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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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