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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张海迪始末
作者: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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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4年10月,邓颖超与参加国庆观礼团的张海迪亲切握手。
 
 
 
 
第三章 决策圈内外

我未来的子孙们哪
但愿你们永远、永远难以体会我们的辛酸!
  ——拙作《早春交响曲》第三乐章

1
  
宣传热度的水银柱上升的势头放慢乃至停止了。不,看上去开始徐徐下降——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名报刊没有怎么发出有份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经在说:这项活动的集中宣传已到了尾声,洪峰过后将转为细水长流了。
  
张海迪静静地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床上。
  
根据当时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团中央这个9人小组,由第一书记王兆国亲自挂帅,具体负责的担子落到宣传部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丁钢的肩上。我也是团中央这个调查组的成员,足迹遍及山东济南聊城、莘县和安徽巢湖。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我们心里有数:第一个洪峰过后还有第二个洪峰,眼前的沉寂不过是暂时的。这是宣传艺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华彩乐段之前要铺垫要蓄势,要给大家的瞳仁与耳廓一个小憩的时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调查有了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之前,张海迪宣传向何处去,举棋难定。
  
对于一个先进人物的宣传,声势之大,篇幅之广,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屈一指。张海迪的事迹,青年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在宣传机器的震天轰鸣中,已经冒出了一些在团中央领导听来不能容忍的杂音、噪音。新华社记者居然上书对张海迪提出质疑,就是一例。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张海迪住在万年青宾馆时说起。新华社某位记者夤夜造访,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本人过目。张海迪提出,不要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还有一次,记者与张海迪一起进餐,海迪聊得兴起,忘乎所以,竟议论起王震同志说话不利落,还学王震的口音腔调,逗得大伙儿好一哄笑。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最后就成了记者笔下的一份书面材料。这本来也属正常,海迪是个活人,记者也是个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未见得对。但这份材料出自新华社记者之手,不能不令团中央神经紧张: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上可通九天、下可达四海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0日,张海迪乘电梯上楼时,有人忽地递给她一封匿名信,语气尖刻地指责某些事迹失实——后来我们在重新调查张海迪事迹时证实,以前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确实有出入,这封匿名信作者看来是比较掌握情况的。但是,当时张海迪既不知是谁写的,不了解他的动机目的,一时也无从核实是否确有依据。她进自己房间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魏久明。张海迪自己反复考虑后决定:在没有确凿地证明自己讲法有误之前,还是得相信自己的记忆,相信县、地、省几笔杆子一遍遍倾注心血修改出的讲稿。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致使那一两天她烦躁郁闷,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格外激动、傍晚终于支持不住的重要原因。
  
有些称颂张海迪的文章,团中央有些头头读起来也不免皱眉。例如那位以“暴露阴暗面”著称的刘宾雁,这次采访张海迪交谈了40分钟,又阅读了一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雅典式的自由怎么会训练出斯巴达式的坚忍呢?是个谜。……爱,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火热的感情转化为冰冷的意志。
  
凡是玲玲接受了,储入大脑的,都是经过她思索的,而不是什么权威灌输的。
  
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欲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特有的欢乐。

这些话里有些说不清的锋芒,发出些可疑的气味。尽管刘宾雁再三写道:“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如此的奇人!”“她又看到光明在如何战胜阴影,那正是她和无数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力以求的事。”尽管张海迪自己认为在这么多写她的报告文学、通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篇,它写出了真实的有活力的自己;但是在团中央宣传部编那本《闪光的生活道路》,辑录关于张海迪的资料时,没有选入这一篇。
  
还有另一方面。尽管不少采访过张海迪的记者都产生过这种感觉:张海迪的事迹,目前披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材料。但事实并不如愿:众多的笔杆子横着耧过来,直着篦过去,三遍五遍,十遍八遍,最典型、最动人、最翔实的事例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其它闪光的言行肯定有,但一定更为零碎更为平淡。而被吊起了胃口的读者,还趴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等着下一道菜哩!
  
一方面是对海迪有七嘴八舌,另一方面材料已基本抛出,决策者们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用一句我们社会中的八股套话来说,“要把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引向深入,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张海迪精神”。
  
上,还要上。
  
在共青团系统已经上到了顶,再上,得上到党中央,上到中南海了。

2 
  
4月上旬,团中央和山东省委的两个小组结束全部调查取证,在济南集中。要拿出若干意见和方案,先就近向山东省委汇报,再回京向团中央汇报。
  
泉城正是垂杨绿丝摇曳之时。“山东人服装潮流比北京慢一个八拍”!小组中的女性在评头品足。瞟一眼街头,又赶紧把思绪收回来。谁有心欣赏春景!蜷缩在豪华而宁静的南郊宾馆各自的房间,绞尽脑汁起草文件。有人写《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有人起草附件:《张海迪主要事迹的核实情况》……我则承担了一个显得颇为奇特的文件起草任务:《中共中央给张海迪同志的一封信》(代拟稿)。
  
两个小组商定:拟两个方案供党中央挑。一个是请党中央出面写信给张海迪——当然是公开信——表彰她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第二个是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张海迪题词。2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领袖为学习雷锋题词,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国点燃了么?这次照此办理,让历史在新的年代再版一次。不管是哪个方案,公开信也好,题词也好,都得体现最高决策者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学张海迪学什么?
  
我还没有当过这么高规格的笔杆子,怎么也无法调整感觉,进入党中央发言者的角色。思想观点且不说,那种俯瞰神州、高屋建瓴的口吻我就学不像。这注定是西绪弗斯那块永远推不上山顶的巨石。写出来,枪毙;再写出来,再枪毙;第三次写出来……直写得所有的字都在纸上扭起来、飞起来,我把笔发狠地甩到墙旮旯,筋疲力尽瘫倒在桌前。
  
第二年春天,我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新上演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不知怎么老是回忆起头一年顾不得注意街上流行什么裙子的春天。剧作家马中骏、贾鸿源这个剧本的初稿脱稿日期是1983年9月,正是张海迪宣传洪峰刚刚过去之时。他们的创作冲动是否也多多少少源于这个洪峰的冲击呢?不得而知。剧中那位女主角、劳模陶星儿,当然不是张海迪,经历、思想、性格,都不是。各自的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却毫无二敌。那位值班长——为集体好也为陶星儿好而苦心塑造这个年轻劳模、用无形的网罗有形的模子罩住她的值班长,身上有多少人的影子?我不就是生活中的“值班长”中的一个?哦,头上没街,只能算“值班员”……
  
笔还得我自己捡回来。党中央给张海迪的公开信代拟稿我却还是拟不出。最后小组负责人不得不另换强手来接过这一任务并亲自动笔修改,勉强弄出个初稿,和其它草拟的文件一起呈山东省委员领导过目,算有了个交代,回京。
  
团中央书记处又讨论,又修改。4月15日,报告初稿报到了党中央书记处。5天以后,胡启立批示:“报告和请示没有分开。对中央的要求和对下的指示混在一起写了。”“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应专题请示,五百字即可。由中央写信,规格也太高了一点,可不再提。”
  
好,指示明确,马上照办。由党中央写信“可不再提”,以前我绞尽脑汁全算无效劳动——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

3

但我又受命协助拟定题词。
  
题词。谁题?题什么?何时发表?
  
何时发表?此时已是4月下旬,赶“五四”青年节是赶不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们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不会等我们随请随题。更何况他们还要留出充裕的时间斟酌挑选,还得蓄精养神,从容凝思,再布局运笔——毕竟是要上头版,与其他领导人的墨宝摆在一起,经亿万军民瞻卯仰品评的。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建议5月12日见报。那么中央领导题词最晚的期限应该定在5月10日。
  
谁题?原则上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选,地位越高越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来都在名单上。上下商量几次,找机会探他们的口风,赵紫阳的意见是:请老一辈革命家题吧。最后确定了请八位领导人题词:86岁的叶剑英、79岁的邓小平、74岁的李先念、78岁的陈云、81岁的彭真、79岁的邓颖超、82岁的徐向前、84岁的聂荣臻。
  
谁题和何时发表,自有团中央头头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磋商去,不归我们操心,但与我们“题什么”有关。为了代揣摸题词稿少返工少受累,送审一次成功,就得揣摸题词者的心理特征、职务身份、语言习惯。虽然题词代拟稿并不会限定哪位元老选题哪一条,而是由他们自已选定,然而我们起草时对谁有可能选题哪一条,还是有所考虑的。
  
题词不好拟。要简明扼要。要通俗易懂。要高瞻远瞩。要亲切平易。要有文采。要少雕饰。要有气势。要少教训。要每条能独立,能被单抽出来引用。要合在一起能互相补充。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推而又敲,敲而复推——“的”字删去为妥。“的”字增加为宜。“奋斗”改成“进取”。“进取”改成“拼搏”。“拼搏”改成“献身”。“献身”改成“奋斗”。
  
最后拟定了11条——8位元老,我们多拟了3条备选。
  
另外一支人马重新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代拟党中央批复,成大功告成。重校正了口径,在报告与批复中都写上了一模一样的一段话:“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责、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像“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坚持”、“双百”、“二为”等有中国特色的简称一样,这段话被归纳为“一个围绕三个要”。只要中央认可了,就是上方宝剑!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签署:“同意报送中央。”时为1983年4月22日。
  
然后便是——等待。

4 
  
5月。坐落在前门东边一箭之遥的共青团中央淡黄色12层大楼,又一次成为新闻单位瞩目之处。五四青年节刚过,5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19号文件,向全国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开发表。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复和报告。
  
题词也陆续来了。
  
那天,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收到部分题词后,通报了宣传部。我们几个年轻人好奇心盛,一起涌去瞻仰真迹。不料秘书们已经把手迹锁进了机要档案保险柜:“兆国同志交待了,发表之前一律不外传。”
  
“外传?我们参加题词拟稿,还是‘外’?”
  
“对不起,反正兆国指示不能给秘书处以外的人看。”
  
“那……我们要请新闻单位发稿呀!”
  
“好办”,秘书处副处长早有考虑,“到公布的那一天,你们领摄影记者来拍手迹,文字记者嘛,我们给准备题词打印件,由你们去散发。”
  
“……”我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又不满地问,“搞这么神秘干嘛?”
  
他们倒是耐心解释:“有历史教训呀!1983年那次毛主席为学雷锋题词,本来定好了公开发表的日子,不知怎么控制不严,让一家小报抢先把照片发出来了!”
  
哦……不知真耶假耶?没想到这活剧的后台也“内外有别”。不得一睹真迹,只好悻悻而归。
  
5月1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团中央:叶帅今天题词了。八位元老的墨宝总算都齐了。很好,一切可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马上通知新闻记者明天来。
  
第二天,团中央宣传部熙熙攘攘,记者们来催要题词了。我们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帅题词尚未送到,秘书处暂时无法打印散发。
  
怎么回事?团中央赶紧打电话催问军委办公厅。他们也着急了:叶帅正在广东休养,只知道昨天他题了词,至于题词在哪儿……我们马上去电话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参谋要!
  
广东方面回话:题词不是昨天与别的东西一齐空运回京了?你们在卸下的东西中仔细找找。
  
仔细找找,没有。肯定还在广东。再打电话!
  
京广两地,热线往来,折腾了好一气,终于还是在广东那边找到了。空运过来来不及,那就电传发过来赶上记者发稿吧,原件随后再发来。
  
我们这帮工作人员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电传倒是快,一得知叶帅题词的内容,我们又傻眼:他与邓颖超写的是同一条——我们代拟稿中的第六条:“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两位老革命家不约而同选中这条最短的题词,给我们宣传上出了个大难题!读者、观众肯定大惑不解:叶帅与邓大姐的思路和用词怎么绝对雷同?莫非事先商量过?不,真商量就不会撞车了。那么,是有人导演的?导演到老一辈革命家头上了?!
  
从团中央书记到我们跑腿打杂的紧急开动脑筋,相熟的记者也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出主意: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请他们中哪一位赶紧改题?不行,来不及。实在无奈,王兆国拍板了:就这么发稿,有副作用就让他有副作用吧!
  
事隔许久,才有一个小伙子说,他当时还想起一个注意:把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分为二,叶帅与邓大姐各取一半,一位留下“时代楷模”前一句题词,一位留下“青年先锋”后一句题词,不就避免了雷同?但他当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竟没献出这锦囊妙计!
  
记者拿到赶印出来的题词打印件,赶回来发稿,我们几个人心力交瘁,一屁股坐下来审视题词——当然,是打印件。邓小平选的是我们代拟稿中二条:“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最近一年,他讲了好几次“三有一守”,这一条正是为他准备的。除了邓小平、叶剑英和邓颖超是一字未改地选用代拟稿,其他元老都作了些改动,却都未超出代拟稿的内容范围。
  
一个多月的沉寂结束了。新的宣传洪峰隆隆而至,这个典型上到了中国政治宣传的最高一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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