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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应律    

初中片忆(三)

4 搜身记

某日,下午,全校紧急集合。

数百名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七高八矮,依班次在大操场上站成一排。整队。点名。然后要学生们把自己衣兜、裤兜里的物品,点滴无遗地全掏出来,放在各自脚前的地上,等待班主任老师的检查。

这是个漫长的熬人过程。班主任老师不仅要躬下身去,翻检地上的一应零碎东西,必要时还得让学生将一个个衣兜翻出来,查看里面是否有什么残留物。

大操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检查时有斩获;而班主任老师也仍在兢兢业业地一路检查下来,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校领导们站在稍远处的高石阶上,掌握着眼前的局面。一些科任老师,则在操场四周逡巡……

我班班长突然提出要上厕所。

我班班长个子很高,比班主任老师还高。班长平时表现不错,深得老师信任,换了别人,是不会允许离开现场的。班长却被允许了。

但班长没有料到,一位科任老师跟在他的后面,也去了厕所。

少顷,这位科任老师跑回来,对着全班同学,兴奋而又神秘地说了一句:“才屙了一的的——尿!”他说的是班长。说时把左手小指拇举在脸前,那声调,那动作,那神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生动如昨。

按当会东语和普通话标准音,“尿”在这里读“虽”,即名词——小便。它和作动词的尿(溺)读音不同。“一的的”也是会东土话,意为很少的一点。

这位科任老师说,他早就看出,其中有诈,果然就在某墙角后面,目睹了我班班长将一块绿色饭牌,塞在了厕所附近某菜地里的某一棵白菜下面。

事情确实如此。那么,我班班长除自己的蓝色饭牌之外,就还多了一块绿色饭牌。也就是说,他吃着自己的一份口粮和小同学节省给他的每天二两(十六进位老秤)口粮而外,还吃着别的一份口粮……

但他的那块绿色饭牌是哪里来的呢?伪造的?这倒不难。可我当年怎么就没有想到也造一块呢?

这次突袭检查结果,学校有个不公开的统计,据说战果辉煌。比如有个同学,兜里分明揣着三毛钱,却就是不交该学期两毛班费。还有个同学,衣兜底上分明留有某一种糕点的残渣,“欠着食堂饭费却有钱吃零食”。如此等等。

我班班长出了这事,是没法在学校呆下去了,很快办了退学。

不久,国家实行精减压缩,被“大跃进浪潮”赶进校门的大同学们,被一一动员出了学校。热闹的校园一下子冷清下来,见不着那些高大、熟悉的身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5 老师们

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中国民间甚至把“天地君亲师”尊为“家神”予以供奉。初中时尽管懵懂,贪玩,甚至惹老师们生气,老师的音容笑貌,却留存于心,至今宛在,甚为感铭。

周龙年老师

上第一堂课,走进教室的老师身材魁伟,衣着整肃,铁青的脸盘上架一副无色眼镜——老师并没有“板起个脸”,此铁青缘于老师的肤色,更缘于我对他的印象,还缘于老师脸上的胡子从来刮得十分干净。

老师走进教室后一言不发,注视全班同学有顷,返身在黑板上赫然写下三个字:周龙年。字写得很大,竖排,“年”字收笔唰一声直穿黑板下缘,洒脱、流畅、有力,然后转过身来,右手一挥,说:“这是我的名字。”

初识周老师,确实很震撼。周老师教过我哥,早在入校前就听我哥说过,没有谁敢跟周老师对视,周老师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太威严,也太犀利了。四十多年后,邻居一女孩外地大学毕业,回西昌教本地大学,很担心上不好第一堂课——尤其是她身个太小,像个中学生,怕“镇不住堂子”。我对她讲了周龙年老师的故事,又说,你粉笔字写得也好,何不——?后来的情形果如我想象的那样,效果出奇地好。

这事儿说明,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着影响。这影响有可能延续一代、两代,甚至永远。

我那时捣蛋,路遇一泡稀牛屎,必投石以溅之,不溅完还不罢手。有一回我正致力此一勾当,猛抬头,面前立着个周老师,顿时魂飞魄散……
其实周老师也不轻易批评谁,相反话很少,只是看上去比较严厉,所谓不言而威。

马玉琪老师和许伽老师

当年,会东中学女老师不多,好像就只有这么两位?马玉琪老师年轻,漂亮,活泼,轻盈,教我们地理课。印象中马老师光光的额头上总是充满了阳光,没见她愁过,也没见她发过脾气。地理课很多时候有挂图配合,指着挂图讲解,老师的肢体语言生动多了,便直见马老师将两根细长的辫子往身后一甩。我知道很多同学喜欢地理课是缘于马老师的这一份生动气韵。

许伽老师就不一样了。许伽老师瘦小,枯槁,眼睛高度近视,年龄也大得多,俨然一沧桑老人,其实许伽老师当年也就三十几岁吧?最感念的,是许伽老师为我们改作业之认真;并且,非常惊奇的是,学生作业,字写得再潦草、再烂,她也能辨认。她似乎从不在我们的字迹上计较,但似乎是在我们的作业本上批字最多的人,感觉本子都被她写红了。成年后来体会老师的这一番心血,真是感慨良多。而最令我感佩莫名的地方,还这在于这里:因为穷,我们去捡印刷厂切下来的边角废料当本子用——那时鲹鱼街有家印刷厂,常把切下的废料倒在下栅子门外的垃圾堆上——那通常是尺子般一二指宽的纸条,纸质雪白,一端以胶水粘结成册,一侧切得很齐整,另一侧则宽窄不一。我们用这样的纸条做作业,交上去,许伽老师竟不嫌弃,批改如仪,认真如一,始终如一……

很多年后才知道,我们当年,其实是得到了一颗温软诗心的照耀;而许伽老师,似乎是因为某场政治运动被“发配”到会东的,不免愀然,并且觉得,连许伽老师这样温煦善良的人也不放过的政治,未免荒唐、残忍。许伽老师晚年在都江堰市与数位同好成立有一个“玉垒诗社”,诗社不时出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上见到许伽老师的名字,自感十分亲切。

梅清华老师

梅清华老师幽默、风趣,数学课教得特别好。令人惋叹的是,梅老师历经三次不幸,最后竟不得“善终”。第一次是,有一天傍晚,梅老师躺在校办公室一张马札子(一种躺椅)上休息,一个炸雷,竟把他从椅子上扯起来打翻在地。原来那马札子旁就是电话机,而当年的电话,使用的是茶杯粗的筒状甲乙电池和裸体导线,正是这劳什子把雷电引来,造成了对梅老师的伤害。所幸抢救即时,并无大碍。第二次,是梅老师下乡支农,住在农户楼上,夜间起夜,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而受重伤。第三次劫难,梅老师竟撒手西去了。这次是吃川乌草乌中毒。川乌草乌乃剧毒草药,但经过连续十六个小时异常独特又严格的煎制程序与猪肉一道炖出来后,虽然味道极苦,食之却有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的效用。梅老师这次所食,大约程序上出了问题,何其令人哀痛!不过此时我已离开会东到西昌高中,因对梅老师特别敬重,一有机会,便要问起,梅老师后面遭遇的这两次劫难,就都是听说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确切。

李载阳老师

李载阳老师曾给我们上过一堂让我终生难忘的政治课。他走进教室,将两棵白菜放在讲桌上,一棵是嫩汪汪的小白菜秧,另一棵,则因为“冲苔”而变成了毛线签一般细长的菜秆且显然已经开始枯败。李载阳老师拿这两棵植物讲辩证法,以前者比喻新生事物,并以后者比喻腐朽事物,形象又直观。李老师为讲好这堂课显然做过精心准备。这是一堂公开课,校领导在教室后排靠墙坐着呢。此后一段时间,李老师似乎很“红”,在积极争取入党,看上去是马玉琪老师的众多追求者中最具实力的一个。有天傍晚,在操场上,老师们轻松地开着玩笑。在别的老师起哄下李载阳老师突然去抱马玉琪老师的腿,此景被喜欢摄影的林刚华老师一下抓入相机,并因此而在校园里传为笑谈。然而,一夜之间,不知什么原因,李老师像是犯了什么大错,声名一落千丈,数日闭门不出,再见到他时,精神十分萎靡,双眼红肿畏葸,宛若换了个人。

老师群中这样剧烈的“惊变”常使我们惊骇不已又错愕不置,细想那年头,无非政治原因,或所谓生活作风原因。但一个人的命运,如此大起又大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坏尽然仅那一念之想?我辈尽管幼稚,也觉总归不太正常。

邓生富老师

按规定,我们其实是不能称他为“老师”的,我们喊他“邓先生”,以示跟其他老师相区别。原因是,邓老师头上戴着顶“右派”帽子。

这真是一个侮辱人的规定。不是根据学识、能力,而是根据某种荒唐的政治标准把老师划分为“正册中人”“另册中人”,这不仅对老师的精神是一种撕裂,对学生的精神,也是一种撕裂。毛主席要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邓老师就更应当夹起尾巴过日子了。但一个“夹起尾巴”的人怎样登台授课呢?至今觉得难以想象。

邓老师看上去又瘦又小,身子异常单薄,战战兢兢,终年穿一件不变的老蓝布中山装,教我们语文,课堂上下,觉得他失血的薄嘴唇随时都在颤抖。回想起来,对于出现于老师群中的这么一个被叫做“先生”的“政治异教徒”,我们除了同情和感觉异样之外,并没有什么不恭的举动,这使我在写到邓老师时,灵魂稍觉安慰。

侯校长

校长在我少年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侯校长因是女性,丈夫又是县委组织部长,这在我看来是很大的官了,因而崇高之外还多了一层神秘。

侯校长又白又胖,其福泰相常令我联想到“国母”宋庆龄。但侯校长的身体似乎并不怎么好,也比较娇气,说话绵软。侯校长不大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是怕风吹,怕晒太阳,出现时总见她皱着眉头,撑着病体。

侯校长蹙着眉头很认真的给我们讲过几堂全校性的大课,讲“三面红旗”,讲“一大二公”,讲“战胜困难”。印象中尤其是“一大二公”讲得多,天气燠热,内容枯燥,却一条一款写满了一黑板又一黑板,要我们做很多笔记。

是的,就个人说,因为父母去世早(在我几岁时父母即殁于鲹鱼街上一场短暂的伤寒疫情),一位“国母”模样的女校长,会让我在精神上感到依恋和温暖——尽管,作为一个太阳,对于我她过于眩目,也过于遥远,且在客观上未必能给我个人以多少实际的照耀。

张有光老师

张有光老师没教过我,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有光老师是我哥的班主任。我哥高我两个年级,形象点说,我这是跟在他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亦步亦趋,朝前面赶。我哥及他们班上的一切——他的老师,同学,甚至他学过的课程、课本,在我眼里都显得神秘,且都对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我哥曾给我讲,大炼钢铁时清早起来没水洗脸,大伙便站到树下去,抱着树子仰脸一摇,落得一脸的露水再双手一抹,就算把脸洗了。这事当年听着有趣,后来想起却很心酸。还有,我哥班上有个刘顺才,人称“刘老笨”,老街人。其实他一点也不笨,还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哩,使一支烙铁,下课就鼓捣他的一堆电子元件,要造台收音机。有一夜弄了个通宵,到天快亮时,耳机里终于传来了隐约的广播信号,很了不起。我哥喜欢朝我讲他们班上的事情,讲得最多的,是张有光老师。我哥讲过的一些事情,连他自己都忘记了,我还记得。譬如,张有光老师朴素至极,一年里很多时候跟学生一样,穿草鞋。张老师曾经对我哥他们说过,一个人有了棉衣再有毛衣,就是浪费。这话现在听来突兀而不可思意,但在苏联人笑我们三个人才有一条裤子穿(每人每年发1尺8寸布票,三个人的凑拢才能做一条裤子)的穷过渡年头,这话却有它的合理性。那时候无论校内校外,也无论大人孩子,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分四季,只有一身衣裳,即民间所说“叫化子开米店——只有这一升(身)”。

最直观的是,张老师眼睛近视,却拒绝戴眼镜。这很了不得。当年会东,戴眼镜的人少,凡戴有眼镜的人,我都十分佩服,哪怕他戴平光眼镜。张老师有理由戴眼镜却不戴,宁肯很吃力地眯缝起眼睛看人,这就很不简单。

什么时候都激情澎湃的张有光老师很对我口味。讲好恶,我一辈子不喜欢“温吞水”和只冒烟不冒火的所谓“老湿柴”性格。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溜到我哥的教室外面,去看张老师讲课和主持班会的风采。张老师讲话,形象,生动,犀利,雄辩,抑扬顿挫,一针见血,辅之以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而抓心、抓人。

有一次学生食堂打牙祭,也就是说要吃肉了,这可是桩大事情,学生会须派人去帮厨。谁都明白,帮厨是假,监督原本有限却人人垂涎的那点肉分配不公或暗中流失是真。我哥他们班的班长是校学生会主席,这是个已经有了家小的成熟男人,一表人才,做事稳重,深得学校各方信任。这次是由他去帮厨。谁也没有想到,一念之差,他会偷食堂的油。是使一搪瓷盅子,油装在下面,上面盖些米汤。事情败露后,嫉恶如仇、于道德上要求很高的张有光老师在班会上批评这个学生:站在妻子面前,是堂堂的丈夫了,站在孩子面前,是堂堂的父亲了,还、在、当“偷油婆”!可以想见,出了这事,这位学生脸面全无,不久就辍学了。

现在想来,共产党员在那个时代还是颇有威信的。老师中我知道的党员有两个,一个是张有光老师,另一个是饶大华老师。张老师激情似火,饶老师稳重如山,二位老师既是昔日同学,又都对己要求十分严格,处处显示出道德楷模的样子。我还听我哥说,张老师曾对他们讲过,张、饶二位老师读书时,曾有过于大雪封山的天气里打着赤脚去学校上课的经历。你看,仅仅由我哥以一句话转述的这么一件事情,也让我铭记至今。我意识里甚至无数次地出现过,漫天风雪的野地里,两个光脚打杆的黑瘦孩子相扶着艰难前行的动人画面……

想不到的是,初中三年,跟张老师唯一一次接触,竟是向他借钱。我因患腮腺炎,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寸耳癀”,腮脖处烧乎乎地肿得很厉害,再不收拾,就灌脓需要开刀了。然而无钱就医。我去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借钱。班主任老师说,班上哪里有钱?很多人的班费都还没交哩。我想对他解释,我不是向班上借,是向您借,却又实在说不出口,并且看出来老师他不是真的听错,便不再说什么。我转而去找我哥。我哥便带我去找他的班主任张有光老师。记得那是晚饭后,张老师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抬头车身,听明白是找他借钱,哗一声拉开抽屉,找出张叁元面额的纸币,就递给了我们。

“快去医院!”张老师说。

叁元面额的纸币当年才有,后来取消了。

因是一生中第一次使用青霉素,一针下去,效果立显,到走出医院大门时,肿胀的腮脖处竟觉得蔫了许多,烧灼感亦明显淡下去了。

欠张老师的三元钱,是拖到放暑假,我们两弟兄上山去找柴卖了,才还上的。

没想到数年后,在西昌高中后面的古城墙上,我跟张有光老师有过一次十分意外的会面。

高考在即,这天清晨,我在城墙上复习功课。抬头间,有光老师踏着草上露水走来了。我至今想不明白,会在这里遇见他,并且这样早。他好像只是打这里经过并且头晚就住在一墙之隔的民干校里。我迎上前去,唤了声“张老师”。有光老师站下,微侧了头看我有顷,然后问我毕业后作何打算。

后来明白,张老师这样问其实是有所指的。这就是刘代茂我俩因为“友谊社”事件(此事件后面即将讲到),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跨入大学校门了。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却又不愿放弃努力,至少不愿因学业不行而被关在大学校门外。也就是说,对毕业即辍学,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我说,能升学就去读,不能升学,就下乡去当农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此时此地对张老师说这话,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因“友谊社”事件而经受的种种歧视和打击,让我对校园生活一度产生了厌倦,我向往田野上自由的风,此其一。其二,半年前,我曾热血沸腾地参与迎接成都市首批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能升学即循此路去的念头,那会儿就有了的。听我这样说,有光老师似乎舒出来一口气,且以他一惯的剀切口气说:对!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再次见到张有光老师,是在某一年全西昌专区的团代会上。这个时候,我已到安宁河边当了七八年农民,又到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当工人也已经两三年了。那次团代会规模颇大,由各县代表团组成,我属地级单位代表团。有光老师任会东代表团团长兼领队。整个会期,会东代表团似乎特别耀眼,特别精神。在这里,我再一次地领略了张有光老师的风采,真是太具魅力了……会后,我请张老师到西昌南街49号我岳父家的老屋小酌。

隔一小几,面对面坐着,我说起有光老师脚上曾经的草鞋,说起有光老师“著名”的毛衣棉袄论,内心的崇仰之情难以言表。却未料,有光老师大手一挥,让我别再说了,他对以往的一切,似乎大有悔意而持明显的否定态度。这让我非常吃惊,且有某种长期矗立于心里的偶像轰然倒塌的错愕与不适……

其后才知道,有光老师后来去了县委,且以他走到哪里也是一团火的性格,“文革”中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头——老师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再后来之倾力建庙,一心向佛,或许皆与此有关吧。

是的,张有光老师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可能引起我心灵的某种震动,尽管我们咫尺天涯,从没有过联系。

我想说的是,老师就是老师。老师对后学的影响,往往异乎寻常。这种影响,老师本身未必察觉和认可,客观上却是一个广泛而又现实的存在。就这个意义上说,老师的素质(品格和心智)怎样,对一个国家、民族,实在是关系重大。日本人通过各种政策将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群里来的做法,何其高明!这是从根子上、从骨子里铸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未来。可惜我们至今没能明白这一点而热衷于什么“形象工程”,上上下下苦心孤意忙的,是“展示”什么,这既令我百思不解,又令我深深忧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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