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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林

1、红卫兵(二)

第一章 文革风雨(二)

三、与“黑”为伍

一中学生在文革的开头三年的动向脉络,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大背景,我有一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1993)》,1993年,建始一中校庆筹备委员会编,书中第4页,“文革十年,遭受挫折”一节里,回忆文革历史,写道:

“全县教师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建始一中集训,历时两月。六六届学生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壁,挂满教室。‘文革领导小组’、‘专案小组’,在教师中揪出了一批‘黑帮’。本校八名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监视、受批判,就餐排队,日夜写检讨,交待‘问题’,建始一中蒙上阴影,教师被逼下苦海。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各区镇教师回原地闹革命。九月,建始一中非毕业班到校上课,六六届学生分赴茅田等地参加‘四清’工作。

十月中旬,根据上级‘造反有理’的指示,一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大革命’运动由‘批黑帮’转向‘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书记、校长推上了批斗台。十一月初,多数学生外出串联,以掀起‘大革命’高潮。少数学生借机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都会胜地。留校学生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建始一中‘复课闹革命’,教学班改作‘造反团’,全校成立‘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隶属‘城关大联合’。同年春夏之交,部分红卫兵‘杀出联合指挥部’,成立‘三社一团’,下设‘武攻队’。红卫兵团体写大字报,办大专栏,展开大辩论。同年七月二十日,武空飞机在山城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大联合’被指控为‘站错了队’的‘保守派’而宣告解体。八月中旬,县人武部的枪支马刀被抢,‘武斗’在山城展开。自此后几年,学生流失,教师调离,招生中止,房舍被毁,理化生实验设备和上万册藏书遭受损失,建始一中一直在动荡中呻吟。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次年十二月,‘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一中,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这是我所见到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对一中红卫兵运动的描述了,惜乎语焉不甚详备。

建始县城文革的开始3年,乃是失控的一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社会力量组合、分化而滋生的一场内斗,这场历时三载的“社会动乱”,因一中红卫兵的乘势崛起而发端,又以一中红卫兵的两次分裂而升级,最后以一中红卫兵的全体没落而结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中红卫兵,还有他们的母校,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掀起的这动乱的牺牲品。这历史悲剧的是非恩怨、真相教训,谁与评说?

在文革初起的那两个月,我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做过班上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可惜这好景太不长了,只有半月,我妈成了黑帮,被同学揭发,我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那时初兴的一个政治名词,文革前的划分“阶级成分”制度,“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种人,称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文革掀起后,这“阶级敌人”的阵营,又加上了两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这七类人,简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就叫“黑七类”子女了。当时有一句“血统论”的口号,说“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妈反动了,我自然也就混蛋了,于是,被清除出了班上的“文革小组”。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学了,名义是上了高中三年级,教科书也发下来了,上半天课,闹半天革命。

我是“黑七类”子女,没有资格去参加红卫兵和文革行动,同学们闹革命的时候,我在学校无所事事,满处闲荡,忽然一日,转到了学校的农场保管室,推门进去,就看到了学校被揪出来的8位“黑帮”。

那时的一中,有自己经营的土地,被称为“农场”,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地方,也就设有保管室,这保管室是一排低矮的石墙平房,位于靠广润河河堤的一块菜地之中,那时,就成为“黑帮”的羁押之所,也就是文革史上说的专用名词“牛棚”了。

学校揪出来的黑帮,最基本的标准,还是“血统论”在当家作祟,矛头所向,直指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或者个人历史有些“污点”的校领导与老师,这样,就有8位“中彩”,被请到了这“牛棚”集中。

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中回忆:

“6月1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我校便正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天下午,我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而打入另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受尽羞辱、批斗,终至精神分裂,几乎命丧黄泉。这段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8位黑帮,白天在农场的田间劳动、或者在保管室写交待,晚上在保管室自带的铺盖上睡觉,自己的家或寝室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去的,态度十分地老实,虽然无人看管,却也规规矩矩。

那天下午,我走进农场保管室,看见那8位黑帮,一字排开,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的在写着什么,有的在说着什么。

“啊,是不是你们班上要开我的批判会了?”黄老师教我语文,最先认出了我。他上《鸿门宴》那课,讲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那几句,发挥举例说:“我们建始高坪的凉水埠,是吴国桢的家乡,那个地方,风水先生说,就有五色云气的,所以后来,吴国桢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这话被揪着了,给了他两项罪名:宣扬封建迷信、吹捧国民党。

我说:“黄老师啊,我那够资格开您的批判会哟。”

教导处的田主任也紧张:“我在学校大礼堂大会上点过你的名,你是找我来了?”

“不是不是,我是随便走走,看着这门没有锁,进来看看的。”我赶紧声明。

李校长接上了腔:“我们以前批评过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报仇来了。”

我说:“你们那时批评我,是我不对啊,是我没有遵守纪律啊,你们那时是为我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批判你们了,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

谭老师给我上过几何课,插上嘴来问:“你怎么是泥菩萨了?”

“我成‘黑七类’子女了。”我就讲我妈也成了黑帮。

这话说出来,老师们的戒心消失,屋里的空气融合起来。

“我们都黑到一路了,老哇子不嫌猪黑。”毛、宁2位老师,是教语文的,尽管是在难中,说话也不失风趣。“老哇子”是本地方言词,就是“乌鸦”。

还有卢、陈2位老师和大家都笑起来,那是一种苦笑。

这么着,我结识了这8位黑帮,常去那农场保管室走走,和他们聊聊天,有时,也讲讲学校运动的情况。
有一次,我问李校长:“那张说你们收藏国民党党徽的大字报,说得很凶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哪里知道啊?学校大礼堂的顶上的小阁楼,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谁知道那里面收着这东西?”李校长一脸的无辜。

我说:“大字报上说,那是你们希望国民党复辟的罪证呢。”

“要不然,怎么说是比窦娥还冤呢!我们十八岁就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到现在却希望国民党复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毛二老师是转业军人,特别地愤懑不服气。

卢老师叹道:“现在,谁还和我们讲道理哟,就和打右派的时候一样了。”他在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被弄成了“右派”,已经尝到过一回被“打”的滋味了。

宁老师也叹息:“也和我那年‘拔白旗’一样啊。”宁老师原来是《湖北日报》的编辑,1959年,成了“白旗”,就到我们山区的学校里来了。

我说:“将来,总有讲道理的时候吧。”

田主任转了话题,重提我的旧事:“我去年那么狠狠地刮过你,你不记我们的仇,这个时候,还和我们往来,你还真是有点良心,怪不得曾老师那时为你说好话,劝我不要对你那么厉害,不要搞处分。”曾老师是田主任的妻子,初中时候,教我们班数学。

“啊,去年我逃课到恩施的那事儿,我就怕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呢,原来是曾老师为我说了好话啊。”

提起了曾老师,毛老师就说:“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首诗呢,你想不想听听?”

黄老师就念起来:“橘子饼干桃片糕,鸡蛋卤肉猪舌条,半夜想起曾老师,不由满眼泪号啕。”

毛老师说,曾老师常常送好吃的食物来,黑帮们分享美味之后,苦中作乐,诗兴大发,这诗就出来了。

黄老师念罢,大家都笑起来,“牛棚”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革结束后,这田主任,最为发达,1984年,他先是选成了县人大代表,作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接着选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土家族的代表,入了主席团,回来后,就当上了州里的副州长,前两年去世了;李校长也很亨通,从一中校长、县教委主任做到州教委主任,2012年7月,我参写县教育志,写了他的简介,刚巧他到建始来走亲戚,我把他的简介送给他看,他做了修改,记忆和思路都还很清晰;毛老师也到恩施去了,最后作到州高中的副校长,我儿子读这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儿子,到他家去问候,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他于2010年去世;卢老师,就是那个很会打篮球的戴眼镜“瞎子”,成了一中的物理名师,1987年选进了县人大的副主任,1989年去世;陈老师回到了他的原籍,是外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谭老师在建始师范退休;黄老师在建始三中退休;宁老师名岳,后来入了造反派,在清算造反派时,蹲过几个月看守所,成为在文革中始终被批斗的悲剧人物,后蒙宽大,放出看守所,保留教师公职,到乡下中学教书,后来又落实政策,办成了离休干部,总算是晚景好转,安度了几年晚年,1995年6月去世,我去吊唁,送了一个花圈,写了一副嵌着他的姓名的挽联:“诗书满腹桃李满城乡此去也安宁,道义在肩风雨在沧桑其德亦山岳。”
 
四、“长征”赴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由此,揭开了全国红卫兵赴京“见毛主席”的序幕。建始一中红卫兵自然也不甘落后,激情地投入到这个“朝拜”中。那时,一中红卫兵还是由校方掌控着的,校方就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赴京活动。

尹校长在自己的回忆录《红烛》所载,“1966年10月18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次赴京见毛主席的情景:

“县委5日决定让我和组织部陈仕南同志带队,组织全县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县共四百余人,建始一中教工代表8人,学生87人。14日到京后住在天坛公园席棚内。15日去北大参观,到处听到的是‘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全国,把巨大的幸福带给亲人’。天未亮,我们排着整齐队伍,步行到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外等候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敞篷车已驶到我们前面,毛主席挥动巨手,指向前方,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87名幸运儿,他们是幸福了,但是,他们带回来给学校的“亲人”同学的,似乎不是幸福,而是眼红和躁动,凭什么他们去得,我们就去不得呢?一时之间,“我们也要去见毛主席”、“我们要去大串联”的呼声,响彻校园,校方有些难以掌控局面了。

我所在的班级,就有几个红卫兵,向校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面的红卫兵,组织‘长征红卫队’,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个理由,实在是正大光明、革命无以复加,校方无法拒绝,只有善加引导,同意说:“那你们组织报名吧,让你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带队。”

我就想:这是一个改变我“黑七类”子女命运的机会啊,我参加这‘长征红卫队’,又可以到北京去,又可以入红卫兵,一举两得。就找赵老师报名了。

赵老师倒是不在乎我的“黑七类”子女的身份,而是担心我的个儿:“你这么小,走得动吗?”我那时个子矮,看起来,显得孱弱。

“我去年还走过恩施呢,我走得动的。”

“你还好意思说到恩施的事。”赵老师笑了。

我回家跟我妈讲,要路费,我妈同意了,给了我40元钱,就凭着这40元,完成了这一次北京之旅。

这“长征红卫队”的事儿一传开,1班也有几个同学来报名了,其中,就有我的那个棋友杨同学。

10月底,“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正式组成,一共18人,全是男生,也有几个女生来打听消息,赵老师一口回绝说:“这么远的路,女生怎么走得到?再说,男女混队,也不方便管理。”同学戏称“十八勇士”。县里也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学校还请了县委办公室的谭子辉,他是那时县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书家,题写了“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的队名,用黄字印在一面红旗上,作为队旗。

11月1日,“十八勇士”在赵老师的带领下,背着一床被子打成的背包,那真是壮士出征时候的装束与心情啊,打着飘扬的队旗,在一中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走出了校门,踏上了建始通往宜昌的那条古道“中大道”,就是现今的318国道的走向,那时还没有修成公路,全是要走山路的。

走上玉峰口,告别了山城,沿着建始到官店的公路往前走,过了马水河的公路桥(现在,那桥已经淹没在小溪口的水库里了),到爬凉风垭那山的时候,还只走了20来里路,就再也不能保持一个整齐的队形了,体力强的,走在了前面,上了垭口,体力弱的,落在后面一、两百米,还在半山腰,我就是还在半山腰的人中的一个,喘着粗气,出着大汗,两腿如同灌铅,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傍晚,到达离城40里的三里坝,区里设有“红卫兵串联接待站”,那一时期,这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是当局为“革命大串联”而专设的后勤保障系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遍地开花的机构,红卫兵才能走遍全国,都有饭吃,都有地方住宿。在接待站,交饭费1角钱吃了饭,就安排住宿,赵老师说:“我们都背了被子的,只要有个地方开铺就行了。”就安排到了三中的学校,在一间教室里,解开背包,在地上铺开自带的塑料薄膜,再在上面铺上被子,两人一铺一盖,洗脸洗脚,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一亮就起来,收铺,捆背包,洗脸,到接待站吃饭,背上背包,排好队伍,打起队旗,出发。这就全都是山路了,这一天,下午,到了高店子,就是现在的高坪镇,接待站把我们安排住在高店子的旅社住。

第三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艰苦的一天,也是我脚力转强的一天。

那一天,清早从高店子出发,走下一架山坡,就看到一条山谷中的小河,秋水如碧,绕山南去,这就是野三河了,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桥上两头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大字:普济桥,下面还刻有碑文,记载的是清朝道光年间,修这桥时候,捐献银子的人的姓名。这桥,就是建始、巴东的分界点了。

过了这桥,进入巴东县境,从河谷底往山顶爬,到大支坪,以后经过的地名,就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下河谷,上山顶,再下河谷,又上山顶的山径,那两条河,叫苦桃溪、支景河,爬上支景河山顶,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又出了一身汗,觉得轻松多了,前面扛队旗的人说,扛不动了,我说,把队旗给我吧,我接过,卷起那旗,旗杆扛在肩上,前面的路平坦了一些,脚步竟是越走越轻快,走路这关,就是过了,赶了一大截夜路,到了野三关,也是被接待站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的了,日行山水间,午吃接待站,夜宿学校中,晓起又登程。

第四天到榔坪,第五天到贺家坪,那是长阳县的地名,第六天的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出群山,到达长江岸边。

面对宽阔的江面,浑黄的波浪,这就是我在《三国演义》里读到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就是我在唐诗里抄过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就是我在歌曲里听到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眼界与心胸为之一宽。“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的畅快油然而生。

然而,这种畅快,只持续了两天。

因为,我们乘轮渡过了长江,到了宜昌,在宜昌的接待站里,与我们学校出来大串联的同学们会合了。

那些同学们说:就在我们“长征红卫队”出发的第三天,学校领导带着全校几百学生,倾巢而出,坐汽车到巴东,再上轮船,到宜昌,现在上岸,是要换乘大船,到武汉去。

可怜我等,还沉浸在同学会合、互诉别情的喜悦中,还徜徉在公园街头、赏菊看花的欢乐里,还陶醉在抖擞精神、再登征程的向往上,却不料已经有人,向我们这几名“长征红卫队”里的“黑七类”子女发难了。

在宜昌的第二天晚上,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在睡梦中被叫醒起来。

赵老师对我们说:“学校红卫兵的总部,刚才通知了我们去开会,说我们班有人揭发,长征红卫队里有‘黑七类’,没有资格作红卫兵,没有资格到北京见毛主席,就是你们6个……”

我看了旁边,这被叫起来的还有5个:杨泽林、黄兴昌、谭维才、段孝忠、张盛朝。

我心中一惊:“是那个黄同学吧,这到宜昌了,还不放过我们?”

“是啊,我还问他,那你在学校没有揭发,现在我们走到了宜昌,你才说,他说,在学校是他不知道,你们要参加长征红卫队,现在知道了,就绝不能让黑七类蒙混过关。”
【黄同学,两年后参军,再3年后复员,招入县化肥厂,又数年后,因肝癌去世。】

“在这里,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我那个棋友杨同学问。

“他们已经想出办法了,要把你们清除出长征红卫队,要你们这就回学校的同学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坐船到武汉,以后就回去。”赵老师满脸的同情和无奈,“到武汉的大船今晚半夜开,你们这就收拾起来,到码头上去。”

在这秋风瑟瑟的深夜,我们6个,卷起了自己的铺盖,捆好背包,来到了宜昌码头,加入学校的数百同学的大队伍,坐在江岸的路边,等着上轮船,凛冽的江风,刀一样地刮过我们的面颊,我们的心中,也像这江风一样的寒冷和凄凉,被逐出光荣的“长征红卫队”,奇耻大辱啊!

在码头等到天亮,才上船,两天后,到了武汉,这几百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在几处接待站。学校领导已经无法统一管理自己带出来的这一批学生了,让大家自由行动,只是强调:串联几天就回去。

我们6个还是在一起,被安排在汉口六渡桥一带的一个学校,那是闹市区,第一次身处大城市的新奇与兴奋,冲淡了“黑七类”的烦恼,第二天,我找到一家眼镜店,去配眼镜;第三天,我找到了住在汉阳的幺爹家,走了一回亲戚。

从“长征红卫队”逐出的“黑七类”,“走到北京”之心不死,利用了这个管理失控的机会,策划着“要把长征进行到底”。

杨同学说:“我们不回去,接着走,他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偏要走给他们看看!”

众人道:“我们手里没有证明手续,怎么走啊?学校不会给我们开证明的。”

“我们当然不得去找学校呀,我们到省里的接待站去想办法。”杨同学的邪门外道的主意,比我们这5个人多,我们就认他为头了。

省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在武昌的水果湖,我们乘公共汽车去,接待站给我们都发了“红卫兵乘车证”,上公汽不要钱,那时的红卫兵就有这么牛呢,怪不得后来要受上山下乡的报应,也是天理昭彰。

照着武汉市区交通图,也不知转了几路公汽,我们找到了水果湖的省红卫兵接待站。

杨同学跟那个接待我们的人说:“我们是建始县一中的红卫兵,是徒步长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我们在路上不小心,把学校里开的证明弄丢了,现在隔家里这么远,没有办法回去补证明,我们想请省里给我们打一个证明,行吗?”

这番话漏洞百出,我听着,都觉得不靠谱,但是,那接待站的人居然就答应了,我想,我们这是沾了武汉的红卫兵的光了,他们当时的声势大呀,横冲直撞,说一不二,省委、省人委的人,都听红卫兵的了,我们虽然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人还是不来追究,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作了。

那人拿出一本铅印的证明单,填写出一张证明来:

“兹有我省建始县一中长征红卫二队,共6人,徒步串联,前往北京,望沿途接待站,给予接待。

湖北省红卫兵接待站,1967年11月  日”

日期记不大准确,应该是在月底了。

然后,他就拿出公章,盖上鲜红的大印。

我们都说:“我们这证明,是省里开的,比他们县里的证明,还要硬些!”

杨同学得寸进尺,又说:“我们的路费也搞丢了,能不能给我们借点路费啊?”

那工作人员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居然就“借”给我们每人20元,红卫兵向接待站“借”钱,将来怎么还啊?那时,这问题,也没有人去考虑,最后,自然是国家买单报销了。

杨同学拿了这笔钱说:“每人扣5块,我们去作一面队旗。”有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唱道:“无边的旗帜红似海。”这红卫兵的队旗,是革命思想的象征,那时候,街上作红旗、印红袖章的店铺比比皆是,我们找了一家,作了一面红旗,印上“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二队”的金黄油漆大字,我们6个,下定决心要争气,排除万难要“长征”,要把这面旗帜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飘扬一回,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黑七类”!你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偏要走给你们看看!

听我们班的同学说,在武汉串联的这建始一中的几百个学生,眼界大开,自主意识开始膨胀,不再听从带队校方领导的指挥了,纷纷自作主张,各奔东西南北四方去也,也有不少人说:回去闹革命。

他们问我:“你们是回去呢?还是到别处去串联?”

我说:“我们还是要走到北京去。”

大概是在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六个,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出了在六渡桥的接待站,坐了一段公汽,到解放路,找到那里的铁路线,向着北方走去。

闹市的高楼,在我们身后步步远去,很快,我们到了郊外,我取出队旗,穿进早已准备好的竹竿,冬日的寒风吹着那旗,猎猎飘扬,我们的心头,洋溢着狂热的决心,看吧 ,我们一定会走到北京的!那凛冽的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刺骨了。

此后一个多月,我们硬是打着这面旗帜,沿着京广铁路,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

当时的串联形势,实在是风起云涌,一片大好,铁路沿线,隔三、四十里就有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到北京去的红卫兵,白日供吃,象征性地收个一角几分的饭费,有的接待站,还一分不收;晚上供住,我们又自带了被子,只要给指个地方开铺,有的接待站,有床铺,我们就背包都不用打开了。

曾经有许多次,我们沿着铁道,走过火车站的站台,看到停靠在站台边的客车,那上面的司机,见了我们这小小的队伍,和那面鲜红的旗帜,发出热情的邀请:“上车来吧,明天就到北京了。”可是,我们却说:“不,我们要走着去见毛主席。”只有这个“走”字,才能体现出我们“长征”着崇拜伟大领袖的虔诚,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傻乎乎。这种心态,直可以与穆斯林要千里迢迢走到麦加、藏民佛徒要五体投地拜到布达拉宫的信仰媲美了。

然而,这个虔诚的幻想,在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破灭了。

在保定,我们度过了1967年的元旦,5天后的中午,我们走到了丰台火车站,问车站的人,进北京城的路怎么走?那人说:“进城的路,你们不熟,我安排你们坐火车吧。”我们想,到了这里,也算是走到了北京了,就上了火车。

也不知道是在北京的哪一个火车站下了车,出了车站,看街上的招牌,是在东城区,这一个多月,我们到过的大城市多了,已经失去新鲜感了,按步就班地去找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看我们自带了铺盖,就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大礼堂里面去开铺住宿,那个礼堂在一个叫“护国寺医院”的单位的院子里,还给我们发了那单位的食堂饭菜票去吃饭。

在接待站,我们听到了里面的人说:“以后,毛主席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这一句话,如天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我们这一个月来千里迢迢、日夜向往的目标。

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无边的失落,也像这天空的雪花,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一月的北京,满天飞雪,遍地皆白,我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那一层白雪上人来人往的足迹,望着那高耸的门楼,我们第一次感到了革命信仰幻灭的惆怅,我们一步步地走到这里,是想让我们的长征红卫队的旗帜,也飘扬在这广场的无边的旗海中的,是想在这里也见到毛主席的,就像那歌里唱的:“我们是草原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们是山里的红卫兵,从山里走到天安门啊,现在,这些,都无法实现了,只能是在这里凝视那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了。

我们更没有料到,在以后的文革生涯中,这种政治信仰的幻灭,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心中重现。

不仅是见毛主席的虔诚落空,那瞻仰文革圣地北大、清华的串联目的也告破产,学校都放了寒假,大门紧闭,我们也只能是站在门口凝视那毛主席手书体的“北京大学”匾额了。

拿着接待站发的乘车证,坐着免费的北京公汽,在大街上遛了几圈,除了一街的白雪,扑面的寒风,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这“革命”的时期,故宫、颐和园、博物馆 、动物园这些供人游览的场所全都关闭,就更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百无聊赖之际,听人说,香山的风景好,杨同学和我就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就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茫茫山峦,我们山里的人,这景色,见得多了。

接待站的人说,要过年了,我们要放假了,也不能接待红卫兵小将了,大家也回家去过年吧,这就是请人走路的意思了,大家说,过年北京不供饭吃,那怎么呆啊?只有打道回府了,于是,就在接待站办了回武汉的火车票。

杨同学心有不甘,还在想着要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灵机一动,就想到了“换票”的主意,他和同住在那护国寺医院礼堂里的新疆的三个红卫兵接上了头,说:“我们换火车票吧,你们去武汉,我们去新疆。”这真是桩互惠互利的交易啊,拍板成功了,他问我们:“哪个想和我一起到新疆去?”我和黄兴昌说:“好啊,去新疆看看也好。”谭、段、张三人说:“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还是回武汉吧。”我们这长征队伍,在北京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三个,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听乘客们讲,到新疆去,要穿过大戈壁,要三天三夜,又说,新疆特别的冷,你们南方人,又没有皮大衣,受得住吗?弄得我们心里都有点后悔这新疆之旅了。

那天晚上,到了西安火车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车上说,要换乘,我们下了火车,去办换乘票。火车站有一个专门为红卫兵办票的窗口,我们去办换乘票,听到一句话,说,换票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行车方向。

杨同学心情变化,说:“听人说,新疆那么冷,我们不去了,我们换到成都去吧,再从四川那个方向回去。”

我们本来就是杨同学说了算的,也没有什么异议,就换了去成都的车票,在候车室,我们三个等了一小时后,重新上了车,就是开往成都的方向了。

在成都,只呆了两天,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身上的钱都快要没有了,接待站也不给“借”了,就在接待站办了火车票到了重庆。

在重庆,度过了除夕之夜,在街上转了一圈,跟着就上了轮船,顺江而下,过巫山十二峰的时候,在轮船上的乘客,指着远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说:“那就是神女峰。”

到了巴东,下船登岸,就算是回到家乡了。在巴东,因为绿葱坡雪大了,班车停了,又等了几天,正月初七,我们回到了建始。

当年,我曾经记过“长征日记”的,可惜,后来弄散失了。

1967年3月,学校开学了,见到了班上原来的长征队的同学,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到北京的?”他们的回答,叫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出了宜昌,走到襄樊,看到了火车,就上车了,走什么呀,那多苦啊?”

我估算了一下日期:“那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到了北京?”

原来,当我们在武汉,傻乎乎地为争取“走”的权力而在省接待站撒谎骗证明的时候,那正宗的“长征”队,已经坐着火车,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有点自鸣得意了,最终完成“长征红卫队”使命的,却是我们几个“黑七类”

我们在同学中自我宣传,说,我们坚持“长征”,走到了北京,然而,同学们,似乎并不认为这“走”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早就把这长征队的事儿,丢到一边去了。只可怜我们几个,在冬日的北国寒风中,晓行夜宿,一步一个脚印,还觉得是在争这一口气,坚守革命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自作多情、自讨苦吃,就是一个字:“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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