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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应律    

初中片忆(二)

3 贫穷、饥饿和无所不在的政治

穷,饿,还有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标签。这三样东西,严重左右、影响着社会、学校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先说穷。

那是一种普遍的和深度的穷。学生多穿草鞋,极少有学生穿过袜子。草鞋靠自己上山去扯蓑衣草来打。我们班的王兴钰等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打草鞋的工具,得空就干这营生,且看上去手艺娴熟,可见在家里即训练有素。自己穿而外,有时也拿上街去卖。还有连草鞋也没得穿的,就打赤脚。上面曾强调对学生进行“四红锻炼”,哪“四红”,至今不甚了了,反正那时各种口号层出不穷,一天一个样。只记得大冬天的,天不亮学生就得到公路上去跑步。可怜那路面刚铺上碎石,一个打赤脚的高个子同学跑不快,硬被两个比他更高的同学架着跑,一场“锻炼”下来,那同学的脚上已满是血……

很多学生就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并且补疤摞补疤。天冷了无以御寒,一些学生甚至将床上的毡子揭来披在身上。做法是,将长方形的毡子的两条长边往中间对齐了折拢来,然后将中部往起一抬对折,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套在身上了,颈部卡在中间的折缝里,肩头是标准的方形,另一半,则任其背在身后,既不巴身,还随着走路一跷一打的,看上去颇为滑稽。

穷既是普遍的,便有一个只适合那个时代的说法,叫做“笑脏不笑烂”。这是说,身上衣服脏了,得洗。没有换的,便选个风和日丽的休息日,跑到横滩河边上,把身上的衣服剐下来,洗。多没肥皂,是用皂角或草灰,或甚么都不用,就按在石头上一阵揉,和踩,太脏处就抓把砂砂搓。总之把脏水水挤掉、漂清,就成。洗好了就铺在石包上晒。石包是烫的,两面烘烤,但见袅袅白汽升腾,即便胳肢窝和补疤厚的地方尚湿着,也可焕然一个人样穿回学校了。

顺便提及,横滩河现在叫参鱼河了。但我记得鲹鱼街背后那条河才叫这名字(并且是“鲹”而非“参”),故我给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写的歌词中写的是“横滩河畔,鲁南山下”。上世纪五十年代,鲹鱼街的下栅子门头上悬一古老匾额,上书“鳝鱼街”三个字,估计是以街的细长如鳝鱼而得名。又估计因街背后的小河里盛产鲹鱼而在人们的口语中称它为“鲹(音苍)鱼街”。公社化后,鲹鱼街日渐凋敝、萎顿,连下栅子门头上的那块匾牌,也不知去了哪里。由于卫生极差,苍蝇成群,故有人称它为“苍蝇街”。而随着新建县城崛起,现在,人们则愈来愈习惯称它为“老街”了。

我补裢衣服有一手,自己穿的而外,有时还给我哥补。前提是要有大小、颜色、质地都比较合适的块状补疤布。这样的补疤布难寻,只好凑合。我就曾用巴掌大一块土白布补在我的蓝色——当然已经败色得很厉害了——火汗褟的右前襟上,并且这衣服从会东中学一直穿进西昌高中。而所谓“火汗褟”,经细节上的若干改造,已演变成眼下“有文化品味”的国人所追捧的“国服”唐装了。

学校曾组织太极拳表演赛,在县文化馆后面的球场上,要求统一穿白衬衣。我哥好歹借到一件,却烟熏过般一点也不白,且大而不合身,让我在场边上干着急。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打太极拳总会想到这事。

星期天,我就尾在我哥身后,上山找柴。柴是剔湿的松毛桠枝,挑下山来卖给鲹鱼街上的酿造厂,四毛钱一百斤。我记得我最重的一挑柴有六十二斤,卖了二毛四分钱。

有一回,在上栅子门外的龙井磨好刀,开始爬山,山很陡,我走前面,我哥紧跟在我身后,上一石坎时我握柴刀的右手往后一甩,刀竟砍在我哥额心上。幸而刀尖没有磨快,我哥好像本能地朝后躲了一下,只在他额心上砍出道白色的棱痕……

发生这事,我哥该训我几句的,却没有。我哥对我一向放任,从小到大,我哥重话都没说过我一句;甚至希望你怎样、你应当怎样、你该注意点什么之类的话也没见他说过。这事儿当年不觉怎样,花甲之后来看,不免要欷歔感叹。

我和我哥有段时间没住校,从学校下晚自习后,回到鲹鱼街,已经夜里十点过,我还跟着我哥和李福祥(李是街坊,又是我哥同班同学),沐着皎皎月色,出上栅子门去找过柴。挑回柴来,已是半夜过了,眯一会儿眼睛,鸡叫起床,将柴挑到县城卖了,再奔学校赶早自习。县食品公司我有个干爹在那当炊事员,极不好烧的罗汉松棒棒(所谓“搓搓柴”,相互搓一下才冒点火星),他也收。

星期天不上山找柴便下河钓鱼,反正没什么学习压力,也没别的事情可做。钓鱼是钓红尾巴钢鳅。这种鱼一指来粗,两指来长,尾巴是红的。钓法是,拔一棵沙地蒿枝,将若干鱼虫拴在根须上,杵到没膝深的水里用手稳住,感觉钢鳅来咬鱼虫了,迅速提出水面用筲箕接住,钢鳅嘴巴一松,即落在筲箕里。钓回来,我哥我俩捡小的吃,以补充体内蛋白质,大的则留着,晒干成一包,请家在大桥的同学捎给我姐。我姐大我两岁小我哥一岁,在大桥缝纫铺当学徒。后来知道,我姐并没收到那鱼,问那位同学,伊一阵搪塞,终没说清楚那鱼去了哪里。

当年,政府也发助学金。但由于普遍的穷,助学金有限,落到头上,便成了“毛毛雨”,我每月可得一块五毛的伙食费补助。家庭勉强有一点收入来源的,还轮不到哩。入西昌高中,写助学金申请,我“麻起胆子”填了个四块五毛,结果给我评为七块。当时每月伙食费,月大七块四毛四,月小七块二毛,也就是说,每月需要补交的,是那点零头,直到我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论原因,西昌高中是省重点高中,助学金标准可能高一点,西昌学生的家庭条件,恐怕也要好一些,很多不用吃助学金。

说来惭愧,离开会东中学时,我还欠着学校一笔伙食费。尽管,欠费者众,我还是不能一走了之。我哥去见总务主任刘绍训老师,依习惯仍称他刘校长。他是我们读鱼山小学时的校长,后来调到会东中学搞总务。刘校长对我们兄弟俩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考取了,就去读,伙食费,等它欠着。

学校这般开恩,我却心里惴惴。令我稍觉宽心的是,我一生爱包谷,爱包谷的一身,爱它的颗粒、它的苗苗、它的杆杆、它的须须、它的棒棒,爱它的生长过程——这一年,我正好在校园内的厕所旁边种有一块包谷,这包谷长势良好且已成熟,我很多时候都在打它的主意,可谓垂涎三尺,但因严格的纪律管着无从下手,这倒好,它可以完好无损地留给母校了。

从刘校长处出来,我哥去了姜州,找亲戚为我筹措路费。能不能借到钱,也没把握。记得那天上午,我和几个赴昌同学,背了各自的行李卷,在学校前面孤零零的长途汽车站前等车。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由会理跑会东,我们就等这班车来,并且我哥就在这班车上。车拢,我哥下车替我买好票后,让我把剩下的一点钱揣好,好像也没嘱咐什么,我们就上路了……

再说饿。

那真是饿啊!所谓“整日里睁着双饥饿的眼睛”,或“空着半截肠子上课”。

举个例子。学生食堂曾经失盗,一夜之间有十四碗饭不翼而飞。就都判断,是集体作案而非一人所为。结果呢,出人所料,作案者就一个瘦高个学生,我们班的。他一人将十四碗饭一次偷出来吃了,将碗扔进了学校后面的水库里。十四碗饭就是十四个学生一顿的口粮,你可以不相信他能一次吃完,但能将它藏匿在哪里又分批次去吃?实在不好想象。

那碗系浅浅的土巴碗,炊事员将这些碗摆放在两个人方能抬起的方形木制蒸格里,右手执一固定小盅子撮米,撮一盅,以左手所执竹片刮一下,依次倒入碗内,动作极快。米是花红颜色的老糙米。很快一格笼屉撮好米,然后使一大瓢,逐一掺水。因为那米实在太脏,又没淘过,水一掺进去,泛着泡沫的米灰和谷糠便漂起来一层。饥饿年头,掌握着他人吃饭命脉的炊事员一般都脾气不好少有耐心。那一小盅米很多时候并没舀满,也装模作样刮一下,学生看着却不敢开腔。掺水也极马虎,掺得多,蒸出的那碗饭就稀点看上去也多点。若遇汽汗水滴这一只碗里,则滴汽汗水的这一块玉兰花一般白惨惨地鼓胀起来,吃进嘴里如吃汽汗水全没了饭味——但即便有汽汗水加入,那饭也只有半碗。加上很多碗于蒸屉里并没摆正,歪着侧着,存不住多少水,蒸出的饭更只是歪在碗沿的小半碗,所以那同学可以将十四碗饭摞起来一次偷出。

当年学校日吃二餐,每人每餐可吃老秤(十六进位)六两米。严重缺油的情况下,这点米如何吃得饱!何况,又都正在长身体。又尤其是学生年龄、个头差异很大,大块头的更吃不饱。学校乃出一策:小的每顿省出一两,加给大的。这样,学生吃饭标准便分成了七两、六两、五两三个等级,且做成拇指大的小木牌,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七两的为蓝色,六两的为黄色,五两的为红色,根据年龄、个头大小,每人发给一块固定颜色的牌子,开饭时分别到食堂不同窗口,去换取不同份量的一碗饭吃。吃完饭,洗完碗,再到各自的窗口去,以碗换回牌子,作为下一餐的凭据。我这样的“幺尾巴”,自然吃最少定量,五两,红牌子。姑不论这样的土政策有什么“法理根据”,是否侵犯了我这类小同学的个人权利,但那个时候,小同学们都能服从,也没见谁提出异议,而到了今天,我尤能体会到学校当局为带领学生共渡难关,所付出的那一片苦心。

所不幸者,是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我竟找不到自己的那块红牌,怎么找也找不到。向老师反映也没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网开一面,岂不乱套。只好干饿一顿。问题是,饿过一顿,二顿咋办?幸好,那宝贝牌子在自己左侧衣襟的兜里找到了——它原来就夹在一本小画册里!虽说想到一个疏忽让自己干饿一顿实在冤枉,但当见到它的那一瞬间,我真还是喜极而泣了……

米饭之外,也曾吃过洋芋和四季豆,师生出动去堵格背来的。由食堂煮熟,一人分得一碗半碗。譬如洋芋,个数多,份量少,盖因为那洋芋实在小个,甚至仅手指头大,本地人称“纽子洋芋”,也就是只有纽扣大。也许是地瘦、种劣,长不大;但也许是正待长就等不及而提前挖来吃了。

蒸碗碗饭之外,学生食堂还尝试过蒸盆盆饭。八个人一盆,自愿组合,一旦组合,即固定下来不再变动。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那盆饭——其实是浅浅的小半盆。怎样分,可是个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八个人,分两组,这四个对那四个;四个人中再分为两组,这两个对那两个;两个人再分,成了一对一。具体分饭则按三步走:第一步,这四个操刀(多为自备竹片)将饭逢中一分为二后,由另四个选取一半,剩下一半归这四个。第二步,这四个中的两人操刀将半块饭一分为二后,由另二人先行选取。第三步,再由一人操刀将四分之一块平分为二,由另一个选取。操刀与选饭,轮流对调,互不吃亏。不能不承认这办法非常科学,即便饭分不匀,但因为程序正义、公平,且机会均等,谁也没话说,记忆中没发生过一起分饭纠纷,原因也正在这里。

饥饿的人喜欢幻想食物,所谓“精神会餐”,或者叫“打精神牙祭”。这并不是谁有多馋,而是生物体的本能反应,是肚皮在一遍遍提醒中枢神经、同时也提醒你:它还饿着哩。光“精神”不行,也还会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别紧张,可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花心思去制作用餐工具。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会餐”。盆盆饭分饭用的竹刀,就是各桌学生自己做的,型制各异且制作精美。连筷子也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的将它削尖,以便更精细地划拉碗中有限的饭粒;有的在筷身上雕刻花纹;有的在两支筷头上拴一段连线,以便回寝室就将它挂在墙上。还有仿西餐用具有模有样做成叉子的。

更有甚者,有人搜集若干牙膏皮,土法熔化后铸造调羹,也就是汤匙的。也不知是哪个开的头,总之是一时里纷纷效尤,学校后面某一处废弃不用的破房子里,一度成了人头攒动铸造调羹、叉子的手工作坊。

……实在饿不过,很多同学便上山去弄些火草绒绒来做火草馍馍吃。火草是一种灰白色的低矮植物,只能长到几寸高。火草绒绒柔和、绵韧,山民们以火镰撞击火石溅出火星引燃火绒取火,其“火绒”便是这东西。

为改善师生生活,学校想尽了种种办法。大种蔬菜而外,学校办过养猪场,养过由上面一度推行的小球藻,还曾到横滩河里筑鱼坝猎鱼。所谓农、牧、渔业都有涉足,效果虽不理想,也算是尽到自己的努力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吃一点、吃饱一点,学校还仿照外地“经验”加工过“火炒米”。也就是将大米煮过又炒,炒过又蒸,使其反复膨胀,变得十分蓬松,“一碗变三碗”,看上去“堆头”大了,吃着却已没了饭味,也不经饱。而更主要的是,反复加工使米的营养大量丧失,食之反而加大了患水肿病的机率。这一“一碗变三碗”而名噪一时的“大跃进经验”,很快便弃之一边了。

这个时候,农村已开始大量死人,到西昌开会回来的老师说,连西昌某中学的体育老师,都已患上水肿病。体育老师的口粮标准高于其他。这是个令人心悸的讯号。学校乃组织全校师生到金家湾子接受“蒸汽治疗”,以防治水肿病。“蒸汽治疗”也算那一时代的一大发明,类似今天的桑拿浴,当然设备异常简陋:一小间密闭如蒸笼的小屋子,下面架着木条,再下面烧口大锅,锅里开水滚沸,人逐一放进去,蒸。

脚下滚水嘶吼,小屋四围密闭,那情景颇为吓人,因为虚弱,人人都很紧张,进去一会就得赶紧出来,晚了怕出人命……

令人宽慰的是,在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困难年头,尽管整个会东中学无论学生、老师,人人一脸菜色,个个目光无神,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酿成太大悲剧,算是熬过来了。

最后说政治。

那年头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无论老师学生,稍有不慎即成“反面教材”,就辩论,就斗争。说辩论又不让人申辩,政治帽子一扣,你还不屈服啊?再比方说饿,再饿也不准说饿,不能说吃不饱。说了,便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政治实在是太强大了,“政治之手”豪强而粗暴,扭曲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更扭曲了人性。尖锐的哨音不时在校园里响起,跟着便有“全体教师学习喽!”的喊声往复回荡。学习是政治学习非业务学习。学生则被随时集中起来,听政治报告。而报告的内容,无非是讲阶级斗争,讲“又红又专”,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如何英明正确,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一磅牛奶,两个面包”的美好前景。报告会后再分班级反复学习、领会和讨论。要求的就是要每个人都能紧跟形势,不要落伍,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关于“又红又专”,当年一个著名的说法,似乎引用的是周总理的一次谈话,说一个飞行员,技术再好,倘立场有问题,会把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只有政治立场正确、过硬,才能保证不会发生此类事情。所以,政治立场比学习成绩比业务能力重要,政治立场决定一切。云云。
这说法在学生中影响极大,似乎很具说服力。于是力避成绩冒尖,力争政治正确。

不过即便这样,也还不行。为了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上面要求在学生中抓典型,即开展所谓“拔白旗运动”。

这“白旗”别的班级怎样“拔”,已了无印象,我们班,却一下子瞅上了面色苍白体质单薄成绩最好却不善发言,且一有空便钻进校阅览室的学生刘代茂。其“拔”法,就是组织全班有时是全年级学生反复开会,反复批判和讨论,指出其有可能将“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的潜在危险性。刘代茂终于经不住这种“修理”,而一度“疯”了——他表情木然,不看任何人,也不吭一句腔,对所有来自各方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一概充耳不闻。批判会上他站起来就走,一任数名老师、同学跟在后面,且直端端去了校阅览室,摊开印有列宁图片的画报,反复端详,拒绝释手……如此等等。后来一起考入西昌高中,我跟他离得近了,有一次我问他那次的“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置可否。其实,一个人要装疯装得像还真不容易。刘代茂那次,虽不算像,但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是万不得已的逃避之策。幸好,这场政治旋风没有刮得太久,便偃旗息鼓了。

那时候的人确实单纯,提倡“大公无私”,便觉得自私可耻,不能原谅。班上有个同学,因为有人说他自私,便气得脸白嘴白,认为遭了奇耻大辱,很多天后提起犹出气不匀。

政治无孔不入,谁都怕犯政治错误,人人谨小慎微。举个例子:陈文明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整社文件《十二条》时,那种战战兢兢、脸上冒着油汗、生怕念错一个字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之后,整社运动就开始了。我们被赶到鱼山小学去上课,学校让出来开全县五级干部会(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次整社之狠,不少干部被昼夜吊打,其惨叫声离老远的公路上都能听到……是啊,饿死了那样多的人(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透露,“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巨,见《南方周末》03年7月10日),得让人出气,还得要有替罪羊嘛。

还有林刚华老师,到西昌一趟后回校,说起西昌某中学,将学校菜地分给学生个人包干种植,收获的蔬菜交到食堂,并由食堂按所交数量发给菜票,认为这做法颇能调动学生的种菜积极性。希望参考这一做法作些改进。不料此说一出,即遭批判,认为是鼓吹单干,开倒车。林老师一度弄去天天挑一担粪桶种菜,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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