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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五、秋后算帐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某某书记在当时的表现,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反感。那次大会上,他声色俱厉,仿佛底下的学生人人有罪。本来太谷中学没有发生群体性的示威事件,但这人偏偏要小题大做,自称太谷中学是“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后来,某某书记又打算培养我们对“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在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毛主席,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又搞歌咏比赛。全校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想:“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亲从太谷线材厂调到太谷灯具厂工作。太谷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灯笼。太谷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里拿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母亲到灯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以后,觉得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实在是不够家里用,于是开始搞清理废铁丝的副业,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赚了三万元钱。当时母亲就想,三万元够了,将来孩子们成家时给儿子一万,给女儿一万,他们自己留一万养老。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母亲单位也不景气,经常发不出工资。母亲也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任农业局长,也算是地方上有点面子的领导干部,因此我母亲就请他帮忙解决姐姐户口问题。当然,迁户口、转户口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叔叔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必须先到河南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再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再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有时简直不能听。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很团结。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然而,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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