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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时候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了。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的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叫改珍,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多。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如果打得太早,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那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母亲看到这些椹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经常乘人不备往兜里揣一点面粉之类的粮食往家里带。大姨家的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外婆把我母亲送到郑州大姨那里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亲就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一九六二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三、“吹口琴”

一九五九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我父亲劳改所在的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是还是饥饿难忍。农场有一个用甜菜、甘蔗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于是总是琢磨着偷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的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全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做不知道。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所在的豫东,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人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卑劣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那么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

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

到了一九六四、六五年,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背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骗他一顿饭算了,但看常叔如此急迫,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里的麦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去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寒暄几句之后,常叔就急切地要求人家当晚跟他回家住,那“女人”也不推辞,跟着走了。他们俩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十个大人小孩,边走边笑。等到了家里,常叔要亲人家时,那个小伙子实在憋不住了,哈哈笑出声来亮明了身份,常叔这才醒悟过来。从此,常叔再没动过找媳妇的念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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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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