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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十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共产党、毛泽东,畅所欲言。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共产党都号召了,我的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父亲当时年轻,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于是,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当时他才二十二岁,新婚仅仅四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适,于是整他的人又罗织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六年,押送农场改造。

宣判大会在开封市委礼堂举行。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人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专政”。很多“右派”、“坏分子”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的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却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斗会上最积极的,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仇恨劲头,仿佛这些右派、坏分子就是她们杀父仇人一样。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空气太浓,谁也不敢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整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一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不出冤假错案才算怪事。

当时大姑所在的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说一句意见,只是说共产党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嘴特严实,就说共产党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好。领导见状,也就只得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后来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食堂办得很差,菜洗得也不干净,菜汤上居然浮着一层蚜虫。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吃呀。”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民主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十二、“洋劳改”

父亲最早服刑的农场位于河南省杞县,以前是关押刑事劳改犯的。别小看这些刑事劳改犯,当时都有统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还发一副风镜、一副护耳、一条围巾、一顶棉帽。看文艺演出时,这些戴风镜、扎围巾的劳改犯都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的口号入场,比起附近农村衣衫褴褛的农民来,这些劳改犯真算养尊处优了。所以,当地农民有句俗话:“要想拽,当劳改”(【注】“拽”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气)。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个劳改营就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其他刑事劳改犯都转移了。我父亲进劳改营的头一年还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这些“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些穿皮鞋、戴眼镜手表、穿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的“劳改犯”,都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

苦难是检验夫妻之间真正情感的试金石。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然而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通知书。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

刚到农场的日子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后来看管得松了,自由一些以后,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一开始,他们这些“洋劳改”还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洋劳改”还心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因此栽了跟头,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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