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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耀文

苏中年华

一九六三年夏天,经过多日焦灼等待的煎熬,我终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第一志愿考进工程物理系。那时是清华十几个系中录取分数最高的系,当然欣喜万分,一种梦想成真的欣喜,毕竟这一结果是三年前进入苏州中学之时就播下的种子。

一九六○年秋,我考进了苏州中学。苏州中学又名苏州高级中学,只设高中,没有初中,俗称苏高中,也曾称作“省中”,因其原先是面向全省招生的,校内有学生宿舍,最正统的校名是“江苏省苏州中学”。校址位于苏州南门三元坊,与孔庙(又称文庙)紧邻,实际上学校有一部分就是孔庙的地盘,比如当时的礼堂兼食堂就是孔庙“明伦堂”后面的一所大殿(大成殿?)。而马路斜对面就是苏州名园“沧浪亭”。学校占地宽广,源远流长,最早是一千年前宋代名相范仲淹捐出的私宅地,以其先忧后乐,富贵一家不如富贵一方的博大胸怀,奏请朝廷辟为“苏州府学”,即现代之公立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史上最悠久的官办学校之一。沿经元明清几代,人材辈出,一百年前改为“新学”,即苏州中学。校园内至今仍存有乾隆下江南时留下的题咏碑刻,有中国最后一位状元陆润庠题写的楹联,有蔡元培的题字。近代名人在苏中任过教职的有王国维,钱复,颜文梁,吕叔湘,叶圣陶等,前辈校友包括钱伟长,李政道,博古,胡绳,陆文夫,袁伟民及三十多名两院院士多名驻外大使。也许是国内学界地位最高的中学之一。
进入这样一所中学,真是三生有幸。

一九六○年到六三年,是中国五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后的间歇期,也是物资极其匮乏的“困难时期”。官方称之“自然灾害”,其实折腾过度自然成害,极度奋亢之后全国都疲惫了。这倒为我们这几届学生造就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没有初中时期的那种喧嚣,躁动和干扰。

高一时的班主任是胡喜麟,教语文,高高的身材,斯文潇洒,透着书卷气。高一我们班被安排在一间生物实验室里,内有许多动物标本,还挂着一具人体骨架,可以天天修“白骨观”。课桌是黑漆的实验台,没有抽屉,一长条排成四,五行,不分列,十来个人连坐成一排。这种“火烧连营”式的布局给我带来一次“道德危机”,考试时稍扭头,邻座的试卷就会跃然入目。一次物理考试,禁不住“窃窃私语”几句,被老师看见告到班主任处,引来胡老师的一次“家访”,当时心里惶惶然的,郁闷多日“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正巧我祖父在世时与他父亲是相识的朋友,祖母就与胡老师拉起家常来,结果老师对主题只字未提就告退了。从此考试时必正襟危坐,再不敢左顾右盼。人生中很多事在当时看是不得了的危机,过后回头再看只是小菜一碟,是自找烦恼,自生系缚。

高二起班主任由姚吉昌担任,也教语文,风格与胡老师迥异,豪放泼辣,大大咧咧,一口“绍兴官话”。南宋定都杭州,浙江一带的乡音就演变成当时的“官话”,相当于今之“京腔”和“普通话”。在黑板上写的字也与胡老师风格不同,一个娟秀圆润,清描淡写,一个棱角分明,张扬有力。当时每两周写一篇命题作文,每一周作一篇周记,自由命题。姚老师特别欣赏我的文章,几乎每篇都会成为讲评的样板,或拿到班际,甚至外校去交流。有了他的激励,使我信心大增,越写越得心应手,形成一种互动,而“第一推动力”还是出自姚老师。老师的赏识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姚老师特别强调要消灭错别字,再三告诫:高考时一个错字扣一分!由此养成习惯,拿不准的字不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苏州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有种使学生难忘的风格和气质。教数学的傅祖崇老师,讲课逻辑清晰,书写工整,力透黑板,常把粉笔写断,吐字“咬牙切齿”“掷地有声”,能把讲的内容像钉子似的敲进学生的记忆里。数学教研组组长王宗海,具大家风度,听他课有听评书似的享受,不输今日央视“百家讲坛”之下。有位语文老先生夏蕴文,在我父亲的同学中就有他的学生,前辈人给他的外号叫“夏铁板”,据说很严厉,当时他在苏中已至少三十年了。高二数学由沈雪声任教,他左脸有块挺大的红胎记,我们私底下叫他“东方红”,他对学生很温和,没脾气。

苏州中学校园景色优美,有山有水,亭阁临池,树阴茂密,富有苏州园林的韵致,更有种历史沉积感。教室和办公楼总共四栋,都是二层建筑,楼与楼间空间开扩,看上去不是花木点缀于楼宇间,而是楼宇撒落在山水花木中。在两栋红砖教室楼前,是数千平米的玫瑰园,五月间,玫瑰花姹紫嫣红开遍,满院芬芳。摘下后卖给学校师生,二分钱一朵,花上二元就能送人九十九朵玫瑰,浪漫一回。我曾买过二,三百朵回家,一部分用来泡玫瑰酒,将花瓣泡在泸州大曲里,加上冰糖,数月后,花瓣成了白色,酒成玫瑰红,倒出来清香醇厚,酒色迷人。秋天西风起,菊黄蟹肥,配着洋澄湖的大闸蟹,真乃绝佳美味,无从形容。另一半用研钵捣烂,加上白糖蒸熟,即成真正的玫瑰酱,做包子馅或抹面包,是纯天然“绿色食品”。今人恐怕很难再有此般享受。

可惜到高二那年,玫瑰园被铲除了。当时中国与苏联较上了劲,“一评”“二评”“三评”。。。大反修正主义。上海有位高级领导人当时认为养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属“修”字号,把阶级观念推演到植物界,玫瑰花成了专政对象,玫瑰园顷刻成了“百草园”,杂草丛生,这是后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先兆。一种意识形态僵化极端到不能容忍鲜花和美丽,离文明之道远矣。

一九六一年,国家“困难”的征状日显,苏州毕竟是江南水乡,人间天堂,比之外地乃是一块洞天福地,市民始终能吃上白白的大米。当时中学生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市民是二十三斤,我与祖母两人共五十斤。从小祖母告诫我:吃东西要“秀气”些,不要贪饱,胃给撑大了遇上“荒年大肚皮”日子就惨了。真被她言中了,她每月的二十三斤中还能省下些给我。按今日标准,一人一月三十斤粮是不少的,但问题是没有油水,缺菜少肉,经常中午在食堂蒸些米饭,涂点黄酱就当菜了。当时人民币已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必需配上各种各样的票证才能形成购买力。每月发的票证像整版邮票一样几大张,除粮,油,布票,还有肉票,粉丝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烟票,酒票。。。上海的粮票最小单位是半两。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包肉的纸都用热水泡一下,浸出油花煮汤喝。因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肝肿大”和“浮肿病”,凭医院证明可配到一些“糠饼”,用糠磨粉制成,干而粗,巧克力色,既难噎,又难拉,但富含维生素。糠,糟,白薯叶等喂猪的材料都上了饭店的菜谱,有只“鸳鸯豆腐”即用少量豆腐掺上酒糟,红曲做成。世事轮回,如今白薯叶,南瓜苗又回到一些酒店的菜谱中,是人们油水太多了。

有天回家,听邻里说有位街坊因偷窃被扭送派出所,在里面竟把所长放在桌上的一碗南瓜偷吃了,所长大怒,“从重从快”处理,将他当场开释,轰了出来,颠倒众生的颠倒事。还有一户街坊,有张“搪瓷品票”要过期了,老婆让老公去买只脸盆,可商场脸盆卖完了,老公自作主张买回一只痰盂,老婆一看火冒三丈,抓起痰盂直扣老公头上,给戴上了“帽子”,却被卡死拿不下来了,只好去医院急诊,才得“摘帽”解脱。三十年后在Mr. Bean(戆豆先生)的喜剧中看到类似桥段,是豆先生搞笑生活,还是生活本身有时就很搞笑?

有一次同学在一起议论各自的愿望,我说希望有一天吃饭不用粮票就好了。此愿二十多年后我到了深圳才完全实现,深圳是国内第一个买粮不用粮票的地方,只是比内地稍贵些。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习惯,决不浪费粮食,总是餐桌上的清扫盘碟者,明知不利健康而乐为之。我原先很挑食,鸡鸭牛羊都不吃,一口鸡汤都不喝,荤腥只吃点鱼,蛋,虾和少许猪肉,以素为主,前世可能是出家人。有一次我伯父高价买了只羊,给全家改善一下,祖母把最补最油也最膻的羊屁股留给了我,我居然都吃了,从此开戒,鸡鸭全吃,可能是生理上的内在需要战胜了心理的障碍。

那时期虽然国内许多农村万分艰难,有饿死人的,但在苏州近郊的农民却有发小财的,种点菜,养些鸡鸭,喂头羊,拿到城里来高价卖,所谓“黑市”,当时尚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有了点钱就想要买点黄金,当时黄金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卖给银行,一两金兑九十来元,但卖给黑市上的农民可卖六百来元,拿这钱再买高价食品,有港澳关系的还可寄些黄油,糖进来,少数有点家底的人家就这样度过难关的。

由于营养不足,学校有两年没办校运会,体育课教大家打太极拳,减少体能消耗。记得有一次教体育的石老师来了诗兴,给大家抒发感想:“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照得大家懒洋洋”,我们都坐在草地上懒懒地听着。

我家离学校较远,步行要半小时以上,平时都带饭去学校,中午饭后同学们都在教室做当天的作业,晚上在家就轻松多了。那几年译制了不少苏联电影,如“复活”“白痴”“白夜”等都堪称经典,国产片也出了许多精品,有“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舞台姐妹”等,周末常去看电影。有一次北京人艺来演出“蔡文姬”,非常火爆,一票难求,去“钓鱼”等了张退票,才得以入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艺这么精彩的话剧,票价一元,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高的消费。

每周都有半天到南门的农田里去劳动,给蔬菜浇水施肥。每学期会下乡一星期,吃住在农村。高一时到虎丘山下的花农那里,伺弄茉莉花和白兰花,住在花房里,正逢连日阴雨,没干多少活,在花棚里大家热闹了几天后,伴着雨丝风片经七里山塘一溜烟回家了。还有一次到石湖边上,住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里,与上方山上的宝塔隔湖相望,湖光山色,碧波帆影,在诗情画意中劳动,把思想改造成陶渊明。苏州农民很厚道,给我们干的都是轻松简单的活,最重的是下水田,农民在前面插秧,我们在后面用脚把水下的稀泥踩实,不必弯腰,就是怕蚂蝗,一旦被叮上不可硬揪,越揪吸得越紧,只能从相反一侧轻拍,或用烟熏才可化解。

高二那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前几年过左过浮的地方进行纠偏,计划经济也能产生“泡沫”,被各种运动一搅就是大泡沫。当时陈毅有一个讲话,提到教学路线中的“阶级路线”,纠正前些年过分强调学生家庭成份的偏差,“有成份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那年代“成份”是压在许多人身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成份差的几乎无缘上大学,特别是好大学,有的人因成份上不了学,感到绝望,想不开而自杀的。陈毅讲话如一缕春风,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六三年进清华后,有老师说这两届新生是历年质量最高的,功归于这次纠偏。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四川美院有一学生,在填表时遇到“成份”一栏,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后终于填上一字:“肉”。笔者专访此生,证实绝非恶搞,可见在今日年轻人中“阶级”观念之式微,已经淡而化之了。他们怎能想象,四十年前,有人因为写了篇“出身论”,反对“唯成份论”而被枪毙的?这位美院学生是“唯物论”者,没有填“灵与肉”来个“心物一元”。

人心所向,陈毅讲话精神很快得以落实,学校力抓教学质量,实行“因材施教”。有一次华罗庚来校访问,与老师座谈,给学生演讲,学校接着就组织数学竞赛,举办数学提高班,给成绩较好的学生加料。在中学我们就学了导数,解析几何的内容,到大学一年级再学就很轻松。

到高三阶段,高考大关就在面前,人人要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大约25%左右,如果考不上,少数可能进工厂,多数就得去边疆农场或下乡。中国的应试教育历来残酷而相对公平,“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为了应考,学校收集了历届高考试题,将其打乱重编成卷,份量再加重些,每隔二,三星期来一次“模拟考”,如果平均成绩稳定在85至90分,就可放胆去报考任何想上的学校,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前景已经心中有数。在选择志愿时,数理成绩好的一般都选理工科。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据前辈的经验教训,尽量不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系科,如文史哲,政治,经济等,“文字狱”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怎奈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料到我们大学毕业时,已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任何科系出来都是“老九”之列,一网打尽,造化作弄人也!

高考前半年,我做了一个此生中最为详尽的复习计划,目标是把高中课程全部复习两遍,计划到某月某日必须看到哪页,每天必看多少页,只能超,不可欠。到高考前十天已全部过了两遍,书缝旮旯都未放过。果然,化学试题有一题就是书页下用小字印的“注解”,我答对了。

考上清华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父亲,他说他1936年进清华,我1963年进清华,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把最好的一只黄牛皮箱给了我,又大又结实。至今记得在晨曦中他肩上扛着大皮箱送我赶火车的情景,仿佛昨天的事。我祖母是“读书无用论”的先知先觉。她有两个儿子,我父亲和伯父,一个十几岁就“学生意”经商,一个上大学,现实的对比使她深感读书无用。在学习上她对我“无为而治”,从不加压,是我运气好,有个开明的祖母。

苏中校风严谨,同学都好学上进,没有谈情说爱的。虽然有终结连理者,也是后来的事。然而在那花样年纪,也非“心如槁木”,曾经心仪邻班一位女生,在我眼里她是标准的苏州美人,“好一朵茉莉花”!明目皓齿,冰清玉洁,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聪明灵秀,品学兼优。我们一代生长于匮乏年代,自小养成克制约束自己天性的习惯,学业为重,只能“发之于情,止之于理”。

三年后,文革起,大串联,竟与她在某城蓦然回首不期而遇,疑似神遣鬼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都很惊喜,承蒙她盛情款待,请我吃双份炒猪肝,下午两人在操场草地上席地而坐,听广播传达文件,心猿意马,东拉西扯,拨弄小草,朦胧间坐了三小时没挪动过。及会散,她说晚上有电影“努克访问XX”想看吗?我竟傻傻地说:在北京看过了。此言一出,只能就此作别,空劳月上柳梢。事后直后悔自己的老实和愚蠢。那时没有手机来发条短信,社会乱成一片,有家不得回,时局动荡更不知将归何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段感情就永远埋在了心底。回想起来,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有其局限性,人,事,皆然,如若好事成真,必被时光磨蚀,藏在内心深处才是永远的保鲜,终生能有一份美丽的回忆,所谓“相见不如相忆”,心灵的世界是无限的,人会老去,唯情常青。多年后,想到这种含蓄之美,曾借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头四句写了首诗: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
像深秋里一片落叶, 悄悄的敲醒冬天的梦。
你不曾带走一片云彩,云却为你下起连夜雨来,
那也是悄悄的, 只觉得天是湿的。

含蓄之美比艳俗之美自是高雅得多,可对后辈晚生我还是建言:有了爱要说出来。说出来了就把它放下来。

一九六三年夏秋之交,北方大水,京沪铁路中断,我们乘火车到烟台,又坐海船到塘沽,再转车往北京。从此告别苏州这块让人难以割舍的故土,也告别了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在以后的岁月中,即使回去也是短暂的寻梦之旅,更多的只能相忆在梦中了。

二○○八年 端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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