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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积极。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一些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也自然没啥牢骚,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二十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年代,这些捷报往往是在军人们在食堂就餐时宣布的。当时父亲部队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够用,多数军人就围成一圈蹲着吃饭。经常会有一位政工人员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的产量已经突破×××大关!”这时军人们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热烈鼓掌。有一次是传达一个“我国人口已经突破六亿大关”的“好消息”,仍旧是热烈鼓掌。当时的人们,除了马寅初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预见到这巨大的人口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压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民生活贫困、环境破坏加剧、资源消耗过快、失业现象等严重问题凸显出来时才如梦初醒,可惜为时已晚。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直到今天,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开封市各界在体育场里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时年十八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后,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在汉口时,有一次他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接连不断。父亲喜欢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很好。可能当时东德生活太艰苦了,那四个人后来竟然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全国各地城市、厂矿、甚至农村去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以前曾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可惜后来搬了好几次家,那张照片找不到了。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他还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在部队文工团期间,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惩罚那些异端?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景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因此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农民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何况还管不好?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政权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查处,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逐渐扩展到职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亲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军官,这个人曾经被俘过。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为止。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偷偷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很快父亲的行为被检举揭发了,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脑子比较简单,因此倒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清楚,国民党时期由于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虽说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那就是弥天大罪,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就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里,绝望的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父亲经历过抗战、内战、镇反,也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此时,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紧接着,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苏联发生的对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原样刊登。于是中国的“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而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 “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实际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那么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幸运的是,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一九五七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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