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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既和气,又勤快。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燥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以后往太原送货的活都给你们干吧。任忠生两口子一听,都很高兴。母亲这人也厚道,当时凌晨来拉货,任忠生两口子来不及吃饭,母亲就给他们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烩面,吃得又饱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亲的饭做的好吃,任忠生两口子吃了母亲做的饭都挺高兴。任忠生也喜欢过年时在自家大门上挂灯笼,母亲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对花灯送给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地收下了,但也从不多要。每年过年,两口子都带着孩子给我父母拜年。母亲看见他们孩子挺喜欢的,给压岁钱,任忠生一看,后来就不带孩子来了。

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寒假了,卖花灯人手不够。母亲经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里就剩父亲一个人看门。任忠生两口子见了,就对母亲说,以后就不必回来装货了,需要上货时,我们每天晚上出车回来就把灯笼装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来就成。当时,我们家和任忠生两口子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信任关系,母亲一点也不担心他会偷东西,就同意了。那时任忠生和我们家里都已经装了电话,需要上货时母亲就打个电话给他,两口子就在晚上开着车过来装货。当时父亲已经年纪大了,手脚不是很利索,每次装灯笼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两口子干的,也不要加一分钱。花灯怕碰、怕挤,装货时任忠生两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坏了一个灯,任忠生训了她一顿,当场掏出钱来要赔。母亲哪里会要,坚决地挡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节,母亲跟太原钟楼街的一个姓段的商场经理合作,由人家代销她的花灯。那一年花灯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卖不出去就要我母亲降价。母亲一看也没别的办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价加每个灯十块钱的工钱给他,他再翻一倍的价钱卖出去。第二年花灯行情又好了起来,灯价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还多,母亲看着花灯如流水一般哗啦哗啦走,心里挺高兴。谁知姓段的这人特别黑,结帐时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价后的价钱算,一个灯笼的全部利润他一人就要白白赚走十分之九,最后还要把零头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货比哪一年都多,最后只挣了七千块钱的工钱,平均下来一个人一个月连三百块钱都不到。一向坚强的母亲从姓段的那里出来,顿时觉得悲愤难忍,忍不住哭了起来。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亲一起来拉剩下去的灯笼回去,见状也气愤不已,劝了母亲半天。货拉回去以后,任忠生说啥也不要车钱,跟母亲说:“张姨,你一年到头这么辛苦,挣这么一点血汗钱,我要是还要你的车费,我还算是个人吗?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还要做人呢!”一席话,说得母亲又流起眼泪来。

后来有一次,任忠生在跑运输时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抢走了他的钱,而且还打断了他的两条肋骨。出了这事以后,母亲去医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对母亲说,自己不想干运输这个行当了。他老婆说,不干这个行当,咱们怎么过日子呀?任忠生当时挺生气的,就说了句气话:“我都被人家打成这样了,还要我跑车,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在这个车上的!”话虽这么说,等伤愈出院,任忠生还是又跑起了运输。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到了过春节时,父母回到山西处理以前年度没有卖完的花灯存货。那天母亲给任忠生家里打了很多次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当时就有些不祥的预感。于是母亲骑自行车到汽车站找任忠生的车,也没有找到。一问其他跑客运的司机,司机说:你还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长时间了。原来,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任忠生为了躲避一个突然从路边窜出的孩子,与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当场就死了。

母亲听到这个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样伤心地大哭了一场,父亲也为此难过了好些日子。直到这么多年以后,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总是红红的,都说任忠生是个好孩子,死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父母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写进去,为这个仁义忠厚的好孩子树个碑,立个传。

十四、列车奇遇

上大学的几年,我每学期放假都要坐火车回家。由于我是铁路子弟,所以都是父亲单位开出铁路免票,乘火车不花钱,非常方便。因为路途比较远,火车上人又比较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头两年我总是在坐火车时穿着父亲的铁路制服,带着大盖帽,一般人总以为我是铁路上的人,也就相对安全一些。

刚上大学那两年,武汉到太原没有直达列车,只是每年春运期间有一趟广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临时旅客列车。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这趟临时客车回家。那时,民工潮已经初露倪端,列车上坐满了从广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别说坐的地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上了火车以后,一见是这个景象,想着这么远的路,要是总这么挤着也挺恐怖的,就赶紧想办法找地方坐。于是,我挤到列车员休息室门前,装作问他事情,实际上是想跟列车员套套近乎,在列车员休息室坐一会儿。那个列车员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长得有点像陈佩斯。他一看门外站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开始跟我攀谈起来。谈着谈着,竟然发现我们是太谷老乡,他家是火车站的,于是顿时亲热起来,我也就坐进了列车员休息室,算是一路坐着到了太原。

不过,这个列车员虽然属于工人阶级,但对那些沿途上火车的农民兄弟却一点也没有“工农联盟”的情感。当火车走到汉口车站时,又有一大批民工扛着大包小包往火车上挤。当时我站在车门往外看,天哪,这个时候才感觉中国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车门涌;车门口几个扛着大包的挤作一团,都想先上车,各不相让。这个时候开车铃响了,列车员要关门,而车门口那些还没上车的人抓住车门不肯下去。列车员高声厉喝着,一边抬起穿钉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脚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边用力关上车门。等车门关上以后,我往车门上刚才列车员脚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红的血迹。看到这个景象,我的心中不知为什么涌起一阵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这次临时客车返校。从太原开车时车厢里空荡荡的,一到河南安阳,呼啦啦地上来一大帮人,立刻全都满了。随着列车在河南境内南行,人越来越多。每一个车站,等待上车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里拿着皮带,抽打着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为粗野、不讲礼貌,扛着大包小包在车厢里横冲直撞,碰了别人、踩了别人也不说一句“对不起”。后来,很多民工没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脚就神在下面坐着的旅客的头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酸味、脚气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起来的臭气。等到了武昌车站,由于人太多,列车员连车门都不开。我只得翻窗户下车,结果下车时耳朵被车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车上人多,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边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矮胖的农村小妞没有座位,就要我们挤一挤,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边上坐了一角。当时我坐在靠窗户位置上,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个了。我正在座位上看书,那个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后对我说:“我有些晕车,你能不能跟我换个位子?”我一听是晕车嘛,那就方便别人好了,于是就跟她换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个人,我坐在最外边就只能坐上半个屁股。结果那个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后,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还直打鼾呢。过了一会醒过来,又往地上吐了几口痰,开始吃起零食来。这时我身边一位阿姨看不过去了,悄悄对我说:“这女的根本就不象是晕车的样子,晕车的人都恨不得把胆汁都吐出来,怎么还吃得下去东西?”我以前没见过晕车的人,就说:“可是我见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说:“晕车的人都是大口吐,她这是在吐痰,肯定是装的。”我一想,妈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这个人给耍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就跟那小妞说要换过来。谁知那个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训起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说了我晕车吗?”我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也懒得跟她废话,眼一瞪说:“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开你就给我让开!”我一凶,她就软了,很不情愿地让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汉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达旅客列车开通,我回家也终于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车路过河南境内时,突然有几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抓了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人,打了他几下,然后“列车员”占到座位上,义正词严地说:“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抓获了一个私自贩卖香烟的违法犯罪分子,查获了一批高档香烟红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定当场以每条三十元的价格把这批香烟处理给旅客,欢迎大家购买。”话音未落,就有一个人高喊:“我买五条!”我一看这个阵势,断定这帮人肯定是骗子,《铁道法》中哪有这种规定?玩这种骗术的人,都是和列车员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车员的亲朋好友,就是要给列车员回扣。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铁路。当时的二八六次列车,有很多列车员、乘警从事卧铺铺位倒卖工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铁路免票逐渐管严了,我就用学生证买半票回家。而且那时也不再喜欢挤硬座了,总是想弄个卧铺睡一觉。按照铁路规定,学生半票是硬座,想坐卧铺只有上车以后再去补卧铺票。然而由于乘务员倒卖卧铺,到列车长办公席通过正规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车员或者乘警,这样钱就直接流进他们的腰包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就找到一个乘警,跟他说我想弄个卧铺。那个乘警姓李,约莫四十岁年纪,就让我在餐车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领我进了卧铺车厢,跟那个列车员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没有给我票。那个卧铺车厢还有很多空铺,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了一会儿,李乘警就叫我到车厢接口处一下。我知道这是来要钱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规”给了他三十块钱。李乘警接过三张十元的钞票,数了数,冲我一笑,说:“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失业大潮席卷中国。一些铁路工人的家属,或者是下岗的铁路工人为了谋生,就批发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车上卖。而列车上本身也设有售货车,这样双方经常因为抢生意而产生矛盾。到了后来,那些下岗工人和家属就不被允许上火车卖东西了。但是,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就冒着风险装成旅客,把货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车厢里没有乘务员,就赶紧偷着卖一点。列车员和乘警抓到这样的人,有的是打一顿,有的是连货带钱洗劫一空,还有的是抓住这些人干诸如扫厕所、扫垃圾之类的脏活。除了来自车乘人员的威胁,这些卖货的之间还互相划分地盘,谁要是越界就要招徕殴打。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多次在列车上遇见这类情况。看到同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之间人们也这样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难过。

一九九二年我父亲到商丘办理完退休手续,就坐火车从商丘经由郑州回山西。那时火车上人特别多,人挤人。好在父亲那时身体还健康,商丘到郑州也不算远,就一路站到郑州。到开封车站,车厢里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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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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