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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耀文

水木清华(上)

看历史有两种角度,历史学家看历史,站在高山之巅,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看的是大趋势,“宏观历史”,但是有许多生动的记忆和细节则被“淘”掉了。而个人的回忆,是种“情景历史”,“微观历史”,身在历史长河之中,随波而下,直接体验,事事皆出偶然,这种种偶然却汇成历史洪流,使寻常成为不寻常。我从苏州这一有着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气息的古城一路走来,来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走进美丽的清华园。未曾料及的是历史长河将在此纠缠出个大结,过山车似的急转几圈,惊涛骇浪一场。也许是种宿命,1936年我父亲进清华时也遇上一个“大结”,他在清华园仅生活了一年,就南下经长沙,香港,河内,蒙自……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 从此对清华园魂牵梦绕, 却再未回来过。当年他送我上火车时,又何尚不是在重拾他的旧梦呢。

初进清华

一九六三年高考作文试题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和“五一日记”二选一,这一届同学都是怀着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走进大学的。我写的是“五一日记”,因为没有把握把国际歌全背下来,有位同学就把国际歌歌词接错了轨,误撞进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谁愿做奴隶,谁愿做马牛”, 但还是考上了北师大的文科。可能阅卷者关注重点在“所想起的”,想的对路就好。当时形势是中苏论战硝烟弥漫,反帝反修方兴未艾,三分之二人类在“水深火热”之中,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全民皆兵,举国“愤青”。

六三年夏天北方发大水,京沪铁路被冲垮中断,北上学生只好乘火车到济南东转到烟台,再乘轮船过渤海到塘沽进北京。那是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沿途所见什么都新鲜。烟台车站位于海边,几乎就在海滩上,一走下车就面对浩瀚大海,令人心旷神怡,有种“海阔任鱼跃”的兴奋。各高校在当地都设了联络站,安排学生到小学校的教室里休息过夜。我们去了山上的苹果园,第一次吃苹果可“从心所欲”如嚼五香豆。在烟台小餐馆用餐,要了黄瓜炒鸡蛋,在江南黄瓜都是凉拌生吃的,从没尝过炒黄瓜,好生奇怪,感觉少了点清脆,多了股清香,后来在北方常吃鲁菜“汆丸子”,汤里都有几片黄瓜,色清味香。第二天登船过海,我不但没晕船,还越摇越有趣,在船上靠着围栏与中学的女同学们聊了起来,比高中三年里说的话还多,堪称“破冰之旅”。 海上一夜颠簸,第二天到达塘沽,下午到北京。由于是短途火车,停靠前门车站,香烟盒上的“大前门”突然耸立在眼前。有清华接待站的车送我们新生到校。从前门往长安街一拐就是雄伟的天安门,天安门以及里面的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都是明初永乐年间,苏州香山帮工匠蒯祥的设计,蒯祥带一帮香山工匠技震京城,后来官居二品,相当于建设部长,在“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十分难得,至今太湖边上还有他的墓。如今我这香山人的后代来到北京也志在当一名工程师。

“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这是当年最使我们陶醉的话。五十年代,中国各高校都进行了院系改造,结束了“教授治校”的美式管理理念,搬来苏联模式,系和专业分得很细,与计划经济相配,一个萝卜一个坑,未来的工作岗位都是计划好的。清华原是理,工,文,法齐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改造后只剩一个“工”,似乎是应了学校行政中心“工字厅”的谶纬,使清华博大精深的学术地位因此降格,无法再与世界名校比肩。也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育人理念相去日远。所谓通识,首要的是教人如何为人,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并非只是功利性的技能和实用主义的“拿来”,它决定了个人乃至社会精英层的素质。武汉大学创办人王世杰说过:“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 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何谓素质?有人定义为:当你把所学的东西都忘光,“内存”全部清零,剩下的就是素质。按此解,素质是形而上的“舍利子”。当年的院系改造也曾引起一些教授的质疑和反对,最后多以行政和政治手段解决,不少被冠以“右派”帽子,镇在雷峰塔下。而当时我辈学子高则信奉“科学救国”,俗则守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能躺进“工程师的摇篮”自然踌躇满志。蒋南翔校长毕竟难免素质教育的情结,学制安排长达六年,前三年全上基础课,“专识”集中在后二三年,认为学校给学生的不只是一袋干粮,而应是一把猎枪。而后来几十年的社会风雨,更使我感到,没有干粮,也缴了猎枪,人生或可沉沦,能不失尊严,不被“夺志”的才是够格的人。

工物系男生宿舍在东区五号楼,我这届新生近150人,分五个班,所有十多名女生都集中在905班,其余四个是“和尚班”,六人一间宿舍,各班分配完房间后剩下一些“零头”,就“收官”于一室,我是零头之一,我们宿舍成了“联合国”,与高四级的“五字班”为邻。“联合国”消息灵通,掌握全年级动态,中学生的淘气未退,经常午休时嬉戏打闹,晚上熄灯铃响,聊天不止,如被全室“公决”吹牛,罚款三角,中秋时换“玫瑰香葡萄”共尝,屡屡引来高年级的抗议。当年北京的月饼实在不敢恭维,硬如钢盔,甜得刺牙,而“玫瑰香葡萄”则是王母娘娘才有的果品。有个叫赵德胜的同学,入校后发现政审不合格,转入电机系,却人去心留,常来“联合国”坐,后来文革武斗,出了人命,误了一生。

当时工物系的食堂在十饭厅,位于东西区界河边的五,六排小平房里,与其他食堂比,显得简陋寒酸,所有食堂都只有桌子没有椅子,站着吃。十饭厅最拿手的招牌菜是“焦溜肉片”,以后岁月里即使上高级酒店也很难再尝到昔日滋味,食物滋味也与时空有关,在特定环境下的某些美味是倾天下美食也无法替代的。美是一种机会,没有公式,机会消失,美感就不再了。到北京第一次吃窝窝头,黄澄澄的像蛋糕,看相可爱,入口却粗糙难咽,够肠胃忙一阵的,很耐饥。那时粮食还较紧张,据说有位南方同学去找艾知生告状,说食堂有人克扣粮食,把窝头都“偷心”挖去一块,引为笑谈。开始每月伙食费是12元5角,没多久,毛泽东亲自过问,伙食标准提到15元5角,改善良多。通过“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经济已从困难中逐步恢复过来。当时按学生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大多数同学都能申请到全额或部分助学金,我也得到了13元5角的助学金。三十年后,借花献佛,说服公司董事会,在清华化学系设立“晶华奖学金”,每年六万,延续五年,虽属企业行为,也兼含点滴回报母校之心。

新学年开学未几,蒋校长接见了本届考分最高的八位同学,都是各省市高考状元,我系有四位,与之为伍,心里颇觉自豪。开学后,成天在宿舍,教室,操场,图书馆几点间穿梭起来。和中学相比,教室是不固定的,分大课小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课间时间往往是匆匆在各区间赶路。每班不只设班主任,还配一位政治辅导员。辅导员从高年级学生中选取,是蒋南翔培养又红又专“双肩挑”干部的创新。当时清华从教师到干部几乎清一色“清华出身”,后来被批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今日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时就是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贾春旺后来官至公安部长等职,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那位穿着中式黑棉衣,带三分土气的辅导员。数十年后回看蒋校长的“双肩挑”可算得硕果累累。大二时我也到清华附小当了一阵子辅导员,做“孩子王”,每周去一至二次给四年级小学生讲故事,玩游戏,班上有艾知生的儿子艾民,陶德坚的女儿陶森华,还有胡健,腾藤,邢家鲤等校领导的孩子,全是清华子弟,天真烂漫,活泼可爱,阳光之下像铁达尼克号上的乘客,谁能想到前面那即将来临的风暴和浩劫?

清华人对“美丽的清华园”有个内部评价:一大二乱。清华的西区不负美名,尤其大礼堂,图书馆前后那些老建筑,风格和谐一致,又不乏变化生动。工字厅水木清华一带,皇家园林的风韵尤存,二校门外的教授楼,一幢幢红砖小别墅,星星点点撒落在白杨林中,堪称幽静雅致,新建的一至四号学生宿舍楼,大屋顶,仍不失气派,可一走进新开发的东区就顿刹风景,五至十二号楼八栋宿舍有如兵营,单调无味,东区主楼当时正在建设中,据称是仿莫斯科大学,原本顶上还有个带五角星的尖塔,后因经费不足,或因中苏交恶而省去了,与西区全然是两种不同风格,一边自由随意,一边刻板僵直,东西相比“半面娇”。

沿西区更往西,经荷塘,荒岛,直至圆明园,有种野趣,荒草萋萋,林木森森,断垣残壁,泛漾一种沧桑之美,冷月诗魂,使人感慨流连。五,六月间,槐杨树花开,一串串风铃似的挂在树上,阵阵清香略带甜腻,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不禁深呼吸起来。如果用气味来标识某城某地的话,遇到槐杨花香,就会想起北京,想起清华园。

清华的领导,校级的系级的无不能说会道,口才一流,尤其听何东昌,艾知生的讲话,妙趣横生,毫无倦意。文革时有学生给艾知生贴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又圆又滑”,若是形容其口才倒也传神。四十多年过去,记忆中最生动的却是不善言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那时已七十来岁,一头白发,白衬衫,红领结,穿着比长裤短一尺,比短裤长一尺的格子呢裤,今人称之“七分裤”。在礼堂的讲台上,握紧双拳,中气十足,像拉拉队员一般对我们一千多新生高喊“要跳,要跑,要运动!”几十年后在厦门鼓浪屿看到他的青铜塑像,那个小岛真是人杰地灵,还出了林巧稚,殷承宗等多位精英人物。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只怕对于多数人是难以企及了,国家给我们只计划了四十年不到。

蒋南翔在教学上的另一创新是“因材施教”,数学,物理都开“提高班”,给部分学生“加料”。这一做法今日已在全国的中小学里遍地开花,“奥数班”“重点班”“超常班”之类五花八门,所有学生都处于极限状态,学的都是应考之“专识”。与之相应又办起“女生食堂”,把全体女生集中在七饭厅用餐,像厕所一样男女有别,这一“性别歧视”引起许多男生的愤愤不平,有的女生也惶惶不安,怕成了“资产阶级娇小姐”。当时理由是女生吃得“少而精”些,要做“一两十个”的饺子,其实这在江南并不特别,苏州的“小馄饨”就是一两十个的,还有个雅名“绉纱馄饨”,皮薄如纱,男女都吃。文革起来,首先被“砸烂”的就有“女生食堂”。

初入大学的一连串新鲜过去之后,那股思乡之情就在心头云升雾障起来,按之不下,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唯读书可以忘记乡愁,唯乡愁会干扰读书,偶尔看充满江南风情的电影如“舞台姐妹”“蚕花姑娘”,“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 不禁痴痴的呆了。

山雨欲来

一九六三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消息传来,校园里一下子沸腾起来,敲脸盆,敲饭盒,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再现五七年的“轰麻雀”交响乐。当时中苏论战唇枪舌剑,“一评”,“二评”直至“九评”,一连串“组合拳”连击出去。在国人胸中燃起两股悲情,一是中国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屈辱,二是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赫鲁晓夫篡夺,红色江山变色的沉痛,路漫漫其修远兮,世界革命的重担落到了我们身上。为全人类的解放,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悲情转化为豪情。

学校里的政治氛围日益浓烈,展开“九评”学习,讨论苏联变修的教训,人人联系自己,从家庭,社会各方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的指示和批评接二连三。传达了与毛远新的谈话,其中“学生负担太重”, “六十分万岁!” 颇受学生欢迎。

学校举办了反右斗争历史展览,“老物八”的历史最为惊心。工程物理系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建系的,目标是培养核能人才,包括发展核武器。这个目标尖端而激奋人心,建系时首届学生都是从各系抽调的最优秀人才,五八年毕业,即“老物八”。不幸的是“老物八”在五七年反右时几乎全军覆没,一半成了“右派”,成为全校右派浓度最高的系。系领导痛心疾首,反复讲这惨痛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勿蹈覆辙。当时心里有个说不出口的问题,为什么总是最优秀的人当右派呢?无论“老物八”,还是在社会上看到的,莫不如此。

一方面学习“防修反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一方面要以“老物八”为戒,对当局者不能有任何腹诽心谤,此中已暗含一个悖论,藏着两年后文革分成两大派的玄机。

胡适先生说过:“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们自由发展”。“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你们个人才会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这种闪烁理性智慧的灼见,对六十年代的清华园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当年我辈学子,不乏悲情,独缺理性,满腔豪情,皆为以情绪用事之“愤青”。

清华的大礼堂是座美式建筑,大铜门,圆屋顶,罗马式立柱,很有特色。在礼堂内靠顶的大理石墙上刻着八个字正对着舞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老清华的校训,取自易经中乾卦和坤卦的卦辞,八个字囊括乾坤,可见当时办学者用心之深,气势之宏。至六十年代已无人注意,代之以“又红又专”“反帝反修”。

在大礼堂前的第二教室楼后面,曾有一块苔色斑驳的石碑,那是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记念碑,全文二百五十来字,最后一段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维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老一代教育家教人,育人,立人的精髓,中国近代思想神圣的灵魂,“五四精神”借以生发,“新文化运动”赖以开展。到六十年代,却已无人提起,甚至“沉默之自由”也已不再。“五四”以降,以思想启蒙起,以文化专制终,只有陈寅恪在南方的中山大学孤守,谁要循其真传,只怕难免“老物八”的劫运。

美学家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他三十年代的左倾时引用萧伯纳的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二十五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就是说二十岁的人要有激情,二十五岁则应回归理性,成熟起来。六十年代是又一个左倾的时代,我们怀着双重的悲情,无限崇拜毛泽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年的境界。64年暑假前,到南口当兵一个月,通宵行军八十里,走得脚上起水泡,边走边打盹。寒假到天坛公园的防化兵训练营进行军训,天寒地冻,朔风凛烈,出晨操不准带手套,握拳稍用力手背的皮肤就绽开了,血滴像露珠一般渗出,带着防毒面具和全套装备跑步,几乎窒息。从大一起,九月份整月每天在东操场练习走方阵两个小时,为了国庆参加天安门前的游行。通常国庆节凌晨,天色未晓就赶到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安定门车站,再步行到王府井等候。十点正,庆祝仪式开始,军队,民兵,学生,工人,农民,文艺大军各路人马,一个接一个方阵从天安门前通过,震天动地山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激昂之情由心而发,那是人类的救星,世界的明灯。就这样年复一年,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中国人的宗教观是散漫的,中国人的造神却是狂热的。南怀瑾先生谈到英雄与圣贤的分别时说:“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贤自己挑尽天下人的烦恼。”毛泽东是英雄,还是圣贤?

四十年代,有位学者呼吁“教育不是宣传!”六十年代我们把宣传当成教育。“阶级斗争”“全面专政”“不断革命”一个又一个概念陷阱,使人失去了“本来面目”。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天性,有了“真”人类才有科学,有了“善”人类才有宗教,有了“美”人类才有艺术。这是文明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无所不有,就是没有“文化”,除了政治目的,在文化层次上正是在颠覆这个基础,把一切都涂上阶级的油彩。

九评学习,批修反修,一路下来,像一把山火,越烧越猛,由外而内,由远而近,直逼山顶。1965年由批判“三家村”进而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开始只是引发了清官,贪官之争。有的认为没有清官,有的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似乎贪官是女娲娘娘派到纣王身边的苏妲己,加速让旧王朝烂掉的“卧底”。这是“阶级斗争”理论推演出来的怪论,其实历史不是条人为挖掘出来的运河,历史长河虽有其势,却没有定式,黄河,长江,亚玛逊河….各有各的走法,是大量偶然事件的总和,非要按某些理论设定的路线走,往往造成乌托邦式的悲剧,多少人间惨剧,多少血腥丑恶是在高尚的理想旗帜下上演的?

毛泽东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结束了清贪之争,揭开了政治之争。十年前看到吴晗外甥女的一篇回忆,她曾问吴晗,你是学历史的,应当懂得中国文字狱的厉害,为什么去写“海瑞罢官”?吴晗说:是毛主席两次指名要我写,能不写吗?恍然大悟,吴晗是“覆盆之冤”申诉无门,有苦难言。

吴晗当年数学不好,是破格录取进清华的。最近一位年逾百岁的前辈老校友告诉我,当年胡适赏识吴晗,但数学过不了关,于是让吴晗作为插班生报考,插班生不用考数学,只考文史,所谓“破格”也还是有原则的。吴晗进清华就是二年级。

六六年开始,各系各班都纷纷组成写作小组,向文艺界的各种“大毒草”猛烈开火。凡贴上“封资修”标签的,就是炮轰的靶子。这些写作组就是后来“战斗组”的雏形。凡事成为“主义”就会走向极端,“毒草”越批越多,乃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一张报纸,一本杂志,都要在灯光下透视一番,看背面有无刀枪之类正好对着正面的领袖像。谁也不敢在报纸上乱涂鸦,唯恐触了“地雷”。中国文字的特点容易助长文字狱,中文字是单音字,一音多字,一音多义极普遍。于是中国人爱“八”忌“四”,结婚不分“梨”,老人不送“钟”。ENGLISH让银行家念是“应给利息”,让政客念是“硬改历史”,让打工仔念是“硬给累死”。再加上“说文解字”的“拆字”功夫,为文字狱之道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朱元璋到雍正,乾隆,多少人为了 “僧”“明”“清”字丢了脑袋,雍正年间,有主考官出题“维民所止”,维止二字乃“雍正”去头,于是主考官被“去头”。既然“罢官”让海瑞与彭德怀串到一根绳上,作为付市长的吴晗与北京市委一班人马都得罢官。

城头变幻大王旗

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北大是“三家村”黑店的重要据点,北大校长陆平被揪了出来。清华师生如过江之鲫涌往北大看大字报,北大出事了!人心鼎沸,群情激昂。六月四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管北京市委,彭真为首的旧市委休克靠边。一股洪流堰塞湖似的直冲下来,清华开始强调“内外有别”只限于西大饭厅内的大字报立时决堤般漫延开来,大礼堂前贴满大字报,热闹如庙会。当年清华园里高干子女云集,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大字报“亮剑”直指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

六月十日晚上,我正走在新水利馆前的路上,迎面走来一群人,提着行李,领头的一位带眼镜中年男子,问我八号楼“胡适之”?我把他们引进八号楼,中途得知他们是石油部来的“工作组”,进驻工物系。没几天各路工作组接管了清华园,蒋南翔为首的“独立王国”顿时瓦解,甚至都没经过“保”“反”两方的充分交锋,被“端”了出来,何东昌感叹是“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从那时起,清华园成了台风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各式人物,各类派别,风起云涌,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今为刀俎,明为鱼肉,历史的轮回报应,从未以这么快的速度兑现,就像舞台上的历史剧一样,兴亡只在顷刻之间。

六月中,在外参加“四清”的“八字班”“七字班”同学回来了,那天上午,看到一些回校同学把系团委书记吴英禄堵在一楼的一间宿舍里,把他诘问得结结巴巴,全无招架之力,有谁拿一只废纸篓扣到他头上。没一会,外面人声嘈杂,哪个系的学生押着几个头戴纸糊高帽的在游街,随后几天内高帽制作水平“日日新”,主要体现在高度上。据说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活学活用”来的,以前在城隍庙里看到“白无常”“黑无常”戴这种帽子,“鬼帽”也。历次运动,各种“分子”,“帽子”虽多,至此才修得个“帽形”。

后来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毛主席没在北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红过几天的林杰说过,“政治斗争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

1966年6月24日,天气晴和,略显闷热。傍晚六时清华大礼堂前已是人头簇拥,摩肩接踵,黑压压挤满了来自各系的同学,在礼堂紧闭的大铜门前,挤得前胸贴后背,无立锥之地。

当晚,化九蒯大富等十位同学将与清华工作组在此展开一场辩论大会。起因是化九的十人小组在阶梯教室前贴出的一份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对进校伊始,未及半月的工作组提出质疑。

当时还未形成后来的各种跨班越系的“战斗组”,只是在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过程中各班形成了一些写作小组。工作组进校后派往各系的人员都来自中央各部委机关,风格水平不尽一致,但总体上尚未在学生中引起明显的不满和对立。工作组主导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委员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化九的质疑大字报涉及的只是些很具体的事情,诸如:原说王光美要来参加座谈,为什么没来?工作组为什么不做解释?虽然内有“机锋”但绝大多数同学是抱着中立的,好奇的态度来“见机而行”的。在那“怀疑一切”的气氛四处弥漫,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空气里充满着要揭开阶级斗争又一个盖子的神秘,燥动和兴奋。

下午,我班几位同学去走访了化九的十人小组,傍晚我们十多人早早守在礼堂前。终于,礼堂的大铜门开了,人流如决堤之水,蜂拥而入,抢占有利地形,同班组的同学都占据了相连的座位,急切等待辩论开始。序幕拉开,主持会议的是贺鹏飞和我系的李黎风,登台的化九学生代表是蒯大富,鲍长康,工作组方面是组长叶林,付组长周赤萍。使人失望的是辩论会没有“辩论”,双方各吹各的号,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工作组极力回避对方提出的问题,就认定一条:蒯大富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就是反党夺权,就是反革命。周赤萍是位老红军干部,感情朴实有余,说话逻辑不足,硬压强扣,引起台下学生的强烈反弹,辩论会顿时变成蒯大富的“主场”。台下群情激昂,有的同学站到椅子上带领大家怒吼“下去!下去!”,要把周赤萍轰下台,工作组陷于被动,局面失控,只好鸣金收兵。作为结束语,叶林引用了当时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暗示了蒯大富的性质。

回头看来,工作组采取的是历次运动的一贯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 这个“我”大可是一党之首,小可是一单位之“长”,有异见就是“反对”。就久经“运动”历练的人而言,是既定的逻辑。而另一方的学生则是经历了“九评”洗脑,“反修防修”观念深植脑海,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以世界革命为已任是心中的神圣使命,虽然学校一直用五七年许多学生沦为“右派”的教训警示大家,但当时当地,“右派”紧箍咒对这批初生之犊已失去阻吓作用。他们信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这就是所谓“老革命”和“新问题”。

辩论会草草结束,学生却意犹未尽,很多人通宵未眠。午夜细雨纷纷,或聚在教室赶写大字报抨击工作组,或赶进城去找国务院,新市委反映意见,或走访工作组各抒己见。这场辩论会的实际效果是造就了一股巨大的反工作组的力量,也为工作组形成了接下来几十天里整肃的对象,使运动脱离了发动者设定的方向。

个体在历史转折关头走向哪个阵线,往往有极大的偶然性。六二四那天挤进礼堂的人,很大部份不由自主的成了“蒯派”“反革命右派”,而后“造反派”“八八派”,再后“团派”…… 沿着因果的轨迹延伸下去。而当时也有些“听话的”同学,受命于工作组进会场收集情况,会后写“报告”,抓“蒯派”的,又会沿另一条轨迹走去。那天深夜我们班十几人聚集在二院的教室里赶写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朱德义,朱敖金和朱观明三人去“善斋”走访工作组,回来讲述访问之经过,绘声绘色所见之诡异,我正执笔,顺手挥就一篇小品“夜话”,署名“三朱”, 后来被批判大字报改称“三猪”。一支秃笔,累三“朱”成“猪”,此后岁月,歉疚之心常有,悔反之路已无。

往后的四十天是整“蒯派”的日子,蒯大富被多次大会批判,却始终不服,并绝食抗议。各系则纷纷批各系的“蒯派”人物,压力很大,恐怕要步“老物八”后尘,当右派原来就这么简单。郁闷中突然爆出个惊人消息:朱德义在“五道口”卧轨自杀,失去一条腿。原来工作组在他日记中发现有怀疑刘少奇的“活思想”,穷追猛逼之下走此绝路。差点出人命,工作组倍感压力,对其他“蒯派”的压力缓解了一些,我们轮流被派往北医三院看护朱德义,暂避是非之地。

七月底,沉寂了一个多月,一声真正的惊雷响彻北京,毛主席回来了!

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清楚运动该怎么搞。八月四日晚,清华二万师生云集东大操场,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首长出席了“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市委书记李雪峰,工作组长叶林公开检查,“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周恩来作总结发言,指明“斗批改”的运动方向。会前周恩来找蒯大富通宵达旦长谈两个晚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解放了!如同再生,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更加刻骨铭心。

作为“人”的毛泽东可能也未料到作为“神”的他,这颗“精神原子弹”威力有多大,他按下了核按钮。中国人民史无前例地享受了一次“大民主”,当然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毛泽东思想不容怀疑之前提下。一个民族的民主精神需要经历一个培育过程,一个民主的过程也是个操练的过程,否则在“大民主”的旗帜下,人性中的野蛮,残暴,偏执,狂妄就会泛滥起来,形成“民主暴力”,蜕变成“伪民主”“法西斯主义”,雨果描写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重演。

八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出“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睥睨天下,气势迫人,继而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月八日,中央公布文革“十六条”,清华成立“八八串联会”,以反工作组的力量为主,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天,“文革委员会”发起“八九串联会”,以保工作组的为主,属“正统”红卫兵。未几,传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旋即于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此后半年共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八次之多。八月中,“三问王光美”进而“王光美是头号大扒手”的文章出现在清华,有的锋芒直逼刘少奇。

八月二十四日,也许是清华园最恐怖的一天,也是北京城极其血腥的一天。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开进清华,杀声震天,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高潮是用推土机拉倒了前清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二校门。“第一红岩”等知名的“反对派”战斗组连夜出逃避难,北京城里“破四旧”,抄家成风,军用铜头皮带四处飞舞,有的中学校长被活活打死,有的大学教授自悬在圆明园里,一些中学生只因没投好胎被同学用皮带打得白衬衫成了红衬衫,市郊有的农村,“地富”全家被灭门,古代的髡刑“古为今用”变身“阴阳头”剃度各色“牛鬼蛇神”,“士可杀而不可辱”老舍即在那二天自沉于积水潭。一个只讲“阶级”“集体”“公权”的社会,个体已被虚拟化,人命不如草芥。这种“红色恐怖”到七十年代又被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变本加厉“光大”了一次。

陆小宝校友有段深刻的解析:“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预感到将受到迫害者,为了自保,往往抛出比他自己低一层级的‘阶级敌人’,变本加厉地加以迫害。他们是受迫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结果导致文革的受迫害面越扩越大,迫害程度越演越烈,而受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个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是解读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迷团的钥匙。”

九月初,蒯大富为首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其他红卫兵必须“红五类”才能加入,“井冈山”比较宽松,发展很快。我们组的人都投奔了“井冈山”,并开到身份证明,投入全国“大串联”的洪流。先后到了武汉,长沙,韶山,杭州,上海,南京。和其他同学比,只是小小的一圈。

在湘江边上感受毛主席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在岳麓山下体会“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概。到了杭州,发现受西子湖陶冶出来的杭州大学生是最有理性的一群,顶风保住了灵隐寺未遭浩劫。第一次来到岳坟门前,大门已封,“心向往之”而不得入。我祖母以前常来杭州敬香,我不愿请假脱课,未曾跟随来过,每次都给她恭恭敬敬叩三个头,请她转达给岳元帅,在坟前代我三叩首。到了上海,发现上海人对北京来“点火”的红卫兵没有好感,甚至厌恶,“下车伊始”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当时心里很想去苏州看望祖母,退思古人尚且“三过家门而不入”,革命岂可挟私?而作罢。在南京与心仪的高中女同学不期而遇,在草地上拨土弄草,流波送盼,转而却挥刀断水,挥手道别,岂料这柔嫩的小草却在心里留下永久的划痕,每当触及,犹痛犹惜,丝丝在心。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工作组临走安排下的“临时文革领导小组”已经式微,“井冈山”上已是旌旗相望。星转斗移,到了年底,“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为“井冈山兵团”,三国归“井”,清华园获得了短暂的统一。

二○○九年四月

注:本文中有些事件参阅“孙维藩文革日记”提示之资料。
   
刘    涛——刘少奇与王前所生之女
贺鹏飞——贺龙之子
李黎风——李井泉之子
叶    林——国家经委付主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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