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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八、辍学的半年

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五到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谁知道那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据点,我们这一问,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注】东阳是太谷县到榆次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行政隶属榆次市)时,我母亲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拿着装香烟的袋子跳窗逃跑了。当时火车上的乘客都还很不错,我跳窗子时好几个人站起来围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缉私警的视线。

我虽然脱险,但母亲还在缉私警手上。我六神无主地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一听,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货物也还在手上。原来,母亲跟那个缉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讲了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负担重,孩子还要读书的情况,竟然感动了那个年轻的缉私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那缉私警称我母亲“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出了这件事以后,虽然有缉私警愿意帮忙,但母亲再也不愿意去干违法买卖,贩香烟了。那二十条良友香烟,以原价卖给了家属院其他贩烟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亲的影响,那时我非常渴望拥有一架手风琴。在上高中时,父母答应我考上大学以后给我买。但后来我辍学了,父母就同意让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去买。当时我母亲在太谷县电业局有个熟人,姓张,主管电业局的基建项目。母亲就让他帮忙在给电业局盖房子的农村建筑队里找了个活干。张伯伯当时还不明就里,就说那里干活又累,钱也不多,还是到局里当个临时工,钱多又轻松。可母亲的目的,是通过磨练让我坚强和警醒,故坚持让我到农建队当小工。

农建队里面干活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因为我细皮嫩肉而安排我轻活干,而是故意把他们的一些苦活、累活给我。这是被户口歧视着的农民工们,对“城里人”的报复。那时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继续干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在装石灰时手上被石灰灼了一个大泡,疼得呲牙咧嘴。回家后母亲给我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又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母亲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场。我自己手上的包给我造成的疼痛,远远比不上母亲心灵的疼痛。

以前我们家曾经承包过的那个北方旅社,后来被别人承包以后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办事处没办法,就把房子租给了县工商联的老张开贸易公司。老张是个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开张后用县里老干部集资的股本买了很多水泥防冻剂,结果一笔生意也没做成。眼见着夏天来了,这些防冻剂堆在院子里变质,老张心里着急起来,就出六十块钱将这二十来吨水泥防冻剂搬到后院的库房里去。当时一起干活的民工里有一个叫文柱的年轻人,长得挺敦实,对我比较好,父亲就让我叫着文柱一起干这活,挣的钱二一添作五。当时我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钱才五块,文柱的工钱才十块,因此一听半天能挣三十块钱我们俩都很高兴。文柱是个实在人,抢着干活,我估计那二十吨、四百袋水泥防冻剂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干完活分钱时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亲过意不去,就把文柱请到家里来做了几个好菜吃了一顿饭。这次劳动中,我因为以前从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用力过猛,把右侧腰肌扭伤了,后来发作过好多次。

那些民工们都没有念过几天书,看我戴一副眼镜就常拿我开心,总是“嘿!大学生!”地叫我。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干活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吃婆姨”(【注】太谷县方言,意为娶个老婆)。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开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个城里女人从身旁经过,就贪婪地盯半天,然后再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讲出来给大家听。看到我总是一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总是问:“大学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有一个人叹息着说:“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个民工用石灰糊墙时,那个民工手一甩,粘在铲子上的一块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里,顿时一阵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烧烂了。回到家,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打小工了,我要读书。此后,我母亲就不再让我到建筑工地打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财富。由于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没有学习任务,因此在辛苦劳作之余,我经常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带到工地上读。就在那期间,我第一次有时间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复活》、《苦难的历程》等大部头的俄苏文学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人,是伴随着“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十八岁的,而我则是听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迈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苏联情结,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不仅如此。通过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我更加认识到无知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空虚,认识到受教育的可贵。我打工所在的建筑工地离太谷中学不远,每天上午十点,学校里课间操的广播就清晰地传到我耳中,刺激着我的神经,激发了我对学校生活的怀念,激发了对读书的渴望。从那以后,我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无论走到哪里,都如饥似渴地读书。

九、知耻近乎勇

尽管被命运捉弄,被艰苦的劳作磨砺,但我依旧痴心不改,深深爱着我的初恋女孩。然而,那个女孩子看不起没有出息的人,在一九九○年新年时,我托一位同学给她送明信片,被原样退回了,连信封都没拆。遭到这个打击,尽管我很心痛,但还是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种考验。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尽管心中无比挂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没有去找过她一次。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扰她。

见到我已经愿意读书,我的母亲就帮我联系学校。母亲找到太谷中学的领导,人家不但死活不肯收我这个顽劣的学生,还让我母亲挨了一顿抢白。后来母亲无奈,就找到了县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位姓陈的老师,给人家送礼送钱,人家才答应帮忙。当时我姐姐在太谷县二中读书,在学校里老实巴交的姐姐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很好,所以陈老师向人家提出我转到二中就读时,二中的老师同意接收了。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半年没见面了,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告诉她我这半年的变化、成长和决心。当时也凑巧,我去她家里时,她正好站在门口。我兴高采烈地连忙叫她,发现她脸上露出一种不屑和惊异的表情。她没有让我进门,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她考得很好。当我向她表达这半年的思念时,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您这个人的感情那么古怪……您让我感到恐惧……请您走吧,不要再纠缠不休……”我顿时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噩梦。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然而令我自己也奇怪的是,遭到这样的打击和羞辱,我却没有感到难过。我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眼泪。半小时后,我起了床,写下两行字贴在墙上:“距高考还有359天”和“知耻近乎勇”。那个女孩对我的羞辱,竟然意外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力量。因为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永远这样软弱、被人瞧不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能够一鼓作气用这种力量冲破一切牢笼,飞向自由。

十、新的一页

几天以后,我就到了太谷二中读书,被分到了文科班——五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锡宁,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人,很严厉。一开始邢老师对我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一个被太谷中学这个全省重点中学踢出来,到太谷二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劣迹斑斑,就是成绩特别差。因此,我来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曾经被石灰灼过眼睛,那时我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已经鼓起勇气的我此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异常刻苦。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我母亲心疼我,给我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我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要厉害多了。

由于每天用功读书,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所以那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直到八月九日才通过同学们的闲谈才知道。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大惊小怪的,仿佛在二十世纪才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消息一样。当时被班上的同学传为笑柄,说我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我刚到五十六班时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后的,暑假里进行的摸底考试成绩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当时邢老师让每一个学生订目标计划,我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我那样订计划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劣势之后做出的。当时我们班上第一名学生是学日语的,外语成绩自然没有可比性;但是他的其他功课好也有很大主观色彩:语文好是因为作文分数高,政治好是因为论述题分数高。而其他几门,历史、地理、数学,都比我强不了多少。因此我一去就把第一名当参照物,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嘲笑,觉得我这个人是在说大话,直到高考时他们才相信了我当年的分析。

到了那年期中考试,我的名次进了前十名。邢老师是个很惜才的人,见到我几个月长进这么大,顿时刮目相看,就把我从最后一排调整到了第二排。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老师真是敬业。邢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脊柱严重弯曲,背上有一个大锅似的罗锅,每天早晨六点多就骑个自行车到学校,晚上十点多才回家。那时他见我下课也不活动一下,就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功也是要用的,但下课还是活动一下的好。”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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