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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十、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互相推委,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再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尽量多装,因此每天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我坐在车上,虽然非常困,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八点半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一个半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我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着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给他们买烟、塞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执法,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好在母亲这个人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那帮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这个地方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今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点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最后一结帐,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人都很高兴。

十一、罢餐事件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张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张见面。小张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张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张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张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张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张一看,顿时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于是自己都帮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算是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

正因为如此下工夫,我们家的花灯在色泽、款式、质量上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很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地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一厘米”。这样,一般人远远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二元”,而看不清后面的“一厘米”。四、五块钱一米的劣质项链,被卖成两元一厘米,可见心有多么黑。

这招数骗不了城里人,就骗那些过年到太原采购年货的农村人。马葵雇了两个太原本地女人当售货员,成天站在门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农村人从门口经过时一听项链才两块,就伸着头问,是多长的项链两块一条啊。马葵一听就知道鱼儿上钩了,故意装糊涂说想要多长要多长。农村人爱贪小便宜,一听想要多长要多长,贪心顿时上来,一个劲要求把项链弄长点。有一个农村女人,竟然跟马葵要了条一米五长的项链。马葵心里直乐,还故意问她,这项链这么长咋戴呀,一剪下来可是不能退货的。村姑哪里知道这是个套子,就说肯定不退货。等马葵把项链剪下来,一算账要三百块,那村姑顿时傻了眼,不要了。马葵就凶相毕露,指着招牌上的字说: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两块钱一厘米,现在剪下来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脱不了身,就扭头想跑。那两个售货员早就防着呢,一把抓住,三个城市女人就这么欺负一个乡下女人。最后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块钱来,哭着拿着这条只值六七块钱的廉价项链走了。

当然,农村也有狠人,特别是一家子一家子来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马葵的套子,一看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马葵就吓唬人家跟人家吵,还威胁说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谁知那家子也挺厉害,那几个大男人说,好,我还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让公安给评评理,看谁在坑人?色厉内荏的马葵一听,也软了下来,嘴上还装硬:“他妈的,算老娘倒霉,碰到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这项链我不卖了!”那家人一听她“不卖了”,也还要去买年货,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远,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狗日的王八蛋,没钱进什么城么。”说完,自己动手把剪下来的项链接了回去,继续吆喝:“意大利包金项链便宜卖,两块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买走项链的人,在马葵嘴里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个衣着和长相都很漂亮的年轻妇女买了马葵一条项链,马葵报价是一百一十块,那美女二话没说就掏出一百一十块给了马葵。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生动教材。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当时太原市场上比较高档的香烟就是红塔山,硬盒的十三块一包,软盒的十块,孙大鹏就总是抽硬盒红塔山。有一天他来店里晃,看见我和我母亲坐在那里抽烟,恰巧他自己没烟了,就把我们的烟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钱一包的“君子”牌。顿时用眼睛斜睨着我们母子,惊讶地说,当老板的也抽这种烟?我母亲笑道:我们是小买卖,抽不起好烟。说完让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块钱来对我说:去,到理发店旁边那家店里帮我买盒红塔山,要硬盒的。

也许是“鼎盛商店”这个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卖灯的两年里,我们家卖花灯也卖得不错,每年都卖了四万多块钱。一九九四年开学比较早,元宵节那天我直接从太原回学校,母亲给我买了一只温州电烤鸡,母子俩坐在旅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了一九九六年春节,由于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没法回去帮着母亲卖花灯了。父母二人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摊子,就再没有租鼎盛商店,转而由别人代销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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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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