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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应律    

初中片忆(一)

前言

会东中学的出现,是会东这片广袤的、开化较晚的土地上的一件大事。

是这所学校,从最根本处,改善并提升了家乡的文化生态。

我哥和我,是会东中学的早期校友。我哥蔡应福,是会东中学建校时的首届学生,1956年入学,初五九.高六二级。我是会东中学第三届学生,1958年入学,初六一级。

我们是会东中学成立之初最早的受益者,同在一个学校受教育,一起接受现代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是这所学校,让我们有了不同于先辈的人生。

可惜那时懵懂,不记事,很多很珍贵的、应当记下来的东西,没记住,记住了的,倒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好在,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皆活在细节之中;“还原历史”,也只能靠一个个鲜活的细节……

1 简易房 大通铺

当年即有人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是“被大跃进的浪潮赶进校门的”。这话有一半真。

1958年,全国大跃进,教育也要大跃进。大跃进的指标,就是多招收学生。有关方面乃翻山越岭,全县范围内去搜寻那些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的历届学生,并悉数动员出来,与我辈应届小学毕业生一道收入初中。因此我们这个年级,同学间年龄、身高差异极大,上体育课和出操,我这样的“小不点”便总是排在队尾。

由于一时人丁兴旺,又都住校,我们全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睡大通铺。

睡大通铺的好处是热闹,晚自习一下,各方人马齐聚一处,吵吵嚷嚷,气氛热烈。可以想象,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庭,与同龄人过吃住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又一夜之间升格为“中学生”了,兴奋情绪,需要宣泄嘛。自然,互相干扰,不免矛盾时出,甚至吵嘴打架。回过头看,吵嘴打架也不完全是坏事:学着过集体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训练”;发生在同学间的大多数矛盾和磨擦,都由当事者自己消弥、解决了,只有少数情况需要老师出面处理。

有两桩事情印象深刻。

其一是,我自制了一把“二胡”——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东西实在简陋,首先是那个琴筒,以一个铁皮罐头瓶子充任,没有蟒皮,卡子就抵在瓶底的铁皮上,可以想见,奏出的乐音是何等尖锐刺耳。但这捞什子刚一做成,实在兴奋不过,杀鸡杀鸭停不下来,又正是午休时间,乃有一高年级同学冲过来朝我跺脚,扬言要将我这宝贝踩扁。我虽多有不甘,却也就此打住,这位同学也没真地下手,扔下两句狠话,然后悻悻离去。这事儿给我的教育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不给他人带来不便为底线。

另一桩事情发生在熄灯铃响起时节。班上有个同学叫刘代茂(关于他后面还要专门提及),取其谐音,我们都叫他“牛戴帽”,与此相“配套”后面还跟上一句“马穿鞋”。这样的恶作剧刘同学大抵都能忍让。他系“外来人”,父亲是安岳县乡村木匠,1956年由政府征召到会东来参与县城建设,全家随之迁来,小学四年级时插到鱼山小学我们班上,两年后一起升入初中。外来身份加上拙于言表——还加上成绩拔尖,都容易成为我这类捣蛋鬼拿他寻开心的理由。然而这天晚上的玩笑实在是开得太过分了,忍无可忍之下,已经落枕的刘同学猛然拗起身来,抓起床头一个搪瓷盅子,连同满满一盅饭菜及其瓷盅盖子,隔着几个铺位就朝一个同学掷去!那盅子不偏不倚砸在该同学的额头上,血立即就出来了,那伤口上甚至还沾了些搪瓷碎屑,可见出手之狠。发生如许“流血事件”当然要惊动老师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 刘代茂虽仍难免“牛戴帽”之嫌,“马穿鞋”却也没人再提了。

2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叫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它用大字写在学校多处及各个教室的墙上,异常醒目,深入人心。这样的方针明显有违教育规律,因其非科学性和含有太多的功利目标而贻害无穷,其对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及其各教育要素(教学、教材、学校、师生等等)的扭曲和危害,既是全面的和颠覆性的,又是细微的和影响深远的。学校被随时要求“配合中心工作”,并被随时要求动员全校力量,去完成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教学秩序被随时打断,教学计划难以实施。课本发在手里,到期末了,差不多还是新的。

我们一进校门便被弄去长新乡“扫盲”。背着背包走路去。一去十天半月。扫什么盲呢?连我们自己还只是多少能认俩字的半文盲呢,到了乡下却被人称作“小教师”,白天下田劳动,夜里教人认字。又听说那地方土匪厉害,水田里蚂蟥又多……好歹“完成任务”回来,实际效果怎样却只有天知道。

之后还到更远的戛吉区去支农。这次时间更长,做到原定时间该返校了,一个通知下来,还要延长,国庆、中秋都在那里度过,熬到回校,个个毛长嘴尖,脱了人形……

支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左”倾冒进严重摧毁了农村劳动力,秋种秋收,便只好组织学生去突击。学校附近的一些田块甚至干脆由学校包干,负责种植和收割,成果交给公社。

记得上面一度迷信深耕能够增产,乃采取类似于挖壕沟的办法,挖地三尺进行深翻,背工费力又要赶季节、抢进度,只好挑灯夜战,煤汽灯下,如蚁如蝼的“人海战术”,场面很是壮观……我的印象却只是累,人站着就睡着了。这般蛮干的结果,是破坏了地力,最终导致减产。

学校一度实行“一一五制”,即一个星期七天中,一天休息、一天劳动、五天上课。那一天劳动,很多时候是上山找柴。学校烧柴靠师生上山去找。有时却是到热水塘去挑石灰,或者,到堵格、野租去背洋芋和干四季豆,还有就是积肥。

积肥之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山上铲下草皮,再将草皮累积成堆,覆以泥土,任其沤烂发酵,以为肥用。实在是因为需要提高粮食产量,这种明显破坏植被的做法却在当年全国推广。我们这一代,甚至干过采摘山上树叶用脚逐一踩压到谷秧根部以增加地力之类的事情。积肥的另一法,就是在野外去到处捡粪。主要就是牛粪。公社的牛早出晚归吆上山去放养,牛们边吃边屙,那粪留在山上也能肥土的,却需捡回来,让它变出粮食。

有一天班上安排捡粪,我约了同班的一个同学回鲹鱼街去玩,自觉心里有数,一点也不着急。直到玩够了,才背着背篮到下栅子门外的小云盘山顶上去捡粪。印象中这地方时有牛群放牧,想来牛粪很多,却不料反复搜索,也没捡到多少。这牛粪捡回学校是要过秤的。结果,诚惶诚恐回到学校,狠吃一顿批评不说,还得向全班同学做检讨。

但其实每周劳动岂止一天,随时都有很多即时性和突击性的劳动发生,哨子一响,就得离开教室。毕竟学校处于创业初期,而更直接和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已被折腾得万般凋敝,物资极度匮乏,国、民都太穷了,很多劳动乃系生产自救之必须。

那个时候,每个班级都有分片负责的蔬菜地,用以生产蔬菜;还有工具房,用以存放锄头、钉耙、粪桶一应农具;有劳动委员,由其思虑并带动全班人的劳动,以便不误农时。譬如烈日炎炎的5月,海椒秧移栽了,天亮就得去浇水,为避免秧子被晒死,还去后山上摘树枝树叶来逐窝地遮蔽。而天黑前还得浇一次水,且须将遮蔽物移开,好让它“扯露水”。做这些事情很耗时,“影响学习”,似乎少有人考虑。

当年有个口号叫“大种南瓜山”,也就是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广种南瓜以裹腹。南瓜之外,校园里的所有空地都辟来种了蔬菜,种得最多的,则是包包白(即莲花白)和牛皮菜。包包白这东西产量高,当年也没有这么多的病虫害。现在吃包包白只吃心心里头白色的部分,那时是连最外面的灰黑叶子一起吃,没油少盐地煮做一锅而成了黄绿色,吃着既涩口还满嘴猪食味。

还有就是托土基。托土基需要将泥土兑上水、掺进铡成寸许长的干谷草后以脚将它们拌匀、踩绒,然后,用模具铸成一个一个矩形立方块,再晾干,以砌墙用。有时刚上完早操,大冬天的,地上铺着白头霜,泥塘里尚结着冰,人就得站进去和那泥水。这事儿至今想来,犹心里发紧。由于学校建设,土基需求量大,学生可于假期里托些土基以为补充,学校付给报酬。记得某年暑假,我参加一个托土基小组几乎干满一个假期,所得报酬一块五毛钱。系那种半义务性质的勤工俭学。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当年那样低水平的劳动,竟也出了一件“科研成果”。这成果好像就出在我哥他们班上:是在两株毗邻而植的南瓜和金瓜上动手脚,具体做法是:将两根粗细相当而长势旺盛的南瓜藤和金瓜藤的某个部位各削去一半,然后将削口对齐合拢,包扎固定,即成。因削口有分泌物,很容易就能愈合、长好。这其实是对两种瓜行嫁接术。其结果是,瓜结得大,结得多,长得快,一天一个样,效果非常明显,结出的瓜成了青绿色而在瓜蒂附近带金丝状,既好看,也好吃。

人生在世,发明创造几多难!我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比起“亩产万斤”之类画饼充饥的神话来,实在多了,很奇怪竟没有人总结、推广,留来做种的瓜籽,放在工具房里竟也被老鼠吃了个颗粒不剩。能无憾乎!

当年那种违背科学的教育方针之外,教育思路上,则是照搬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这有现实原因:1949年,政权易手,各方各面的建设人才奇缺,国家亟须一大批各种各类的高级人才,因而着力于从小学到大学这一路径的人才培养,对中专、师范、职校、技校方面的教育则比较忽略。举例来说,大约初二的时候,曾在我们这个年级中挑选了一批成绩、品行各方面的差生去西昌读中师和财校。这样做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降低了未来师资及财经工作者的质量,另一方面,则助长了我辈的“精英意识”——初中毕业填志愿,我竟牛气冲天地填写道:“考得起就读高中,考不起就回家当农民”,对是否愿意读师范、中专之类,一律不予考虑。其实我哪来“家”,在鲹鱼街上我家不是农业户而是工商户,父母过世,我们上学,家就只剩了几间空房,“回家当农民”,谁要你啊。

很多年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只可惜说是这样说了,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检讨,至今弊端重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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