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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一、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科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是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的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然对苏联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期间北京清理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国庆前夕遣返外地人员,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经常西装革履的,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二、民族主义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八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震惊,再就是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
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
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
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
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
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
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
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
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
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
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
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
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
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
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
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
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
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
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
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
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
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
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
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
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
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
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
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
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
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
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
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
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
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
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哈巴狗,那条斑点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耻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因为,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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