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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十一、拜金邪教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盛起了一股拜金邪教。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赚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赚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多数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我听了这几个人的谈话,诧异地扭过头去,那几个女人还在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身上揣着这八百块钱喜滋滋地去学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车到了汉阳古琴台,上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西服。武汉的九月份天气还相当炎热,我开头还挺奇怪,这几个人干吗这么热还穿西服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挤到了一个站着的农村人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用西服做掩护的小偷。几个扒手一边有说有笑,一边用镊子把人家衣服兜里的钱掏出来。我本来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万一这几个小偷报复我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没敢吱声,只是用手紧紧护着自己兜里的八百块钱。车子到了阅马场,那几个扒手神气活现地下车了,我赶紧跟那个农村人讲了他被偷的事情,他这才如梦初醒。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从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爱幼,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以前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妻子、小舅子两口四个人到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位子。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武圣路本来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但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到,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以后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了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了个位子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我见状觉得肯定是个什么大人物来了。那位中年妇女见了我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并把我介绍给围成一堆的几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象他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

等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年妇女进了剧院,发现里面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就站在过道里,还有很多人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我看你人不错,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这张门票。我虽然不明白这讲座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但也只好连声表示感谢。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发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安利公司中国市场15%~20%培训总结大会”。一个长得像白领丽人的报幕小姐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顿时起立欢呼。

我没有随同这些人起来欢呼,干吗要起立欢呼?要讲话鼓鼓掌就够了,干吗要装神弄鬼的?疯狂炽热的人群,随着报幕小姐的鼓动有节奏地喊着我不明白的口号,如醉如痴;我则坐在那里茫然四顾,看着周围那些表情虔诚、嘴里发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们,仿佛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门广场。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激动万分地喊着口号,一边还问我:你怎么不起来喊啊?老师马上要出来了。这时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走上主席台,报幕小姐介绍说她是台湾人,“钻石”级的大师王什么氏。刚刚坐下的人们又站起来,也没有人起头,就整齐划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爱你”的口号。都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我看不是这样。

王太长着一副最常见的中年家庭主妇那种公鸭嗓,讲话内容是她怎么靠销售安利产品当上富翁的发家史。每讲几句,场内的听众就起立欢呼一次,响起震耳欲聋、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令我万分惊讶是,这些人居然在没有人起头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众口一词,连口号的次序都不乱。王太介绍完自己的发家史,又开始介绍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怕熟人骂你是骗子,你骗他是因为要帮他!他以后会感激你的”,“要用一颗诚心做事业,要经的起骂,这样你才能迅速发财致富”,“安利产品是本世纪发财的最后手段”等等。虽说是做产品的,但我在现场没有一句关于产品性能的介绍,惟有如何发展下线,下线如何发展下下线……这就是传销,产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击鼓传花一样发展下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一些人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安利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安利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安利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太谷这个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农村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比较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融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辛苦,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后来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做辣椒酱的小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辣椒酱厂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比武汉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亲对此挺烦的。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就跟她谈心,发现她的“心事”就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顿时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还是想挽救她,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长的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我母亲一听,顿时觉得脊背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事情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当时住在我们家同一个单元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那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带着孩子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的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受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外国人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老张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他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山西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就连某个在全国赫赫有大酒厂,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然后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好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我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我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也比上一年强得多:总计卖了将近四万块钱的货,其中在柳巷北口卖了三万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是另外新找的一个代销的卖的。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张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但实际上是个奸猾小人。张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帐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张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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