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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耀文

二中岁月

1957年秋,我进入苏州市二中,成为一名中学生,当时心情之激动与自豪,不亚于进大学。开学后,天天盼着学校发红皮的学生证,拿到后就装进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故意露出点红边,招摇过市,显示自己是中学生,就像小学入队带上红领巾那天,带了摘,摘了带,折腾个没完。在那个年龄,差一年级,“综合实力”会相差不少,面对高一年级的“霸权主义”,低年级的只好“卧薪尝胆”。学生证是“实力”的显示,身份的象征,小学生见了会“甘拜下风”,大孩子见了不敢“轻举妄动”。

二中位于市中心一条叫“金太师场”的巷子里,被“金太师”分为南北两院,巷之南侧是主院,建有新式的二层红砖教学楼,有个庭院式的图书馆,一些旧平房和一个操场,还有半个高土墩,另一半拦在篱笆外侧,土山上建有小亭,绿树成荫。这里原是“永定寺”的地盘,寺庙就在操场南侧,庙门深闭,时而能听到钟鼓之声,飘渺虚无,若隐若现。这是座始建于梁朝的古寺,唐朝诗人韦应物晚年曾在此借住,那时很多文人喜欢把寺庙当高级宾馆住,图个清静和禅意。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号称“韦苏州”,早年在长安时是个纨绔子弟,街头混混,安史之乱使之幡然顿悟,浪子回头,写过“春潮带雨吹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那样优美的诗句,至今脍炙人口。“南朝四百八十寺”,仅梁朝就在苏州建寺上百,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还有很多废弃的寺庙,其中不少做了学校,菩萨不在了,功德还在。

堪与庙宇比肩的就是苏州园林,遍布大街小巷,深藏于高高的白墙之内。千百年间,几度兴亡,逃亡的贵族,隐退的士绅,纷至沓来,建园安家。二中的北院就是一座旧宅,是光绪年间苏州知府吴云的旧居,二中占了一半,作为食堂兼礼堂,还有初一年级的教室。似乎还差一两间,十个茶碗八个盖,总有一两个班在外“流窜”的,上音乐和美术课时把教室腾给其他班用。那食堂就设在原宅的大厅里,气势像“大雄宝殿”,以至我几十年来一直以为这也是个旧庙。直至近年借互联网的光,找到这房子的平面图,乃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当年测绘,才恍然大悟。原来二中占的是西半边,一墙之隔的东半边,是吴云的私家园林“听枫园”,亭阁,水榭,假山,池塘,花草,古木一应俱全。

在以功名取士“读书做官”的年代,吴云自然也是个文人,还是字画文物的收藏家,鉴赏家。“听枫园”里,“左图右史,钟鼎罗列”,近代书画金石大师吴昌硕年轻时曾在此长住,观摩书画,教授学童,对其日后的成就影响非小。“听枫园”八十年代后成为“吴门画院”,院长张辛稼的住宅就在百步外的“嘉馀坊”,这里的因缘,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到本世纪初,我去拜访小学时一起涂鸦的同学,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大画家,才初进“听枫园”,一睹真容,转眼已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初一时的教室就在大厅西南角的一个小院里,二间教室,天井里有个花坛。当年天天在此进出,竟不知身处这文化“气场”极浓的风水宝地,不能不惋惜资源的浪费。一座古城的一砖一瓦都是城市的记忆,一代代前人留下的“身业”“口业”“意业”无不沉积于此,所谓城市的灵魂,佛家称“如来藏”“种子识”,种种因果皆由此而生。

有一段时期我在食堂包伙,一个月6元钱管中晚两餐。八人一桌,有两只小木盆盛饭菜,每桌有“桌长”轮流值勤,负责分菜。常吃的菜是雪里蕻炒豆腐,此菜现在还是我的“情之所钟”,经常下厨炒上一大盘自娱,吃两三天,既怀旧,又开胃。“金太史场”往东与“嘉馀坊”首尾相接处有家小饭馆,当年门庭若市,二中师生中午常去改善一下伙食,花上一,二角钱可以点个小炒,那时国家还尚未显出“困难”之相。

出“嘉馀坊”几十米就是人民路上的“怡园”,门票五分钱,每到期末考试前,常进去花一角钱,泡一杯茶,开水任用,可以坐上一天,静静地复习功课。园里没几个人,那份清净如今是寻觅不到的奢侈了,门票却已涨到五十来元。寒假将临,园里弥漫着腊梅花淡淡的清香,暗香袭人,足以使人神清智明,脑筋开窍,熏陶出“才气”来。“怡园”近旁就是著名的“朱鸿兴”面馆,二层楼,那里的“阳春面”“浇头面”和汤包常令人垂涎难忘,那时的服务员头脑真清楚,客人点好面食后,他拉开嗓门,唱一遍就记住了,全凭心算,上点心,结账都不会错。人民路原名“卧龙街”,是贯穿南北城门的主街,形似卧龙,北寺塔为龙尾,文庙府学(今苏州中学)是龙首,如此风水让苏州的读书人沾光不少。

我家住景德路上财神弄口,到二中可取道财神弄再转修仙巷,或景德路转道堂巷。修仙巷极其幽静,两边是高高的白墙,没几户人家,多为深宅大院,含而不露。有户潘姓的是清代状元,有座王家的祠堂,传说是先人曾出使海外,遇难被猩猩所救,做了猩猩女婿,生儿当了大官。可能那时国人闭塞寡闻,居中自大,把黑人或白人都当成了猩猩。道堂巷则很热闹,从北端的王天井巷过景德路到道堂巷,一路都是红木作坊,一户一店,一目了然。如果把当时巷内的红木工匠都集合起来,足可成为今日国宝级的技术团队。当年上学路上边走边看,欣赏师傅们在红木上雕花制作,那时的木器不用铁钉,全靠榫头,做得严丝合缝。五十年代苏州比较富裕之家才有收音机,但沿街商户,住家都装一只有线广播的“话盒子”,播放着同样的节目,相随一路,在上学路上经常能听完一段完整的评弹开篇。那一条条石头铺的巷陌,粉墙黛瓦,上阶苔色,幽婉评弹,洒几许“梅子黄时雨”,构成古城诗情画意的神韵。少年时代就沿着那小桥流水,桃坞柳巷悄然流去。有时晚上在灯下作业,街上传来“卖菱角”的叫卖声,唤住村妇,在小篮里放贰,叁角钱从二楼窗口吊下去,换成菱角再吊回来,此种情调何处再有?

每天上学必经“马医科菜场”,有五六个篮球场大,上有顶,周无墙,四面通透。菜场东侧正对三条平行的小巷,从北往南依次为“马医科”“韩家巷”和“金太史场”,三条不长的巷子里竟藏着“曲园”“绣园”“鹤园”和“听枫园”四座园林,都是“雨打梨花深闭门”“养在深闺人未识”。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菜场边上的“小人书摊”,二分钱租一本,除了新出的连环画,还有很多旧式小人书,都是武侠故事,“施公案”“火烧红莲寺”“宏碧缘”“七侠五义”之类。摊主是个粗黑胖子,黑衣黑裤,坦胸露腹,一脸凶相,活脱脱一个“蒋门神”,这形象做小孩生意真不靠谱,可他的书吸引人,偶尔出个笑脸,小学生们就如得了奖励。夏日酷暑,在天井的布篷下,坐在凉凉的竹床上看小人书,是人生中难忘的享受。

五十年代起,中国和“运动”结上了缘,“运动治国”建国头三十年各种“运动”多达五十余次,涉及人整人的三十余次,以至运动成了一些人的历史的坐标,讲起来就是“三反时”“反右时”“文革时”……对我这代人来讲,中学是“运动”的开始,一启动再没消停,难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初中三年,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上停停,半上半停,走马灯似的参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初一时的运动是“除四害”,每人每天要交蚊子,苍蝇若干。起初每天黄昏用脸盆涂上一层肥皂水膜,在天井或街边捞捕,蚊子会被粘在盆里动弹不得,每天能捞到百来只。黄昏时分蚊子总是成群结队地飞舞,容易捕捉。三十年后我到深圳,到处基建,蚊子猖獗,曾故伎重演,用过此方。后来,指标升高,百来只太少,就用纱布铁丝竹竿做成网兜,黄昏时到金门和阊门之间的城墙上去,城头上种着一片片麦子,就在麦叶上扫荡,蚊子,各式小飞虫,能收罗一堆,混作一团,上报灭蚊一千,五千,谁也数不清,这是“浮夸风”之“初级阶段”。有一次全校配合全市行动,被分配到相门外的农田里去围剿麻雀。人人带上锣鼓,脸盆,铁皮盒等能敲响的家什,天未亮就到校集合了。同学个个兴奋难抑,使劲敲打起来,惊起梦中人,把周边的住户首先轰赶了起来。开始还有人在骂骂咧咧,哪位老师说了句:谁反对除四害?抗议者顿时忍气吞声,揠旗息鼓退缩回去。那天田野里,屋顶上,树上,到处是人,呐喊声伴着敲打声如雷震天,声势夺“雀”。当天下午才疲惫而回,人尚如此小鸟何堪?当时心里真对麻雀充满同情怜悯,后来麻雀平反,先于右派。

初二,运动转入大炼钢铁和反右斗争。家家户户门窗上装的铁花都被拆了,铁床也被动员“捐献”了,改用两条长凳支起床板,砸锅卖铁。当时想不明白,砸了铁床,炼成铁,再做铁床,为什么呢?学校在附近的“高墩墩”上建起小高炉。炼钢是老师和高中同学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磨缸甏粉和烧焦炭,缸甏粉是做耐火砖的材料。大家四处去找破碎的缸甏片,每人抱一只“石鼓墩”(老式建筑垫柱子的石鼓)坐在食堂墙沿下,在水泥地上一边磨粉,一边享受暖暖的太阳,看着隔墙(听枫园)的树影发呆,也是有指标要交若干斤才合格。最紧张的几天是小高炉要出铁水了,挑灯夜战,大家都带上被子,通宵在学校“会战”。我们都如鱼得水,欣喜欲狂,半夜时分,几个淘气的在一起,用煤灰把自己脸手涂黑,如同今日之“特种部队”,冲进教室,一声呐喊,如“天神”降临,把所有在休息的同学吓得尖叫连连,都被抹了一脸黑。有的还爬到天花板上去“探险”,闹腾到第二天凌晨,人困马乏,在晓风残月下回家,一路上顺便找寻缸甏片,同时,顺手牵羊把沿街家家户户放在路边的马桶都换了盖,“张冠李戴”扬长而去。当年苏州人家都把马桶放路边过夜,清晨农民来收粪水,再用竹刷刷洗,是每天早晨的街头交响乐。

对于“反右”,当时对政治茫然无知什么也不懂,那年岁尚无自由思想的意识,意识不到中国正在失去思想的自由。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图书馆前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批判章乃器,罗隆基等“知名右派”。继而,有一天看到有一群同学闹轰轰在看热闹,有人对我们历史老师罗致哲吐口水,才知道罗老师成了“看得见”的右派。她那惶恐迷惘的神态在我脑海里几十年未曾消失,原来“师道尊严”可以在一瞬间就被摧毁了。

二中每年一次的校运会才是我们真正的运动节日。那时实行“少年劳卫制”,要求60米达9秒6,1500米5分钟多些,冬季大家都在操场练1500米。为了达标,考试时有的“困难户”是被两个同学架着跑到终点的,为达标而不择手段,就这样被默许了,很多游戏规则是这样悄然改变的。体育老师中有位刘老师最“酷”,有时里面赤膊外面套件花呢西装在操场边指挥若定,一次运动会上班主任让我给她找把椅子,正好看到刘老师背后有一把,轻轻搬了来,刘老师一屁股坐空在地上……还有位教篮球的盖尧天,名字像京剧名家盖叫天。印象最深是排球队的比赛,地理老师牛金鼎是队长,身材高大,体型扁平,如同门板,发球时几名队员都高举双手,风摆荷叶似的左右摇晃,摆迷魂阵“忽悠”对方,不看球,光看这就够开心的。校运会上大家爱看百米赛,跑道边站满“拉拉队”,跑道尽头往前十来米是间厕所,进去要下几级台阶,由于终点旁边人多,运动员没法转弯,只好直冲到厕所墙上用手撑住才能刹住,有的干脆冲进厕所里去了,回想起来真是有趣。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很少讲话,界线划得很清,可又非性晚熟,于是常常在私下编排,谁和谁是一对,这种配对往往还挺“门当户对”,搞得当事的更不敢说话了,心底里却反生出一丝情愫来,只是未见有“终成眷属”的。个别同学喜讲“黄段子”,引得一群似懂非懂的同学听得傻笑不已。有位姓姚的同学外号“开口笑”,长着一张笑脸,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说你呢,你还笑!严肃点!”,可他严肃起来也是笑脸。

虽然课是上上停停,那三年还是我们知识面突飞猛进的时期。“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看过的小说中,应时的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古典的则把“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等都读了,还能背出一百零八将的诨名和姓名来。

那时节,昙花一现的“百花齐放”给苏州的昆曲和苏剧带来了一个小阳春,江浙沪赣及北方的各路昆剧团多次来苏州会演,一次会演有十天半月,连台本戏,折子戏天天不同,主要在“北局”的青年艺术剧场和开明戏院。我伯父当时经济条件富裕,他读过私塾,古文功底好,酷爱传统文化,经常与画家文人墨客交往。他们买昆剧票是整套买的,一场不漏。我也有机会看了许多极有水平的演出,有“传”字辈演出的“长生殿”“十五贯”“风筝误”“烂柯山”“牡丹亭”及许多折子戏,当时张继青还是青年演员,苏,昆都唱得好,如今已成一代名家。这些顶级的艺术享受使人着迷,刻骨铭心,终生不忘。那时看了“十五贯”就去西美巷寻访“况公祠”,听了弹词“玉蜻蜓”就去“马医科”访申家祠堂,读了“浮生六记”就去仓米巷找沈家遗踪,也曾去南门外探访孙策墓,还有玄妙观的方孝孺“无字碑”,大公园的张士诚王宫遗址等,苏州的古迹真多!俯拾皆是。

观前街附近的“北局”是商业中心,也是电影院的集中地,在校午餐后或周末常与同班的杨寿兴去游逛,当时新上的影片贰角一张票,旧片壹角伍分,星期日早晨的“儿童场”仅卖伍分钱,只是场内太“罗唣”,兴奋时呐喊跺脚,地动山摇。夏季每座配一把纸团扇,上百把团扇会飞上空中去,在银幕上来场团扇雨。有次与同学去看电影,两人掏遍口袋差壹分钱,只好怏怏而回,壹分钱逼死英雄汉。

课余,同学中时兴自己装“矿石收音机”,绕出各式线圈,有齿轮型,园桶型,宝塔型等,拉上天线,当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广播时,仿佛天外来音,有种成就感在胸中激荡膨湃。有的同学驯养黄雀,让黄雀飞上屋檐,再召唤回手中的铁丝架上来,收放自如。还有的喂养一种臭虫似的小虫,饲以冰片,养在“路路通”里,可以放嘴里生吞下去,据说补血。二中在“豆粉园”有个小农场,种蔬菜,西红柿,青椒等,学生常去劳动,锄地浇粪。这种种活动使大家收益良多。比之今日之学生,只专注于应考,如有学者批评的:把启蒙变成了“蒙启”,蒙蔽了学生的天性和慧心,成为考试机器,我们一代当年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二中许多老师使人怀念,初一的数学,语文两位主课老师都只教了一年,数学老师陈庆玲(班主任)因“历史问题”被辞退,当时也才三十来岁。语文的余漱石老师,除了教课内的,还鼓励同学背唐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凑,她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带我们念唱“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那“腔儿”至今仍在耳边回荡。可惜她五十来岁就急病去世了。几何老师姓熊,号称“熊三角”,讲课思路清晰,逻辑分明。地理陈德良老师,一上课先在黑板上画好地图轮廓,然后用彩色粉笔边讲边加,下课时一幅完整地图完成了,与地图册上的一模一样,堪称活“投影仪”,擦他的黑板常感可惜,舍不得擦掉。有一次一位同学上课时内急,要去小便,他不批准,要他忍到下课,说出汗也可排泄,显得过于刻板,同一样风格,有时是优点,有时又是缺点。初二起班主任换王同萃老师,对我们也很关爱。毕业时动员报考本校,她却没留我考二中,说:你肯定是报考苏高中的,去吧。

似水流年,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往事不可留,如天上浮云,水里泡沫,空中雷电,世上物质性的东西常常更容易化作虚空,凡美丽皆不久长。苏州二千多年历史上,经受过多少次兵荒马乱,兴废存亡,建了毁,毁了建。上面提到的景物,巷陌有的已云消烟散,有的已面目全非,二中也已不复存在,“良辰美景乃何天”,只有在自己的记忆中去寻觅。现今的苏州时髦了,现代了,可那使人沉醉的气质却已难觅了,只能在山塘街,平江路,周庄,同里找回点旧影。今日看来,那个年代有许多事实属荒诞,可荒诞之中我们这些孩子也仍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来自一颗颗纯洁的童心和家庭师长的关爱。在欧洲,很多民居的楼顶上刻着建筑的年份,18XX,17XX,16XX……我常替苏州感到惋惜,不能说苏州人不念旧,苏州城址至少逾千年未挪过位置。只要私有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少有人去珍惜,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谨以此文对哺育过我的这方水土,健在或逝去的师长亲友们聊表一点敬意和思念。
  
2008年2月初稿
2012年5月改写

*初稿成文后,丁蘖同学找到了罗致哲老师,已九十多高龄,依然头脑清晰,身轻体健,安享晚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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