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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四、舔犊深情

我出生时候,母亲奶水不好,就琢磨着买点鸡蛋给我补充营养。那时鸡蛋比肉还贵,一斤要八毛九,还必须凭票才能买,轻易是买不来的,也买不起。恰好当时太谷县闹鸡瘟,我的母亲就上街看看有没有可以下蛋的鸡子便宜处理,正好看到有个农民在杀割病鸡(【注】“杀割”是太谷方言,意思是便宜处理),就花了五毛钱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买回家以后,母亲把大蒜和土霉素和着嚼碎喂给病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七个才歇上一天。

由于鸡蛋实在太珍贵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特别是我母亲,对母鸡下的这个蛋盯得尤其的紧。当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家里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玉梅,也很穷。有一天,玉梅她妈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家鸡窝前转悠。见我母亲抱着我站在窗户前看着鸡窝,于是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悠过来,又看见我母亲在盯着她,于是又走了。正在此时,我睡醒以后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我睡着以后,赶紧又盯着鸡窝,却看见玉梅她妈从鸡窝前离去,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母亲慌忙跑出来,人赃俱获。

但是玉梅她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的孩子们偷了个鸡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两个怀着舔犊深情的女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各不相让。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玉梅她妈,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玉梅她妈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哭着向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我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把玉梅她妈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200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要得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只好落得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了。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1975~1978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坦赞铁路。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个时代国内修建各类建筑时也要讲阶级路线,讲“无产阶级审美观”,只准修那种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许修带有“资产阶级美学”倾向的华丽建筑。因此当时铁Z局在国内盖的那些火车站不管大小,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千篇一律。那些学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内不敢搞创新,一个个憋坏了。到了坦桑尼亚以后,人家不搞“无产阶级审美观”,于是这些设计师们如同鱼儿游进大海,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铁Z局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那么多火车站,一个车站一个样子,没有一个风格是雷同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独裁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非洲还糟糕,而且还要凭票。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回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奇怪,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下了命令:不许捎白面回国,违者没收白面,并给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人会真信了。

六、偷听敌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稍微宽松了一点,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机,用来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的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听完之后还要赶紧把收音机调到别的频段,以防万一被人发觉。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与世界孤立开来,但还是百密一疏,给老百姓留下了这个了解世界的小小缝隙。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显然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内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一类的“新闻”。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就是“拉美的一位农民”。莫斯科电台对此嘲讽道:“这种没有姓名、没有地址,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之类的新闻,让人们连最起码的核实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啊,莫斯科,在我父亲的心里,你就是真理存在的地方。

七、强弩之末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毛泽东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靠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段报纸,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 “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毛泽东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咸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还给他找媳妇,但是……这也是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于是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侯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的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八、“七五.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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