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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发展。恰好,我的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好心人帮忙。当时我堂兄在单位里有个好朋友是个技术员,姓高;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的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文处长领着我们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不断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说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沉稳和干练。此时见到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员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更不喜欢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品格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大二下半学期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帐,而且在背后对他这种趋炎附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结果被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全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全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事情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煽风点火,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小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辅导员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辅导员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不过,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因为锋芒太露,引起了行长的不快;后一个男生则因为那时银行正好要搞“亲属回避”,不走运地撞到了枪口上。

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经验教训。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之后被分到了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一所学校里任教。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因为心肠太坏,几个子女谁都不去看望她,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甚至连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为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她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了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了个集体宿舍。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当时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和我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三块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学校里对我挺好的,但我这个人不喜欢巴结领导,谁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离,因此上大学期间我一次没去看过系主任。但如今我毕业了,就觉得也该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见到我很是吃惊,又很高兴。这是因为,原来在学校里屁股后面围着系主任转的那几个“好学生”,此时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领导,立刻就把系主任给忘了。其实,社会上充斥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势利眼,大学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说那些她觉得该来看她的学生一个没来,而她从来没想到会来的倒来了,可见世态炎凉。我说,在学校那会儿,我也觉得您对我挺好,但您是领导,我不好巴结;现在不同了,我参加了工作,自己挣了钱,当然第一个就要来看老师。系主任一听,直夸我有良心。此后几年,我与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五一、中秋三个节日,我都要抽出时间带上礼品去看望她。其实人家并不稀罕我带去的那价值几十块的水果和糕点,人家看重的是,这个已经不再被她所管的学生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情谊。

就这样在A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G银行组织了一次分行系统的“金融知识电视竞赛”。由于我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就作为我们支行的三个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我们几个脱产复习了半个多月,结果参赛时得了个冠军,因此受到行长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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