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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一、太谷县城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Z局,搬到了山西省。财大气粗的铁Z局局机关也迁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新建路口和邬城路一带,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太原市里算是最高建筑。当时的太原市交通地图上,还把铁Z局局机关办公大楼作为风景名胜介绍。铁Z局大楼内部设施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先进的,连会议室的墙壁上都装着防窃听设备。当山西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头头们密谋革命大计时,往往不在省革委会大楼里,而总是神秘兮兮地跑到铁Z局机关大楼里那间带着防窃听设备的会议室。

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则搬到了太原市南边一百公里的太谷县。父亲在三处机械厂开吊车,我们家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文革期间,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不过,后来太谷中学的几个高中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只冲锋枪,打了起来,死了两个人,凶手也被判了死缓。

铁Z局三处刚到太谷时,处机关就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南河街一处大地主的房子里。这个地主的家实在是太大了,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三处处机关几百号人连住带办公都放进去,居然也绰绰有余。那家的一处院子里还有古时防盗用的蒙天网,铁丝编的,把院子严严实实地罩起来。后来,还在那家院子里发现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缸,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一个女人和胎儿的尸骨,大家估计是这家的小姐犯了家规,被秘密活埋了。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永远都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东大街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太谷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五月九日是预产期,我母亲在五月八号晚上就不敢睡觉,困守到晚上十二点。见还没有动静,就让我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说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侯鸡蛋缺,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可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吃不下去,直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少时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东大街,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三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却发现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父亲一看,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出诊。等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接生经验,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医生上班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医生见状,忙得连麻药都顾不得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一个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人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时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的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我的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的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于是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挣一分钱。这样重的活,这样低廉的工钱,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除非万般无奈或者急需用钱,一般人是不会干这样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多久身体就会累垮。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经常下雪,雪融化后又结冰,把散装的玉米芯冻得如同冰砣一般。母亲在山下装袋子时,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里抠,把玉米芯抠出来装进麻袋里过磅。就是这种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因此为了抓住机会多挣点钱,我的母亲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个五十斤的装满玉米芯的麻袋,合计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个袋子,另外两个袋子则由别人帮忙放上去。当时干活的苦力中有一对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时期受尽迫害也不改信仰。为了谋生,母子俩也在太谷糠醛厂干活,母亲在山下装袋子,儿子往山上扛。那母子俩心地善良,看见我母亲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帮助母亲把另外两个袋子放在肩膀上。

由于把粮食都节约下来给了我和姐姐,我的母亲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个麻袋,加起来却有一百五十斤,几乎超过她体重的一倍。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麻袋,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一倍的麻袋,头都被压得要挨着地面,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就这样,羸弱的母亲为了我们家,遇到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拼命最少要背二、三百个麻袋上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大约重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块或者三块钱。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时,买了十几块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砖上七楼,人家两个搬运工张嘴就要一百二十块,一边搬,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挣的少。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三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一跺脚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三十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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