年级教室的那幢教学大楼去,老远就看见,那二楼的栏杆上,钉着一块匾额,上书六个鲜红的宋体大字:“红色造反大楼”,半年不见这楼,它就被人给取了新的名儿了;走进班上,就听同学说了,我们还在往北京“长征”的路上的时候,一中学校的红卫兵,已经是风生水起、群雄辈出,班级里的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地成立,有叫司令部的、有叫兵团的,有叫战斗队的,有叫公社的,五花八门,取的名儿,更是异彩纷呈,有的是是革命的圣地,韶山、遵义、延安、北京,有的是毛主席的诗词,风雷激、云水怒、孙大圣、千钧棒、惊回首、争朝夕,最大的两个,一个叫“红色造反兵团”,一个叫“联合指挥部”,他们已经是冲上了社会,已经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夺了县里的走资派的权了,同学们还给我讲了“两个头头,一个挎包、收一口袋的公章”的故事,我听得精神亢奋,不由得就生起加入红卫兵的念头来,可是,我跟班上的“惊回首”战斗队的人提起,他们却不同意,说:“你妈是黑帮呢。”

我那棋友杨同学在班上,跟我也是一样的遭遇,人家也记着他爸是“资本家”的帐,他跟我同病相怜,凑在一起大倒苦水:“我爸就不过是开了几天小铺子,算什么资本家哟。”“我还要冤枉呢,我妈就只说错了一句话,就是黑帮了。”

杨同学奋然道:“去年,他们不许我们长征,我们就自己走,还是走成了,现在,他们不收我们入红卫兵,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

“我们走到了北京,回来也没有得着什么,自己搞个红卫兵,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作个逍遥派算了吧。我大伯也说了,叫我不要去造反。”我有些灰心丧气。

“你想想,将来文化大革命胜利了,是红卫兵上大学呢,还是逍遥派上大学?”

杨同学的这个预期,又是天大地失算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的将来,只有历史的耻辱,最先上大学的,是逍遥派。

他这话,就是触动、打动我那根自私的神经了。

那时的青年,为什么会投入文革?幼稚、狂热、盲目、崇拜,等等,这都是原因,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的诉求。

跟着毛主席干文化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胜利了,就有胜利的果实可以享受了。

这种胜利以后,享受果实的诱惑,如同春日里弥漫在空气中的花的香气,吸引着蜜蜂,招引得许多的学生,蜂拥而上,去“造反有理”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是“造反有悔”啊!

要是一开始就能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也顾不着红卫兵的前途了,这“造反有理”的结果,是成为个人历史的污点与恶誉了,还有人去文革吗?

杨同学故技重施,把我们“长征二队”的人找来,说:“他们不收我们,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吧。”

谭维才说:“去年班上的人说我父亲是‘四清下台干部’,把我也划成了‘黑七类’,那是他们搞错了,现在他们同意我参加他们的‘惊回首’了。”

张盛朝说:“我不想参加什么红卫兵。”

黄兴昌、段孝忠同意加入。

杨同学说:“我们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儿。”

我说:“我们原来是长征队的,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的,我们就叫‘井冈山’公社吧。”我那时的历史知识还有点迷糊,以为长征是从井冈山开始走的。

杨同学说:“这名儿响亮,学校里还没有叫井冈山的,我们就叫这名儿。”

我们把我保存着的“长征红卫二队”的队旗拿了出来,送到制作旗帜、红袖章的铺子里,请里面的人,用煤油洗去原来的字迹,重新印上“井冈山”三个大字,又作了几个红袖章,那工钱,拿到学校报销;然后,我办出了一份油印小报,报名也叫《井冈山》,在上面发“公告”、登“宣言”,这办报的原料纸张、工具钢板、铁笔、蜡纸,是在学校里领的,自己刻写,到学校教导处的油印机上去印出来。当时有条政策,学校给红卫兵提供文革用品,报销文革经费。我们这四个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就算是正式出炉,登上了县城文革的舞台了。

其时,县城文革的形势,是“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夺权”、“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支左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代替原党、政职责”(1994年版《建始县志》26页),县人武部主持大局,实际就是军人主政的格局了,此后数年,县人武部一直是县城政治舞台的主宰,无限风光在军装呢。人武部派了一个参谋级别的军官,到我们学校,学校的人想办什么事,都得先请示这参谋。

其时,文革的手段,就是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时,工商银行的门前,是县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块小小的场坝,这场坝的周边,还有两个有围墙的重要机关,县中队、看守所,它们的围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大标语,银行门前的街道,叫“人民大道”,这大道的两边,建起了一长排木牌,专门用来贴大字报,时称“大字报棚”。

大辩论也在这里进行。辩论之前,先贴出挑战书,“xx兵团与xx战斗队晚上对xx问题,进行大辩论”,接到挑战的战斗队,都要应战,到了晚上,双方开始,你言我语,引用毛主席语录,论证己方观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现在所说的“口水仗”了,哪一方没有话说了,就得认输。这时候,杨同学那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就起了大作用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似乎从来没有理屈词穷的时候。

虽然杨同学辩才无敌,可是这“井冈山”,实在是名大虚空,我们“黑七类”的名声在外,在学校里没有市场,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不屑与我们为伍,只有那些爹妈有点不红、想加入其它战斗队而不得的时候,才考虑入“井冈山”,他这手下,人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0个。

当时的辩论,焦点的话题,是对“支左办公室”的评价,温和的人说:“支左办公室”是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抓革命,促生产;激烈的人说:“支左办公室”保护、起用了“走资派”,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在搞“二月逆流”;一中红卫兵因此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温和的一派以“联合指挥部”为首,激进的一派以“红色造反兵团”为首。

我们这“井冈山公社”,是激烈一派。

还有两个公社,“北京公社”“延安公社”也是激烈派,这四个激烈派,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三社一团指挥部”,合伙的时候,议决领导位置,按实力排位,杨同学屈居第四,这,也为“三社一团”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三社一团”办了一张小报,叫《山城怒火》,我在这报的编辑部,编这小报。

“三社一团”在学校与“联合指挥部”二分天下,互相对峙,对外宣称,站在武汉和县城的“钢派”阵营,反对“支左办公室”搞“二月逆流”。

尹校长在他的回忆录《红烛》中,有文《黑云压城》,其中一段,记录了“三社一团”的一次“革命行动”,说:

“6月下旬,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人武部组织县直中层干部集体签名‘亮相’要求站在军队一边,并召开全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我校‘三社一团’同学冲击会场。”

文章接着说:“武汉‘7.20’事件发生,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王力、谢富治回京的消息,江青到机场迎接。接着‘8.1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野心家毁我长城,湖北出现更加混乱局面。

这就到了“7.20”事件了,当时,中央表态说,武汉的军方错了,“百万雄师”错了,“三钢”、“三新”是革命派,消息传到建始一中学校,依附于“钢派”的“三社一团”自然就成了胜利者。对立的“联指”就是“站错了队”了。

政治,在这里,跟“造反派”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以后的历史证明,真正“站错了队”的,不是“联合指挥部”,而是“三社一团”,“三社一团”眼前的胜利光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肥皂泡,眼花缭乱的烟幕弹。

在“中央表态”里沉醉迷乱的“三社一团”,当然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会想到这一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在得意忘形中倒行逆施,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把自己推向历史的审判台。

1967年9月5日的晚上,“三社一团”的武工队,就搞了那个在县志上留下恶名的“9.5行动”。

那天晚上,我在编辑部编完报出来,看见学校的操场上,一队人排着,都弯着腰,也看见那些武工队员,手里都拿着鞭子,我看着,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妥,这么一通乱打,是会败坏“三社一团”的名声的呀,是会丧失人心的。

第二天,我对杨同学进言道:“昨晚上的那个行动,不符合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又给我们树了几十个敌人,得不偿失。”

杨同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我说:“我天天办报,就是做文章,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收拾人心啊,刘邦进了关中,还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呢,我们现在的搞法,像是项羽火烧阿房宫了,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策略,解放军都说优待俘虏呢。”

可是杨同学已经没有心思来听我这个迂腐的策略分析了,他的策略在另一个激烈的方向。

此时,武汉的“造反派”分裂成了“钢”、“新”两派;县城的“造反派”也分裂成了“钢”、“红”两派,“钢派”以县汽车18队的“钢工赤”即“工人赤卫队”为首,“红派”以城关镇的“红城联军”为首,这个组织的头目,叫段家春,这姓段的,一年后,成为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又一年后,当局冠以“牛鬼蛇神的总代表”的凶恶谥号,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去坐了几年牢的。

杨同学趁着这个大形势,也分裂了“三社一团”。他拉出了自己的“井冈山”和部分人,宣布成立“三社一团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联”,自任一号头目。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接着说到了这个分裂:

“随着运动的发展,‘三社一团’学生组织分成‘钢派’和‘红派’,为了合理使用助学金和文化经费开支,从10月24日起,重新让我负责经费开支,再次把我推上风口浪尖,11月17日,两派学生在大礼堂发生第一次武斗,乱石横飞。”

这话也表明,尽管“造反派”们在学校闹得乌烟瘴气,不可一世,学校却是掌握着财经权力的,经济的命脉,始终还是在校方手中,由此可见,从经济的意义上说,“造反派”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执掌过权力。

分裂后的“三社一团”本部,占着学校,宣布站在“钢派”的立场;杨同学带着“红革联”,对外投入县城的“红派”,进入县城的派斗,占据了县人委对面的一幢三层楼房,又去县里的招待所,“借”了十几套被褥,在这楼房里开了铺,作“红革联”的总部,就是日夜在此革命的打算了。

我那时还没有醒悟,还抱着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幻想,就跟着到了这“红革联”的总部,在楼上安排了房间,设置了编辑部,开了床铺,还是编小报。

在这“红革联”的总部,我目睹了一次手枪走火,一个姓汤的武工队员,在一瞬间成为一具冰凉的尸体。

早在8月里,“三社一团”在县人武部“接收”了一批手枪,那时开始就拥有了武器,后来,随着“三社一团”的分裂,分别落到了两派的武工队员手中,他们挎着这手枪,也实在是威风凛凛,却不料,这威风凛凛,是要有人付出血的代价的。

11月19日的晚上,我做完了编报的事,到隔壁房间里去看看,这个房间里,住着三个武工队员,看到那个姓汤的,躺在床上,头枕着叠着的被子,头部垫得高,另一个武工队员手里坐在床沿,拿着手枪,对着姓汤的额头,指指点点,说:“我这枪里要是有子弹的话......”旁边的一个武工队员说:“莫开玩笑,怕你枪里有子弹。”那拿枪的说:“你放心,这枪里没有子......”这话还没有说完,那枪声就响了,子弹就从姓汤的额头上穿了进去,登时从后脑上就流出一股鲜血来,其他房间里的人听到枪响,都拥到这房间里,地上已经是一大滩血,人是没气了。

此后几天,学校里的钢派“三社一团”里,也有一个人的手枪走火了,伤了一个同学的肾脏,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尹校长在《黑云压城》中,写到了这事:

“那天晚上,我刚睡下,就听易xx同学敲门,大声喊:‘尹校长,彭xx被枪打了。’我穿上衣服跑到‘红色造反大楼’二楼,只是一颗子弹从他左边腰部打进,另一边冒出头没有穿孔。我迅速给县车队粟、薛打通电话,他亲自开车过来把彭送往医院,范医生让我签字负责,由他主刀,摘掉半边肾脏。”这里的“粟、薛”二人,是县车队“钢派”的头头。

已经红了眼的两派,并没有被这两起走火的鲜血所吓倒,武斗的血腥气息,越来越浓厚,一步步地升级到了隔河武装对峙的地步。

这对峙走向极端,就是1994年版《建始县志》所载的1967年12月11日的“抢抢、武斗”事件了。

12月11日那天早上,我到了一中学校,找到宁老师的家里,这宁老师,就是去年的8位“黑帮”之一,现时,他也加入了“三社一团”,他的妻子聂老师,初中时候,给我上过语文课,现时管着学校的图书室,我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我对他们说:“今天,我没有什么事,到学校的图书室来看书吧。”聂老师答应了。我就说:“我进去看书,您在外面,把门锁上,中午来开锁。”

我在那图书室里,看着一本小说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靠河边的方向,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大响,我以为是什么人家在放鞭炮,也没有在意。中午,宁老师来开门了,说:“出大事了,你快走吧……”

我问:“出什么大事了?”

“河那边的人,开枪,把你们河这边的一个学生打死了,你们这边,到县中队抢枪了,两边已经打起来了,你快走,莫要叫学校里‘钢派’的人发现了。”

我回到“红革联”的总部,才知道,果然是出大事了。其时,“钢”、“红”两派,以河为界,互相对峙,开始,还是弄些木棒、石块来作武器,双方虽然都有几把手枪,也还不能引起大的战火,但是今天早上,“钢派”的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长枪,从河那边一枪射过来,就把东风中学的一个学生打死了,“红派”这边找到了借口,一下子冲进了县中队,就抢枪了!县中队就在县城中心,与“红派”的总部距离不到百米。

县志上说,“造反派”抢枪,这有一点冤枉“钢派”了,12.11抢枪的事,全是“红派”干的。

武斗开始,隔河对射,大桥封锁,交通阻绝,断断续续的枪声,昼夜回响在山城的上空,年纪大点的居民们说,这是自解放18年来,第一次听到县城有这么多的枪声。

两天后,我又得到了一个同学被枪打死的消息。

13日的早上,我去看望一个住在中医院病房的朋友,说着话的时候,听到外面闹嚷嚷的,出来一问,一个认识我的人说:“那个和你一起办报纸的小余,死了。”

我大吃一惊:“今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那人说:“听守桥的人讲,他在大桥边上的旅社的楼上守卫,把头伸出窗外探望,对岸就飞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额头,抬到这儿的病房里,就已经没有气了。”

这小余,本来是我们编辑部的人,在“红革联”的总部,与我一起编小报,同住在一个房间。

“红派”抢了枪后,他也去领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挎着,我见了,说:“我们是搞文的,要枪作什么?送回去吧。”他说:“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这文的,搞不成了,改行吧,我去守大桥了。”谁知道他这一改,把命也改没了呢。唉,这文化大革命,怎么就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了?

尹校长对这小余的死也很痛惜,在《黑云压城》中,写道:“12月13日早晨枪声停止,母亲上街买菜,街上早已无人卖菜,她老人家却带回余xx被打死的消息,他是我教过的学生,成绩优秀,作文写得好,昨天我还跟他讲了话,问他能否过桥去邮局,他说:‘您,最好莫过去。’得知其死讯,十分难过。”

到第三天,就听说人武部的人出面制止了,找两派的头目开会了,听说是人武部的人讲:你们这么把县城搞成了战场,农民不敢进城卖菜了,工人不能到厂做事了,干部不能过桥上班了,你们这么斗下去,县城的人还活不活?这真是人民解放军为民请命,义正词严啊,其实,可以想见,人武部对这半年多来都在和他们的“一办一部”对抗、“接收”他们的短枪、抢他们的长枪的两家“造反派”,内心深处一定是不那么高兴喜欢的,只是“中央表态”压在头上,只能看着、忍着这两派胡作非为,现在这两派自作其孽,干出这等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勾当,那是正好送给了人武部一个伸张大义、凛然登场的口实啊。在真的钢铁长城面前,假“钢”之派不可撄其锋,冒牌“红城”不敢拂其意,两派头目,无言以对,只好收手罢斗,这场持续了3天4夜的武斗才告停止。

到了1968年初,上面来了指示,要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钢派”“红派”,携手言和,与人武部和县里原来的领导干部,共同组建县革命委员会,时称“大联合”、“三结合”。县革命委员会里,“钢派”、“红派”,一碗水端平,各给了2个常委,若干个委员的位置,这,又是政治跟两派的头面人物开了一场大玩笑,两年之后,他们的位置,就换成了批斗台和看守所。草莽之人玩政治,还太嫩啊。

我那早年的棋友、“长征”的队友、文革的战友,杨同学,就是这4个常委之一。

古话说得好,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杨同学飞黄腾达,我与他分道扬镳。

分手的起因,是我的“啰嗦”。

杨同学作了“官”,登时风光起来,这风光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所心仪的姑娘,投入了他的怀抱,他这就一下子,坠入了温柔之乡,不大管外面的事儿了。“红革联”的一些同学们,就来找我,说:“你和我们头头老交情了,你去劝劝他吧。”我也是自不量力,真的就仗着“老交情”去说了:“老杨啊,革命尚未成功,你是作了常委,有前途了,你还得多为你手下的人想一下,给他们谋个出路啊,你怎么能够整天窝在家里呢?”他听了这话,发怒了:“你怎么这么罗嗦,你给我滚出去!”

我听了这话,受不了了,我这么鞍前马后地跟着你,到头来,竟然是落得这么一句,太不值了!当下憋足一口气:“好,好,我滚。”从此,不再登他家的大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割席断交”了。

这,成为我脱离文革的转折点。虽然是为时已晚,错已铸成,毕竟是悬崖勒马了。

但这文革中的“造反派”经历,就此成为笼罩在我人生之路上的一块乌云。先后被办了两次“学习班”,第一次,是在1970年6月,地点是朝阳街的革命委员会(详见下章之一);第二次是在1970的年底,地点是在官店区的革命委员会。

那时,我下乡在官店,在小队里本来是干得有点贫下中农的好评了,区里通知我去“开会”,我兴冲冲地到了区里,却得知是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来办我们的“学习班”了,有一个知青,说:“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过他几鞭子,现在他来办我的学习班,等着他来报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躲得一时是一时。”立马就溜了,他还真是跑得聪明,反正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着,在官店顺顺当当,推荐上了大学医专。

我老老实实地进了这个“学习班”,但是,这姓向的看了我写的“交待”,说我态度最不老实:“你们搞打砸抢,犯了那么多的罪行,你一条也不承认?”我说:“我没有打过人,没有抢过枪,没有搞武斗,我就是办报纸、写文章,我是搞的写、编、印,你叫我怎么承认?”向国书书记说:“怪不得人说你是黑笔杆子。”我也就是豁出去了:“我写那些东西,都是按照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写出来的,你说我是黑笔杆子,你就按黑笔杆子给我定罪,我也认了。那“打、砸、抢”,我是不承认的。”向书记说:“你这态度,一辈子也莫想抽出来。”

又十年后,1982年,我在师范工作了,临时抽到县委会,写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先进模范材料,在院子里碰到了这向书记,他其时作了组织部的副部长,见了我,一脸的诧异:“你来这里,干什么来了?”我递给他一叠材料,说:“写这个来了。”他接过去,看着上面的标题:“种好茶叶,发展经济”,写的是一个种茶叶的农民,他草草地翻了一下,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你这笔杆子,变红了。”

我扬了扬手上的材料,说:“我这笔杆子,以前写‘造反有理’,‘农业学大寨’,现在写‘发展经济’,一直都是照着毛主席和中央的话写的。”言外之意,是声明:我这笔,从来没有黑过,一直都是红的。

六、一厢情思

在这“造反有我”的岁月里,在这“文攻武卫”的硝烟中,少年的情怀,在适宜的温度下冒出稚嫩的萌芽,尽管它不可能开出花朵。

我有个朋友,是“红革联”的一个小头目,有天晚上,住在学校的他遭到偷袭,受了点皮肉之伤,为了宣传是对方在“大搞武斗”,他被弄到了中医院的病房住了起来,此后,他就长期把这病房,当做了自己的宿舍。

有一天,我去看这朋友,走进那病房,见屋里还坐着两个女孩,一个穿红衣,一个着绿衣,那穿红衣的,我认识,是一中的学生,绿衣女孩,不认得,我那朋友指着她,给我介绍:

“这是我妹妹……”

我有些诧异: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呀?”

朋友笑着解释:

“才认的呀,和我一个姓,是你们城里的,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往前移了一下,为的是看清那绿衣女孩的面容,因为我近视啊!我眯着眼睛,终于看得清楚了:弯弯的眉,晶亮的眼,高挺的鼻,小巧的嘴,脑后扎起一双小辫,那一缕淑静清秀、玲珑剔透的气息,扑入我的心头。

朋友看我这痴痴的样子,笑道:

“怎么样?我这妹妹,漂亮吧?”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连声附和:

“那是,那是。”

绿衣女孩娇嗔地站了起来,责怪我那朋友:

“你看你,是说的什么呀,还大哥呢,我们走了。”

朋友起身去送她们,回来笑着:

“我看你刚才那个样子,八成是看上我那妹妹了?”

我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此后,我到那朋友那儿的时候,心中总希望见到那绿衣的女孩。有一天晚上,天上升上来一轮明月,我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院子里那棵柚子树下,立着一个绿色的身影,我走出去,站到她面前,刚说了一句开头:“你在这啊……”就听见她那形影不离的女伴红衣女孩的喊声:“小丫头,走啊!”她望了我一眼,笑笑,说:“我们还有事呢。”就跟着走了。留下我站在那柚子树下,怔怔发呆。

我那朋友见了我这样子,叹道:

“唉,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我替你去投石问一下路吧,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过了几天,他又对着我叹气了:

“唉,你这病是没治了,我问她,她说,她看不得你眯着眼睛的样子,谁叫你把眼睛搞成近视眼了呢?”

听了这话,我这心里,真是凉透了,可是我还是止不住的想着那绿色的身影,好像她是经常穿着那绿底白格的外衣的。从她家门口走过,很想鼓起勇气,跨进那门槛去,可是一想起那句“看不得你眯着眼睛”,就一下子泄气了。

1970年的1月间吧,我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对她倾诉的机会。那一天,我去粮食局的供应门市部买米。那时实行粮食供应制度,全城居民都要来这里来买供应粮的,老天照看,她也在买呢,而且是一个人,我跟着她的背影,走到了粮食仓库的场坝上,我说:

“这一两年了,我希望你明白我……我的……”

她抿着那小巧的嘴唇,轻声说道:

“我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都要下乡了,谁知道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时候,天上飘下来一朵一朵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在这场坝上的一对少年儿女身上,我望着阴云迷茫的天空,想起自己那渺茫的前途,是啊,她说得对,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我还是幻想得到一个允诺:

“那我们可以等啊,等到以后……”

她扑闪了一下亮晶晶的眼睛,接着了我的话:

“那,那就等以后吧,反正,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片片雪花飞舞在我的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转过身,离我而去。

那天晚上,我把白天没有说完的话,写成了一封信,结尾一段是这样写的:

“假如你记得,那中医院庭院中的明月,我会为你奉献一生的忠贞;假如你记得,那南山下场坝上的飞雪,我会为你燃烧我青春的激情。假如你忘记了这一切,我的心中,也将留下我的真诚而遥远的祝福。”

这信,在我的手中,攥了一个星期,到第7天,我把它投进了邮筒。

半年后,我下乡到官店区竹园公社,又一年后,我得到消息,她被招工到了恩施的电厂,知青中,有这样的传闻:那家电厂,在我们县,专招美女。

得到这消息的那天,我写了一首《江城子》:

“忆昔小院初相逢,树葱茏,月朦胧。笑启朱唇,相看双靥红。长记南山雪纷纷,语匆匆,意蒙蒙。
好花移入玉栏中,人无踪,情成空。乡关一去,迢递几千重。恨是人生多坎坷,达与穷,西与东。”

十年后。

1981年11月,我在师范做中师函授的工作,在我上课的班上,我见到了那位当年的红衣女孩,她是民办教师,参加函授读师范文凭的,一天早上,她迟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去调查她的纪律:

“今天早晨,你怎么来迟了?”

她给我说的理由是:

“因为……因为,昨天晚上,陪一个我小时候最好最好的朋友,她从恩施回来,我和她一直玩到半夜,所以,早上才迟到了。”

我听到“最好的朋友”,猜测道:

“是小丫头?”

她肯定:

“是呀,我一见到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大喊一声:小丫头!”

多少年没有听到这名儿了啊。

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小吉也来了,也像你一样,戴着一副眼镜呢。”

我觉得这有些黑色幽默:

“她不是看不得近视眼吗?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呀,到底给她安排了一个眼镜。”

我这眼前的学生为自己的朋友辩解:

“她那时还小呀,不懂事呀!”

接着就称叹我的情感:

“初恋是真诚的啊!”

我为自己叫屈:

“我那能叫恋吗?话没有说上两位数,手指头都没有碰一下,顶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又引用了一句谚语,“剃头担子一头热,”觉得意境不够高雅,又引用了一个经典,“纯粹就是一个柏拉图式。”

我这学生大概不懂“柏拉图”:

“你写过信,写过情书呀,还不叫恋?”

那倒也是,那还真是我生平第一封情书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回忆:

“小丫头什么事都跟我讲呀,那天,她到我家,一进门就说,给你讲个事,那个人给我信了,接着就拿出来,我俩一起看的,有一句,我现在都还记得,‘假如你……’”

我追问:

“那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这学生,表示她当年是为我说了好话的:

“我说,这信写得多好啊,我都要感动了,快回信吧,她说,可惜是个近视,又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马上就要下乡了,以后再说吧,慢慢看发展吧……”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封情书,要在十年之后,才能收到这么微弱的初恋的回声,我感激地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她说到了结局:

“结果,她发展到了恩施,就遇到了小吉那个武汉知青,如果她不到恩施,说不定……说不定,你们会好起来的。”

我笑笑,进一步发挥这假设:

“如果像你一样,在我班上上课,那就真的什么都好了。”

说起上课,她又有了话题:

“我昨天晚上还跟她讲,孙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呢,她问,上得怎么样,我说,好啊,她还关心你呢,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好像还只看见一个人,单去单来的。”

她说得没错,我的大学的女友,可儿,刚与我分手。

我站在教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的操场和河对面的南山坡,我的脑中,就浮现出那南山坡下,粮食仓库场坝上飞扬的雪花;我还想起了那刚刚与我分手的可儿,我与可儿的初识,也是在那南山坡脚下,在那场坝的另一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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