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似水流年 》目录 早安上海
分类:

11.gif

                            ----顾耀文

目录

早安上海
旧时月色
二中岁月
苏中年华
水木清华(上)
水木清华(下)
小城旧事


早安上海

与其说记忆是一盒断断续续的旧磁带,不如说记忆是在旧磁窑里收集到的碎瓷片,虽然是碎片,可那美丽的釉色和花纹还是清晰可见,此一片,彼一片还能拼出曾经的光彩。胡适先生常鼓励人写一些回忆,那怕你只是个无名之辈,平民百姓,写下来的都是史料,放到历史的大骨架上,都是有质感的血肉。只要人性不变,历史就永远有其现实意义,所谓“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

记忆的起点
 
不知道是否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个起点,但至少我有,在那之前是一片浑沌。“山海经”里说曾经有个“浑沌神”,没头没面目,“形虽无全,神则灵性”,后来给“浑沌”开了七窍,“浑沌”就死了。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和我同龄的人中,有不少叫“胜利”的。可我对童年的记忆却在三年之后,起点是一个夜晚,父亲从苏州把我和母亲接到上海,走进他新分配到的宿舍。那是位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一幢红砖的花园洋房,门牌1462号。夜色里我们上了台阶,走进拱形门廊,站在双扇开的大门前,按铃等开门。我站在那里仰脸盯着幽幽发光的黄铜门把,门把旁边有个黄铜片,上面刻着“LETTER”几个字母,用手指一捅,会向里翻开,后来知道这是送信的邮箱口。已经不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汉字是什么,但肯定“LETTER”是我认得的第一个英文字。这是我记忆的起点,捅开这“LETTER”的那时刻,我的“浑沌”死了,记忆活了。

1462号是幢三层的洋房,英式建筑,前面是花园,一大片草坪,靠路的一侧种着桑树,枫树,玉兰树和法国梧桐,另一侧的高墙上则爬满了“爬山虎”,使草坪的绿色向空中弥散开去。房子后面是二层的大厨房,再往后越过片空场是汽车库,车库二楼是工人的宿舍,隔墙就是有名的“觉园”,上海最大的“居士林”。

当年后墙上有个豁口,经常爬过去玩。那是一处园林,有太湖石堆就的假山,有菏花池九曲桥,水榭亭台,夏日里水动风凉,蝉鸣阵阵。另一侧是几座佛殿,黄墙黛瓦,香烟缭绕,闹市里难得的清静,园内植有印度的菩提树,结子累累,佛陀当年在菩堤树下得道觉悟,故名“觉园”。这里和附近的“第六人民医院”一片原是“南洋烟草公司”老板,简氏兄弟的物业,简氏兄弟笃信佛教,将私家花园捐出作“净业社”,又称“居士林”,专作皈依佛门而未出家的俗家弟子活动之所。六世班禅曾在此居住,印光大师曾来此讲经。

不知道1462号这所大房子是谁的产业,可能是日伪“敌产”,被“国民政府”收来给“邮政储汇局”做了高级职员的宿舍。那晚我们住进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天顶一半是斜面的,渐渐收缩的空间给人一种温馨感,墙上有个小门,里面黑洞洞的一口竖井直通底层,可能是装吊篮传送饭菜器物的通道,这给小孩一种神秘感。尽管我特别喜欢这间小屋,可没住多久我们就搬到一楼的两间大房里去了,心中未免遗憾。

爱文义路上走着上海最早的一路有轨电车,二十世纪前页,有轨电车对于城市有如今日的地铁,是“现代”城市的标志。与香港,大连,北京等地不同,上海的有轨电车有两节车箱,前一节是“头等舱”,后一节是“二等舱”,一张车票二分到一角钱,据说开始“头等”只给外国人坐,到我见到时已不分中外只认钱了。有轨电车没有方向盘,司机站着驾驶,脚下有个金属踏板,一踩就“叮当”响,伴着车轮与铁轨的隆隆声,煞是热闹。和唱片类似这也是种“轨道”上的音乐,有时司机会像玩打击乐似的踩出节奏来,“叮叮令当令令当”,而一旦急刹车就失了风度,会突然尖叫起来。

电车经过大门口就沿常德路向南拐了,前行三四百米到下一站就是“卡尔登公寓”,那是当年张爱玲的住处,上演过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说她喜欢听着电车的叮当声入睡,“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再往前不远过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就是电车总站,张爱玲在她公寓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辆辆排队进场休息的电车,等着洗澡,“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

虽已隔街相望,电车还要绕静安寺一圈才进总站。左方是佛门净地“静安寺”,右方是灯红酒绿“百乐门”,这侧是“鸿运斋”的酱猪肉,那侧是“老大房”的杏仁酥,路北木鱼声声念“阿弥陀佛”,路南祈祷连连叩“天国之门”(外国公墓),古今中外,聚一时之繁华,兴衰沉浮,汇滚滚之红尘,这就是上海。

北京西路沿街商铺不多,大多是公寓住宅,也点缀着不少花园洋房。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大门口的界石上,看来来往往的人流,等父亲下班回来,他经常会带上一盒山楂糕,给我一个惊喜。

我是在重庆出生的,父亲在清华选的经济系,曾是陈岱生教授的高足,当时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邮政储汇局”,那是个战火纷飞,毕业即失业的时代,有一部著名的电影“桃李劫”就是反映当时现实的。后来又通过“考试院”的考试,上了“官阶”,一路上升。我母亲是福建人,在昆明做邮局文员与父亲相识。外祖父出身于保定军校,北伐时是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很早就死于内战,外祖母也早逝,母亲少年时父母双亡,跟她祖母投靠在昆明的叔叔家,没读完初中就出来做事了,生不逢时,论智商她本应进一流大学的,到我出生时他们已经在重庆工作。父亲有位同学毕业后饥不择食,稀里糊涂考进了“中统”下面的一个机关,解放后坐了十几年牢,一考误终生。如今大学生毕业求职也很难,但毕竟没有这种政治风险。

抗战胜利,大批在四川大后方的人士要“复员”回沿海地区,有似当今春节返乡的农民工,水陆空都一票难求。邮政储汇局属于“交通部”,父亲通过在部里当处长的清华校友汪伯伯,搞到二张飞上海的机票,让母亲带我先回苏州老家了。那时,直到七十年代,坐飞机都是件挺难得的事,所以小时候亲戚间常说我好福气,一岁就“飞”过了。其实当时还在“混沌”之中,和在摇篮里摇几下没啥区别。

那时从重庆“飞”回上海的还有电影明星白杨,这成为白杨在文革中列为“特嫌”的重要线索,因为那时一般人很难买到飞机票。原来白杨的机票也是从汪伯伯那里走后门买的,她当时的丈夫张骏祥是汪伯伯清华的同学,后来找到汪作证才解了围。

上海的租界是由东向西一点一点蔓生过去的,这有点像百年后的另一个移民城市深圳。霞飞路(淮海路)是法租界,爱文义路,静安寺路是英租界,从爱文义路往北一个街口是新闸路,就接近英租界和华界的边界了,过了新闸路市容明显不同,很多地段早晨还是一片刷马桶声,以服饰比喻,路南是西装革履,路北是长衫布鞋,再往北是闸北棚户区,“衣衫褴褛”城市贫民的集居地。上海人把富人区,贫民区称之为“上只角,下只角”,如今到印度德里等大城市,未进城就能看到整片的“棚户区”,用木板,铁皮,塑料布等搭建,破烂得壮观,“贫穷”逼人。在此并无藐视印度的意思,在“棚户区”里的印度人毕竟是自由民,而我们住在体面小区里的有多少是二代三代的“房奴”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力空前发展,和农牧时代相比,工业比作是牛羊的话,城市就是牧场,而中国的城市是“贫瘠”的牧场,市民消费能力不足,只能大量出口,把生产力“放牧”到国外去,造成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城市要“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就得长草,而不应当是暴殄国民财富的黑洞。作为大城市,不可能只是富人的天堂,而没有穷人的地盘,没有穷人三天就变臭城,这是种“生态平衡”。“纽约是天堂,纽约也是地狱”,很多大城市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共生体。如今中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蚁族”,如果政府不有所作为,“蚁族”集居地就会变成新生的棚户区,贫民窟,一部分人的“天堂”,另一些人的“地狱”。

不到四岁我进了幼儿园,在常德路新闸路口的“培明女中”,是所私立中学,附设有小学部和幼儿部,我上足三年幼儿园,直到小学四年级。离学校不远有家“沙里文面包公司”,专做面包,饼干,颇具规模,四周的空气里成日弥漫着奶油香草的香味,引得我们老是咽口水。

每天早晨,我从家拿上五分或一角钱,在路上自己买早点吃了上学。当时五分钱的早点可有很多选择,可买一付烧饼油条,也可买一个“年糕团”,看着工人用大木锤把米饭槌打成团状,压成条即“宁波年糕”,摊成饼,裹上糖芝麻做成个热腾腾的大饺子就是“年糕团”,也可买一堆烤红薯,一个山东薄饼卷油条,二个“高脚馒头”,那是山东师傅做的,成高拱形,不会塌陷,瓣开后是一层层的面层,特别香,如果高级一点还可到学校小卖部一角钱买个夹土豆色拉的“罗宋面包”……像孩子一样,钱也会随岁月一点点长大,当年一分钱如今已长成一元二元了,这种长大也是不可逆的。一个经济体的壮大,都免不了适度的“通货膨涨”,这显示社会生产的一点“供不应求”,从而形成刺激生产的动力,而过度通涨会使社会财富湮灭,就成为经济的癌变了。

一九四九年春,家家户户都在窗户的玻璃上贴“米”字形白纸条,大人说是防止玻璃碎了砸伤人。其实,是解放军兵临城下,快解放上海了。在大门口可以看到一辆辆军车,载着穿黄军装,头戴钢盔的士兵,忙忙碌碌,穿梭往来。五月底的一个夜晚,我从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她给我穿上了衣服,让我和衣再睡,气氛有点紧张。第二天,好像也没什么异常,大门外还是穿梭的军车和士兵,小孩子不懂,那天上海解放了,“国军”换成了解放军。中国正发生着二三千年历史上的一场大变局,而对我来说,只是半夜从睡梦里被拖起来,穿上外衣继续睡去而已,“童心”面前无大事。

董家小弟

我们住进1462号不久,二楼最好的房子里搬来一家姓董的人家。董先生白白胖胖,带金丝边眼镜,浑身透着一股“官气”,听说他是“局长”。董太太也是苏州人,文雅清瘦,带着无框眼镜,俩口子都是留德的“海龟”。他们有个小儿子,比我小一岁,当然地成了我童年的玩伴。董小弟长得白皙,分不清是老实还是木纳,却又有几分固执的淘气。我们天天在一起玩,董太太常追着他喊:“小弟回来喝牛奶!”逼着他吃烤得香香的涂满黄油的面包,这在当时是挺高级的食品,一般孩子吃不起。一年一年新住户不断搬入,院里有了十多个孩子,玩“老鹰抓小鸡”“官兵捉强盗”闹得“风生水起”。最开心是夏天刮台风,下暴雨,那时上海的排水系统有问题,院子里,马路上顿成泽国,拿个木盆当船划。后院的工友则来点小酒,把淹死的乌鸦当鸡吃了。

五十年代初,有一天院里来了些陌生人,华灯初上时,一群人拥上二楼,一阵折腾,把董先生带走了。我躲在楼梯口看见董先生披着呢大衣,背着手被一群人挟持着走下来,事后邻居们窃窃私语说是把人“铐”走的,气氛有点恐怖。

长大懂事后听人讲,董先生曾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解放前夕本可去台湾的,经由地下党做他工作,留了下来,可到“镇反运动”时与他联络的地下党员不知调哪去了,死无对证,当作“历史反革命”抓了起来,最后死于劳改农场。

董先生被捕后,董家母子失了生计,眼看他家一天天潦倒穷困下来。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另一家搬走的邻居陈太太,为的是董太太有一付皮手套想托母亲转卖给陈太太,陈太没有要手套,但给了点钱让转交。心高气傲的董太太到了这般田地,可想其艰难。后来他家搬到附近一条旧式弄堂,租了个“亭子间”,靠糊火柴盒挣点家用,我去玩时,只见家徒四壁,一只木箱当桌子。

我四年级转学去苏州后,就和他家断了联系,后来听家人说董家小弟沦落成街头小流氓,被送去安徽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母亲精神失常去世了。再后,听说小弟也死于劳教农场,估计是三年大饥荒时期。

在历史的激流中,眼看董家母子翻落在滚滚江水中,挣扎,沉没,消失了。有心理学家认为,人性说不上是善或恶,人性有很大的潜能,在什么环境下就会激发出什么人性来。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董家小弟从一个老实木纳的孩子,变成一个被劳教的“少年犯”,这需要多大的环境反差?这也可解释,后来的文革中,为什么许多好好的学生会干出些没人性的事来,正如当年德国的一些纳粹党徒,也曾是家庭中的“好好先生”。中国的劳教制度是一种法外之法,在当事者年龄或罪行够不上法律制裁时,就可以实行“劳教”,有很大的随意性,四川宝光寺有联云:“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种古怪的劳教制度也可算“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可至今尚“了犹未了”,未能正式废除。

听知情者说董先生当时有一笔美金积蓄,但他居然不交给妻子,而当“小金库”托付给一位可信任的朋友,这位“朋友”却趁火打劫,吞没了这笔钱,害惨了母子二人,董先生行事荒唐死不足惜,累及妻儿令人叹息。

洪家表兄

我祖父的二姐我们称之“二好婆”,二好婆嫁的是苏州洪家,即和赛金花有段情缘的洪钧,洪状元家族。二好婆没有女儿,我三姑母就过继给了她。她有个孙子洪玉林,当年是上海古玩界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投资一家缝纫机厂,还开了家古玩店,叫“珊瑚林”。二好婆就随这孙儿常住上海,住在茂名南路南昌路口的一条弄堂公寓里,如今称作“联体别墅”。小时候有时跟大人去探访二好婆,她个头矮,坐在太师椅上脚就够不着地了,这成了我当时的“看点”。

五十年代中,有一天跟随母亲和姑母们去二好婆家,他家从一楼到三楼,到处是古董,大大小小的瓷器青铜器,古物太多,有股阴气,加上厚实的窗帘,觉得森森然的瘆人。那天见到从香港回来的洪玉林,从辈份说应称其为表兄。这位表兄三四十岁,相貌冷俊,用今天的语言“够酷”,靠在客厅的壁炉旁谈笑风生。这场景至今记得,因为过后十来天,突然听说他跳楼自杀了,自杀地点就是我二姑妈住的“圣保罗公寓”,离洪家很近。那是在凌晨初晓,他放了点钱在二好婆床头,就走上了不归路。当时听说是他缠上了文物走私官司,被吊扣了回港证件。死后法院抄了他家,“掘地三尺”要找一幅古画,无功而返,但没收了他家一批文物古玩。这件事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上了“人生无常”的第一课,活生生的人一下没了,印象很深。

最近从网上查这件旧案,说洪玉林当年有位密友叫谭敬,也是上海滩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以收藏宋元名画为长,不仅收藏有名,更是造假画的高手,造假画的材料都是来自故宫的皇家用品,使诸多收藏家乃至博物馆上当。谭敬有些真真假假的画是经洪玉林处理的,有位美国人通过洪认识了谭,以一千两黄金买走谭敬的八件高仿古画,仿的宋徽宗,赵子昂等名家作品。至今这批画在美国已“潜伏”半个多世纪,说不定哪天又会在国际拍卖会上露头。像张大千这样的大师,早年也画过“假画”,临摹和作假界线只在一念之间。

谭敬也于解放初去了香港,带走不少收藏品,法院当时指称洪玉林是“走私文物组织者”,可能也与谭的那些画有关。谭敬后来在香港遭遇变故,变卖所藏,回到上海,劳改多年,八十年代后又现身于上海画界,当了阵“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

性格决定命运,洪玉林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早年听说在苏州沦陷,日本人占领时期,各城门都有日本兵设岗把守,中国人进出都要摘帽鞠躬,有一次他路过没有行礼,被日本人扇了记耳光,他二话不说,反手抽回对方一巴掌,把对方打懵了,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什么背景,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家人每说及此,无不后怕。据明哲保身之道,家藏珍奇异宝,并非好事,常常是致祸的根源,此言诚哉。

洪玉林去世后,他夫人移居香港,我三姑妈“顶”下了其住处,当年上海住房使用权的转让称之为“顶”,这条几十米长的弄堂,也曾住过苏州姑娘林昭,八十年代还出了位歌星沈小岑。

培明拾趣

培明是所女中,也许我们小学生太活跃,“喧宾夺主”,淹没了斯文的中学女生,在印象里只剩有小学生。幼儿三年,唱歌跳舞,排排坐,吃果果。以至到一年级,一时断不了奶,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每人还发几片饼干。吃的时候,咬一点,再用舌头舔平,再咬一点,把吃饼干的快感拉伸得长长的。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全国主旋律,学生们用纸板做成一尺高的大礼帽,画上星条旗,做个大鼻子,就能演“美国佬”活报剧了。学校推荐我去电台独唱了一首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 回家母亲说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说我漏唱了一小节,心里未免既得意又遗憾,分不清哪个更多些。有时,高一级的学生集体去看电影,我们太小,没有份,心里感觉委曲不平,直盼时光流得快些,能早升一级。小到学校大到社会都会有不平等,只要不是固化的不平等,就能刺激人“天天向上”。

三年级下,班上建立少先队了,我是中队长,二条扛,学校下午举行隆重仪式。我和另一同学为了庆祝,中午乘有轨电车去南京路“第一百货”逛了一圈,赶回来仪式已过半。老师瞪我一眼,说“今天是好日子,不罚你!”这老师真好!当天回家,把崭新的红领巾摘下叠好,忍不住又戴上,出去转一圈,回来又叠好,又戴上……不知折腾了多少次。

在上一二年级时,父亲作为旧政府的高级职员,调去“革大”学习数月后就被分发到新疆去了。一年后这批人几乎都辞职回到上海,自谋生计,从此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日益拮据起来。多年来我心中未免责怪父亲熬不过艰苦,留恋大城市,及到自己大学毕业,分发到“大三线”去接受“再教育”,才开始有点理解父亲那辈人当年的处境和心情,那不只是物质环境的苦乐,更有种被歧视,被改造的无望。二年前父亲去世,整理他遗物,竟还留有我当年用方格纸,以稚嫩的笔迹写给他的家信,方知“家书抵万金”之沉重。

上四年级时,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祖母把我接到苏州去由她抚养。从此告别上了六年多的培明小学,老师为转走一位好学生深感惋惜,我也离开了“上海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的种种丰富多彩的发展机会,“下放”苏州,一心读书。临行母亲把她身上仅剩的拾元钱塞给了我,那在当年是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开销,我将它珍藏到高三,买了一支当时最好的“幸福”牌金笔,高考,上大学,相伴多年。

五十年代末,1462号和旁边的“克美医院”被拆迁,兴建静安区区政府办公大楼,北京西路上少了一份别致,多了一份平庸。如果留到今天,也许和不远的“宋氏故居”“董浩云故居”等老建筑一样,大门口也会挂上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和人相似,不同的建筑物也有不同的命运。隔邻的“觉园”文革时被改做工厂,面目全非,如今又改回“居士林”,新建了经堂,但花园已经消失幻化了。每年扫墓都去“居士林”买“锡箔”,烧出来的纸灰成“小鸡黄”,成色特别好。

阿拉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这句话最能表现上海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虽然在字面上是不动声色的。细究之,“阿拉”后面真正的上海人很少,都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等各地的移民。上一代富有的老“资本家”也不讳言,自己当年从某地乡下一张草席,一卷铺盖来上海闯荡的历史。十九到二十世纪,上海由一个渔村,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各种法律制度并存,国内国外三教九流,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冒险家,企业家,革命家,小资白领,灾区饥民,小贩工匠,流氓黑道,白俄犹太,各式人等纷纷来此寻求一份机会,创造自己的命运,不甘心让命运创造自己。凡此种种造就了与传统不同的“海派”文化。

计划经济年代,成千上万上海人被“计划”到黑龙江,新疆青海,云贵山区,“上海鸭子”满天飞,可是“阿拉上海人”情结难消,反而格外强烈,“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曾经沧海难为水”,“沧海”即上海。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封闭的文明,难免落后僵化,最终被先进文明吞噬。凡是开放杂交的文明,自能迅速发展扩大,一方面互相影响,集各家之长,一方面互相竞争,淘汰或同化落后者。

文明的发展是个减熵的过程,从无序走向有序。热力学告诉我们,一个封闭系统里,熵是自然增加的,只有在开放系统,受外部力量作用,才可能减熵。希腊神话里有个西绪弗斯,因冒犯天庭而受神的处罚,罚他“劳改”每天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去,到了山顶石头会自动滚下来,第二天再推,神以无止境的失败来折磨西绪弗斯。把石头推上山是个减熵过程,西绪弗斯做了功,石头到了“高能态”,往往也是“非稳态”,所以文明也是脆弱的,很容易顺着增熵的势头往下滚。人们会最后“聚在低洼处成一群蛆”(王小波语),一个封闭的社会就是这种结果。好在西绪弗斯不下岗,一直会推下去。

封闭社会,波涛不兴,死水一潭,平静如酱缸,开放社会,海纳百川,于不平静里产生张力,获取势能。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二百年里跃升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种环境成就了“阿拉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开明,包容,灵活,敏锐,精细,热心,见多识广,有夹缝里边求生存,“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顽强,有时又虚荣,浮华,“嘎三壶”(说三道四 GOSSIP),“混枪势”(混世界,CHANCE),过于计较,小算盘太现实。很难对上海人的性格作准确的概括,海派的特点就是多元化,出现什么都不必大惊小怪。海派其实是一锅“大杂烩”,虽然勇于创新,却缺乏理性的提炼,所以只能是一种流行。

上海人的显摆叫“掼榔头”,小学班上坐我后边的女同学常常“掼榔头”,娇滴滴的说“前天刚看丁是娥的沪剧,昨晚我又去看了徐玉兰的越剧”,我就“掼”回她一个“‘南征北战’才精彩,看了二遍,从头打到尾,杀得昏天黑地。”回想起来很可笑,再看社会上的人们,企业,乃至政府,不也常在“掼榔头”吗?是我们那时显得早熟,还是大人们始终幼稚?

二十世纪的上海以海派文化引领全国潮流之新,得时尚风气之先。有一首小调“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眼睛大来眉毛细”上海小姐成为时髦的代言。上海的小资中产,仕女小姐爱“逛马路”,有事没事上淮海路,南京路左顾右盼慢慢溜达,一边展示自己风采,一边捕捉新的流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一眼能看出别人那身招摇而过的衣服是香港“进来的”,还是本地土造的。走累了,上“凯司令”喝咖啡,“老大昌”“红房子”吃西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可惜上海作为小资中产云集的地方,这份优雅没能生成一个“公民社会”。

追求性感可能是所有有性生物的本能,植物的鲜花,鸟类的羽毛,无不如此。二三十年代上海裁缝融会贯通,演化出了最能展现东方女子曲线美的“旗袍”,那种会流淌的曲线,典雅华贵,丰采四溢,迷倒二三代人。五六十年代,尽管全国男女清一色“兰海洋”,上海还是玩出了“浅裆包腿”的“细裤脚”追求线条。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在街上拿啤酒瓶测量路人裤脚,塞不进一只酒瓶的当场剪开。到七十年代上海人“撑”出了“喇叭裤”,可以塞进三四只酒瓶。同样一件中山装,上海人能翻出“贴袋”“暗袋”“收腰”“直腰”“直领”“翻领”各式花样,排列组合硬挤出“个性化”来。布料紧张时,上海人发明了“假领子”,一种只有领和肩的衬衫,类似民工的垫肩,最早出现于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冬天在中式棉衣的立领上套上个毛线织的“领套”,美观易洗又当围巾,体现出上海式精打细算的聪明。就像唐宋后的中国建筑,大格局已限定,只能在细节上做文章,画栋雕梁,飞檐冲天,用心良苦,可终难有超越。七十年代江青曾在上海推出“样版服”,一种变形的连衣裙,上海人不买账,终究未能成气候。一滴水可以看世界,仅从时装的变迁,可看到“阿拉上海人”的机变。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上海注入了新的能量,“大上海”在格局上终于有了脱胎换骨的突破,浦东与浦西齐飞,以至今日能代表中国,在黄浦江边举办“世博会”,向世界展现一幅现代“清明上海图”,圆了中国人一百五十年的梦想。面对世界潮流“时髦”一次,这是“阿拉上海人”的骄傲。

其实,走在今日淮海路,南京路上的现代精英,出没于陆家嘴摩天大楼,“高尚小区”里的白领新贵,很多人说的已经不是上海话,而是南腔北调,老一辈的“阿拉”们成批“拆迁”到原来的“乡下”,难免有种失落之感,可谁能说这“南腔北调”不是新一代的“阿拉”呢?兼收并蓄,广纳天下精华,这才是上海。

台湾诗人郑愁予曾对三月的江南小镇说: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对一座城市而言,谁又不是匆匆的“过客”?半个世纪前,我人生的早晨和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早晨同步相遇,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黄昏,却看到日新月异的上海正在活力四射,个人的生命与城市的变迁相比只是沧海之中一滴水。可还是想说一声 “早安!上海,我们曾经彼此分享过自己的早晨。”

 2010年4月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